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的美国社会与政治

社会共识的终结？——后危机时代的美国社会与政治
《中国改革》6月刊
郦菁
2012年注定是政治上相当重要的一年，因为主要大国都将在本年完成政治交接，因此也为各自的社会带来了或多或少的不确定因素。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奥巴马的第一个也许是最后一个任期也将很快走到尽头。在这一微妙的时刻，金融危机还是民众新鲜的记忆，其社会和经济影响似乎还在缓慢的释放。失业率依然高居于8%左右；尽管去年第四季度GDP增长率暂时回升到3%，但这种艰难而缓慢的复苏趋势也不能挽回奥巴马政府的颓势。在市民社会空间中，茶党运动依然在全国各地展开，多数时候与共和党紧密联合；而占领华尔街运动暂时处于低潮，但是也许很快还会复苏。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的社会资源和情绪正逐渐被动员、整合，以迎接11月的总统大选。也许，这正是一个观察美国社会的有益时刻：虽然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并没有最后摊牌，但阶级、种族和意识形态各方面的裂痕正以新的方式纠缠在一起，或隐或显地侵入政治舞台。
一、“民权时代”的社会共识
意欲理解美国社会今日之成局，我们必须回溯至全面金融化之前的“民权时代”（civil rights era，指美国五十时代到六十年代末的历史）。战后美国实体经济飞速增长，马歇尔计划打开了欧洲市场，纵向一体化的公司组织形式极大提高了效率，物质财富空前繁荣。而这种经济上元气淋漓的气象，正是建立在政治妥协的基础之上。简言之，一方面，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精英与大众之间就主要的经济和政治格局达成了某种共识，形成了关乎利益分配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契约；另一方面，国家通过一系列法律和制度层面的安排来实现这种政治/社会契约，而不是依靠单纯的市场力量来完成社会分配的目的。
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雷吉（John Ruggie）将战后的这种政治经济秩序概括为“嵌入性的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也许是相当恰切的。所谓的“嵌入性”，说的是市场的力量并非自发作用，而是嵌入于一定的政治安排，受特定的社会和政治规范所约束。当然雷吉的本意是要描绘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特别是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制度如何在一定的政治框架和协商性多边关系内展开，从而将国内的经济和社会运行隔离于国际市场的巨大不确定性之外，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实际上，“嵌入性的自由主义”也正是美国国内经济制度安排的基本特征。
比如战后美国国内的金融制度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彼时金融机构的分工格局和信贷制度基本是延续了罗斯福新政期间所建构的基本框架。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分业经营，即不同金融机构的功能和服务对象都有所区隔，避免直接竞争。其中投资银行负责一级市场公司债和股票的发行，商业银行主要为公司客户贷款，（互助）储蓄银行和贷款协会为消费者提供抵押贷款，而其他类型的金融公司则供给普通消费信贷。这种分而治之的金融制度正是通过事先的政治和社会契约分配信贷的一种方式，因为信贷的短缺和消费/投资能力的增长始终是战后的一个矛盾，60年代后期通货膨胀之后更甚。再加上对于存贷两方面利率的控制，这一制度保证了所有的社会群体和不同的经济部门都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取信贷，从而促进经济的稳步增长和政治上的稳定。
金融制度的“嵌入性”反映了战后美国社会阶级关系的相对缓和，精英之间、精英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就资源的分配达成了较为一致的共识，并形成了稳定的政治经济方案。在这种基本的政治—经济格局下，政治过程面对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不断有积极的反应。种族、性别不平等的问题在60年代不断进入政治议案，催生了一系列立法运动和社会改革，因此这一时期也被称为“民权时代”。同时，社会福利政策也在不断扩张。肯尼迪和约翰逊在位期间推动了诸多立法，增设了很多社会项目，虽然全民医疗覆盖要迟到奥巴马手里才最终通过。
