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真：记顾颉刚先生领导下的通俗读物编刊社【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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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顾颉刚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史学家，同时又是民间文学的提倡者，主张用民间文学形式教育广大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中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有这样见解，并在自己业务以外，在百忙中提倡和从事这一工作，实是屈指可数的。
顾先生很早即对民间文学有浓厚的兴趣。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之后，便经常听各种戏曲。1917年开始收集歌谣，曾收集吴歌二百首，后来编成《吴歌甲集》出版。广泛收集孟姜女的传说，写出了《孟姜女故事》一文。这些在当时都是新生事物，对于推动此项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于民间文艺的研究，使顾先生认识到民间文艺形式在教育和唤醒一般人民，特别是不识字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重要作用。1925年五卅运动时，他曾模仿民歌写了一首《伤心歌》，宣传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那时我在北京读书，记得许多同学把这首歌写在扇面上，一般都能背唱，说明了这首民歌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九一八事变后，顾先生在燕京大学任教，他和该校师生一道，用大鼓词形式大量编刊了抗日通俗读物，曾广泛流传到人民中间。这些书以“三户书社”名义出版，取“楚虽三户士秦必楚”之意。这些书不仅由“三户书社”发行；专卖旧大鼓词一类书的北平旧书店后来长期也自动地大量翻印出卖。1936年我们调查仅老二酋堂、泰山堂两家在1934年一年内就翻印了七十万册。据销售网最下层的行贩说，这些书所以能在广大人民中销售出去，是因为它们“内容新，又能说又能唱”的原故。它说明了顾先生所提倡的用民间文艺来教育和唤醒广大群众，在那时确实起来很重要的作用。
1934年7月，三户书社改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顾先生任社长。1936年夏，该社由于得到固定补助，使得一部分人得以脱产从事专门编刊工作。顾先生让我任该社编辑部主任，直至1940年该社灭亡，我才离开。从1936年到1940年四年多的时间内，始终在社内工作的只有我和李一非两人，现在李已亡故，因此，我有义务作一简略的回忆以纪念顾先生所致力的这一编刊社的通俗文化事业，以及顾先生为宣传抗日，完全义务地，孳孳不倦地，数年如一日的献身精神。
从1936年1940年，这四年多，编刊社是在迁徒流亡中度过的，所有出版物也是沿途编印的，因种种原因都已遗失。现在所能找到的，是在图书馆和顾先生家保存的一部分。不及原出版物的十分之一、二。这此是抗战前北平和上海出版的《民众周报》（不全）。北平出版的四十六种小册子；以及38年在武汉社编由生活书店出版的《通俗读物论文集》。我只能根据仅有的这一点材料和几位老同志的回忆，简略整理如下，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二
我之能到编辑部任职，应先从我和顾先生的关系谈起：
我同顾先生认识是极偶然的，大概是1930年左右，他到我家乡河北魏县（那时叫大名）调查清代学者崔东壁的家世，我曾向他提供了一些情况，就这样初步地认识了。
1935年我失业后，在北平研究 回（维吾尔）民族史，曾问他打听过哪些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想得到些帮助。顾先生曾热情地介绍了冯承钧先生。冯先生那时瘫痪在家，他虽不专门研究维吾尔民族史，但对新疆史地颇有研究，确予我一些帮助。因为维吾尔民族活动地区在中国的部分，后期主要在新疆。顾先生看到我研究维吾尔民族史有所进展，便在他主编的《禹贡》刊物上发表了我的文章，那时他在北平研究院史学会任职，便聘我作名誉编辑，又使我的文章可在该会的《史学集刊》上发表。当时，该刊的稿费较高，在我那时极端穷困的情况下，的确给我很大的帮助。1936年春，禹贡学会从庚款委员会得到定期补助后，顾先生让我作禹贡学会有薪资的编辑，使我生活上有了保障，能专心地研究维吾尔民族史。假使我在维吾尔民族史研究上有些贡献的话，没有顾先生的帮助，我是不可能取得。
1936年夏，编刊社有了固定经费后，顾先生因为我曾义务地为该社写过一些稿子，他要我离开禹贡学会，专门主持该社工作。
当时，我对维吾尔民族史研究工作兴直正浓，对接受这项任务十分犹豫，但一是因为这个工作是直接教育群众抗日的，二是为顾先生抗日热情激励，便走马上任了。
社中人员十五、六人，除顾先生介绍一人任事务工作外，所有人员都让我们自己安排。当时拥护党的统战路线坚持抗日的文化人，虽然不少，但是坚持以民间文艺形式进行宣传，并有能力搞这样写作的，却不是容易找到的。又这些作品只是供城市“引在卖浆水流”和农村的泥腿子看的，听的，在当时是绝对登不上大雅之堂的。所以，有些人明知其意义，但也不甘心做这类工作。我们为组织这个班确实费了不少力气。有些人是“以文会友”经辗转介召到社中来的如赵伯庸（抗日战争开始时，在敌后打游击牺牲）便是善写大鼓词投稿社中，先约为特约撰稿人，后请为编辑的。有的人是到社后遂渐培养成为民间文艺作家的，如李兆 ，（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冀南文总任职逝世）初到社时不会写韵文大鼓词，但不到半年便能流利自如的写韵文了。有的人订购大量社中出版物，我们认为他一定对社里事业有浓厚兴趣和赞同这一工作的。经几度商谈相互了解后，聘请来社。如郭敬（现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便是由于这种情况聘请到社来的。以后对社中工作起了很大作用。社中人员有四个共产党员，还有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其余的人，也都是坚持抗日和拥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只有一两个人和我们政治见解有所不同，但他们也不敢在会上和文章中表示自己的政见，在工作上也是很积极的。所以社中气氛比较融洽，同人一心一意，从事以民间文艺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工作。
