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因：关于精神分裂症性抑郁的一则评注
A Note on Depression in the Schizophrenic (1960)
作者：梅莱妮·克莱因；译者：李新雨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主要集中于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所体验到的抑郁。我的第一个观点源自于我在1935年表达的论点，即“偏执位置”（我后来将其命名为“偏执—分裂位置”）与分裂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包含了对于精神分裂症族群的固着点，而抑郁位置则包含了对于躁狂抑郁疾病的固着点。一直到现在我仍然保持着这样的观点：偏执和分裂焦虑与抑郁感觉，由于它们在外部或内部压力下可能出现在较正常的人身上，因而可以追溯到在此类情境中被唤醒的这些早期位置。
在我看来，在精神分裂症族群和躁狂抑郁疾病之间常常观察到的联系，可以通过存在于婴儿期的偏执—分裂位置与抑郁位置之间的发展联系来解释。偏执—分裂位置的特征，即迫害焦虑和分裂过程，会延续到抑郁位置，尽管在强度和形式上有所改变。抑郁和罪恶感的情绪，在出现抑郁位置的阶段上获得了更加充分地发展，但是根据我较新的观念，它们在偏执—分裂位置期间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运作了。这两个位置（它们隐含了自我中的所有改变）间的联系在于，它们都是生本能和死本能之间挣扎的结果。在更早的阶段（持续到生命第三和第四个月），由这种挣扎而产生的焦虑采取偏执的形式，而尚未巩固的自我则受到驱使去增强分裂过程。随着自我强度的不断增长，抑郁位置产生，在此阶段，偏执焦虑和分裂机制有所减少，抑郁焦虑则在强度上有所增加。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冲突的运作。这两种本能之间的融合状态的变更，导致了一些改变发生。
早在第一时期，原初客体（母亲）就已经在其好坏两个方面受到了内化，我常常主张，如果好客体没有在某种程度上变成自我的一部分，生命就无法继续。然而，与客体的关系在第一年的四到六个月中有所改变，保存这个好客体是抑郁焦虑的本质。分裂过程也有所改变。在开始时，好客体与坏客体之间有一种分裂，与此同时发生的是自我和客体两者强烈的碎裂。当碎裂的过程变得较少时，受伤或死去的客体与活的客体之间的割裂就越来越明显。碎裂的减少与对客体的聚焦一起朝向整合迈进，而整合意味着两种本能间不断增长的融合，生本能在其中居于主导。
接下来我想提出一些指标，来说明为什么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中的抑郁特征，不像在躁狂抑郁状态中那样易于识别，我将对在这两组疾病中所体验到的抑郁在本质上的差异提出一些解释。在过去，我曾强调偏执焦虑与抑郁焦虑之间的区分，前者我定义为以自我的保存为中心，后者则聚焦于内化的与外部的好客体的保存。以我现在之见，这一区分过于扼要了。因为我多年来都坚持这样一种观点：从产后生活的一开始，客体的内化就是发展的基础。这意味着某种好客体的内化也出现在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中。然而，从出生开始，在一个缺乏力量并受制于强烈分裂过程的自我中，好客体的内化在本质上和在强度上都不同于躁狂抑郁状态中的内化。它较不持久，较不稳定，也不允许对好客体有足够的认同。不过，因为确实出现了某种客体的内化，代表自我的焦虑——即，偏执焦虑——势必也包括某种对客体的关注。
还有另一个新的观点要补充：就抑郁焦虑与罪恶感（我将其定义为是在与内化好课题的关系中被体验到的）在偏执—分裂位置就已经出现而言，它们也涉及到自我的一部分，也就是在感觉上包含有好客体的那个部分，因此是好的部分。也就是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罪恶感，即适用于破坏他自己身上的某些好东西，也适用于通过分裂过程来弱化他的自我。
接下来我要提出第二个原因，来说明为什么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罪恶感是以一种非常特别的形式被体验到的，因此很难被侦查出来。由于碎裂的过程（我要在此提醒你们史瑞伯把自己分为六个灵魂的能力）以及这种分裂发生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的剧烈程度，抑郁焦虑和罪恶感被非常强烈地分裂开来。虽然偏执焦虑被体验在分裂自我的大多数部分中，并因此居于主导，但是罪恶感和抑郁却只被体验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感觉上触及不到的某些部分中，只有分析才能将它们带入意识。
此外，因为抑郁主要是好客体与坏客体进行综合的结果，而且伴随着自我较强的整合，所以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抑郁势必与躁狂抑郁障碍的抑郁在本质上有所不同。
