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读《红楼梦》管窥
艺术是克服困难
——读《红楼梦》管窥
中国古代的小说和戏剧，写才子佳人的恋爱往往是速成的。元稹《莺莺传》里张生和莺莺的恋爱就是一例。不过张生虽然一见莺莺就颠倒“几不自持”，莺莺的感情还略有曲折。两人初次见面，莺莺在赌气。张生和她攀谈，她也没答理。张生寄诗挑逗，她起初还拒绝，经过一番内心斗争才应允张生的要求。皇甫枚《三水小牍》写步飞烟和赵象的恋爱，就连这点曲折都没有。赵象在墙缝里窥见飞烟，立刻“神气俱丧，废食忘寐”。他托人转达衷情，飞烟听了“但含笑凝睇而不答”，原来她也曾窥见赵象，爱他才貌，所以已经心肯，据她后来说，她认为这是“前．生姻缘”。王实甫《西厢记》里张生和莺莺虽然在相爱以后恋爱还多曲折，他们的一见相爱也是这样容易。他们偶在僧寺相逢，张生一见莺莺就呆住了，仿佛撞着“五百年风流业冤”，“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半天”。莺莺并不抽身回避，却“尽人调戏蝉香肩，只将花笑捻”。她回身进内，又欲去不行，“眼角留情”，“脚踪儿将心事传”；还回头相看，留下“临去秋波那一转”。当晚月下，两人隔墙唱和，张生撞出来相见，虽然红娘拉了小姐进去，两人却“眉眼传情，口不言，心自省”，换句话说，已经目成心许。白仁甫《墙头马上》写裴少俊和李千金的恋爱更是干脆，两人在墙头一见，立刻倾心相爱。汤显祖《牡丹亭》里的杜丽娘，压根儿还未碰见柳梦梅，只在梦里见到，“素昧平生”，可是觉得“是那处曾见，相看俨然”，便苦苦相思，弄得神魂颠倒，死去活来。其实这些小说和戏剧着力写的只是“有情人”如何成为“眷属”，至于他们怎样成为“有情人”，那就写得很简略。
这类小说戏剧尽管文字很讲究，情节很复杂，人物也各有个性，可是描写恋爱却不脱一见倾心的公式，或者只是“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无怪《红楼梦》里青埂峰下的顽石对空空道人说：“……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干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第五十四回贾母批评才子佳人一类的书，说“编的连影儿也没有了”，那些佳人“只见了一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他的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像个佳人”。又说，大人家小姐身边自然有许多伏侍的奶妈子丫环，小姐决没有机会可去偷情。贾母的话当然不能代表作者本人的意见，但是她和石头的议论相同的地方，大概就是曹雪芹本人的见解。他批评的并不是他小说中常称引的《西厢记》和《牡丹亭》，而是当时通俗流行的才子佳人的传奇，认为描写得不真实，一来不合人物的性格，二来也不合实在情况。《红楼梦》这部小说既然“大旨不过谈情”，这几段批评就值得注意。作者所鄙弃不屑的，当然也就是他旨在避免的。
可是“谈情”或描写恋爱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背景。封建社会里男女有别，礼防森严，未婚男女青年很少相近的机会，一般在亲戚中间也只能偶然会面，不能时常相见，无由辨识对方的个性，这就是说，作者没有适当的场合使“才子”“佳人”互相展开自己的个性。他们的个性，只好在“有情人”如何成为“眷属”的悲欢离合中表现。因此就难免“千人一面”。他们那种速成的恋爱只是男女相悦的老一套，也就难免“干部一腔”。男女一见倾心，作者总解释为“天缘”、“奇缘”，或“前生姻缘”，或“五百年风流业冤”。