为此，国民党有人宣传顾先生是学者，但门生复杂，意即社有左倾人士和共产党员。这种人事情况，顾先生是有所觉察的，但为了抗日，顾先生始终末干涉过社中的人事工作，对我们还信任不疑。这种精神在当时知名的高级知识分子中是屈指可数。
顾先生身兼数职，工作很忙，仍分不少的精力，代表社对外联系和最后审定一些疑难稿件，却从未领用社中一分钱，使社中同人无不感动。
1936年职业化后的编刊社编刊方针继续未变。但在创作理论上强调了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以加强同人对这一事业的信心。提出这种方法“希望用民众所熟悉的文体给他们以新的内容与思想，”是“在适应民众低级鉴赏力以改变他们的低级趣味……克服过去文艺脱离民众的危机。”“民众的实际生活，民族的解放运动……是批判创作的最高标尺与产生创作的最高源泉。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必须从这里为其出发点与归宿点。”这是所谓民众熟悉的文体，如章回小说，大鼓词，小调，“我们自己也不承认它是正确的，前进的，只是已经为一般人所熟悉，暂时利用它一下吧了。”但很快我们在实践中改正了上述观点。如认为“大鼓词是继诗、词、曲发展的一种前进的新文体。”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是崭新的新瓶而决非旧瓶。”“鼓词的内容就是古代的叙事诗、诗史。”“理想、观念，由行动引导出来……对经验少受教育较浅和民众接受较易。”“对民众宣传救亡理论这种形式非常必要。”所有这些对加强同人对这一事业的信心，确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户书社共发行出版了多少抗日小册子，已难查考。现在能看到的只是1933年出版的《义军女将姚瑞芳》、《汉奸报》、《胡阿毛开车入黄浦》、《叹朝鲜》、《宋哲元大战喜峰口》、《醒……》六种。1936年后编刊社企图代替社会上流行的旧的大鼓词，常采用旧民间流行的书名加一新字以吸引读者，如编有《新孟姜女哭长城》内容是哭战死在喜峰口的抗日战士。《新西游记》是介绍新疆史地情况的。现在能够查到的，1936年后在北京出版的有《苗可秀》、《百灵庙》、《张子青绥无诱敌》、《收复多伦》、《绥远抗战》、《对内和平统一，对外一致抗战》。这些书都中真人真事，颂扬当时抗日英雄和战绩的。还有借古喻今，鼓励人民抗敌的，如《梁红玉大破金兵》、《精忠投国》等。总之这实际是一个抗日通俗读物编刊社。编刊社发行的小册子现在能够查到的，有四十六种，内容除上述宣传抗日救国以外，还宣传一些民间切实可行的卫生知识，如《打虎》、《可怕的苍蝇》等。《打虎》是通过一个故事，用说唱形式来说明霍乱传染病的危害，以及防病的办法。因为霍乱又名虎列拉，所以取名打虎，以引起读者注意。此外还编刊些民是易行的生产知识，如《鸡蛋王》，就是讲科学养鸡，怎样可以发家致宣。另有破除迷信的《雷公电母》，为了增加文章说服力和针对性，还在编刊社办的《民众周报》上收集民间流行的迷信故事，以便更有针对性的破除人民的迷信。如通过民间流行的某人被雷击死，说明雷公打死恶人不仅不何信，而且宣传了雷电的科学知识。还有些工农生活题材的文章，如叙述工作、农民痛苦生活的《庄稼老作叹十声》、《工人苦》，前者通过分析农民痛苦生活的原因，号召他们组织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后者通过工人生活痛苦的原因，号召他们团结起来向外国工厂资本家进行斗争。
我们在北平出的最后一本小册子是七七事变后的约一两天即写出的《血战芦沟桥》，因为急于与读者见面，以致来不及在封面上套色彩印，因此这是在北平出版的唯一没有彩色封面的小册子。发行后，小贩在街上叫卖，同人也亲自在街头没摊出售，当时读者争先抢购，供不应求，只好一边在印刷局催印，一边送街头发售。估计几天内即卖出了二十万册左右。当时同人的抗战热情，现在想起来仍不胜感动。
编刊社不仅出版了许多大鼓词，还组织唱旧大鼓词的艺人来演唱。记得有一个艺人曾因为演唱《打汉奸》，在通县被殷汝耕的汉奸政府逮捕了。另外社中女同人孙慰君，（现在美国）也学习唱大鼓词，在北平街头演唱，那时旧女艺人的社会地位是非常 下的，孙慰君学唱大鼓词时，曾被流氓追逐过。孙的丈夫是进步的中学教师，孙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她有这样的勇气是难能可贵的。后来编刊社的一位副社长段绳武先生用他自己的语言称孙为“女圣人”。
36年以后的编刊社和以前不同，还编刊了不少年画和连环画，这些绘画很受群众欢迎，年画是乡村农民在春节时必备的文化享受，连最贫穷的农民，也要买一、二张贴在炕头上，供全家观赏。那时北平没有这枯的印刷能力，更没有这样的发行网，当时北方印刷年画的地方在天津，所以这一类年画只得交天津印行。37年初的春节我们在北平的鼓楼民众教育馆内，举行了一次年画展览。还特地为此出版了一个四开大小专刊，记得第一篇文章就是顾先生写的，经过几十年的战乱，现在不可能找到一张了。据当时主持这一工作的邵恒秋同志，（现全国政协常委）回忆，那时共出了几十种年画，内容大致可分为（一），宣传抗日的，印的最多的是二十九军大战喜峰口。（二）历史故事，主要通过历史上的抗战故事来鼓励人民民族气节，如《史可法》《卧薪尝胆》。（三）风俗类，如各行业的生活。（四）民是生活。（五）风景画。（六）破除迷信。
1936年以后的编刊社还出了一个《民众周报》，是供乡村小学教师和初中学生阅读的。副社长徐炳昶先生任主编。
徐先生那时任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会主任。他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和考古学者，也中国的教育家，曾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顾先生示电我们，请徐先生任编刊社副社长，并出任《民众周报》主编，以扩大该刊的社会影响。徐先生都慨然答应了。但徐先生因工作忙，实际不看周报的稿件，只是有时为周报写些文章。但他不让我们代写，他的文章是他口授由我们记录的。因为徐先生既不出名任周报主编，如有政治风险当然由徐先生负责，徐先生对我们这样信任不疑，也是当时高级知识分子中少有的。因为徐先生没有功夫看周报稿件，我们遇有疑难问题，便请教顾先生，所以顾先生对周报也付出了很大的气力。
