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是合法延缓期》
大二开始了。
因为一屋子物理女，所以即使大家都不做作业，却还是觉得彼此在一个频道上面。可是因为那时的我还是封闭在自己的空间里，所以也许真正的交流才并不多（这点是这周思妍的话才让我意识到的。我才知道其实4021的bonding加深，是从做饭开始）。
大二的课程还是略紧，所以每天不是在去教室的路上就是在上课时间睡觉。我和寒延续了周一一早选体育课的习惯，起床变成一件虽然没有什么困难却也极不情愿的事情——倒是佩服当时的闫鹤，仍旧是每周一一早从东区赶来南区上课。
那段时间的娱乐活动似乎很少。刚开学的时候，请妈妈初中同学的女儿，彼时刚刚大一的路人甲小姑娘吃饭，约在五角场季诺。吃饱之后发现从五角场走回寝室根本是一段不能想象的遥远路程——走到理图就已经体力不支——这倒是现在的自己无法想象的。
大二是在辩论队活动密集的一段时间，每周参加活动，去南京比赛（又是南京）。可其实那段时间每周日晚上都要默默难过一下，因为无法抓住“点”和说话不够流利的自卑感还是占据了上风。那段时间，停了一年多的百度空间又重新被利用，目的是用中二的忧伤感吐槽自己内心的虚弱。小金刚是忠实读者，会偶尔来安慰一下我失落的情绪。机缘巧合之下，我遇到第二个让我很喜欢的男生，最后无疾而终的暗恋也不过就两三个月，失落感倒是也没有那么强烈，继续投入生活。
另一项活动是做记者。虽然文字功力实在弱，却也了解了很多指导思想比如“客观性”，又锻炼了采访能力——很多时候就是这种天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用的经历，默默地成为最后的决胜点。后来在Rice的写作课，我就用当年养成的采访风格做完了很多人的interview，又顺带找了很多connection，最后邀请重要人物进行观摩，拿了一个好分数。我很感谢那个时候的编辑部老师和带我的研究生姐姐，一个夸我认真让我做统稿（另外间接促成了两年后我的毕设），一个教会我很多东西又不厌其烦地帮我改稿。
09年的圣诞夜，我约了韵韵一起晚饭。夏朵是在是个只适合吃午餐的地方，一到晚上，就烛光四溢地恨不得把你们这群forever alone全部赶出去。我们默默嘲讽了一下隔壁桌上分食一份套餐的couple，喝完了自己点的两杯桃子鸡尾酒和两块巧克力蛋糕。
大二上快结束的时候，我决定去交流。只有6个人报名，要4个，所以最后被选上也没有觉得很意外。在外事处的网站上刷出消息的时候，我在跟林川散步——这个德国人彼时准备考复旦的经济系，跟我讨论着他在浙大度过的一年，还有“每个杭州的出租车司机都是优秀的宏观经济学研究者”这样的论点。因为准备各种急着寄给Rice的材料，包括最担心的推荐信等等，我推迟了一个人去南京的旅行，废了火车票，退掉了爸爸帮我定好的酒店。
那年的期末考试是一个人窝在家里复习，让我感动的是那段时间每天跟吴啸宇飞信上讨论经典力学原子物理的知识点和题目，还曾经一起壮着胆子跑到帅哥徐晓华的办公室，在下午一点钟的时候敲开徐的大门，问几个对刚睡醒的徐来说也算不上问题的“问题”。
我不记得10年的春节我有许过new year resolution——也许根本就没有。对那年的春节，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踩着恨天高走在北方结了冻的河面上，眯着眼睛看那天下午的冬日暖阳。
开学之后继续浑浑噩噩地过，那年的五一因为世博的关系变成了一个17天的长假。那段撒欢般的时间里，我给做志愿者的宁心送过饭；跟韵韵和相楠一起去厦门旅行，总是在鼓浪屿的各种地方遇到宁心和李士昱；跟爸妈去海南度假，回来的时候发现邮箱里躺着一封Rice的信，通知我们各种paper work可以风风火火地搞起来了——之后马不停蹄的准备各种材料，DS-2019，学校证明，成绩单，还有因为体检没法去成的西安——我还记得那天是5月30号，收到sj的短信问我航班号，然后让自己都感到意外地，就在回寝室的楼梯上哭起来。虽然只是抽泣，却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的泪腺唯一失守的时刻。
大二第二个学期我们开始做饭。火锅，意面，奢侈的黄油炒花生米，蒸紫薯。火锅冒腾起来的烟雾中，有种享天伦之乐的错觉。我很喜欢买食材时逛大卖场的快乐感，拎着满满一袋海鲜、羊肉、火锅调料，心里盘算着所有这些东西吃进肚子里的饱足感。
