跨国灰姑娘
1跨国灰姑娘张老师的观点是被压迫的这些人其实也是有意做一种选择的,选择世界村的生活方式,这书没有像一般劳工研究的书一样只注重于批判剥削(知识分子指手画脚的批判?),还挖出来点这些人自己的想法,他们一方面还是很喜欢都市生活营造的?读书会变成茶话会后,就没下文了.
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能认定一个有买假包行为的人在追随大都市时是完全自愿的.至于提到精神层面的需求,什么到发达国家,大都市可以开阔眼界的,偶尔可以散步,和有趣的人聊天,有个惬意的下午茶?想问一句:什么导致这些需求,需要通过做牛做马的工作换得的,在另一群人而言又是唾手可得的?
事实上没有人不向往过一种更自由的生活,做六休一的人和做一休六的人具备同样的能力去感知生活的美好.我不能接受各类底层研究的一点就是有点像发现新大陆那样说:瞧,他们其实也是热爱生活的...........书面版达人秀?
所以学术书,是自动把人群划为他者研究的.如果要搞社会运动的话,不是谁唤醒谁的问题,是抹掉界限的问题
小发现是有个强度母职的说法,害怕生孩子和强度母职带来的过多责任感有关吧。
发现alu去年年底就已经回应过跨国灰姑娘了。
我今天才初步看完。
滞后了半年之多，虽然很早就买了。
alu的大致观点是回应张老师的。这让我想起在讨论翻译的时候，张老师指着一段话，忘记是哪里了，大致是对现代化的向往，跨国迁徙给了她们一定的自由和自主性，从母国的受宰制处境中解脱出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与潘毅的《工厂女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梦魇是劳工的折磨，又如，消费，是歧视的压迫。潘毅提出消费并不能制造打工妹的主体，这一点，和持消费的自由主义观点的人，相反。
《跨国灰姑娘》的作者是以后台的视角讨论另一种身份的可能性，向往现代化的追求，创造自己的社群，以及节日的快乐。当然，是把公共空间变为私人空间，在城市的边缘，即城市的后台营造自己的形象：化妆，打扮，购物，唱卡拉0k，野餐等等。虽然遭来台湾市民的侧目和抗议，中产阶级风情的场所被菲佣污染。但是她们自在其中，享受着难得的假日和情感的倾诉和交流。
这和潘毅所描述的打工妹的消费体验——压迫感、异化、歧视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也是欣赏该书的自由主义包含的个体的选择和身份通过跨国重新界定的拥有现代化权利的实践可能。
不过，我想，如果这样抽离式地去比较《工厂女工》和《跨国灰姑娘》不可能脱离意识形态的内容，有可能造成对《跨国灰姑娘》的误读。
正是因为有着alu和张老师讨论的背景，
今天我读完该书的时候，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作者的结论写得比较有针对性，介入政策的批评和改善。学术常常忌讳介入政策，政策化，有可能让学术问题本身的价值丧失。
不过该书的政策建议却是有特色的地方。外劳政策有很多问题，如果不正视这些问题，会使日常生活的交往政治难以改变现状。
首先，照顾（caring）是公共职责。家政服务的外劳政策加剧了照顾的私有化。
这让我想起了大跃进时期，将村子里的幼儿统统交给一到两个老奶奶，集体照顾，集体代管，等到爹娘从地里回来了，幼儿才回到母亲的怀抱。
这种实践是对母职的解放，虽然女性是作为劳动力参与生产劳动，不过，以村落或者社区的单位集体照顾幼儿的办法，往往是闲散的老年人，给予了女性相对的解脱。
养老也是一个道理。不过，居家养老问题，在现实当中，已经是问题重重，非常复杂。抛开敬老院或养老院，如何履行照顾是公共职责？国家把养老职责推诿到家庭，重申孝道的价值观，参与家庭养老的成员，必然削弱了参与市场经济的劳动权利。而且长期的照顾病人的孝道义务的履行，造成子女之间的矛盾升级，一旦涉及到家产，又会雪上加霜。
前一段，我和母亲去社区电影院看了《飞越老人院》，结果小影厅里只有我们两个看，没有第三个观众。
我和北京工作的研究老人问题的老同学谈起来，他说这很正常。公益事业或公共文化，是没有自发的生命力生长起来的。
正如作者所言，国家与丈夫的缺席，介于女性之间的再转移，尤其是外劳的补充，强化了家政服务的私有化。
它必然导致家庭如果无法运转多余的资源来负担照顾的有酬劳动，养老问题的瘫痪，陷入无人问津，而又无解的处境。
如果把希望寄托在非政府机构，或者社工服务，问题是这一城市化的制度衍生，能够扩大到什么程度。它的普遍性是质疑的。
在重申照顾是公共职责的价值观时，作者也在艰难地找寻制度的缝隙，可以转化为干预和嵌入的缓解力量。就实践的现实条件而言，情况依旧不乐观。