周报的内容，有一周的时事解说，或称一周国内外大事记，因考虑到乡村小学教师订不起日报，所以把一周国内外大事用解说的形式刊出。当时国内外大事最主要的就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所以这一栏内容主要是抗日救国的新闻。其它方面，很少选载。另外有破除迷信，卫生常识，生产知识，法律知识，历史故事，……等等。一律用文艺形式介绍，以大鼓词居多，考虑到乡村教师的购买力低，订价每册四分，故《民众周报》的订户以乡村小学教师为多。
周报在开始发行的头几个月内，就在华北卖了近四五千份，（当时期刊能在短期内卖到这个数目，是件了不起的事情。这说明乡村的小学教师和城市的小知识分子，非常需要这种通俗读物，他们常来信提出问题让我们解答，读者来信每天有数十封之多。
为了扩大发行和减少我们的发行工作量，由顾先生和上海的开明书店接洽，从37年1月《民众周报》由开明书店印刷发行，我们只负编辑责任，该刊1937年5月在上海被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查封了。
在北平和上海的报纸上社中出有发表通俗读物的副刊。社中设有编辑一人，专门负责各报纸副刊编辑，可惜这些报纸的副刊名称已回忆不起。在顾先生领导下和推动下，编刊社确为抗日通俗文化运动，作了一些事情。
现在应该说一说，编刊社印刷发行这一方面的情况，也就是编出从后怎样送到读者，听者手里的问题。
旧社会一般劳动人民，整天辛苦工作，还找不到一碗饱饭吃。要他人拿出几角钱到书店买本书，实在是不可能的事，但这不是说他们不需要文化生活。他们大都是三、五，十几个人，在夜晚闲暇时，围着一个识字的人，听他拿一本大鼓词或评书来念。在大城市以北平而论，旧读物的发行书店，并不是在传统的文化街琉璃厂，（这是供中产阶级以上的购买书的地方），劳动人民的发行书店，是在前让外的打磨厂。这里比较大一点儿的书店共有五家：学古堂，宝文堂，泰山堂，治文堂，老二酉堂。据当时我们调查估计，它们从1936年到1936年这十年间，就发行了一千八百万大鼓词小册子。假设每个读者从购买两本计算，这里已经有九百万读者。假设一个读者有十个听众，仅这五家书店就有九千万听众。这些书主要不是靠书店直接出售，而是靠行贩或也摊推销，如从西单到西四这一段路程中，便有二十几个地摊，全市大约二百多处。行贩脚迹遍布到每条小胡同，但专营这样生意的人很少，大半是杂物小贩赚营的，因为群众养不起这些专业行贩。这告诉我们劳苦大众一般没有时间跑到书店买书，更重要的是他们掏不起几角钱来买书。
一般的通俗读物，只有三十二开本，六、七页，一千本成本费只有两元七、八角。书店三元钱一千本批发出去，一分钱可买三本。经贩卖者层层提利，到读者手里一本小册子便需一分钱。书店不是不愿再卖厚一点儿的书，或者装璜更好一些，但这样一来成本一提高，售价一定也提高，读者就购买不起了。
以是这些材料是当时社中同人孙祥林（现安徽大学副校长）调查的。他曾写出了《民众读物流通情况的调查》，因为在当时社会来说，不会有人重视，所以我们也没有出版，原稿早已遗失。上引的材料是散见在社编生活书店出版的《通俗读物论文集》里。 这些情况，使我们认识到。五四是以来新文化运动，所以没有深入到劳苦大众的圈子里，不仅因为它没有利用民间文艺形式，更重要的是它没有利用旧的发行网，和适应群众购买力定价低廉这个重要因素。
这个调查曾激动同人，决定适应群众要求写三、四千字短小故事的鼓词，使群众买得起，看得懂和听得懂，并爱看或爱听。这也就是编刊社多年来大量编刊大鼓词小册子的重要原因。这些使我们认识到，我人这个工作，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进一步深入劳苦大众的文化运动。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编刊社编的小册子根据劳苦大众能买得起的原则，社中所刊行读物定价也十分低廉。每册定价二分，批发价千册十元，后改为每千册六元，合数厘钱一册，这是社会上最便宜的书了。现在也不能查考共卖出多少册了，根据我们在京的几个同志回忆，以上述出版二百种计，一种印五万册，共当发行千万册计。加上成千万张年画，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数量。我们的发行渠道有两个：一是利用原来的旧书店，这样一则把新的读物送到了人民手中，二则也减少了旧的有害读物在市面的流通。二是通过当时的救亡团体散发到人民手中。
日本帝国主义当时在华北，特别是在平津势力猖獗，随时可能破坏我们的工作，所以编刊社对外不直接挂牌子，电话本上只有编刊社所在地的某街门牌号，也没有社的名称。
但为使读者能购买到本社读物，只在书后写了出售的地址。为了应付日本浪人，经售的地方有的也是半虚构的。据郭敬同志的回忆，那时书店经售的地址一个是崇外营房宽街八号转宏文书社。宏文书社就是郭敬同志虚构的，宽街八号虽实有其地，但实际是一所和郭敬同志有关系的市运进步小学。如日本浪人找麻烦，便嘱该校同人借故推开，即使如此，日本浪人还是找到了真的社址，并数次伪装清华大学人员，说是要来买书，都被社内同志巧妙地打发走了。最后，日本驻北平人员还是向宋哲元直接提出，要宋下令封闭通俗读物编刊社，但不久即发生了七七事变，未能实现。
三
七七事变扩大后，编刊社大部分同人乘平绥路傅作义部队的军车到了绥远归绥。
我们所以到绥远去是因为在36年冬，即以那里成立了个分社。分社的社长是段绳武先生。他原是一个下野的军人，三十年代初，他自己出钱在绥办理移垦，建立了一些新村。他说作军人时弄的钱是脏疑，要消赃赎罪。他是抗日的志士，希望把这些新村建成活的抗日长城。顾先生办理《禹贡》时，因注意边疆，两人认识了。段先生教育村民时，觉到社中所编读物甚为适用，因此他对社的方针也积极赞同，社中同人钦佩他的移民屯垦事业，推他为编刊社副社长兼绥远分社的社长，并派了一部分人到他那里工作。