最后，抑郁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为什么如此难以侦查出来的第三个原因，在于投射性认同，这种投射性认同在他身上非常强烈，他用投射性认同将抑郁和罪恶感投射到一个客体之中——在分析的过程期间，主要是投射到分析师身上。因为再内摄紧跟着投射性认同出现，所以持续投射抑郁的企图是不会成功的。
汉娜•西格尔在最近的一篇论文（1956）中，给出了一些有趣的例子，来说明投射性认同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是如何处理抑郁的。在这篇文章中，通过深层的分析，帮助他们减少分裂和投射，因此使他们得以更接近地体验到抑郁位置，以及继而发生的罪恶感与修复冲动，作者以实例说明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改善过程。
只有在对心灵深层的分析中，我们才能碰到精神分裂症患者对于受到混淆与变成碎片的绝望感。进一步的工作，使我们能够在某些案例中触及罪恶感与抑郁感，这些感觉是由于受到破坏冲动所支配，以及由于分裂过程摧毁了自体和自己的好客体而产生的。作为对这种痛苦的防御，我们可以发现碎裂会再度发生；只有通过重复的体验并分析这些痛苦，才可能产生进展。
我希望在此相当简短地提及对一名病得很重的九岁男孩的分析，他无法学习，而且其客体关系深深地困扰着他。在一次会谈中，他强烈地体验到一种绝望的感觉，对于碎裂自己，摧毁他内部的好东西，以及对母亲的情感，还有无法表达这种情感，都让他深感罪恶。在那个时刻上，他从口袋里拿出他心爱的手表，把它丢在地板上，用力踩它，直到手表变成碎片。这意味着他同时表达并重复了他自体的碎裂。现在我要结论说：这种碎裂也是作为一种防御出现的，以对抗整合的痛苦。在成人分析中我也有类似的经验，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不会以摧毁一件心爱的拥有物来表达这些经验。
如果对破坏冲动和分裂过程的分析调动起了进行修复的冲动，那么迈向改善——有时是迈向治愈——的步伐便得以产生。强化自我的方法，以及使精神分裂症患者能够体验到自体与客体两者被分裂开来的好部分的方法，这些都是以在某种程度上治愈分裂过程并因此较少碎裂为基础的，这意味着自体丧失的部分变得更易于被他所触及。相比之下，我认为，尽管通过使精神分裂症患者执行建设性的活动来帮助他的治疗方法是有用的，但是这些疗法并不像对心灵深层和分裂过程的分析那样来得持久。
【本文译自《克莱因文集》第III卷《羡慕与感恩》（纽约：自由出版社）第264~267页】
作者：梅莱妮·克莱因；译者：李新雨
 |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主要集中于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所体验到的抑郁。我的第一个观点源自于我在1935年表达的论点，即“偏执位置”（我后来将其命名为“偏执—分裂位置”）与分裂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包含了对于精神分裂症族群的固着点，而抑郁位置则包含了对于躁狂抑郁疾病的固着点。一直到现在我仍然保持着这样的观点：偏执和分裂焦虑与抑郁感觉，由于它们在外部或内部压力下可能出现在较正常的人身上，因而可以追溯到在此类情境中被唤醒的这些早期位置。
在我看来，在精神分裂症族群和躁狂抑郁疾病之间常常观察到的联系，可以通过存在于婴儿期的偏执—分裂位置与抑郁位置之间的发展联系来解释。偏执—分裂位置的特征，即迫害焦虑和分裂过程，会延续到抑郁位置，尽管在强度和形式上有所改变。抑郁和罪恶感的情绪，在出现抑郁位置的阶段上获得了更加充分地发展，但是根据我较新的观念，它们在偏执—分裂位置期间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运作了。这两个位置（它们隐含了自我中的所有改变）间的联系在于，它们都是生本能和死本能之间挣扎的结果。在更早的阶段（持续到生命第三和第四个月），由这种挣扎而产生的焦虑采取偏执的形式，而尚未巩固的自我则受到驱使去增强分裂过程。随着自我强度的不断增长，抑郁位置产生，在此阶段，偏执焦虑和分裂机制有所减少，抑郁焦虑则在强度上有所增加。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冲突的运作。这两种本能之间的融合状态的变更，导致了一些改变发生。
早在第一时期，原初客体（母亲）就已经在其好坏两个方面受到了内化，我常常主张，如果好客体没有在某种程度上变成自我的一部分，生命就无法继续。然而，与客体的关系在第一年的四到六个月中有所改变，保存这个好客体是抑郁焦虑的本质。分裂过程也有所改变。在开始时，好客体与坏客体之间有一种分裂，与此同时发生的是自我和客体两者强烈的碎裂。当碎裂的过程变得较少时，受伤或死去的客体与活的客体之间的割裂就越来越明显。碎裂的减少与对客体的聚焦一起朝向整合迈进，而整合意味着两种本能间不断增长的融合，生本能在其中居于主导。
