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城市規劃欠缺的來龍去脈
转自 http://www.baumag.com.hk/big5/channel3/1204/120432.html
香港城市規劃欠缺的來龍去脈
——訪中國科學院院士葉嘉安
香港這顆美麗的 "東方之珠"，吸引著全世界的眼球，作為一個多元化的國際大都市，也是國際金融中心，在各方面發展超人一等的同時，香港的都市規劃卻受到不少批評——欠整體規劃、布局不完善、新市鎮交通配套不足等，如何看待如此批評，記者專訪了中國科學院院士、香港大學策略研究——當代中國研究項目主任、城市研究及城市規劃中心主任葉嘉安教授。
葉嘉安教授說： "目前香港市區的規劃好像很混亂，如旺角、深水埗等典型例子，但我們要回顧歷史。"他指出，香港從一個漁村到殖民地，轉型成工業城市，再轉型為國際金融中心，可說是一個歷程，而香港的城市規劃與其本身的城市發展有著極大的關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香港這小漁村仍未受到重視，未發展亦欠缺城市規劃，當時廣州比香港更繁盛，及至1949年後，很多難民湧入香港，居民需要工作、需要住房，當時逼於人口與經濟需要，政府臨時在觀塘、荃灣等地區劃出土地來做衛星城市，今天於旺角、深水埗等舊區可見的舊樓都可說是當時臨時建造遺留下來的，葉嘉安教授說： "當時的香港不是很富有，因社會需要而匆忙起樓，感覺是密質質的。"
賣地還是規劃?
當年香港的城市規劃是由工務局轄下的一個辦公室負責，辦公室內只有2個規劃師，這2位規劃師就負責全香港的城市規劃，加上政府收入以賣地為主，因此撥地規劃與地政署有著很大的矛盾，劃地即代表賣少了地，葉嘉安教授指出，"當年的規劃標準不一，有工作有屋住就行，對環境不大敏感，而這種情況不獨見於香港，全球亦然。因為當時正值戰後經濟復甦及城市快速增長期，美國日本亦如是，那年代，全世界對環保都是無知的。"那時香港的考慮有兩個方面，一，是如何盡快提供土地去興建房屋，二，是盡快提供工業用地。
不少人認為深圳比較香港，其城市設計予人更有規劃的感覺，葉嘉安教授分析指出，兩地的城市規劃有其發展歷史的不同。"香港所奉行的城規法在1939年開始，是參考自英國1932年的城鄉規劃法，英國的城市規劃學會(Royal Town Planning Institute，正名 "英國皇家規劃學會")是1914年才成立的，城市規劃對當時的英國而言仍屬新鮮事，也是一個比較年輕的專業，因此，若以現在的標準來看當年的香港規劃，是有欠公允的。"他亦指出，在上世紀70年代末，深圳仍是農村，人口不多，然而，今天，深圳已擁有1,400萬人口，發展迅速。 "從發展看來，香港可說是城市規劃的先頭部隊，深圳卻可以吸收香港的經驗，認清規劃的重要性，因此能更有條理。"葉嘉安教授強調，主要西方國家的城市規劃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五六十年代開始的，香港其已算緊貼世界潮流，但當然會有時差。
事實上，處於起步年代的香港城市規劃，亦遇上不少困難，最大的難題在於賣地是香港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人人都知道香港地少人多，所謂 "地少"，是因為70%的土地都是郊野公園，土地不能釋出供應作房屋建設，於是只能在可發展的部分發展。當年香港的規劃師希望有更多公共空間進行規劃，而更多的公共空間即意味著可作賣地的土地供應相對減少，賣地收入與城市規劃二者難以兼得。正因為香港的土地非常珍貴，城市規劃亦受到局限。
"十年建屋計劃"的突破
葉嘉安教授形容1973年後香港的城市規劃才出現真正的突破性發展， "當年政府推出十年建屋計劃，要發展新市鎮以建公屋之用，規劃逐漸走向成熟。"所謂 "十年建屋計劃"，意思是要在十年之內建造足夠的公共房屋單位予180萬居民。這個計劃改變了過去香港政府對公共房屋建設的態度，更加重視屋邨的設施及環境設計，同時配合完整的城市發展。
當年政府積極發展新界的新市鎮計劃，旨在提供土地作建屋之用，分散人口到新市鎮居住，而新市鎮計劃的推出，令香港的城市規劃有了更大的空間，城市規劃因而出現了生機。 "當年邀請了很多海外顧問公司參與，本地的規劃師從上世紀60年代的5個增加到30多個，主要參考英國的城市，因為英國有發展新城市的歷史經驗。到現在為止，在眾多新市鎮之中，沙田仍是最佳的規劃例子。"當時政府對新城市的規劃有兩大要求，一是改善環境標準，二是希望人人有屋住。對新市鎮環境的量及質都有了更高的要求，這亦與世界潮流有關。