杜丽娘和柳梦梅也是“夙缘”，所以一见面觉得“是那处曾见，相看俨然”。这等情节，古希腊小说里也早有描写。在海留多拉斯(Heliodoms)的有名的《埃修匹加》(Aethiopica)里，男女主角若不是奇缘，决不会相见。他们偶在神庙相逢，“两人一见倾心，就在那一面之间，两个灵魂已经互相投合，仿佛感觉到彼此是同类，彼此是亲属，因为品质相仿。当时两下里都一呆，仿佛楞住了……两人深深的相视半晌，好像是认识的，或者似曾相识，各在搜索自己的记忆。”阿克琉斯·泰治斯(AchitiesTatius)的《琉席贝与克利多封》(LeucippeandClitophon)写女主角到男主角家去避难，两人才有机缘相见。事先男主角有个奇梦，预示他未来的命运。第二天两人见面，据男主角自叙：“我一见她，我马上就完了”，“各种感觉掺和在我胸中。我又是钦慕，又是痴呆，又怕，又羞，又是不识羞。她的相貌使我钦慕，她的美使我痴呆，我心跳可知是害怕，我不知羞的光着眼睛看她，可是给人瞧见时我又害羞。”这两个例子都写平时不得见面的男女青年，都一见倾心，而这一见倾心是由于夙世或命定的姻缘。当然，一见倾心和似曾相识的心理状态，并不由时代和社会背景造成。莎土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男女主角是在许多男女一起的舞会上相逢的，他们不也是一见倾心的么？不过在男女没有社交的时代，作者要描写恋爱，这就是最便利的方式。
宝玉和黛玉的姻缘，据作者的安排，也是前生注定的。所以黛玉一见宝玉，便大吃一惊，心中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的？何等眼熟!”宝玉把黛玉细认一番之后，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不过他们没有立刻倾心相爱，以身相许。作者并不采用这个便利的方式。他辟出一个大观园，让宝玉、黛玉和一群姊妹、丫环同在园内起居，比西欧十八九世纪青年男女在茶会、宴会和舞会上相聚更觉自然家常。这就突破时代的限制。宝玉和黛玉不仅小时候一床睡、一桌吃，直到宝玉十七八岁，他们还可以日夕相处。他们可以由亲密的伴侣、相契的知己而互相爱恋。这种恋爱就不致“千人一面，干部一腔”。
但大观园究竟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而自成世界。大观园只容许一群小儿女亲密的一起生活，并不容许他们恋爱。即使戴金锁的是林黛玉，她和宝玉也只可以在结婚之后，享“闺房之乐”。恋爱在当时说来是“私情”，是“心病”，甚至是“下流痴病”。“别的事”尽管没有，“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女孩子大了，懂得人事，如果“心里有别的想头，成了什么人了呢!”在这种气氛里，宝玉和黛玉断断不能恋爱。作者要“谈情”，而又不像过去的小说或戏剧里那般用私情幽会的方式来反抗礼教的压力，他就得别出心裁，另觅途径。正因此，《红楼梦》里写的恋爱，和我国过去的小说戏剧里不同，也是西洋小说里所没有的。
假如宝玉和黛玉能像传奇里的才子佳人那样幽期密约、私订终身；假如他们能像西洋小说或电影里的男女主角，问答一声：“你爱我不？…‘我爱你”；那么，“大旨谈情”的《红楼梦》，就把“情’’干干脆脆的一下子谈完了。但是宝玉和黛玉的恋爱始终只好是暗流，非但不敢明说，对自己都不大敢承认。宝玉只在失神落魄的时候才大胆向黛玉说出“心病”。黛玉也只在迷失本性的时候才把心里的问题直捷痛快的问出来。他们的情感平时都埋在心里，只在微琐的小事上流露，彼此只好暗暗领会，心上总觉得悬悬不定。宝玉惟恐黛玉不知他的心，要表白而不能。黛玉丕愁宝玉的心未必尽属于她，却又不能问。她既然心中意中只缠绵着一个宝玉，不免时时要问，处处要问：宝玉心中意中也只有一个她么？没别的姊妹么？跟她的交情究竟与众不同么？还是差不多？也许他竟是跟别人更要好些？人家有“金”来配他的“玉”，宝玉对“金玉”之说果真不理会么？还是哄她呢？这许多问题黛玉既不能用嘴来问，只好用她的心随时随地去摸索。我们只看见她心眼儿细、疑心重，好像她生性就是如此，其实委屈了黛玉，那不过是她“心病”的表现罢了。