接下来我想提出一些指标，来说明为什么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中的抑郁特征，不像在躁狂抑郁状态中那样易于识别，我将对在这两组疾病中所体验到的抑郁在本质上的差异提出一些解释。在过去，我曾强调偏执焦虑与抑郁焦虑之间的区分，前者我定义为以自我的保存为中心，后者则聚焦于内化的与外部的好客体的保存。以我现在之见，这一区分过于扼要了。因为我多年来都坚持这样一种观点：从产后生活的一开始，客体的内化就是发展的基础。这意味着某种好客体的内化也出现在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中。然而，从出生开始，在一个缺乏力量并受制于强烈分裂过程的自我中，好客体的内化在本质上和在强度上都不同于躁狂抑郁状态中的内化。它较不持久，较不稳定，也不允许对好客体有足够的认同。不过，因为确实出现了某种客体的内化，代表自我的焦虑——即，偏执焦虑——势必也包括某种对客体的关注。
还有另一个新的观点要补充：就抑郁焦虑与罪恶感（我将其定义为是在与内化好课题的关系中被体验到的）在偏执—分裂位置就已经出现而言，它们也涉及到自我的一部分，也就是在感觉上包含有好客体的那个部分，因此是好的部分。也就是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罪恶感，即适用于破坏他自己身上的某些好东西，也适用于通过分裂过程来弱化他的自我。
接下来我要提出第二个原因，来说明为什么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罪恶感是以一种非常特别的形式被体验到的，因此很难被侦查出来。由于碎裂的过程（我要在此提醒你们史瑞伯把自己分为六个灵魂的能力）以及这种分裂发生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的剧烈程度，抑郁焦虑和罪恶感被非常强烈地分裂开来。虽然偏执焦虑被体验在分裂自我的大多数部分中，并因此居于主导，但是罪恶感和抑郁却只被体验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感觉上触及不到的某些部分中，只有分析才能将它们带入意识。
此外，因为抑郁主要是好客体与坏客体进行综合的结果，而且伴随着自我较强的整合，所以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抑郁势必与躁狂抑郁障碍的抑郁在本质上有所不同。
最后，抑郁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为什么如此难以侦查出来的第三个原因，在于投射性认同，这种投射性认同在他身上非常强烈，他用投射性认同将抑郁和罪恶感投射到一个客体之中——在分析的过程期间，主要是投射到分析师身上。因为再内摄紧跟着投射性认同出现，所以持续投射抑郁的企图是不会成功的。
汉娜•西格尔在最近的一篇论文（1956）中，给出了一些有趣的例子，来说明投射性认同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是如何处理抑郁的。在这篇文章中，通过深层的分析，帮助他们减少分裂和投射，因此使他们得以更接近地体验到抑郁位置，以及继而发生的罪恶感与修复冲动，作者以实例说明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改善过程。
只有在对心灵深层的分析中，我们才能碰到精神分裂症患者对于受到混淆与变成碎片的绝望感。进一步的工作，使我们能够在某些案例中触及罪恶感与抑郁感，这些感觉是由于受到破坏冲动所支配，以及由于分裂过程摧毁了自体和自己的好客体而产生的。作为对这种痛苦的防御，我们可以发现碎裂会再度发生；只有通过重复的体验并分析这些痛苦，才可能产生进展。
我希望在此相当简短地提及对一名病得很重的九岁男孩的分析，他无法学习，而且其客体关系深深地困扰着他。在一次会谈中，他强烈地体验到一种绝望的感觉，对于碎裂自己，摧毁他内部的好东西，以及对母亲的情感，还有无法表达这种情感，都让他深感罪恶。在那个时刻上，他从口袋里拿出他心爱的手表，把它丢在地板上，用力踩它，直到手表变成碎片。这意味着他同时表达并重复了他自体的碎裂。现在我要结论说：这种碎裂也是作为一种防御出现的，以对抗整合的痛苦。在成人分析中我也有类似的经验，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不会以摧毁一件心爱的拥有物来表达这些经验。
如果对破坏冲动和分裂过程的分析调动起了进行修复的冲动，那么迈向改善——有时是迈向治愈——的步伐便得以产生。强化自我的方法，以及使精神分裂症患者能够体验到自体与客体两者被分裂开来的好部分的方法，这些都是以在某种程度上治愈分裂过程并因此较少碎裂为基础的，这意味着自体丧失的部分变得更易于被他所触及。相比之下，我认为，尽管通过使精神分裂症患者执行建设性的活动来帮助他的治疗方法是有用的，但是这些疗法并不像对心灵深层和分裂过程的分析那样来得持久。
【本文译自《克莱因文集》第III卷《羡慕与感恩》（纽约：自由出版社）第264~2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