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中的女性（二）·郑振香（ZT）
只好自己动手转了.没想到郑先生还碰上过这么一码子。
很想看看有谁能八一下容媛容先生啊？
http://blog.renren.com/blog/352292741/732104133?from=fanyeNew
曾昭燏先生属于在旧中国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女性考古学家，当时多少与考古沾些边的还有容媛先生，这位出身世家，有容庚、容肇祖两位大家为胞兄的容媛先生与金石学颇有研究，以一部《金石书目录》立身学界，解放以后长期从事考古书刊资料的编目工作，现今大家所能见到的《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1900－1949）》就凝结着容先生的心血。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北京大学等考古专业的设立和考古工作大规模的展开，女性考古学家的数量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其中两位同为姓郑的女性前辈，为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所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值得于此略施笔墨。
郑振香先生应当说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女考古工作者，她1950年入北大博物馆专科，1952年院系调整，又转入北大考古专业，与俞伟超先生等同班，1954年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次年又成为攻读商周考古的研究生，因此郑先生也应当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女考古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就职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期主持安阳工作站的工作，因资料整理的需要一直到退休后仍坚持工作多年，故于殷墟考古前后达40年之久，真正称得上为殷墟考古奉献了一生。40年间亲历的重要发现不胜枚举，其中最重要者，当莫过于妇好墓的发现与发掘。然而，现今大家通过媒体所了解的多是郑先生在发现与发掘中的作用及带来的光环，却不知所留下的教训。
通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的十余次发掘，分布在西北冈等地的殷王陵已基本得到了揭露，因此当1975年在王陵区之外因农田基本建设发现妇好墓时，由于墓葬分布在以往发掘的宫殿宗庙区附近以及规模等都与已知的商代大墓差距甚远，所以并没有引起发掘者过多地重视。当时已到麦收的季节，也是一年中农事最忙碌的时节，所以无论是技工还是民工都急于参加收麦紧张的三夏工作，故而发掘工作受到时间的限制，关键是墓穴又深入到地下水位线以下较多，发掘中的涌水严重影响了清理和记录工作，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一时电又没供上而无法抽水。结果导致许多器物直接由水中、泥浆中捞出，谁知是越捞越多，结果这称得上新中国成立以来殷墟考古最重要的发现，最终也没有留下一张反映随葬品位置的平面图和照片，特别是那些随身佩饰的玉质装饰品之间的搭配或组合关系则更无从了解，如就妇好墓随葬如此之多各种规模的玉质装饰品来看，当时可能已有了类似周代的佩玉组合，只是可惜没能得到科学发掘的证明。
说到妇好墓的情况，并非有意拿郑振香先生的失误说事，田野考古就是这样，存在着不确定性的挑战正是田野考古永恒的魅力，将未知变成可知、已知，可以说是考古者终其一生的追求。然而实际工作中限于时间、气候、经费、人员安排等各种客观条件，并不是都能够给发掘者以从容的时间、精力来处置发掘的对象，因此领队的学识、经验就要在这种状况下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田野考古并非都是做的越细致越好，当和推土机抢时间时，那些未必有绝对必要的细致，反倒可能使更多的遗存遭受损失，当年在三峡中堡岛，在周围布满大型施工机械的形势下，黄头发话，多布方快清理，在尽量避免单位挖混的前提下，把东西挖出来就是正理，结果在最下层的基岩坑里获取了一批重要的玉器、陶器，恰是以往发掘所很少见到的。所以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是田野考古领队应具备的能力，“不审势即宽严皆误”，永远都是真理，评价诸葛亮尚可如此，何况凡夫俗子，可粗则粗，当细必细，“后来领队要深思”。作为领队的郑先生恰恰是在审时度势上铸下了大错，在对“势”估计不足的前提下，迫于“时”的压力，而选择了粗放的工作方式。结果老太太本人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夏鼐先生的严格要求下，她的高级职称评定便因此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很想看看有谁能八一下容媛容先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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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燏先生属于在旧中国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女性考古学家，当时多少与考古沾些边的还有容媛先生，这位出身世家，有容庚、容肇祖两位大家为胞兄的容媛先生与金石学颇有研究，以一部《金石书目录》立身学界，解放以后长期从事考古书刊资料的编目工作，现今大家所能见到的《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1900－1949）》就凝结着容先生的心血。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北京大学等考古专业的设立和考古工作大规模的展开，女性考古学家的数量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其中两位同为姓郑的女性前辈，为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所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值得于此略施笔墨。
郑振香先生应当说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女考古工作者，她1950年入北大博物馆专科，1952年院系调整，又转入北大考古专业，与俞伟超先生等同班，1954年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次年又成为攻读商周考古的研究生，因此郑先生也应当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女考古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就职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期主持安阳工作站的工作，因资料整理的需要一直到退休后仍坚持工作多年，故于殷墟考古前后达40年之久，真正称得上为殷墟考古奉献了一生。40年间亲历的重要发现不胜枚举，其中最重要者，当莫过于妇好墓的发现与发掘。然而，现今大家通过媒体所了解的多是郑先生在发现与发掘中的作用及带来的光环，却不知所留下的教训。
通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的十余次发掘，分布在西北冈等地的殷王陵已基本得到了揭露，因此当1975年在王陵区之外因农田基本建设发现妇好墓时，由于墓葬分布在以往发掘的宫殿宗庙区附近以及规模等都与已知的商代大墓差距甚远，所以并没有引起发掘者过多地重视。当时已到麦收的季节，也是一年中农事最忙碌的时节，所以无论是技工还是民工都急于参加收麦紧张的三夏工作，故而发掘工作受到时间的限制，关键是墓穴又深入到地下水位线以下较多，发掘中的涌水严重影响了清理和记录工作，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一时电又没供上而无法抽水。结果导致许多器物直接由水中、泥浆中捞出，谁知是越捞越多，结果这称得上新中国成立以来殷墟考古最重要的发现，最终也没有留下一张反映随葬品位置的平面图和照片，特别是那些随身佩饰的玉质装饰品之间的搭配或组合关系则更无从了解，如就妇好墓随葬如此之多各种规模的玉质装饰品来看，当时可能已有了类似周代的佩玉组合，只是可惜没能得到科学发掘的证明。
说到妇好墓的情况，并非有意拿郑振香先生的失误说事，田野考古就是这样，存在着不确定性的挑战正是田野考古永恒的魅力，将未知变成可知、已知，可以说是考古者终其一生的追求。然而实际工作中限于时间、气候、经费、人员安排等各种客观条件，并不是都能够给发掘者以从容的时间、精力来处置发掘的对象，因此领队的学识、经验就要在这种状况下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田野考古并非都是做的越细致越好，当和推土机抢时间时，那些未必有绝对必要的细致，反倒可能使更多的遗存遭受损失，当年在三峡中堡岛，在周围布满大型施工机械的形势下，黄头发话，多布方快清理，在尽量避免单位挖混的前提下，把东西挖出来就是正理，结果在最下层的基岩坑里获取了一批重要的玉器、陶器，恰是以往发掘所很少见到的。所以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是田野考古领队应具备的能力，“不审势即宽严皆误”，永远都是真理，评价诸葛亮尚可如此，何况凡夫俗子，可粗则粗，当细必细，“后来领队要深思”。作为领队的郑先生恰恰是在审时度势上铸下了大错，在对“势”估计不足的前提下，迫于“时”的压力，而选择了粗放的工作方式。结果老太太本人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夏鼐先生的严格要求下，她的高级职称评定便因此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