事变前一个月，段绳武与顾先生发起了西北考察团，企图宣传和扩大移民事业。所以在七七事变时，顾先生已在绥远归绥。大部分同人到绥远后才和顾先生见了面。北平沦陷后，编刊社和绥远的分社立即在绥远合并，那时统计表守绥远的傅作义将军对编刊社作了盛大的欢迎。在那里编刊社为他的士兵编写了《游击战读本》四册。顾先生从绥远赴兰州。以后便和他只能作通信联系。绥远沦陷前我们到了太原，太原沦陷有我们又到了西安，这时顾先生、徐先生和段先生都把图章给了我们，让我们用他们的名义进行活动。只是隔一、两个月，给他们汇报工作情况和寄刊物样本给他们。这三位社长对我们这样信任不疑是我永远难忘，也是我一生中很少遇到的事。现在每一念及，仍使我激动不已。在西安曾出版过《平型关大战》和《阳明堡火烧飞机场》的鼓词本，这都是热烈颂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抗战事迹的。当时虽说国共已形成第二次合作，但国民党是从不宣传八路军成绩的。我们的活动自然也遭到了国民党顽固分子的非难。但我们这种做法却得到了三位社长的赞同和支持。这主明了顾先生当时如何实事求是地拥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为了扩大抗日宣传事业，38年初，社从西安搬到武汉。武汉出的小册子，现在一本也找不到了，仅能在上述《通俗读物文集》一书的广告上看到一部分书目，《战平郊》，《大战天津卫》、《飞将军空中大战》、《郝梦龄抗战殉国》、《活捉白坚武》、《抗战歌谣》、《新式小调》、《国难十二月》、《抗日十杯茶》、《丁方上前线》、《好洋鬼子》、《枪毙韩复渠》，等。
38年10月，编刊社由武汉搬到了重庆，从七七事变起社中便经费无着，费用来源主要是靠卖稿费，最初只能供给同人吃饭，后来所有人员一律20元的生活费，过着近似供给制的生活。
在重庆，编刊社虽说经费困难，但刊物发行量上却仍是很大的，刊物质量也比以前有所提高。社的稿子主要是卖给生活书店，（该店的发行力量当时遍及全国），我们每月给它编出十种小册子。另外编刊社的副社长段绳武，从38年夏就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政治部主任。这个部的主要任务是管理和教育伤兵的。伤兵的当时文化食粮很缺乏，我们每月为该部编写五种小册子，由他们印刷散发给伤兵阅读。这个数量也是相当大的。从1937年到1940年抗日战争的五年中，社中共出多少种小册子和刊印多少份已不可查考，据估计至少当在三百种以上，刊行数量当以千万册计。当时，我们没有能够像在北平一样，利用旧的民间书店在下层发行。也没有在这方面进行深入调查。实为憾事。
原来在北平时的孙慰君，这时担任了社里的抗日通俗宣传团的团长，又聘请四个唱大鼓的旧艺人，同时有几个抗日期间的流亡学生，也参加了这种宣传，在群众和伤兵中演唱，很受群众和伤员的欢迎。
在西安时，赵纪彬（现任中央党校教授）来社参加工作。他为编刊社拟定了《战时工作纲领》，提出“与文化界商定抗战救亡文化建设上的共同纲领，调整一切内部磨擦……巩固以抗战为中心的民族文化统一战线”，“听取前线战斗员、指挥员实际抗战的经验与教训……制成通俗读物教育群众。”采访各地动员群众的经验与困难，把握各阶层民众在抗战过程中所提出的问题，由通俗读物予以解答。……肃清各种贻误民族独立解放的错误理论。”“办通俗文化运动干部训练班……参与实际抗战救亡工作。”提倡集体创作“讨论宜将何种观点注入读物以教育读者”。坚持通俗文化的方向“务使群众看得见就能了解，念得出就听得懂。”
这个纲领不仅得到当时西安进步文化救亡团体的一致赞许，而且一直成为社中战时行动的指针。
在武汉，社里添设了一个研究部，赵任该部主任。他和编辑部同仁，专门研究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如过去为了通俗押韵，形容死亡时常用见阎王，归阴间，迷信不科学的词汇。有了研究部之后，不但对字句的推敲比过去严格，这种迷信的不科学之词也改正过来了。
为了选题既能适应读者的要求和兴味，又要达到鼓励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情。同时考虑到统一战线的问题，使得文章能通过国民党检查。社中同人都在工作时间内学习一小时，共同提高政治水平，每星期开一次工作和生活检讨会，相互批评和鼓励。我们这一套方式都应归功开赵纪彬。虽说那时我们的生活都很苦，但大家的精神却很愉快，除了工作时间外，社里的歌声不断。时常请从解放区来到大后方的同志，到社里向同人作报告，使我们能知道敌后一些确切的政治军事情况。这些都不是一般报纸上所能看到的。
在重庆，赵纪彬以向林冰的笔名，积极参加了当时在报刊上展开的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坚持和宣传社中原来旧瓶装新酒的主张。现在看来有些地方虽不无偏激，但当时鼓励了大家坚持用旧曲艺的形式宣传抗日内容的主张，对编刊社的同人鼓舞很大。
好景不长，我们这些做法遭到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他们借口编刊社是赤化团体，处处于以打击。例如1940年段蝇武副社长一死，国民党后勤部政治部换了一个反共的主任，原来和该部合作的稿费立即被取消了。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生活书店的抗战小册子卖不出去了，我们的稿费也就无着落了，这样经济来源就完全断绝了。同人最低限度生活也无法维持，顾颉刚先生这时由兰州来到成都齐鲁大学任教，国民党对他的压迫也更加强了，自然也顾不到社中事了。编刊社就这样在蒋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中解散了。
从三户书社起到1940年结束时止，据日人小仓芳彦：《顾颉刚与日本》一书中引野原《解题》说“1931年以来，日本由进犯东北进而开始侵略整个中国，顾颉刚根据五卅事件时的经验，发起组织了通俗读物编刊社，采用大鼓词，小调（民歌）一类的形式，把抵御外侮的故事编成通俗说唱，致力于抗日宣传工作……其间刊行的通俗读物，有六百种，共计五千万册”。我们估计这个数目还是可靠的。
顾先生是一个中国史学者，而且是一个偏重考证的古代史学者，编刊社完全是他业余以外的工作，出版的通俗读物在当时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没有他的倡导和支持，在蒋介石“奢言抗日者杀无赦”的淫威下，后来在国民党投降反共为主，被迫抗日的形势下，编刊社是不能进行上述大量抗日通俗宣传工作的。
由于我们的认识水平低（主要应由我负责）也写过含有错误性的文章和人事安排上政治性错误，但这都与顾先生无关，一因顾先生太忙，不可能对文章都仔细过目，至于人事问题，则因种种原因，我们事前亦未向顾先生说明。
上述稿件经过现在在京的当时社中同人，现任科学出版社社长（党员）郭敬同志，民革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常委邵恒秋同志，高级党校党员教授赵纪彬同志看过，他们都提出了些宝贵的意见，但其中如有回忆不确或错误处，仍应由我个人负责。