大卫哈维讨论了私有化（资本在地理的不平衡）的一系列问题，诉诸于实践，似乎也并没有找到根本的解决之道。渗透到家政服务，家庭空间高度的商品化与外包制度的支持，得到了充分的研究。这是《跨国灰姑娘》的民族志贡献所在。它启发我们看到：家佣的存在，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复兴，包括身份的象征。同时，家佣的存在，使私人领域发生了微妙的交往关系的阶级附着。就是简单的劳动，早上起来是自己动手冲泡一杯麦片，还是菲佣甜美的问候：“coffee？”构成了一种极大的生活经验的差异与分化。
作者所讨论的菲佣生活政治，让我想起前一段时间热映的影片《桃姐》。
alu还是持批判态度。做一个听话的老人，不要找麻烦，会得到虚拟亲人的安抚和温暖，甚至安葬的终极伦理关怀。
我诚实地描述了在观影过程中，悄然落泪的几个片段。对老佣人生活场景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倔强的在老人院生存、拒绝雇主（干儿子）的看望，忍受生活的沉默，温婉的性情，有好几处回想起我的奶奶。我这里不是要强调意识形态和情节分开，而是首先关注日常生活细节的品质。人的激情有可能是无数细小的关怀的积累的瞬间释放，这些微薄的“母子情”的建立，包含在阶级化的主佣关系。稍微注意的话，桃姐居住在杂货间，一张床，洗衣机的表层当成放东西的桌子，她自己属于的只有几个箱子，打开来，很多还是收藏了幼年照顾孩子的照片，记录了雇主的童年记忆。中风到死，也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她自己的儿女来回归，她终身未婚，没有自己的家，只有主人的家，她工作到中风发作，然后一步步走下坡路。临死的时候，雇主因为工作忙碌，提前告知了安排后事的情况。爱，是有限的，有限的阶级藩篱之间，流动的触动心灵的照顾伦理，在雇主的生活世界延伸了家佣的“退役”抚恤。桃姐感恩不尽，难以言表。
这种微薄的奉献和反馈的亲情伦理在家拥关系中有可能建立起来，而非《跨国灰姑娘》呈现的疏离权威的家庭中，雇主享受菲佣的礼物，而毫无感情，微薄的感激都无法换来，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实际上是外劳服务参与的隐蔽的阶级化的进程的演进，私人领域越是受限于阶级化的事实本身，没有蜜糖的滋润（有如桃姐与主家的恩惠与庇护），弱者“做阶级”的体验，不会好于奴隶制亦或者种植园的钢鞭和家暴。
当然，自主性也会在弱者的集体中创造出来。《飞跃老人院》就讲述了这个固执的故事，七八十岁的几十个老人亲自到天津参加达人秀活动。这个旅行是老张生命的末路，也是希望的孕育。在玩弄着市场经济的达人秀符号的时候，参与达人秀的老人——边缘化的存在，被赋予了商业化的可能。这是导演玩弄商业符号的技巧或形式。旅行的目的地反而是平庸乏味的融入（娱乐资本主义）的姿态。不过，这一过程以象征主义的手法展开，弥补了意义的找寻和心灵的慰藉。颠覆了养老的制度安排，个体的自由，有可能重新建立起来，男子气概、亲密关系以及死亡的原动力得以探讨。
影片在集体参与的海鸥的翅膀的舞台象征中结束，象征得以驾驭了商业的卖点，净化了与死神作伴的集体心灵。
结合《跨国灰姑娘》，我接连穿插了很多近来的所见所闻，或者说借这本书的回应，将近来的所见所闻的思考，陆续地进入思考领域，试图发现：《跨国灰姑娘》在主体性和外劳的制度安排之间，叙述的主体经验，与客观的阶级化的事实，所构成的日常生活在亲密接触的分类体系当中建立的根深蒂固的阶级、种族和他者的观念，是如何与我们所标榜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相距甚远，又是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经济紧密相关。所谓自由的追求，现代化的想象与实践，前台与后台等多重身份的反差与翻转，乃至家政外包给予女性的层层剥削以及以家庭主妇为主轴的妇女等级体系，既是跨国迁移开拓的主体手段，所谓“弹性的主体”，又是跨国迁徙最终被迫承受兼迎合的再生产过程的奴性生长。
记得鲁迅在《祥林嫂》说“祥林嫂在鲁四老爷家做事，不知不觉白了，胖了。”
为什么奴隶的文本始终在无数意识形态的瓶颈中触碰大男子主义敏感而又不愿谈起的家庭劳动呢。
外劳制度使它进入公共领域的讨论可能，其结果如何呢？
但愿作者写出更多更好的让“香水信纸”无法按捺住内心激动的作品。
特纳曾经拷问：“意义对谁而言”。《跨国灰姑娘》做到了这一点。
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能认定一个有买假包行为的人在追随大都市时是完全自愿的.至于提到精神层面的需求,什么到发达国家,大都市可以开阔眼界的,偶尔可以散步,和有趣的人聊天,有个惬意的下午茶?想问一句:什么导致这些需求,需要通过做牛做马的工作换得的,在另一群人而言又是唾手可得的?
