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何炳棣教授

刚刚隔壁宿舍的王同学过来告知何炳棣先生去世了，并感慨说正读何先生的书，没想到顿成古人了，唏嘘不已。对于很长时间不上社交网络的我，有些后知后觉。时间上的滞后却无法消除我思维上的错愕。
余生也晚，跟何先生只有一面之缘。两年前，翻了一下日志，是5月12日，何先生从美国来清华做学术报告。这次报告的学术意味实际上因潜伏在深处的政治意味而变得有些若隐若现了。清华因为要重振文科，重建国学研究院，所以请清华的校友、历史学界的巨擘何先生出山。当时的排场很大，临时从一个小教室换到了一个大礼堂。清华文科领域的重要人物多数都有作陪：李学勤、陈来、李伯重、张国刚、刘东等。何先生的成就主要在明清的经济史和社会史，晚年才转向思想文化史的研究。
那一次的讲题和墨子有关，或许代表着何先生晚年的思想方向。我是外行中的外行，听讲座时也是朝圣的心态更重些，但是可以明显感觉到何先生犀利的风格丝毫不减。当时，似乎还表达了他对儒家的诸多不满。虽然年届九十高龄，何先生的思维仍然敏捷，只是在提问交流阶段有些力不从心。
同去的好友一直感慨说，做一辈子学问，最后有这么个待遇和排场，也就值了。我当时也有很多想法，大概湮没在我的旧电脑中了。去之前，我曾对朋友说，“看一眼就少一眼”。现在想来也算没有留下遗憾了。
说来惭愧，那年我大三。在那次讲座之前，我对何先生的大名有所耳闻。他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很知名，几乎成了所有文史专业的学生的必读课外书。大概也曾知道何先生做过人口史相关的研究，但是具体的书也没有念过。（我那本还是在以前东门外的野草书店淘到的，当时十分兴奋，但是基本成了压箱底的。）那时候，“新清史”的说法，在李君和我这两个清史爱好者的交流中，逐渐变得频繁起来。何先生被我们肆无忌惮地简单认为是“新清史”的反对派和清史学界的保守派。年轻人求新和求变的想法，一直左右了我们大学整整四年，以至于我们常常天真地认为，新的就是好的，这种单线程的进步论几乎霸占了我们的思维。
可笑的是，在整个四年中，没有一个人跟我们郑重介绍过何炳棣先生的研究，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们何先生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是《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和《明清社会史论》。
前一本书，对中国明清经济史研究的推动作用，几乎无法形容。在1989年葛剑雄先生翻译出版之前，刘志伟老师认为英文原版大概只有中山大学历史系才有馆藏。那一本是何炳棣先生在该书出版后寄赠梁方仲先生的。这本著作对于刘老师推进明清赋役制度研究起到关键的作用。如果不懂何炳棣的关于“丁的实质”的研究，几乎没法理解我们似乎习以为常的“摊丁入亩”。这种可怕的状况，常常发生。几乎在我所遇过的明清史大牌教授中，很少有几个人能把“摊丁入亩”解释准确。这里面常常包括，那些自认为很懂何炳棣先生的研究，或者自认为别人都不太懂明清赋役制度的知名教授。更别提普通的明清史研究生或者历史系其他专业的学生了。这本力作的另一个重要推动，大概就是关于中国人口史的研究。葛剑雄、曹树基教授曾经与社科院另一帮研究人口史的人打过一场著名的笔仗。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明清时代的“户”与“丁”。不了解何先生的先行研究，基本就是扯淡。
后一部著作虽题名为《明清社会史论》，实际上是关于中国科举制度的研究。这部著作的体大思精之处，也丝毫不亚于前者。后世美国学者讨论中国社会流动的研究，肇始于此。近年来徐泓教授一直在从事此书的中译工作，已经渐次取得部分进展。我在台湾师范大学交流之时，在林丽月教授的课上，我们专门讨论以这本书为代表的社会流动的相关研究。可见，这也原本应该成为明清史教学或明清社会史教学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何先生的研究，这学期在郭老师的课上，常常被重点提及。但是，上本科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没有受到过相关的训练。我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学生，可是也常常反省老师应该教什么。前天在路上偶遇王晴佳老师，他就表示很愿意跟我们交流，非常希望听到我们学生对于老师教学真实一面的想法。葛兆光教授在推广其大学教育方式时，一直提倡“给本科生常识、给研究生方法、给博士生视野”的三段论。如果这个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相对理想的阶段培养方式的话，我现在十足就是一个瘸子。
好在，经过这个学期，我渐次找回了一条腿的感觉。希望在不远处，愚钝如我可以恢复两条腿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