1981年夏初稿
1982年元旦定稿
一
顾颉刚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史学家，同时又是民间文学的提倡者，主张用民间文学形式教育广大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中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有这样见解，并在自己业务以外，在百忙中提倡和从事这一工作，实是屈指可数的。
顾先生很早即对民间文学有浓厚的兴趣。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之后，便经常听各种戏曲。1917年开始收集歌谣，曾收集吴歌二百首，后来编成《吴歌甲集》出版。广泛收集孟姜女的传说，写出了《孟姜女故事》一文。这些在当时都是新生事物，对于推动此项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于民间文艺的研究，使顾先生认识到民间文艺形式在教育和唤醒一般人民，特别是不识字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重要作用。1925年五卅运动时，他曾模仿民歌写了一首《伤心歌》，宣传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那时我在北京读书，记得许多同学把这首歌写在扇面上，一般都能背唱，说明了这首民歌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九一八事变后，顾先生在燕京大学任教，他和该校师生一道，用大鼓词形式大量编刊了抗日通俗读物，曾广泛流传到人民中间。这些书以“三户书社”名义出版，取“楚虽三户士秦必楚”之意。这些书不仅由“三户书社”发行；专卖旧大鼓词一类书的北平旧书店后来长期也自动地大量翻印出卖。1936年我们调查仅老二酋堂、泰山堂两家在1934年一年内就翻印了七十万册。据销售网最下层的行贩说，这些书所以能在广大人民中销售出去，是因为它们“内容新，又能说又能唱”的原故。它说明了顾先生所提倡的用民间文艺来教育和唤醒广大群众，在那时确实起来很重要的作用。
1934年7月，三户书社改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顾先生任社长。1936年夏，该社由于得到固定补助，使得一部分人得以脱产从事专门编刊工作。顾先生让我任该社编辑部主任，直至1940年该社灭亡，我才离开。从1936年到1940年四年多的时间内，始终在社内工作的只有我和李一非两人，现在李已亡故，因此，我有义务作一简略的回忆以纪念顾先生所致力的这一编刊社的通俗文化事业，以及顾先生为宣传抗日，完全义务地，孳孳不倦地，数年如一日的献身精神。
从1936年1940年，这四年多，编刊社是在迁徒流亡中度过的，所有出版物也是沿途编印的，因种种原因都已遗失。现在所能找到的，是在图书馆和顾先生家保存的一部分。不及原出版物的十分之一、二。这此是抗战前北平和上海出版的《民众周报》（不全）。北平出版的四十六种小册子；以及38年在武汉社编由生活书店出版的《通俗读物论文集》。我只能根据仅有的这一点材料和几位老同志的回忆，简略整理如下，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二
我之能到编辑部任职，应先从我和顾先生的关系谈起：
我同顾先生认识是极偶然的，大概是1930年左右，他到我家乡河北魏县（那时叫大名）调查清代学者崔东壁的家世，我曾向他提供了一些情况，就这样初步地认识了。
1935年我失业后，在北平研究 回（维吾尔）民族史，曾问他打听过哪些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想得到些帮助。顾先生曾热情地介绍了冯承钧先生。冯先生那时瘫痪在家，他虽不专门研究维吾尔民族史，但对新疆史地颇有研究，确予我一些帮助。因为维吾尔民族活动地区在中国的部分，后期主要在新疆。顾先生看到我研究维吾尔民族史有所进展，便在他主编的《禹贡》刊物上发表了我的文章，那时他在北平研究院史学会任职，便聘我作名誉编辑，又使我的文章可在该会的《史学集刊》上发表。当时，该刊的稿费较高，在我那时极端穷困的情况下，的确给我很大的帮助。1936年春，禹贡学会从庚款委员会得到定期补助后，顾先生让我作禹贡学会有薪资的编辑，使我生活上有了保障，能专心地研究维吾尔民族史。假使我在维吾尔民族史研究上有些贡献的话，没有顾先生的帮助，我是不可能取得。
1936年夏，编刊社有了固定经费后，顾先生因为我曾义务地为该社写过一些稿子，他要我离开禹贡学会，专门主持该社工作。
当时，我对维吾尔民族史研究工作兴直正浓，对接受这项任务十分犹豫，但一是因为这个工作是直接教育群众抗日的，二是为顾先生抗日热情激励，便走马上任了。
社中人员十五、六人，除顾先生介绍一人任事务工作外，所有人员都让我们自己安排。当时拥护党的统战路线坚持抗日的文化人，虽然不少，但是坚持以民间文艺形式进行宣传，并有能力搞这样写作的，却不是容易找到的。又这些作品只是供城市“引在卖浆水流”和农村的泥腿子看的，听的，在当时是绝对登不上大雅之堂的。所以，有些人明知其意义，但也不甘心做这类工作。我们为组织这个班确实费了不少力气。有些人是“以文会友”经辗转介召到社中来的如赵伯庸（抗日战争开始时，在敌后打游击牺牲）便是善写大鼓词投稿社中，先约为特约撰稿人，后请为编辑的。有的人是到社后遂渐培养成为民间文艺作家的，如李兆 ，（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冀南文总任职逝世）初到社时不会写韵文大鼓词，但不到半年便能流利自如的写韵文了。有的人订购大量社中出版物，我们认为他一定对社里事业有浓厚兴趣和赞同这一工作的。经几度商谈相互了解后，聘请来社。如郭敬（现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便是由于这种情况聘请到社来的。以后对社中工作起了很大作用。社中人员有四个共产党员，还有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其余的人，也都是坚持抗日和拥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只有一两个人和我们政治见解有所不同，但他们也不敢在会上和文章中表示自己的政见，在工作上也是很积极的。所以社中气氛比较融洽，同人一心一意，从事以民间文艺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工作。