那年暑假复习的时候大家又开始摆烂，对着完全没有概念的热统和数理方法不知如何是好。我们拉来了项——这个从大学开始就在我的生活若有若无出现的“闺蜜”人物。奈何此人不怎么靠得上谱，只是平添了很多“哎呀他也不会呢”的宽慰感罢了。可话说回来，一起复习的感觉总是不错的。大谷这个“共同好友”，总是作为一个让人愉悦的别扭人物出现。曾说起寒小学坑他的一块钱，说起大学里各种别扭的事迹，还有好基友纯洁的感情。
还有过几个人坐在萨拉斌玩物理游戏玩了一下午，什么正事都没干的莫名其妙事迹。后来新近认识的狮子男曹思畅给了我本救命般的数理方法笔记，才变得不那么焦虑（说起来，有次周佳骏煞有介事地拿出一份复印版“大牛笔记”的时候，总觉得有些面熟，才发现“大牛”就是狮子男君，有种“赝品见真品”的搞笑感）。我想起数理方法考前的那天晚上，几个人在小雨中撑伞走向光华。助教的办公室里没有空调，我们却还忍着闷热问了些其实根本也不怎么重要的问题，以摆脱考前的忧虑情绪。出来的时候走到国顺路路口，红绿灯循环闪过了好多次，我们就各自预测了下第二天的考点——其实大同小异，不过是为自己做了最后的确认，和挣扎。
那段时间还有世界杯，唯一一次最high的情况，是跟小黑和郑海伦坐在兰州一拉里喝豆浆看德国vs英格兰的四分之一决赛。心情略矛盾，却因为克洛泽的两个进球补偿了大部分的矛盾心理。再后来，德国进了决赛，输给西班牙不过是两年前的复制，没有丝毫意外——甚至是一开始就认定的结局。只是仍在兴头上吐槽了很久那群转身不灵活的后卫。
几乎是在同一段时间，我又开始不止为了吐槽自己写日志，开始逐渐敞开自己，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心态变好，自愈了大部分。我记得那个时候的“小心翼翼”体现在，准备去美国的事情分明是机票也买好了，骊才从李伟的口中得知——这也为11年年初我们两个见面深谈的那次埋下了伏笔。
暑假时，忙着准备所有行李、订酒店、还预备好了去从加拿大转道途径卡尔加尔去看姑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发现自己对于长途旅行其实是有一个持续将近两年的、很强的焦虑感存在的（直到最近才慢慢摆脱）。虽然从小生活在爸妈身边，可我并不觉得自己会想家——homesick对我来说，根本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事实上，就算到今天，也不能承认自己有过homesick的体验。也不能说是对未知环境的不安——因为一不算完全陌生，二是从小也觉得生活上的适应力强。所以那种焦虑感从何而来，我至今都不知道。
2010年的8月4号，我终于准备起飞。那天中午开始突然下起好大的台风雨，车开在机场高速上都有一种飘忽的感觉。我以为的不会悲伤，却还是在转身准备出关的时候鼻子一酸——后来和妈妈聊起这件事情，彼此又都觉得有趣好玩。再然后就什么情绪都没有，全部关注在加航是不是提供让我觉得满意的食物，怎么过关，还有那个给我无限好感的华裔加拿大男空乘。在蒙特利尔转机，等候的三小时里跟一个在澳洲念研究生的姐姐聊天——也是那个时候才开了眼，知道原来MBA也有Phd读。后来第二程的麦道平稳降落在卡尔加里的时候，我觉得那里的机场像极了德国汉诺威的机场，袖珍又精致。
只是卡尔加里本身，作为一个典型北美中型城市，根本就不精致。北美的普通城市都实在荒凉感十足，所以也就没有在市区怎么停留。姑姑带我去了两个国家公园，倒是被惊艳到不行——在此之前根本无法相信那种湖水的纯净蓝色是可能的。
加拿大停留一星期之后我就直接飞去了休斯顿，一架麦道载着我飞了整整五个小时。隔壁排的加拿大高中女生手里拿了本大概是vivi的英文版，瞬间惊叹，却也只能对着屏幕看了半场无趣的电影，睡过了剩下的半程。
疲累地到达休斯顿，先把自己安顿在高速公路旁four points，距离Rice三英里——后来我才知道，那条59号公路，对自己能有那么多的意义，屡次成为想起就被戳点的地标。
——很长时间以后，回看那两年算作“自愈”的时间，我都无法理解这段时间的意义；直到这两天，我突然发现其实那两年算得上艾里克森说的“合法延缓期”——这段时间不是我如同乌龟般蜷缩在壳里，守着“家乡农场每天放牧养马”；是一段用半自我封闭的方式，默默发展完成自我同一性的过程。就是这段时间，在不曾停下折腾的日子里把自我认知逐渐发展得丰满。