二、金融化运动：共识的终结
然而，民权时代的体制存在一个根本的悖论：即一旦经济停止稳步增长，这一政治妥协方案和社会共识如何才能维系？不幸的是，美国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陷入滞涨时，很快面临了这一问题。当时各个社会阶级和部门都不愿意承担信贷和消费紧缩的后果，即使是政治资本相对薄弱的群体，也在60年代社会运动中被充分动员，此时在政治上也并非处于弱势。根据社会学家克里普纳（Greta Krippner）的研究，在70年代经济停滞和资源约束的条件下，当国家面临不同社会集团的经济要求时，激烈的政治斗争不可避免，而国家不论做出怎样的政治安排，都会遭致猛烈的抨击。这一进退两难的极度“政治化”局面很快迫使国家放弃了推动政治协商的可能，而是把资源分配这一艰难的选择推向了市场。
于是，从70年代末开始到里根时代，美国在国内经济政策方面展开了一系列重大的调整。调整的初衷也许只是解决经济和财政等方面的燃眉之急，但很快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些变化包括：产业政策的收缩，放松对主要行业的管制；推行“经济复苏税收法案”（ERTA），大幅度减税；削减财政开支和政府规模，取消或削减社会政策和福利项目；还有一系列金融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改革，等等。这些都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格局。
再以金融政策为例。70年代美国政府已经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被迫取消了对于存贷款利率的限制，因此1934年银行法中的相当重要的Q条款终于走到了尽头。这对专营住房抵押贷款，并且依赖利率管制政策生存的互助银行等等打击很大。与此同时，商业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不断的挑战着分业经营的底线，它们往往通过各种金融产品的创新来争夺有限的储蓄，追逐更高的利润，打监管的擦边球。到了80年代，分业经营的制度限制实际上名存实亡，虽然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才真正在法律上认可了混业经营。同样是在80年代初，美国联邦政府执行反垄断政策的贸易委员会（FTC）也做出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对很多并购案例采取放任态度。这首先引发了银行业的兼并，地方性的和规模较小的储蓄银行和贷款机构首当其冲。另一方面，里根时期继而放松了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这和沃克尔（当时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高利率紧缩政策相结合，使得大量国外资本流入美国，进一步促进了各种形式的金融投资。
金融制度的实质性转变和其他经济政策的变化，迅速产生了两个重大后果。其一是精英内部结构的重组。银行业的兼并使得地方诸多中小型企业失去信贷支持，面临被兼并或破产的命运。而跨国或全国性的大公司在普遍金融化和国内外资本过剩的局面中也发生了一场“观念的革命”。公司股份的市场价值现在俨然是管理层的最终目标，而公司本身无非是一组可以不断流动的现金流，其目的只是不断增值。很快，金融精英取代产业精英全面掌握了政治经济权力，已有的政治妥协和利益分配方式面临重大调整。
其二，其他社会主要群体，特别是受市场化和金融化政策冲击最大的底层，此时却在政治上有一种深刻的无力感。实际上，从主要的经济和社会指标来看，80年代之后阶级之间的差异明显地拉大了。很多社会群体的经济地位低落，例如产业工人等等。实体经济萎缩，制造业持续外移，五六十年代产业资本家和工人分享利益的政治安排自然无法维系。数据显示，美国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率自80年代以后基本徘徊不进，失业率也居高不下。另一方面，里根的减税政策也是有所偏畸的，税改后富裕阶层的实际税负远低于60年代，其他社会阶层则上升了。同时，国家也逐步退出各类社会福利和保障项目，削减社会政策预算，这进一步恶化了底层的社会经济状况。总体来说，美国社会的基尼系统从80年代开始一路上升，到2000年达到0.4以上，远高于同时期其他主要发达国家。