葉嘉安教授說： "上世紀70年代全世界開始對環境保護的重視，這觀念的改變來自一本名為《寂寞的春天》的書，此書由萊切爾•卡森於1962年發表，書中提出環境污染對世界的危害，引起世界性的關注，更促使美國於1969年頒佈了第一部環保法律《聯邦環境政策法》，同時，香港的城市規劃亦吸收了環保的概念。"當年香港發展新市鎮計劃，除考慮環境之外，更把 "自供自給"的概念視為重點，希望新市鎮的居民能在區內工作、生活，然而，卻因此令整個計劃未有對交通網絡的配套問題作出全面的考慮。
當年，位於市中心的工廠不願搬入位於遙遠的新界，新市鎮的居民需離開居住地上班，造成嚴重的交通大堵塞，因此，上世紀80年代，香港政府推出了《香港發展策略》及《土地及交通優化模式》(LUTO)，除了解決交通問題外，更進一步考慮到競爭力的問題。 "自內地改革開放後，內地和香港的關係更形密切，機場、港口如何發展，剛巧1984年中英談判，訂下的並同方案就是讓需要先發展的地方先發展起來，而香港整體的土地規劃亦有了新指標，作了5大分區，包括都會區、東北、西北、東南、西南，以支持香港的經濟發展。由此可見，香港的城市規劃到了上世紀80年代逐漸開始了更整體而宏觀的規劃，而且是與整個城市的經濟發展掛鉤的。
香港城市規劃緊貼世界潮流
隨著社會的訴求開始改變，1996年，香港的城市規劃進入了重新評估的階段。
"第一，是環保意識的加重，第二，是重視可持續發展的概念。"葉嘉安教授指這種城市發展觀念的改變來自1987年由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表的《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一書，人們開始認同要把資源留給下一代的觀點，而這正是與全球大潮流一致的考慮，就像早年《寂寞的春天》一書推出後的全球效應一樣，把環保意識提升至可持續發展的模式，而香港的城市規劃更增加了一個新的重要元素——香港與內地的關係。 "從1978年至1996年約20年之間，珠三角已迅速發展，香港與內地貿易更日趨頻繁，人流、貨流對香港的未來發展有著直接的影響，故城市規劃就要對這幾方面多加考慮。就如當時對西部通道、港珠澳大橋的討論，又如今天的西鐵都是那個時代提出的產物。及至2006年，政府提出了《香港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內容亦離不開1984年的起步點，在當年的基礎上增加及不斷演變，並配合全球的發展潮流。"
事實上，香港亦有很多優點吸引其他城市學習。其一是，高密度發展的管理，其二是交通管理。香港典型的人口密集，當年香港一樣經歷過如內地今天面對的經濟上升、人人想買車買樓的情況，香港卻能透過如開徵汽車首次登記稅、燃油附加費、七年驗車等一系列的不鼓勵措施來進行需求管理，並提供包括巴士、鐵路等良好公共交通工具，來保持交通網絡的暢通，這種通勤時間交通量的有效管理方式，是世界各地都希望學習的。
葉嘉安教授認為香港未來的城市規劃有提供更多優化用地的意識，以往是因為歷史因素而較少公共空間，他說： "上世紀60年代因為地價貴，土地大多用來興建房屋及辦公樓，少見用來興建公園等，現在時代不同了，大家對生活質素的要求不一樣，儘管很多市民幾乎每天都是七十一式工作(7時上班，晚上11時才下班)，但也提高了對生活環境的質素要求。就如沙田藝術公園，規模雖小但亦體現了對城市居住區、生活區等共享空間的美化和優化。"
葉嘉安教授說： "每一個城市都有本身的包袱，巴黎、東京、倫敦亦然，城市規劃的好壞要看當地居民本身的訴求如何。"一個城市的規劃是不能重新洗牌，推倒重來的，如以今天的目光去看1960年的城市規劃，大家或許會不滿意，但要明白，當年的規劃標準與今天的並不一樣。從歷史的角度看香港的城市發展，或許有很多不足之處，但我們亦可以看到作為世界級的城市，香港，仍是緊貼世界發展潮流的，從上世紀60年代工務局下一個小辦公室只有3、4個規劃師工作的情況，到上世紀90年代受到重視，政府成立了規劃署、環保署的情況，以及今天有300-400個規劃師在為整個香港規劃，情況已有很大的進步。