因为一屋子物理女，所以即使大家都不做作业，却还是觉得彼此在一个频道上面。可是因为那时的我还是封闭在自己的空间里，所以也许真正的交流才并不多（这点是这周思妍的话才让我意识到的。我才知道其实4021的bonding加深，是从做饭开始）。
大二的课程还是略紧，所以每天不是在去教室的路上就是在上课时间睡觉。我和寒延续了周一一早选体育课的习惯，起床变成一件虽然没有什么困难却也极不情愿的事情——倒是佩服当时的闫鹤，仍旧是每周一一早从东区赶来南区上课。
那段时间的娱乐活动似乎很少。刚开学的时候，请妈妈初中同学的女儿，彼时刚刚大一的路人甲小姑娘吃饭，约在五角场季诺。吃饱之后发现从五角场走回寝室根本是一段不能想象的遥远路程——走到理图就已经体力不支——这倒是现在的自己无法想象的。
大二是在辩论队活动密集的一段时间，每周参加活动，去南京比赛（又是南京）。可其实那段时间每周日晚上都要默默难过一下，因为无法抓住“点”和说话不够流利的自卑感还是占据了上风。那段时间，停了一年多的百度空间又重新被利用，目的是用中二的忧伤感吐槽自己内心的虚弱。小金刚是忠实读者，会偶尔来安慰一下我失落的情绪。机缘巧合之下，我遇到第二个让我很喜欢的男生，最后无疾而终的暗恋也不过就两三个月，失落感倒是也没有那么强烈，继续投入生活。
另一项活动是做记者。虽然文字功力实在弱，却也了解了很多指导思想比如“客观性”，又锻炼了采访能力——很多时候就是这种天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用的经历，默默地成为最后的决胜点。后来在Rice的写作课，我就用当年养成的采访风格做完了很多人的interview，又顺带找了很多connection，最后邀请重要人物进行观摩，拿了一个好分数。我很感谢那个时候的编辑部老师和带我的研究生姐姐，一个夸我认真让我做统稿（另外间接促成了两年后我的毕设），一个教会我很多东西又不厌其烦地帮我改稿。
09年的圣诞夜，我约了韵韵一起晚饭。夏朵是在是个只适合吃午餐的地方，一到晚上，就烛光四溢地恨不得把你们这群forever alone全部赶出去。我们默默嘲讽了一下隔壁桌上分食一份套餐的couple，喝完了自己点的两杯桃子鸡尾酒和两块巧克力蛋糕。
大二上快结束的时候，我决定去交流。只有6个人报名，要4个，所以最后被选上也没有觉得很意外。在外事处的网站上刷出消息的时候，我在跟林川散步——这个德国人彼时准备考复旦的经济系，跟我讨论着他在浙大度过的一年，还有“每个杭州的出租车司机都是优秀的宏观经济学研究者”这样的论点。因为准备各种急着寄给Rice的材料，包括最担心的推荐信等等，我推迟了一个人去南京的旅行，废了火车票，退掉了爸爸帮我定好的酒店。
那年的期末考试是一个人窝在家里复习，让我感动的是那段时间每天跟吴啸宇飞信上讨论经典力学原子物理的知识点和题目，还曾经一起壮着胆子跑到帅哥徐晓华的办公室，在下午一点钟的时候敲开徐的大门，问几个对刚睡醒的徐来说也算不上问题的“问题”。
我不记得10年的春节我有许过new year resolution——也许根本就没有。对那年的春节，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踩着恨天高走在北方结了冻的河面上，眯着眼睛看那天下午的冬日暖阳。
开学之后继续浑浑噩噩地过，那年的五一因为世博的关系变成了一个17天的长假。那段撒欢般的时间里，我给做志愿者的宁心送过饭；跟韵韵和相楠一起去厦门旅行，总是在鼓浪屿的各种地方遇到宁心和李士昱；跟爸妈去海南度假，回来的时候发现邮箱里躺着一封Rice的信，通知我们各种paper work可以风风火火地搞起来了——之后马不停蹄的准备各种材料，DS-2019，学校证明，成绩单，还有因为体检没法去成的西安——我还记得那天是5月30号，收到sj的短信问我航班号，然后让自己都感到意外地，就在回寝室的楼梯上哭起来。虽然只是抽泣，却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的泪腺唯一失守的时刻。
大二第二个学期我们开始做饭。火锅，意面，奢侈的黄油炒花生米，蒸紫薯。火锅冒腾起来的烟雾中，有种享天伦之乐的错觉。我很喜欢买食材时逛大卖场的快乐感，拎着满满一袋海鲜、羊肉、火锅调料，心里盘算着所有这些东西吃进肚子里的饱足感。