试看她和宝玉历次的吵架或是偶然奚落嘲笑，无非为了以上那些计较。例如第八回，黛玉奚落宝玉听从宝钗的话，比圣旨还快；第十九回，她取笑宝玉是否有“暖香”来配人家的“冷香”；第二十回，史湘云来了，黛玉讥笑宝玉若不是被宝钗绊住，早就飞来；第二十二回，黛玉听见宝玉背后向湘云说她多心，因而气恼，和宝玉吵嘴；第二十六回，黛玉因晴雯不开门而生误会；第二十八回，黛玉说宝玉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第二十九回，二人自清虚观回来砸玉大吵。这类的例子还多，看来都只是不足道的细事，可是黛玉却在从中摸索宝玉的心，同时也情不自禁的流露了自己的“心病”。
宝玉何尝不知道黛玉的心意，所以时时向她表白。有时表白得恰到好处，二人可以心照。例如第二十回，他表示自己和宝钗的亲不及和黛玉亲，说是“亲不间疏，后不僭先”。
黛玉啐道：“我难道叫你远他？我成了什么人呢？我为的是我的心。”
宝玉道：“我也为的是我的心。你难道就知道你的心，不知道我的心不成。”
黛玉听了低头不语。又如宝玉和黛玉吵架后上门赔罪，说：若等旁人来劝，“岂不咱们倒觉生分了”。黛玉就知他们究竟比旁人亲近。有时宝玉表白得太露骨，如引《西厢记》说：“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又说：“‘若共你多情小姐共鸳帐’……”，这就未免轻薄之嫌，难怪黛玉嗔怒。有时他又表白得太造次，如说：“你死了，我做和尚”，未免唐突，使黛玉脸上下不去。反正他们两人吵架一番，就是问答一番，也许就是宝玉的偈语里所谓“你证我证，心证意证”。到第三十二回宝玉向黛玉说“你放心”那一段话，竟是直指她的“心病”，他自己也掏出心来。第三十四回，宝玉赠旧帕，黛玉在帕上题诗，二人心上的话虽未出口，彼此都心领神会，“心证意证”，已无可再证。
可是黛玉的心依然放不下来。宝玉固然是她的知己，他们的爱情又能否长久呢？彼此年岁渐渐长大，防嫌也渐渐的多起来，不能常像小时候那样不拘形迹；将来宝玉娶了亲，就不能再住在大观园里和姐妹作伴。贾母、王夫人等又不像有意要把她配给宝玉。在宝玉“逢五鬼”前后，据凤姐口气，好像贾府属意的是黛玉。第二十五回，凤姐取笑黛玉说，“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儿？”还指着宝玉说：“你瞧瞧，人物儿配不上？门第儿配不上？根基家私儿配不上？……”所以宝玉病愈黛玉念了一声佛，宝钗的笑里是很有含意的。可是从此以后，黛玉这点希望日趋渺茫。第二十八回，元妃赏节礼，只有宝钗的和宝玉的一样。第三十五回，宝玉勾着贾母赞黛玉，贾母称赞的却是宝钗。宝钗在贾府愈来愈得人心，黛玉的前途也愈来愈灰黯。黛玉尽管领会宝玉的心，只怕命运不由他们作主，o所以她自叹：“我虽为你的知己，但恐不能久持；你纵为我的知己，奈我薄命何”。为这个缘故，黛玉时常伤感。第五十七回，紫鹃哄宝玉说黛玉要回南，宝玉听了几乎疯傻。紫鹃在怡红院侍疾回来，对黛玉说宝玉“心实”，劝黛玉“作定大事要紧”，黛玉口中责骂，心上却不免感伤，哭了一夜。第六十四回，宝玉劝黛玉保重身体，说了半句咽住，黛玉又“心有所感”，二人无言对泣。第七十九回，宝玉把《芙蓉女儿诔》里的句子改成“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陇中，卿何薄命”，黛玉陡然变色，因为正合了时刻在她心念中的防感和疑虑。