香港城市規劃欠缺的來龍去脈
——訪中國科學院院士葉嘉安
香港這顆美麗的 "東方之珠"，吸引著全世界的眼球，作為一個多元化的國際大都市，也是國際金融中心，在各方面發展超人一等的同時，香港的都市規劃卻受到不少批評——欠整體規劃、布局不完善、新市鎮交通配套不足等，如何看待如此批評，記者專訪了中國科學院院士、香港大學策略研究——當代中國研究項目主任、城市研究及城市規劃中心主任葉嘉安教授。
葉嘉安教授說： "目前香港市區的規劃好像很混亂，如旺角、深水埗等典型例子，但我們要回顧歷史。"他指出，香港從一個漁村到殖民地，轉型成工業城市，再轉型為國際金融中心，可說是一個歷程，而香港的城市規劃與其本身的城市發展有著極大的關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香港這小漁村仍未受到重視，未發展亦欠缺城市規劃，當時廣州比香港更繁盛，及至1949年後，很多難民湧入香港，居民需要工作、需要住房，當時逼於人口與經濟需要，政府臨時在觀塘、荃灣等地區劃出土地來做衛星城市，今天於旺角、深水埗等舊區可見的舊樓都可說是當時臨時建造遺留下來的，葉嘉安教授說： "當時的香港不是很富有，因社會需要而匆忙起樓，感覺是密質質的。"
賣地還是規劃?
當年香港的城市規劃是由工務局轄下的一個辦公室負責，辦公室內只有2個規劃師，這2位規劃師就負責全香港的城市規劃，加上政府收入以賣地為主，因此撥地規劃與地政署有著很大的矛盾，劃地即代表賣少了地，葉嘉安教授指出，"當年的規劃標準不一，有工作有屋住就行，對環境不大敏感，而這種情況不獨見於香港，全球亦然。因為當時正值戰後經濟復甦及城市快速增長期，美國日本亦如是，那年代，全世界對環保都是無知的。"那時香港的考慮有兩個方面，一，是如何盡快提供土地去興建房屋，二，是盡快提供工業用地。
不少人認為深圳比較香港，其城市設計予人更有規劃的感覺，葉嘉安教授分析指出，兩地的城市規劃有其發展歷史的不同。"香港所奉行的城規法在1939年開始，是參考自英國1932年的城鄉規劃法，英國的城市規劃學會(Royal Town Planning Institute，正名 "英國皇家規劃學會")是1914年才成立的，城市規劃對當時的英國而言仍屬新鮮事，也是一個比較年輕的專業，因此，若以現在的標準來看當年的香港規劃，是有欠公允的。"他亦指出，在上世紀70年代末，深圳仍是農村，人口不多，然而，今天，深圳已擁有1,400萬人口，發展迅速。 "從發展看來，香港可說是城市規劃的先頭部隊，深圳卻可以吸收香港的經驗，認清規劃的重要性，因此能更有條理。"葉嘉安教授強調，主要西方國家的城市規劃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五六十年代開始的，香港其已算緊貼世界潮流，但當然會有時差。
事實上，處於起步年代的香港城市規劃，亦遇上不少困難，最大的難題在於賣地是香港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人人都知道香港地少人多，所謂 "地少"，是因為70%的土地都是郊野公園，土地不能釋出供應作房屋建設，於是只能在可發展的部分發展。當年香港的規劃師希望有更多公共空間進行規劃，而更多的公共空間即意味著可作賣地的土地供應相對減少，賣地收入與城市規劃二者難以兼得。正因為香港的土地非常珍貴，城市規劃亦受到局限。
"十年建屋計劃"的突破
葉嘉安教授形容1973年後香港的城市規劃才出現真正的突破性發展， "當年政府推出十年建屋計劃，要發展新市鎮以建公屋之用，規劃逐漸走向成熟。"所謂 "十年建屋計劃"，意思是要在十年之內建造足夠的公共房屋單位予180萬居民。這個計劃改變了過去香港政府對公共房屋建設的態度，更加重視屋邨的設施及環境設計，同時配合完整的城市發展。
當年政府積極發展新界的新市鎮計劃，旨在提供土地作建屋之用，分散人口到新市鎮居住，而新市鎮計劃的推出，令香港的城市規劃有了更大的空間，城市規劃因而出現了生機。 "當年邀請了很多海外顧問公司參與，本地的規劃師從上世紀60年代的5個增加到30多個，主要參考英國的城市，因為英國有發展新城市的歷史經驗。到現在為止，在眾多新市鎮之中，沙田仍是最佳的規劃例子。"當時政府對新城市的規劃有兩大要求，一是改善環境標準，二是希望人人有屋住。對新市鎮環境的量及質都有了更高的要求，這亦與世界潮流有關。
