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功近利的浮光掠影——青年导演的创作失误探讨

“《黄金大劫案》的完成帮我看清了我这几年的状况：应景式创作，这有点问题。这不怪别人，没有投资方和制片方的问题，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投资方和制片方给了我很大的空间，当然也有这方面的压力，可能自己还没有想明白，但觉得总得给人家赶快拍”，宁浩日前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的采访时反思、检讨自己在《黄金大劫案》里的创作的问题：应景式创作。实际上这也是当下青年导演普遍存在的问题——创作者本身缺乏积累、文化底蕴，又眼红于红红火火的市场，加上投资者的盲目，而创作出一些不如人意的作品。
按理说，以宁浩之前的《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的以小搏大的成功经验，加上小马奔腾给予的比较自由的创作空间、演员的配合等，影片不会很差，但成品恰恰相反，尤其是体现于导演因为盲目的追求“大”而不顾逻辑，如《黄金大劫案》里的“八吨黄金”，还是在战争酝酿期，却只是一辆小卡车运送及十多二十个日本军人护送，而为何革命党人明明是在荒外抢劫后还要运回城里？又如最后销毁黄金的“王水”，小东北又是如何的拿到手？类似的这种问题在未能上映的《无人区》里也出现，即影片开场不久便两次强调所谓的“无人区”是一条500里的公路，而徐铮在明知道晚上会危险于是选择了上午开私家车离开无人区，但一直走到深夜都走不出这条公路。盲目的追求看上去很“大”反而使得显得很“假”。
浮光掠影、缺乏深度则是当下青年导演创作暴露的另一个问题。近期上映的《黄金大劫案》、《匹夫》及《杀生》都是抗日战争时期为背景，而即将上映的魏德圣导演的《赛德克·巴莱》则是以台湾本土原住民抵抗日本侵略者为背景，但相较之下，文化底蕴上三部国产片都与《赛德克·巴莱》相形见拙，只是流于表面化的所谓“故事”，何况该故事还没有讲述好，人物又缺乏让人共鸣、同情或怜悯的感受，甚至在管虎的《杀生》里，影片用了大半篇幅来刻画黄渤扮演的牛结实的可恨之处，让人反感他的所作所为反而同情村民，于是人物后来的转变也难以让人同情；而伍仕贤在《形影不离》里对于当下年轻人的焦虑性也显得有些浮光掠影，过于表面化。
盲目追求市场也是另一个较明显的问题。去年《失恋33天》大火了一把，让不少年轻导演对市场的乐观性加强，彭浩翔在接受采访时就认为今年会出现数部投资很小但是票房两三亿的“大黑马”，而《春娇与志明》也显然是为了内地市场而将故事背景置放于北京，但整体对北京及内地人的刻画却非常的表面化的作品；《黄金大劫案》对于市场的追求也有点盲目，并夸大了影片的质素、导演的能力等，这让观众看后产生很大落差。
另外，电影审查、电影管理等也无形中限制了青年导演的创作，研究员刘藩在去年年底的第六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上不仅是指出，“文化的内卷化已经非常严重，表现在电影上就是思想非常混乱，创新不够，创新没有空间”，而且还认为“政府管理乱，市场秩序乱，创作思想乱”。这些都在影响着青年导演的进一步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