《红楼梦》后四十回描写宝玉和黛玉的恋爱，还一贯以前的笔法。黛玉一颗心既悬悬不定，第八十九回误传宝玉定亲，她就蛇影杯弓，至于绝粒；第九十六回听说宝玉将娶宝钗，她不仅觉得“将身撂在大海里一般”，竟把从前领会的种种，都不复作准。她觉得自己是错了，宝玉何尝是她的知己，他只是个见异思迁、薄幸负心的人。所以她心中恨恨，烧毁了自己平日的诗稿和题诗的旧帕，断绝痴情。晴雯虽然负屈而死，临终却和宝玉谈过衷心的话，还交换过纪念的东西，她死而无憾。黛玉却连这点儿安慰都没有。她的一片痴心竟是空抛了，只好譬解说是前生赖他甘露灌溉，今生拿眼泪来偿还。宝玉一次次向黛玉表明心迹，竟不能证实，从此更无法自明。他在黛玉身上那番苦心，只留得一点回忆，赚得几分智慧，好比青埂峰下的顽石，在红尘世界经历一番，“磨出光明，修成圆觉”，石上镌刻了一篇记载。宝玉和黛玉中间那一段不敢明说的痴情，末了还是用误解来结束。他们苦苦的互相探索，结果还是互相错失了。
俗语“好事多磨”，在艺术的创作里，往往“多磨”才能“好”。因为深刻而真挚的思想情感，原来不易表达。现成的方式，不能把作者独自经验到的生活感受表达得尽致，表达得妥贴。创作过程中遇到阻碍和约束，正可以逼使作者去搜索、去建造一个适合于自己的方式；而在搜索、建造的同时，他也锤炼了所要表达的内容，使合乎他自建的形式。这样他就把自己最深刻、最真挚的思想情感很完美地表达出来，成为伟大的艺术品。好比一股流水，遇到石头拦阻，又有堤岸约束住，得另觅途径，却又不能逃避阻碍，只好从石缝中进出，于是就激荡出波澜，冲溅出浪花来。《红楼梦》作者描写恋爱时笔下的重重障碍，逼得他只好去开拓新的境地，同时又把他羁绊在范围以内，不容逃避困难。于是一部《红楼梦》一方面突破了时代的限制，一方面仍然带着浓郁的时代色彩。这就造成作品独特的风格，异样的情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应用十六世纪意大利批评家卡斯特维特罗(Casteivcr m)的名言：“欣赏艺术，就是欣赏困难的克服。”
原载《文学评论》1962年第6期
——读《红楼梦》管窥
中国古代的小说和戏剧，写才子佳人的恋爱往往是速成的。元稹《莺莺传》里张生和莺莺的恋爱就是一例。不过张生虽然一见莺莺就颠倒“几不自持”，莺莺的感情还略有曲折。两人初次见面，莺莺在赌气。张生和她攀谈，她也没答理。张生寄诗挑逗，她起初还拒绝，经过一番内心斗争才应允张生的要求。皇甫枚《三水小牍》写步飞烟和赵象的恋爱，就连这点曲折都没有。赵象在墙缝里窥见飞烟，立刻“神气俱丧，废食忘寐”。他托人转达衷情，飞烟听了“但含笑凝睇而不答”，原来她也曾窥见赵象，爱他才貌，所以已经心肯，据她后来说，她认为这是“前．生姻缘”。王实甫《西厢记》里张生和莺莺虽然在相爱以后恋爱还多曲折，他们的一见相爱也是这样容易。他们偶在僧寺相逢，张生一见莺莺就呆住了，仿佛撞着“五百年风流业冤”，“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半天”。莺莺并不抽身回避，却“尽人调戏蝉香肩，只将花笑捻”。她回身进内，又欲去不行，“眼角留情”，“脚踪儿将心事传”；还回头相看，留下“临去秋波那一转”。当晚月下，两人隔墙唱和，张生撞出来相见，虽然红娘拉了小姐进去，两人却“眉眼传情，口不言，心自省”，换句话说，已经目成心许。白仁甫《墙头马上》写裴少俊和李千金的恋爱更是干脆，两人在墙头一见，立刻倾心相爱。汤显祖《牡丹亭》里的杜丽娘，压根儿还未碰见柳梦梅，只在梦里见到，“素昧平生”，可是觉得“是那处曾见，相看俨然”，便苦苦相思，弄得神魂颠倒，死去活来。其实这些小说和戏剧着力写的只是“有情人”如何成为“眷属”，至于他们怎样成为“有情人”，那就写得很简略。