葉嘉安教授說： "上世紀70年代全世界開始對環境保護的重視，這觀念的改變來自一本名為《寂寞的春天》的書，此書由萊切爾•卡森於1962年發表，書中提出環境污染對世界的危害，引起世界性的關注，更促使美國於1969年頒佈了第一部環保法律《聯邦環境政策法》，同時，香港的城市規劃亦吸收了環保的概念。"當年香港發展新市鎮計劃，除考慮環境之外，更把 "自供自給"的概念視為重點，希望新市鎮的居民能在區內工作、生活，然而，卻因此令整個計劃未有對交通網絡的配套問題作出全面的考慮。
當年，位於市中心的工廠不願搬入位於遙遠的新界，新市鎮的居民需離開居住地上班，造成嚴重的交通大堵塞，因此，上世紀80年代，香港政府推出了《香港發展策略》及《土地及交通優化模式》(LUTO)，除了解決交通問題外，更進一步考慮到競爭力的問題。 "自內地改革開放後，內地和香港的關係更形密切，機場、港口如何發展，剛巧1984年中英談判，訂下的並同方案就是讓需要先發展的地方先發展起來，而香港整體的土地規劃亦有了新指標，作了5大分區，包括都會區、東北、西北、東南、西南，以支持香港的經濟發展。由此可見，香港的城市規劃到了上世紀80年代逐漸開始了更整體而宏觀的規劃，而且是與整個城市的經濟發展掛鉤的。
香港城市規劃緊貼世界潮流
隨著社會的訴求開始改變，1996年，香港的城市規劃進入了重新評估的階段。
"第一，是環保意識的加重，第二，是重視可持續發展的概念。"葉嘉安教授指這種城市發展觀念的改變來自1987年由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表的《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一書，人們開始認同要把資源留給下一代的觀點，而這正是與全球大潮流一致的考慮，就像早年《寂寞的春天》一書推出後的全球效應一樣，把環保意識提升至可持續發展的模式，而香港的城市規劃更增加了一個新的重要元素——香港與內地的關係。 "從1978年至1996年約20年之間，珠三角已迅速發展，香港與內地貿易更日趨頻繁，人流、貨流對香港的未來發展有著直接的影響，故城市規劃就要對這幾方面多加考慮。就如當時對西部通道、港珠澳大橋的討論，又如今天的西鐵都是那個時代提出的產物。及至2006年，政府提出了《香港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內容亦離不開1984年的起步點，在當年的基礎上增加及不斷演變，並配合全球的發展潮流。"
事實上，香港亦有很多優點吸引其他城市學習。其一是，高密度發展的管理，其二是交通管理。香港典型的人口密集，當年香港一樣經歷過如內地今天面對的經濟上升、人人想買車買樓的情況，香港卻能透過如開徵汽車首次登記稅、燃油附加費、七年驗車等一系列的不鼓勵措施來進行需求管理，並提供包括巴士、鐵路等良好公共交通工具，來保持交通網絡的暢通，這種通勤時間交通量的有效管理方式，是世界各地都希望學習的。
葉嘉安教授認為香港未來的城市規劃有提供更多優化用地的意識，以往是因為歷史因素而較少公共空間，他說： "上世紀60年代因為地價貴，土地大多用來興建房屋及辦公樓，少見用來興建公園等，現在時代不同了，大家對生活質素的要求不一樣，儘管很多市民幾乎每天都是七十一式工作(7時上班，晚上11時才下班)，但也提高了對生活環境的質素要求。就如沙田藝術公園，規模雖小但亦體現了對城市居住區、生活區等共享空間的美化和優化。"
葉嘉安教授說： "每一個城市都有本身的包袱，巴黎、東京、倫敦亦然，城市規劃的好壞要看當地居民本身的訴求如何。"一個城市的規劃是不能重新洗牌，推倒重來的，如以今天的目光去看1960年的城市規劃，大家或許會不滿意，但要明白，當年的規劃標準與今天的並不一樣。從歷史的角度看香港的城市發展，或許有很多不足之處，但我們亦可以看到作為世界級的城市，香港，仍是緊貼世界發展潮流的，從上世紀60年代工務局下一個小辦公室只有3、4個規劃師工作的情況，到上世紀90年代受到重視，政府成立了規劃署、環保署的情況，以及今天有300-400個規劃師在為整個香港規劃，情況已有很大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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