因此，自80年代以来，美国的政治经济秩序固然是“自由主义”的，但是这种自由主义并不受一定的社会契约的限制。在市场力量、特别是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两极分化的作用下，前一时期分配社会资源的政治妥协方案实际上已经崩解，社会共识消弥，社会分化的趋势开始抬头。然而，颇有些出人意料的是，这些结构性变化并没有相应地反映为政治层面的矛盾和斗争，甚至这一时期的社会运动也处于历史的低潮。这也许是因为国家从充满争议的分配过程中抽身而退，因此正如克里普纳（Krippner）和其他社会学家所言，分配问题在80年代之后“去政治化”了。于是，60年代经社会运动动员起来的政策压力群体和传统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集团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斗争的方向。市场将这些群体从内部瓦解了。现在不同的阶级似乎只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消费者”。而他们作为消费者又是高度分化的，既缺乏统一的经济利益，又缺乏政治上的组织力。
之后，经济在80年代后半程的增长和90年代克林顿的“新经济”时代进一步掩盖了各种不断深化的社会裂痕。小布什任期内，“新经济”神话破灭，阶级和种族矛盾确有激化的可能。有意思的是，次贷的扩张不仅成为了互联网泡沫破灭后金融资本的新接力游戏，本质上也解决了一场政治危机。简言之，此前被金融体系排斥的低收入阶层和少数族裔彼时也被吸收进了疯狂扩展的信贷体系，这在政治上暂时缓和了矛盾，也陡然成为了小布什的民生政绩之一。但次贷危机终有爆发的一天，而这些群体无疑是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三、金融危机与社会运动的复兴？
2008年，次贷风暴最终引发了经济的全面危机。危机的政治后果之一就是已有的社会/政治裂痕在此时暴露无遗了。主要的社会阶级很快重新认识到：有关分配的政治斗争必将重新回到社会生活的中心。在这种敏感而微妙的时刻，各种阶级、种族、宗教和意识形态上的身份差异和内在矛盾很快就被激化了。
奥巴马在2008年的胜利反映了多数美国民众企图克服各种社会离心力的良好愿望。一位有非洲裔血统的总统，相对年轻，幼时常年居住海外，有多元文化的背景——这些因素正是危机后莫知前路何方的美国社会所需要的。奥巴马于是更多的是一个象征，是一个美国人民企图克服正在加深的矛盾的幻象，是对多元统一的美国文化力量和政治制度的再一次乞灵。所以，奥巴马入住白宫的文化意义远大于实际的政治经济政策层面的调整。而在各种矛盾隐而不彰、经济走势良好的时刻，美国人民也许只需要一个盎格鲁•萨克森血统的主流白人总统就足够了。
但自奥巴马主政以来，于金融系统和汽车等行业的救助花费不赀，还耗费了巨大的政治能量通过了医改方案，但经济整体好转的迹象微弱，其政治上的支持率也每况愈下。这说明政治整合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和情绪正在通过市民社会的空间释放出来，并进而影响政治过程。经过近三十年的低潮，美国国内的社会运动终于重回政治舞台，而其中规模最大的莫过于2009年开始的茶党运动和2011年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茶党的称呼一语双关，字面意涵为“税收过多”（Tax Enough Already Party），也暗示着和18世纪波士顿抗税运动的精神联系。从2009年初奥巴马宣布270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开始，茶党运动就在草根层面迅速崛起。而经过麻省补选参议员一役（茶党支持的候选人布朗获胜）和2010年的中期选举，茶党更是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组织上也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扩张。不同的民调资料基本都显示，一个典型的茶党成员是45岁左右中高收入的白人男性，很可能也是福音派教徒（新教中激进的保守派）。目前，有25-30%的成年美国民众表示支持或赞同茶党的理念，其中积极参与茶党运动的又占到20%强。茶党的主要政治口号就是减税、反对政府干预、抵制包括问题资产救助方案、产业振兴计划和医疗改革等等任何涉及政府支出的项目。质言之，茶党运动正是对日益激化的“分配”问题的一种极端回应。然而，茶党成员并不认为“市场”在过去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段中作为一种分配方式存在重大的问题，问题最终还是出在政府身上。茶党明确反对用政治协商的方式来重构一种分配机制，坚决抵制把税收花在那些所谓“不努力工作”、“不劳而获”的人群身上。根据斯考切波和其他一些社会学家近期的实证研究，茶党所谓的“不劳而获”者，也许更多地指向外来移民、失业群体和社会底层，而不是金融精英。由此可知，茶党运动正是美国历来的保守主义情绪的回潮，并且由于危机后的经济持续衰落而陷入更深的排外/排斥其他社会阶级的焦虑之中，当然也更为激进化了。