为此，国民党有人宣传顾先生是学者，但门生复杂，意即社有左倾人士和共产党员。这种人事情况，顾先生是有所觉察的，但为了抗日，顾先生始终末干涉过社中的人事工作，对我们还信任不疑。这种精神在当时知名的高级知识分子中是屈指可数。
顾先生身兼数职，工作很忙，仍分不少的精力，代表社对外联系和最后审定一些疑难稿件，却从未领用社中一分钱，使社中同人无不感动。
1936年职业化后的编刊社编刊方针继续未变。但在创作理论上强调了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以加强同人对这一事业的信心。提出这种方法“希望用民众所熟悉的文体给他们以新的内容与思想，”是“在适应民众低级鉴赏力以改变他们的低级趣味……克服过去文艺脱离民众的危机。”“民众的实际生活，民族的解放运动……是批判创作的最高标尺与产生创作的最高源泉。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必须从这里为其出发点与归宿点。”这是所谓民众熟悉的文体，如章回小说，大鼓词，小调，“我们自己也不承认它是正确的，前进的，只是已经为一般人所熟悉，暂时利用它一下吧了。”但很快我们在实践中改正了上述观点。如认为“大鼓词是继诗、词、曲发展的一种前进的新文体。”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是崭新的新瓶而决非旧瓶。”“鼓词的内容就是古代的叙事诗、诗史。”“理想、观念，由行动引导出来……对经验少受教育较浅和民众接受较易。”“对民众宣传救亡理论这种形式非常必要。”所有这些对加强同人对这一事业的信心，确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户书社共发行出版了多少抗日小册子，已难查考。现在能看到的只是1933年出版的《义军女将姚瑞芳》、《汉奸报》、《胡阿毛开车入黄浦》、《叹朝鲜》、《宋哲元大战喜峰口》、《醒……》六种。1936年后编刊社企图代替社会上流行的旧的大鼓词，常采用旧民间流行的书名加一新字以吸引读者，如编有《新孟姜女哭长城》内容是哭战死在喜峰口的抗日战士。《新西游记》是介绍新疆史地情况的。现在能够查到的，1936年后在北京出版的有《苗可秀》、《百灵庙》、《张子青绥无诱敌》、《收复多伦》、《绥远抗战》、《对内和平统一，对外一致抗战》。这些书都中真人真事，颂扬当时抗日英雄和战绩的。还有借古喻今，鼓励人民抗敌的，如《梁红玉大破金兵》、《精忠投国》等。总之这实际是一个抗日通俗读物编刊社。编刊社发行的小册子现在能够查到的，有四十六种，内容除上述宣传抗日救国以外，还宣传一些民间切实可行的卫生知识，如《打虎》、《可怕的苍蝇》等。《打虎》是通过一个故事，用说唱形式来说明霍乱传染病的危害，以及防病的办法。因为霍乱又名虎列拉，所以取名打虎，以引起读者注意。此外还编刊些民是易行的生产知识，如《鸡蛋王》，就是讲科学养鸡，怎样可以发家致宣。另有破除迷信的《雷公电母》，为了增加文章说服力和针对性，还在编刊社办的《民众周报》上收集民间流行的迷信故事，以便更有针对性的破除人民的迷信。如通过民间流行的某人被雷击死，说明雷公打死恶人不仅不何信，而且宣传了雷电的科学知识。还有些工农生活题材的文章，如叙述工作、农民痛苦生活的《庄稼老作叹十声》、《工人苦》，前者通过分析农民痛苦生活的原因，号召他们组织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后者通过工人生活痛苦的原因，号召他们团结起来向外国工厂资本家进行斗争。
我们在北平出的最后一本小册子是七七事变后的约一两天即写出的《血战芦沟桥》，因为急于与读者见面，以致来不及在封面上套色彩印，因此这是在北平出版的唯一没有彩色封面的小册子。发行后，小贩在街上叫卖，同人也亲自在街头没摊出售，当时读者争先抢购，供不应求，只好一边在印刷局催印，一边送街头发售。估计几天内即卖出了二十万册左右。当时同人的抗战热情，现在想起来仍不胜感动。
编刊社不仅出版了许多大鼓词，还组织唱旧大鼓词的艺人来演唱。记得有一个艺人曾因为演唱《打汉奸》，在通县被殷汝耕的汉奸政府逮捕了。另外社中女同人孙慰君，（现在美国）也学习唱大鼓词，在北平街头演唱，那时旧女艺人的社会地位是非常 下的，孙慰君学唱大鼓词时，曾被流氓追逐过。孙的丈夫是进步的中学教师，孙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她有这样的勇气是难能可贵的。后来编刊社的一位副社长段绳武先生用他自己的语言称孙为“女圣人”。
36年以后的编刊社和以前不同，还编刊了不少年画和连环画，这些绘画很受群众欢迎，年画是乡村农民在春节时必备的文化享受，连最贫穷的农民，也要买一、二张贴在炕头上，供全家观赏。那时北平没有这枯的印刷能力，更没有这样的发行网，当时北方印刷年画的地方在天津，所以这一类年画只得交天津印行。37年初的春节我们在北平的鼓楼民众教育馆内，举行了一次年画展览。还特地为此出版了一个四开大小专刊，记得第一篇文章就是顾先生写的，经过几十年的战乱，现在不可能找到一张了。据当时主持这一工作的邵恒秋同志，（现全国政协常委）回忆，那时共出了几十种年画，内容大致可分为（一），宣传抗日的，印的最多的是二十九军大战喜峰口。（二）历史故事，主要通过历史上的抗战故事来鼓励人民民族气节，如《史可法》《卧薪尝胆》。（三）风俗类，如各行业的生活。（四）民是生活。（五）风景画。（六）破除迷信。
1936年以后的编刊社还出了一个《民众周报》，是供乡村小学教师和初中学生阅读的。副社长徐炳昶先生任主编。
徐先生那时任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会主任。他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和考古学者，也中国的教育家，曾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顾先生示电我们，请徐先生任编刊社副社长，并出任《民众周报》主编，以扩大该刊的社会影响。徐先生都慨然答应了。但徐先生因工作忙，实际不看周报的稿件，只是有时为周报写些文章。但他不让我们代写，他的文章是他口授由我们记录的。因为徐先生既不出名任周报主编，如有政治风险当然由徐先生负责，徐先生对我们这样信任不疑，也是当时高级知识分子中少有的。因为徐先生没有功夫看周报稿件，我们遇有疑难问题，便请教顾先生，所以顾先生对周报也付出了很大的气力。
