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郭建龙：1217俱乐部——记录社会的青年学者们》
按照我的理解，1217俱乐部是一个青年学者们尝试分析和记录社会的同仁团体，这些人有着较高的价值认同，他们的理想还没有完全让步于现实，并且愿意为将来留下一份较为真实和客观的社会记录。这些青年学者们正在走向成熟，也许有一天，当浮躁的风气成为过去，人们不得不再次肯定思索的价值重于冲动，到那时，这批不肯放弃理想的人就会走到大众的视野中央。
我曾经写过不成功的文章，论证历史并没有真相可言。从狭义上说，一个事件之所以成为历史，是因为被人们观察到并且记录下来。但是由于观察的人不同，其倾向不同，在事件发生并被观察到的那一刻起，就由于观察者的局限和偏见发生了扭曲，也就是说，当事件变成了历史的时候，就有可能已经脱离了真相。此后，历史还要经过无数次扭曲，有的是偶然的，有的是人为刻意造成的。于是，当历史辗转流传的时候，真相已经不可知了。但有理想的人仍然热衷于去寻找真相，发掘那些被尘封的历史。
虽然我对于人们能够从多大程度上把握真实是有疑问的，但同时也相信，通过人们冷静的分析和研究，抛弃那些意识形态和情绪化的成分，可以比现在更加接近于历史。还有的人考虑的出发点是将来，他们的问题是：如何能够为将来留下一份去除了伪装，更加客观的记录，这份记录没有官方的宣传痕迹，也没有大众民意的强加，而是通过训练有素的眼睛和手指，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或者说事件的来历和趋势都有比较精到的分析，以便于将来的人们看到这样的记录，也能够比较准确地了解当时事件所发生的环境和背景，不会对历史表现出不理解。我认为，1217俱乐部就是由这样的一群人组成的。当官方的话语系统日渐完善，得心应手地指导着舆论的发展方向时，还有的人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指导，而情愿自己思考。但这样的人大部分是分散的，各自发表意见，没有统一的团体，这种状况是因为政治历史带给人们的小心翼翼，以及对于君子不党观念的认同；但也正因为此，独立思考的声音总是在缩小，而不是放大。因为得不到鼓励的思考是很难坚持下来的。迟早，对于同样问题感兴趣的人们会找到自己的同类，并且在互相讨论（哪怕很少也比没有强）中获得激励和认同，从而坚定自己的信心。
当然，我的阐述并非来自于俱乐部本身，而更多的是作为外人的猜测和希望，以及向他们表示自己的敬佩之情。根据我现在知道的情况，这个俱乐部最早的源头之一可能和九十年代初的中山大学有关，有一个团体在中山大学的诗歌史上会留下自己的地位，这个叫做“四海一心”的文学团体（或者根本不是团体，只不过是朋友之间的相互认同）由四位青年诗人和一位诗歌评论家组成。作为“一心”的评论家任远在为诗集作序的时候，深情地回顾了四海一心的文学生涯，也是贫穷的生涯，同时是诗酒豪情的生涯。如果再把当时青年的理想放在历史中考量，就会发现，在经历了九十年代初的万马齐喑之后，青年们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徘徊，情绪中带着无奈，又需要发泄，还需要找到一种活在这个灰色现实中的精神支点，诗歌在那时候是作为一种支点存在的。再说明一个现象。以九五年为界画一道线，线前的大学生和线后的大学生从精神面貌和追求上有很大区别。此后的大学生是消费型的和乐观的，即使批判，也多从原则和教条出发，对于经验和历史了解较少，也不感兴趣。而此前的大学生中有不少略带颓废，同时又充满了理想，最后又带着困惑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却在最后转入了英美传统，转入了经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怀抱。因为他们经历过八十年代末的黑暗时期，尝到过自由的滋味，又经受过思想上的禁锢，这有利于他们学会思考，学会质疑，不仅仅是对于官方的质疑，也包括对于运动本身的质疑：他们意识到当时的事情本是有可能成功的，最终的功败垂成不能仅仅认为是顽固派的反扑，还在于青年人的不会妥协，缺乏思考和锻炼。如果青年人的一方能够更加成熟，也许事态也同样会好得多。他们掌握了社会分析精髓，却毫不张扬。说他们不张扬，是因为在80年代的人们热衷于文学和艺术的炒作，靠着媒体的推波助澜成为消费的宠儿的时候，这些出生在68到77年龄段的人们却毫不声张地积累着自己，变得更加成熟，为成为社会的脊梁做着准备。他们明白，真正的脊梁不是靠炒作，而是靠实力，真正的脊梁也许是在媒体和舆论之外的。有朝一日他们可能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会让人大吃一惊，仿佛是突然冒出来的，人们却不知道他们在一直默默地做着积累。