这类小说戏剧尽管文字很讲究，情节很复杂，人物也各有个性，可是描写恋爱却不脱一见倾心的公式，或者只是“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无怪《红楼梦》里青埂峰下的顽石对空空道人说：“……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干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第五十四回贾母批评才子佳人一类的书，说“编的连影儿也没有了”，那些佳人“只见了一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他的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像个佳人”。又说，大人家小姐身边自然有许多伏侍的奶妈子丫环，小姐决没有机会可去偷情。贾母的话当然不能代表作者本人的意见，但是她和石头的议论相同的地方，大概就是曹雪芹本人的见解。他批评的并不是他小说中常称引的《西厢记》和《牡丹亭》，而是当时通俗流行的才子佳人的传奇，认为描写得不真实，一来不合人物的性格，二来也不合实在情况。《红楼梦》这部小说既然“大旨不过谈情”，这几段批评就值得注意。作者所鄙弃不屑的，当然也就是他旨在避免的。
可是“谈情”或描写恋爱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背景。封建社会里男女有别，礼防森严，未婚男女青年很少相近的机会，一般在亲戚中间也只能偶然会面，不能时常相见，无由辨识对方的个性，这就是说，作者没有适当的场合使“才子”“佳人”互相展开自己的个性。他们的个性，只好在“有情人”如何成为“眷属”的悲欢离合中表现。因此就难免“千人一面”。他们那种速成的恋爱只是男女相悦的老一套，也就难免“干部一腔”。男女一见倾心，作者总解释为“天缘”、“奇缘”，或“前生姻缘”，或“五百年风流业冤”。杜丽娘和柳梦梅也是“夙缘”，所以一见面觉得“是那处曾见，相看俨然”。这等情节，古希腊小说里也早有描写。在海留多拉斯(Heliodoms)的有名的《埃修匹加》(Aethiopica)里，男女主角若不是奇缘，决不会相见。他们偶在神庙相逢，“两人一见倾心，就在那一面之间，两个灵魂已经互相投合，仿佛感觉到彼此是同类，彼此是亲属，因为品质相仿。当时两下里都一呆，仿佛楞住了……两人深深的相视半晌，好像是认识的，或者似曾相识，各在搜索自己的记忆。”阿克琉斯·泰治斯(AchitiesTatius)的《琉席贝与克利多封》(LeucippeandClitophon)写女主角到男主角家去避难，两人才有机缘相见。事先男主角有个奇梦，预示他未来的命运。第二天两人见面，据男主角自叙：“我一见她，我马上就完了”，“各种感觉掺和在我胸中。我又是钦慕，又是痴呆，又怕，又羞，又是不识羞。她的相貌使我钦慕，她的美使我痴呆，我心跳可知是害怕，我不知羞的光着眼睛看她，可是给人瞧见时我又害羞。”这两个例子都写平时不得见面的男女青年，都一见倾心，而这一见倾心是由于夙世或命定的姻缘。当然，一见倾心和似曾相识的心理状态，并不由时代和社会背景造成。莎土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男女主角是在许多男女一起的舞会上相逢的，他们不也是一见倾心的么？不过在男女没有社交的时代，作者要描写恋爱，这就是最便利的方式。
宝玉和黛玉的姻缘，据作者的安排，也是前生注定的。所以黛玉一见宝玉，便大吃一惊，心中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的？何等眼熟!”宝玉把黛玉细认一番之后，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不过他们没有立刻倾心相爱，以身相许。作者并不采用这个便利的方式。他辟出一个大观园，让宝玉、黛玉和一群姊妹、丫环同在园内起居，比西欧十八九世纪青年男女在茶会、宴会和舞会上相聚更觉自然家常。这就突破时代的限制。宝玉和黛玉不仅小时候一床睡、一桌吃，直到宝玉十七八岁，他们还可以日夕相处。他们可以由亲密的伴侣、相契的知己而互相爱恋。这种恋爱就不致“千人一面，干部一腔”。