事实上没有人不向往过一种更自由的生活,做六休一的人和做一休六的人具备同样的能力去感知生活的美好.我不能接受各类底层研究的一点就是有点像发现新大陆那样说:瞧,他们其实也是热爱生活的...........书面版达人秀?
所以学术书,是自动把人群划为他者研究的.如果要搞社会运动的话,不是谁唤醒谁的问题,是抹掉界限的问题
小发现是有个强度母职的说法,害怕生孩子和强度母职带来的过多责任感有关吧。
发现alu去年年底就已经回应过跨国灰姑娘了。
我今天才初步看完。
滞后了半年之多，虽然很早就买了。
alu的大致观点是回应张老师的。这让我想起在讨论翻译的时候，张老师指着一段话，忘记是哪里了，大致是对现代化的向往，跨国迁徙给了她们一定的自由和自主性，从母国的受宰制处境中解脱出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与潘毅的《工厂女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梦魇是劳工的折磨，又如，消费，是歧视的压迫。潘毅提出消费并不能制造打工妹的主体，这一点，和持消费的自由主义观点的人，相反。
《跨国灰姑娘》的作者是以后台的视角讨论另一种身份的可能性，向往现代化的追求，创造自己的社群，以及节日的快乐。当然，是把公共空间变为私人空间，在城市的边缘，即城市的后台营造自己的形象：化妆，打扮，购物，唱卡拉0k，野餐等等。虽然遭来台湾市民的侧目和抗议，中产阶级风情的场所被菲佣污染。但是她们自在其中，享受着难得的假日和情感的倾诉和交流。
这和潘毅所描述的打工妹的消费体验——压迫感、异化、歧视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也是欣赏该书的自由主义包含的个体的选择和身份通过跨国重新界定的拥有现代化权利的实践可能。
不过，我想，如果这样抽离式地去比较《工厂女工》和《跨国灰姑娘》不可能脱离意识形态的内容，有可能造成对《跨国灰姑娘》的误读。
正是因为有着alu和张老师讨论的背景，
今天我读完该书的时候，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作者的结论写得比较有针对性，介入政策的批评和改善。学术常常忌讳介入政策，政策化，有可能让学术问题本身的价值丧失。
不过该书的政策建议却是有特色的地方。外劳政策有很多问题，如果不正视这些问题，会使日常生活的交往政治难以改变现状。
首先，照顾（caring）是公共职责。家政服务的外劳政策加剧了照顾的私有化。
这让我想起了大跃进时期，将村子里的幼儿统统交给一到两个老奶奶，集体照顾，集体代管，等到爹娘从地里回来了，幼儿才回到母亲的怀抱。
这种实践是对母职的解放，虽然女性是作为劳动力参与生产劳动，不过，以村落或者社区的单位集体照顾幼儿的办法，往往是闲散的老年人，给予了女性相对的解脱。
养老也是一个道理。不过，居家养老问题，在现实当中，已经是问题重重，非常复杂。抛开敬老院或养老院，如何履行照顾是公共职责？国家把养老职责推诿到家庭，重申孝道的价值观，参与家庭养老的成员，必然削弱了参与市场经济的劳动权利。而且长期的照顾病人的孝道义务的履行，造成子女之间的矛盾升级，一旦涉及到家产，又会雪上加霜。
前一段，我和母亲去社区电影院看了《飞越老人院》，结果小影厅里只有我们两个看，没有第三个观众。
我和北京工作的研究老人问题的老同学谈起来，他说这很正常。公益事业或公共文化，是没有自发的生命力生长起来的。
正如作者所言，国家与丈夫的缺席，介于女性之间的再转移，尤其是外劳的补充，强化了家政服务的私有化。
它必然导致家庭如果无法运转多余的资源来负担照顾的有酬劳动，养老问题的瘫痪，陷入无人问津，而又无解的处境。
如果把希望寄托在非政府机构，或者社工服务，问题是这一城市化的制度衍生，能够扩大到什么程度。它的普遍性是质疑的。
在重申照顾是公共职责的价值观时，作者也在艰难地找寻制度的缝隙，可以转化为干预和嵌入的缓解力量。就实践的现实条件而言，情况依旧不乐观。
大卫哈维讨论了私有化（资本在地理的不平衡）的一系列问题，诉诸于实践，似乎也并没有找到根本的解决之道。渗透到家政服务，家庭空间高度的商品化与外包制度的支持，得到了充分的研究。这是《跨国灰姑娘》的民族志贡献所在。它启发我们看到：家佣的存在，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复兴，包括身份的象征。同时，家佣的存在，使私人领域发生了微妙的交往关系的阶级附着。就是简单的劳动，早上起来是自己动手冲泡一杯麦片，还是菲佣甜美的问候：“coffee？”构成了一种极大的生活经验的差异与分化。