周报的内容，有一周的时事解说，或称一周国内外大事记，因考虑到乡村小学教师订不起日报，所以把一周国内外大事用解说的形式刊出。当时国内外大事最主要的就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所以这一栏内容主要是抗日救国的新闻。其它方面，很少选载。另外有破除迷信，卫生常识，生产知识，法律知识，历史故事，……等等。一律用文艺形式介绍，以大鼓词居多，考虑到乡村教师的购买力低，订价每册四分，故《民众周报》的订户以乡村小学教师为多。
周报在开始发行的头几个月内，就在华北卖了近四五千份，（当时期刊能在短期内卖到这个数目，是件了不起的事情。这说明乡村的小学教师和城市的小知识分子，非常需要这种通俗读物，他们常来信提出问题让我们解答，读者来信每天有数十封之多。
为了扩大发行和减少我们的发行工作量，由顾先生和上海的开明书店接洽，从37年1月《民众周报》由开明书店印刷发行，我们只负编辑责任，该刊1937年5月在上海被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查封了。
在北平和上海的报纸上社中出有发表通俗读物的副刊。社中设有编辑一人，专门负责各报纸副刊编辑，可惜这些报纸的副刊名称已回忆不起。在顾先生领导下和推动下，编刊社确为抗日通俗文化运动，作了一些事情。
现在应该说一说，编刊社印刷发行这一方面的情况，也就是编出从后怎样送到读者，听者手里的问题。
旧社会一般劳动人民，整天辛苦工作，还找不到一碗饱饭吃。要他人拿出几角钱到书店买本书，实在是不可能的事，但这不是说他们不需要文化生活。他们大都是三、五，十几个人，在夜晚闲暇时，围着一个识字的人，听他拿一本大鼓词或评书来念。在大城市以北平而论，旧读物的发行书店，并不是在传统的文化街琉璃厂，（这是供中产阶级以上的购买书的地方），劳动人民的发行书店，是在前让外的打磨厂。这里比较大一点儿的书店共有五家：学古堂，宝文堂，泰山堂，治文堂，老二酉堂。据当时我们调查估计，它们从1936年到1936年这十年间，就发行了一千八百万大鼓词小册子。假设每个读者从购买两本计算，这里已经有九百万读者。假设一个读者有十个听众，仅这五家书店就有九千万听众。这些书主要不是靠书店直接出售，而是靠行贩或也摊推销，如从西单到西四这一段路程中，便有二十几个地摊，全市大约二百多处。行贩脚迹遍布到每条小胡同，但专营这样生意的人很少，大半是杂物小贩赚营的，因为群众养不起这些专业行贩。这告诉我们劳苦大众一般没有时间跑到书店买书，更重要的是他们掏不起几角钱来买书。
一般的通俗读物，只有三十二开本，六、七页，一千本成本费只有两元七、八角。书店三元钱一千本批发出去，一分钱可买三本。经贩卖者层层提利，到读者手里一本小册子便需一分钱。书店不是不愿再卖厚一点儿的书，或者装璜更好一些，但这样一来成本一提高，售价一定也提高，读者就购买不起了。
以是这些材料是当时社中同人孙祥林（现安徽大学副校长）调查的。他曾写出了《民众读物流通情况的调查》，因为在当时社会来说，不会有人重视，所以我们也没有出版，原稿早已遗失。上引的材料是散见在社编生活书店出版的《通俗读物论文集》里。 这些情况，使我们认识到。五四是以来新文化运动，所以没有深入到劳苦大众的圈子里，不仅因为它没有利用民间文艺形式，更重要的是它没有利用旧的发行网，和适应群众购买力定价低廉这个重要因素。
这个调查曾激动同人，决定适应群众要求写三、四千字短小故事的鼓词，使群众买得起，看得懂和听得懂，并爱看或爱听。这也就是编刊社多年来大量编刊大鼓词小册子的重要原因。这些使我们认识到，我人这个工作，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进一步深入劳苦大众的文化运动。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编刊社编的小册子根据劳苦大众能买得起的原则，社中所刊行读物定价也十分低廉。每册定价二分，批发价千册十元，后改为每千册六元，合数厘钱一册，这是社会上最便宜的书了。现在也不能查考共卖出多少册了，根据我们在京的几个同志回忆，以上述出版二百种计，一种印五万册，共当发行千万册计。加上成千万张年画，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数量。我们的发行渠道有两个：一是利用原来的旧书店，这样一则把新的读物送到了人民手中，二则也减少了旧的有害读物在市面的流通。二是通过当时的救亡团体散发到人民手中。
日本帝国主义当时在华北，特别是在平津势力猖獗，随时可能破坏我们的工作，所以编刊社对外不直接挂牌子，电话本上只有编刊社所在地的某街门牌号，也没有社的名称。
但为使读者能购买到本社读物，只在书后写了出售的地址。为了应付日本浪人，经售的地方有的也是半虚构的。据郭敬同志的回忆，那时书店经售的地址一个是崇外营房宽街八号转宏文书社。宏文书社就是郭敬同志虚构的，宽街八号虽实有其地，但实际是一所和郭敬同志有关系的市运进步小学。如日本浪人找麻烦，便嘱该校同人借故推开，即使如此，日本浪人还是找到了真的社址，并数次伪装清华大学人员，说是要来买书，都被社内同志巧妙地打发走了。最后，日本驻北平人员还是向宋哲元直接提出，要宋下令封闭通俗读物编刊社，但不久即发生了七七事变，未能实现。
三
七七事变扩大后，编刊社大部分同人乘平绥路傅作义部队的军车到了绥远归绥。
我们所以到绥远去是因为在36年冬，即以那里成立了个分社。分社的社长是段绳武先生。他原是一个下野的军人，三十年代初，他自己出钱在绥办理移垦，建立了一些新村。他说作军人时弄的钱是脏疑，要消赃赎罪。他是抗日的志士，希望把这些新村建成活的抗日长城。顾先生办理《禹贡》时，因注意边疆，两人认识了。段先生教育村民时，觉到社中所编读物甚为适用，因此他对社的方针也积极赞同，社中同人钦佩他的移民屯垦事业，推他为编刊社副社长兼绥远分社的社长，并派了一部分人到他那里工作。