但大观园究竟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而自成世界。大观园只容许一群小儿女亲密的一起生活，并不容许他们恋爱。即使戴金锁的是林黛玉，她和宝玉也只可以在结婚之后，享“闺房之乐”。恋爱在当时说来是“私情”，是“心病”，甚至是“下流痴病”。“别的事”尽管没有，“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女孩子大了，懂得人事，如果“心里有别的想头，成了什么人了呢!”在这种气氛里，宝玉和黛玉断断不能恋爱。作者要“谈情”，而又不像过去的小说或戏剧里那般用私情幽会的方式来反抗礼教的压力，他就得别出心裁，另觅途径。正因此，《红楼梦》里写的恋爱，和我国过去的小说戏剧里不同，也是西洋小说里所没有的。
假如宝玉和黛玉能像传奇里的才子佳人那样幽期密约、私订终身；假如他们能像西洋小说或电影里的男女主角，问答一声：“你爱我不？…‘我爱你”；那么，“大旨谈情”的《红楼梦》，就把“情’’干干脆脆的一下子谈完了。但是宝玉和黛玉的恋爱始终只好是暗流，非但不敢明说，对自己都不大敢承认。宝玉只在失神落魄的时候才大胆向黛玉说出“心病”。黛玉也只在迷失本性的时候才把心里的问题直捷痛快的问出来。他们的情感平时都埋在心里，只在微琐的小事上流露，彼此只好暗暗领会，心上总觉得悬悬不定。宝玉惟恐黛玉不知他的心，要表白而不能。黛玉丕愁宝玉的心未必尽属于她，却又不能问。她既然心中意中只缠绵着一个宝玉，不免时时要问，处处要问：宝玉心中意中也只有一个她么？没别的姊妹么？跟她的交情究竟与众不同么？还是差不多？也许他竟是跟别人更要好些？人家有“金”来配他的“玉”，宝玉对“金玉”之说果真不理会么？还是哄她呢？这许多问题黛玉既不能用嘴来问，只好用她的心随时随地去摸索。我们只看见她心眼儿细、疑心重，好像她生性就是如此，其实委屈了黛玉，那不过是她“心病”的表现罢了。
试看她和宝玉历次的吵架或是偶然奚落嘲笑，无非为了以上那些计较。例如第八回，黛玉奚落宝玉听从宝钗的话，比圣旨还快；第十九回，她取笑宝玉是否有“暖香”来配人家的“冷香”；第二十回，史湘云来了，黛玉讥笑宝玉若不是被宝钗绊住，早就飞来；第二十二回，黛玉听见宝玉背后向湘云说她多心，因而气恼，和宝玉吵嘴；第二十六回，黛玉因晴雯不开门而生误会；第二十八回，黛玉说宝玉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第二十九回，二人自清虚观回来砸玉大吵。这类的例子还多，看来都只是不足道的细事，可是黛玉却在从中摸索宝玉的心，同时也情不自禁的流露了自己的“心病”。
宝玉何尝不知道黛玉的心意，所以时时向她表白。有时表白得恰到好处，二人可以心照。例如第二十回，他表示自己和宝钗的亲不及和黛玉亲，说是“亲不间疏，后不僭先”。
黛玉啐道：“我难道叫你远他？我成了什么人呢？我为的是我的心。”
宝玉道：“我也为的是我的心。你难道就知道你的心，不知道我的心不成。”
黛玉听了低头不语。又如宝玉和黛玉吵架后上门赔罪，说：若等旁人来劝，“岂不咱们倒觉生分了”。黛玉就知他们究竟比旁人亲近。有时宝玉表白得太露骨，如引《西厢记》说：“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又说：“‘若共你多情小姐共鸳帐’……”，这就未免轻薄之嫌，难怪黛玉嗔怒。有时他又表白得太造次，如说：“你死了，我做和尚”，未免唐突，使黛玉脸上下不去。反正他们两人吵架一番，就是问答一番，也许就是宝玉的偈语里所谓“你证我证，心证意证”。到第三十二回宝玉向黛玉说“你放心”那一段话，竟是直指她的“心病”，他自己也掏出心来。第三十四回，宝玉赠旧帕，黛玉在帕上题诗，二人心上的话虽未出口，彼此都心领神会，“心证意证”，已无可再证。