作者所讨论的菲佣生活政治，让我想起前一段时间热映的影片《桃姐》。
alu还是持批判态度。做一个听话的老人，不要找麻烦，会得到虚拟亲人的安抚和温暖，甚至安葬的终极伦理关怀。
我诚实地描述了在观影过程中，悄然落泪的几个片段。对老佣人生活场景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倔强的在老人院生存、拒绝雇主（干儿子）的看望，忍受生活的沉默，温婉的性情，有好几处回想起我的奶奶。我这里不是要强调意识形态和情节分开，而是首先关注日常生活细节的品质。人的激情有可能是无数细小的关怀的积累的瞬间释放，这些微薄的“母子情”的建立，包含在阶级化的主佣关系。稍微注意的话，桃姐居住在杂货间，一张床，洗衣机的表层当成放东西的桌子，她自己属于的只有几个箱子，打开来，很多还是收藏了幼年照顾孩子的照片，记录了雇主的童年记忆。中风到死，也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她自己的儿女来回归，她终身未婚，没有自己的家，只有主人的家，她工作到中风发作，然后一步步走下坡路。临死的时候，雇主因为工作忙碌，提前告知了安排后事的情况。爱，是有限的，有限的阶级藩篱之间，流动的触动心灵的照顾伦理，在雇主的生活世界延伸了家佣的“退役”抚恤。桃姐感恩不尽，难以言表。
这种微薄的奉献和反馈的亲情伦理在家拥关系中有可能建立起来，而非《跨国灰姑娘》呈现的疏离权威的家庭中，雇主享受菲佣的礼物，而毫无感情，微薄的感激都无法换来，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实际上是外劳服务参与的隐蔽的阶级化的进程的演进，私人领域越是受限于阶级化的事实本身，没有蜜糖的滋润（有如桃姐与主家的恩惠与庇护），弱者“做阶级”的体验，不会好于奴隶制亦或者种植园的钢鞭和家暴。
当然，自主性也会在弱者的集体中创造出来。《飞跃老人院》就讲述了这个固执的故事，七八十岁的几十个老人亲自到天津参加达人秀活动。这个旅行是老张生命的末路，也是希望的孕育。在玩弄着市场经济的达人秀符号的时候，参与达人秀的老人——边缘化的存在，被赋予了商业化的可能。这是导演玩弄商业符号的技巧或形式。旅行的目的地反而是平庸乏味的融入（娱乐资本主义）的姿态。不过，这一过程以象征主义的手法展开，弥补了意义的找寻和心灵的慰藉。颠覆了养老的制度安排，个体的自由，有可能重新建立起来，男子气概、亲密关系以及死亡的原动力得以探讨。
影片在集体参与的海鸥的翅膀的舞台象征中结束，象征得以驾驭了商业的卖点，净化了与死神作伴的集体心灵。
结合《跨国灰姑娘》，我接连穿插了很多近来的所见所闻，或者说借这本书的回应，将近来的所见所闻的思考，陆续地进入思考领域，试图发现：《跨国灰姑娘》在主体性和外劳的制度安排之间，叙述的主体经验，与客观的阶级化的事实，所构成的日常生活在亲密接触的分类体系当中建立的根深蒂固的阶级、种族和他者的观念，是如何与我们所标榜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相距甚远，又是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经济紧密相关。所谓自由的追求，现代化的想象与实践，前台与后台等多重身份的反差与翻转，乃至家政外包给予女性的层层剥削以及以家庭主妇为主轴的妇女等级体系，既是跨国迁移开拓的主体手段，所谓“弹性的主体”，又是跨国迁徙最终被迫承受兼迎合的再生产过程的奴性生长。
记得鲁迅在《祥林嫂》说“祥林嫂在鲁四老爷家做事，不知不觉白了，胖了。”
为什么奴隶的文本始终在无数意识形态的瓶颈中触碰大男子主义敏感而又不愿谈起的家庭劳动呢。
外劳制度使它进入公共领域的讨论可能，其结果如何呢？
但愿作者写出更多更好的让“香水信纸”无法按捺住内心激动的作品。
特纳曾经拷问：“意义对谁而言”。《跨国灰姑娘》做到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