那年暑假复习的时候大家又开始摆烂，对着完全没有概念的热统和数理方法不知如何是好。我们拉来了项——这个从大学开始就在我的生活若有若无出现的“闺蜜”人物。奈何此人不怎么靠得上谱，只是平添了很多“哎呀他也不会呢”的宽慰感罢了。可话说回来，一起复习的感觉总是不错的。大谷这个“共同好友”，总是作为一个让人愉悦的别扭人物出现。曾说起寒小学坑他的一块钱，说起大学里各种别扭的事迹，还有好基友纯洁的感情。
还有过几个人坐在萨拉斌玩物理游戏玩了一下午，什么正事都没干的莫名其妙事迹。后来新近认识的狮子男曹思畅给了我本救命般的数理方法笔记，才变得不那么焦虑（说起来，有次周佳骏煞有介事地拿出一份复印版“大牛笔记”的时候，总觉得有些面熟，才发现“大牛”就是狮子男君，有种“赝品见真品”的搞笑感）。我想起数理方法考前的那天晚上，几个人在小雨中撑伞走向光华。助教的办公室里没有空调，我们却还忍着闷热问了些其实根本也不怎么重要的问题，以摆脱考前的忧虑情绪。出来的时候走到国顺路路口，红绿灯循环闪过了好多次，我们就各自预测了下第二天的考点——其实大同小异，不过是为自己做了最后的确认，和挣扎。
那段时间还有世界杯，唯一一次最high的情况，是跟小黑和郑海伦坐在兰州一拉里喝豆浆看德国vs英格兰的四分之一决赛。心情略矛盾，却因为克洛泽的两个进球补偿了大部分的矛盾心理。再后来，德国进了决赛，输给西班牙不过是两年前的复制，没有丝毫意外——甚至是一开始就认定的结局。只是仍在兴头上吐槽了很久那群转身不灵活的后卫。
几乎是在同一段时间，我又开始不止为了吐槽自己写日志，开始逐渐敞开自己，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心态变好，自愈了大部分。我记得那个时候的“小心翼翼”体现在，准备去美国的事情分明是机票也买好了，骊才从李伟的口中得知——这也为11年年初我们两个见面深谈的那次埋下了伏笔。
暑假时，忙着准备所有行李、订酒店、还预备好了去从加拿大转道途径卡尔加尔去看姑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发现自己对于长途旅行其实是有一个持续将近两年的、很强的焦虑感存在的（直到最近才慢慢摆脱）。虽然从小生活在爸妈身边，可我并不觉得自己会想家——homesick对我来说，根本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事实上，就算到今天，也不能承认自己有过homesick的体验。也不能说是对未知环境的不安——因为一不算完全陌生，二是从小也觉得生活上的适应力强。所以那种焦虑感从何而来，我至今都不知道。
2010年的8月4号，我终于准备起飞。那天中午开始突然下起好大的台风雨，车开在机场高速上都有一种飘忽的感觉。我以为的不会悲伤，却还是在转身准备出关的时候鼻子一酸——后来和妈妈聊起这件事情，彼此又都觉得有趣好玩。再然后就什么情绪都没有，全部关注在加航是不是提供让我觉得满意的食物，怎么过关，还有那个给我无限好感的华裔加拿大男空乘。在蒙特利尔转机，等候的三小时里跟一个在澳洲念研究生的姐姐聊天——也是那个时候才开了眼，知道原来MBA也有Phd读。后来第二程的麦道平稳降落在卡尔加里的时候，我觉得那里的机场像极了德国汉诺威的机场，袖珍又精致。
只是卡尔加里本身，作为一个典型北美中型城市，根本就不精致。北美的普通城市都实在荒凉感十足，所以也就没有在市区怎么停留。姑姑带我去了两个国家公园，倒是被惊艳到不行——在此之前根本无法相信那种湖水的纯净蓝色是可能的。
加拿大停留一星期之后我就直接飞去了休斯顿，一架麦道载着我飞了整整五个小时。隔壁排的加拿大高中女生手里拿了本大概是vivi的英文版，瞬间惊叹，却也只能对着屏幕看了半场无趣的电影，睡过了剩下的半程。
疲累地到达休斯顿，先把自己安顿在高速公路旁four points，距离Rice三英里——后来我才知道，那条59号公路，对自己能有那么多的意义，屡次成为想起就被戳点的地标。
——很长时间以后，回看那两年算作“自愈”的时间，我都无法理解这段时间的意义；直到这两天，我突然发现其实那两年算得上艾里克森说的“合法延缓期”——这段时间不是我如同乌龟般蜷缩在壳里，守着“家乡农场每天放牧养马”；是一段用半自我封闭的方式，默默发展完成自我同一性的过程。就是这段时间，在不曾停下折腾的日子里把自我认知逐渐发展得丰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