可是黛玉的心依然放不下来。宝玉固然是她的知己，他们的爱情又能否长久呢？彼此年岁渐渐长大，防嫌也渐渐的多起来，不能常像小时候那样不拘形迹；将来宝玉娶了亲，就不能再住在大观园里和姐妹作伴。贾母、王夫人等又不像有意要把她配给宝玉。在宝玉“逢五鬼”前后，据凤姐口气，好像贾府属意的是黛玉。第二十五回，凤姐取笑黛玉说，“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儿？”还指着宝玉说：“你瞧瞧，人物儿配不上？门第儿配不上？根基家私儿配不上？……”所以宝玉病愈黛玉念了一声佛，宝钗的笑里是很有含意的。可是从此以后，黛玉这点希望日趋渺茫。第二十八回，元妃赏节礼，只有宝钗的和宝玉的一样。第三十五回，宝玉勾着贾母赞黛玉，贾母称赞的却是宝钗。宝钗在贾府愈来愈得人心，黛玉的前途也愈来愈灰黯。黛玉尽管领会宝玉的心，只怕命运不由他们作主，o所以她自叹：“我虽为你的知己，但恐不能久持；你纵为我的知己，奈我薄命何”。为这个缘故，黛玉时常伤感。第五十七回，紫鹃哄宝玉说黛玉要回南，宝玉听了几乎疯傻。紫鹃在怡红院侍疾回来，对黛玉说宝玉“心实”，劝黛玉“作定大事要紧”，黛玉口中责骂，心上却不免感伤，哭了一夜。第六十四回，宝玉劝黛玉保重身体，说了半句咽住，黛玉又“心有所感”，二人无言对泣。第七十九回，宝玉把《芙蓉女儿诔》里的句子改成“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陇中，卿何薄命”，黛玉陡然变色，因为正合了时刻在她心念中的防感和疑虑。
《红楼梦》后四十回描写宝玉和黛玉的恋爱，还一贯以前的笔法。黛玉一颗心既悬悬不定，第八十九回误传宝玉定亲，她就蛇影杯弓，至于绝粒；第九十六回听说宝玉将娶宝钗，她不仅觉得“将身撂在大海里一般”，竟把从前领会的种种，都不复作准。她觉得自己是错了，宝玉何尝是她的知己，他只是个见异思迁、薄幸负心的人。所以她心中恨恨，烧毁了自己平日的诗稿和题诗的旧帕，断绝痴情。晴雯虽然负屈而死，临终却和宝玉谈过衷心的话，还交换过纪念的东西，她死而无憾。黛玉却连这点儿安慰都没有。她的一片痴心竟是空抛了，只好譬解说是前生赖他甘露灌溉，今生拿眼泪来偿还。宝玉一次次向黛玉表明心迹，竟不能证实，从此更无法自明。他在黛玉身上那番苦心，只留得一点回忆，赚得几分智慧，好比青埂峰下的顽石，在红尘世界经历一番，“磨出光明，修成圆觉”，石上镌刻了一篇记载。宝玉和黛玉中间那一段不敢明说的痴情，末了还是用误解来结束。他们苦苦的互相探索，结果还是互相错失了。
俗语“好事多磨”，在艺术的创作里，往往“多磨”才能“好”。因为深刻而真挚的思想情感，原来不易表达。现成的方式，不能把作者独自经验到的生活感受表达得尽致，表达得妥贴。创作过程中遇到阻碍和约束，正可以逼使作者去搜索、去建造一个适合于自己的方式；而在搜索、建造的同时，他也锤炼了所要表达的内容，使合乎他自建的形式。这样他就把自己最深刻、最真挚的思想情感很完美地表达出来，成为伟大的艺术品。好比一股流水，遇到石头拦阻，又有堤岸约束住，得另觅途径，却又不能逃避阻碍，只好从石缝中进出，于是就激荡出波澜，冲溅出浪花来。《红楼梦》作者描写恋爱时笔下的重重障碍，逼得他只好去开拓新的境地，同时又把他羁绊在范围以内，不容逃避困难。于是一部《红楼梦》一方面突破了时代的限制，一方面仍然带着浓郁的时代色彩。这就造成作品独特的风格，异样的情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应用十六世纪意大利批评家卡斯特维特罗(Casteivcr m)的名言：“欣赏艺术，就是欣赏困难的克服。”
原载《文学评论》196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