另一方面是去年九、十月间从纽约等大城市发端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相比之下，一个典型的占领运动参与者很可能是30岁上下，失业或身负贷款，年薪在5万美元以下甚至更低，信奉宗教自由，也很可能是少数族裔。“我们是99%”的口号更直接地指向了收入不公和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和茶党正相反对，这一社会运动明确要求重构分配性的政治安排，通过再分配的形式来缓解日益严重的阶级矛盾。尽管这一运动尚在发展之中，其政治诉求和政治方案还未统一，但运动批判的对象是一致的：即占据23%以上国民财富的那1%的少数精英。占领运动在去年10-11月间掀起了全国性的高潮，但之后由于天气的原因和国家机器的镇压而暂时陷入低谷。今年3月占领运动者企图重新回到运动的起点纽约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但是很快遭到了警方的控制。这一运动的前景如何，和选举政治又有怎样的互动，现在尚难以断言。
四、大选之前的政治格局：矛盾的深化，抑或共识的重建？
在当下时刻，金融泡沫的破灭、社会矛盾的暴露和社会运动的扩展有两种不同的政治后果。一方面，社会已有的裂痕必然激化，政治斗争也许会更为尖锐；另一方面，这又不失是一个重新审视已有的政治经济体制，重新进行政治协商，达成新的社会契约的机会。而11月美国总统大选在即，各种政治力量正在不断被动员和整合，社会运动与政党持续互动。那么，从目下的格局来看，美国社会到底会走向分裂还是共识呢？
从共和党一方面来看，其基本策略还是继续利用茶党运动的广泛社会基础，复制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的胜利。有民调显示，茶党成员将占到共和党选票的40%之多，其势力实在不容小觑。实际上，从茶党运动发轫之际，共和党就不断的参与其中，通过保守的社会组织为茶党提供资金和组织力量，并在多州拉拢和指派茶党偏好的候选人。这使得参议院发言人佩洛西(Pelosi)公开质疑了茶党的草根性。而共和党的御用媒体福克斯（FOX）则更是为茶党运动鼓与呼，为“茶党”形成全国性的身份认同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和茶党的关系对共和党来说也是一场危险的共舞。茶党的政治能量实际上正在把共和党一步步拖向更为保守的政治光谱，因为在现在的境况下，共和党太需要茶党的支持了。茶党成员日益激进的政治立场和毫不妥协的战斗性不断在把共和党内愿意进行政治妥协的成员孤立和抛开。他们把任何有妥协迹象的共和党政治人物都称为“RINO”（Republican in Name Only），而“RINO”在接下来的党争中绝对得不到任何一边的支持。以往有关选举的研究总是认为靠近政治光谱中段的“中间选举人”会胜出，而在目前的情景中，共和党的候选人只会越来越向右转。
实际上，目前表现最佳的罗姆尼（Romney）在 桑托勒（Santorum）退出竞选之后，基本上已在共和党内提前胜出。罗姆尼在麻省任州长时期，曾经支持过医疗保险改革，而他本人对于同性恋和堕胎也从未公开反对。而为了赢得更广泛的保守主义势力的支持，罗姆尼的立场在选战的过程中明显变得越来越激进了。桑托勒退出之后，罗姆尼正在争取后者的大部分福音派支持者，这对罗姆尼政治立场的影响也一望可知了。这些因素都不利于未来的政治协商和社会契约的重构，只会把美国社会进一步撕裂。
而在政治谱系的另一端，民主党的政治资本正在不断流失。经济复苏的失败，中期选举在众议院的失利都是11月选战的不利因素。同时，民主党对于占领运动的态度也是暧昧的。在占领运动之初，奥巴马曾有节制地表示支持。但是，随后民主党支持的或泛左翼的社会团体并没有大规模渗透到运动之中起到组织和领导的作用，且资金的进入也是相当有限的，无法和茶党的财力相比。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主运动在60年代胜利之后的持续分裂，其组织力量和意识形态一时难以整合。比如像工会这样的全国性组织，近三十年来持续衰落，占领运动期间他们仅仅是茶水慰问，也许并没有提供可观的物质和组织资源。另一方面，民主党对于占领运动也是忌惮三分，因为一旦社会情绪被动员起来，运动的方向也许很难控制，这很难说对民主党是利是弊。因此，从目前来看，民主党的助选运动和占领运动并没有合流的可能。这很大程度上关闭了占领运动反映政治诉求的政党渠道，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把运动本身推向更为激进的境地。
由此看来，美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似乎正在向激进化和分裂的倾向移动，但达成新的共识的可能性始终还是存在的。大选本身和大选之后的政治操作都可能成为政治力量重新整合的契机。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美国的经济问题最终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国民财富的分配，终究不能全然托付给市场，也不能留待精英们来解决，必须引入更广泛的社会讨论和政治协商，必须和已有的社会运动产生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