事变前一个月，段绳武与顾先生发起了西北考察团，企图宣传和扩大移民事业。所以在七七事变时，顾先生已在绥远归绥。大部分同人到绥远后才和顾先生见了面。北平沦陷后，编刊社和绥远的分社立即在绥远合并，那时统计表守绥远的傅作义将军对编刊社作了盛大的欢迎。在那里编刊社为他的士兵编写了《游击战读本》四册。顾先生从绥远赴兰州。以后便和他只能作通信联系。绥远沦陷前我们到了太原，太原沦陷有我们又到了西安，这时顾先生、徐先生和段先生都把图章给了我们，让我们用他们的名义进行活动。只是隔一、两个月，给他们汇报工作情况和寄刊物样本给他们。这三位社长对我们这样信任不疑是我永远难忘，也是我一生中很少遇到的事。现在每一念及，仍使我激动不已。在西安曾出版过《平型关大战》和《阳明堡火烧飞机场》的鼓词本，这都是热烈颂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抗战事迹的。当时虽说国共已形成第二次合作，但国民党是从不宣传八路军成绩的。我们的活动自然也遭到了国民党顽固分子的非难。但我们这种做法却得到了三位社长的赞同和支持。这主明了顾先生当时如何实事求是地拥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为了扩大抗日宣传事业，38年初，社从西安搬到武汉。武汉出的小册子，现在一本也找不到了，仅能在上述《通俗读物文集》一书的广告上看到一部分书目，《战平郊》，《大战天津卫》、《飞将军空中大战》、《郝梦龄抗战殉国》、《活捉白坚武》、《抗战歌谣》、《新式小调》、《国难十二月》、《抗日十杯茶》、《丁方上前线》、《好洋鬼子》、《枪毙韩复渠》，等。
38年10月，编刊社由武汉搬到了重庆，从七七事变起社中便经费无着，费用来源主要是靠卖稿费，最初只能供给同人吃饭，后来所有人员一律20元的生活费，过着近似供给制的生活。
在重庆，编刊社虽说经费困难，但刊物发行量上却仍是很大的，刊物质量也比以前有所提高。社的稿子主要是卖给生活书店，（该店的发行力量当时遍及全国），我们每月给它编出十种小册子。另外编刊社的副社长段绳武，从38年夏就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政治部主任。这个部的主要任务是管理和教育伤兵的。伤兵的当时文化食粮很缺乏，我们每月为该部编写五种小册子，由他们印刷散发给伤兵阅读。这个数量也是相当大的。从1937年到1940年抗日战争的五年中，社中共出多少种小册子和刊印多少份已不可查考，据估计至少当在三百种以上，刊行数量当以千万册计。当时，我们没有能够像在北平一样，利用旧的民间书店在下层发行。也没有在这方面进行深入调查。实为憾事。
原来在北平时的孙慰君，这时担任了社里的抗日通俗宣传团的团长，又聘请四个唱大鼓的旧艺人，同时有几个抗日期间的流亡学生，也参加了这种宣传，在群众和伤兵中演唱，很受群众和伤员的欢迎。
在西安时，赵纪彬（现任中央党校教授）来社参加工作。他为编刊社拟定了《战时工作纲领》，提出“与文化界商定抗战救亡文化建设上的共同纲领，调整一切内部磨擦……巩固以抗战为中心的民族文化统一战线”，“听取前线战斗员、指挥员实际抗战的经验与教训……制成通俗读物教育群众。”采访各地动员群众的经验与困难，把握各阶层民众在抗战过程中所提出的问题，由通俗读物予以解答。……肃清各种贻误民族独立解放的错误理论。”“办通俗文化运动干部训练班……参与实际抗战救亡工作。”提倡集体创作“讨论宜将何种观点注入读物以教育读者”。坚持通俗文化的方向“务使群众看得见就能了解，念得出就听得懂。”
这个纲领不仅得到当时西安进步文化救亡团体的一致赞许，而且一直成为社中战时行动的指针。
在武汉，社里添设了一个研究部，赵任该部主任。他和编辑部同仁，专门研究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如过去为了通俗押韵，形容死亡时常用见阎王，归阴间，迷信不科学的词汇。有了研究部之后，不但对字句的推敲比过去严格，这种迷信的不科学之词也改正过来了。
为了选题既能适应读者的要求和兴味，又要达到鼓励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情。同时考虑到统一战线的问题，使得文章能通过国民党检查。社中同人都在工作时间内学习一小时，共同提高政治水平，每星期开一次工作和生活检讨会，相互批评和鼓励。我们这一套方式都应归功开赵纪彬。虽说那时我们的生活都很苦，但大家的精神却很愉快，除了工作时间外，社里的歌声不断。时常请从解放区来到大后方的同志，到社里向同人作报告，使我们能知道敌后一些确切的政治军事情况。这些都不是一般报纸上所能看到的。
在重庆，赵纪彬以向林冰的笔名，积极参加了当时在报刊上展开的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坚持和宣传社中原来旧瓶装新酒的主张。现在看来有些地方虽不无偏激，但当时鼓励了大家坚持用旧曲艺的形式宣传抗日内容的主张，对编刊社的同人鼓舞很大。
好景不长，我们这些做法遭到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他们借口编刊社是赤化团体，处处于以打击。例如1940年段蝇武副社长一死，国民党后勤部政治部换了一个反共的主任，原来和该部合作的稿费立即被取消了。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生活书店的抗战小册子卖不出去了，我们的稿费也就无着落了，这样经济来源就完全断绝了。同人最低限度生活也无法维持，顾颉刚先生这时由兰州来到成都齐鲁大学任教，国民党对他的压迫也更加强了，自然也顾不到社中事了。编刊社就这样在蒋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中解散了。
从三户书社起到1940年结束时止，据日人小仓芳彦：《顾颉刚与日本》一书中引野原《解题》说“1931年以来，日本由进犯东北进而开始侵略整个中国，顾颉刚根据五卅事件时的经验，发起组织了通俗读物编刊社，采用大鼓词，小调（民歌）一类的形式，把抵御外侮的故事编成通俗说唱，致力于抗日宣传工作……其间刊行的通俗读物，有六百种，共计五千万册”。我们估计这个数目还是可靠的。
顾先生是一个中国史学者，而且是一个偏重考证的古代史学者，编刊社完全是他业余以外的工作，出版的通俗读物在当时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没有他的倡导和支持，在蒋介石“奢言抗日者杀无赦”的淫威下，后来在国民党投降反共为主，被迫抗日的形势下，编刊社是不能进行上述大量抗日通俗宣传工作的。
由于我们的认识水平低（主要应由我负责）也写过含有错误性的文章和人事安排上政治性错误，但这都与顾先生无关，一因顾先生太忙，不可能对文章都仔细过目，至于人事问题，则因种种原因，我们事前亦未向顾先生说明。
上述稿件经过现在在京的当时社中同人，现任科学出版社社长（党员）郭敬同志，民革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常委邵恒秋同志，高级党校党员教授赵纪彬同志看过，他们都提出了些宝贵的意见，但其中如有回忆不确或错误处，仍应由我个人负责。
1981年夏初稿
1982年元旦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