本科时代的四海一心在毕业后各奔东西，有的人选择了学术，有的人选择了从商，到现在为止，都拥有着不错的生活。这里更应当介绍那位叫做杨早的诗人，他在北京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不知这时的他还写不写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理想并没有在日常生活的繁琐和学术程序的繁复中消散掉，于是1217诞生了。我还无法查证1217的倡导者是谁，也许更加了解之后，会给出更加令人满意的答案。但很明显，杨早是1217中最活跃的一个人。俱乐部的主要据点是北京，其成员有一半左右都拥有着北京大学的博士学位，另一个据点是广州的中山大学，目前有三个中大的博士。他们目前或者在学术机关，或者在教学机构，拥有着丰富的学术资源，但关键是他们还拥有理想。这种理想中已经缺少了当初的激情成分，也正因为此，才显得更加平和与理性，激情有时导向的是狂热和拒绝思考，社会也一样，如果一个社会永远停留在激情的范围之内，就永远不会成熟。
这个俱乐部还有着较强的价值认同。从他们的文章看，不见得一定要用左或者右的标签来区分他们。让他们和周围的人区别开来的，一是对于社会的责任感，不肯屈从于当前的氛围，一心做让人听不懂的学术（实际上却是为了保身和迎合），他们不想隐瞒对于事件和历史的真实看法，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学识做出更加合理的分析；二是由于他们的知识优势，从这方面来说，他们是精英化的，不是平民化的，原因在于平民化往往意味着依靠情绪来决定事物，而他们需要的是借鉴历史的经验，避开民粹的暗礁。正是这两点决定了他们的内聚性，也让这个已经存在两年多的团体还在坚持着，等待着机会。我对他们观点的认识主要来自于这个俱乐部撰写的书籍。如果十年后，人们想了解今天（2005年，2006年，2007年）的社会关注过什么，今天的人们谈论些什么，那么最好最直接的参考书籍就是1217俱乐部编写的话题丛书。这部丛书是俱乐部介入生活、介入社会的一种成功的尝试。这部书每年出版一册，内容涵盖当年人们关注的各种话题，从大到政治经济，小到文化和生活，由俱乐部的成员，以及特约嘉宾撰写专门的文章，对于这些事件的全过程进行回顾，更加难得的是，不仅报道事件本身，而更加关注于事件本身所透露出来的社会思想潮流，每一位作者都在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挖掘更加深层背景，同时又用最生动的语言叙述出来，显得深刻但不深奥。在彰显专业的同时，又不至于晦涩，这一点也许和他们的入世理想有关，不是高高在上，而是要让更多的人理解社会，理解历史。他们是在写一种和官方话语系统完全不同的社会史，忽略掉所谓的主义，执着地寻找被掩饰的真。从一定程度上说，这套丛书的确是在为将来的人写的，让他们能够更加理解现在。
我想，正是由于有这个理想，才能让他们的书和那些只为了迎合当下趣味的书区别开来，也更彰显丛书的价值。如今，零八年又已经过去快一半了。发生的话题又已经不在少数。俱乐部的成员们还在观察着，等待着。同时他们又有着自己的专业，也在积累着，并且抬头，遥远处成功的影子还在召唤着他们继续前行。当和任远谈话的时候，他谈到，人们宣扬五四的时候往往只宣传其抗争和暴力的一面，而忽略了其思考的一面，在我们看来，反而是思考的一面更加有价值。如此说来，继承了五四传统的人恰好是这些不是张扬却一直在努力的人们。由于目前对他们了解还比较少，写时可能有不少偏颇之处，但这并不妨碍我向所有的1217们致敬。他们的理想也曾是我的理想。
我曾经写过不成功的文章，论证历史并没有真相可言。从狭义上说，一个事件之所以成为历史，是因为被人们观察到并且记录下来。但是由于观察的人不同，其倾向不同，在事件发生并被观察到的那一刻起，就由于观察者的局限和偏见发生了扭曲，也就是说，当事件变成了历史的时候，就有可能已经脱离了真相。此后，历史还要经过无数次扭曲，有的是偶然的，有的是人为刻意造成的。于是，当历史辗转流传的时候，真相已经不可知了。但有理想的人仍然热衷于去寻找真相，发掘那些被尘封的历史。
虽然我对于人们能够从多大程度上把握真实是有疑问的，但同时也相信，通过人们冷静的分析和研究，抛弃那些意识形态和情绪化的成分，可以比现在更加接近于历史。还有的人考虑的出发点是将来，他们的问题是：如何能够为将来留下一份去除了伪装，更加客观的记录，这份记录没有官方的宣传痕迹，也没有大众民意的强加，而是通过训练有素的眼睛和手指，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或者说事件的来历和趋势都有比较精到的分析，以便于将来的人们看到这样的记录，也能够比较准确地了解当时事件所发生的环境和背景，不会对历史表现出不理解。我认为，1217俱乐部就是由这样的一群人组成的。当官方的话语系统日渐完善，得心应手地指导着舆论的发展方向时，还有的人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指导，而情愿自己思考。但这样的人大部分是分散的，各自发表意见，没有统一的团体，这种状况是因为政治历史带给人们的小心翼翼，以及对于君子不党观念的认同；但也正因为此，独立思考的声音总是在缩小，而不是放大。因为得不到鼓励的思考是很难坚持下来的。迟早，对于同样问题感兴趣的人们会找到自己的同类，并且在互相讨论（哪怕很少也比没有强）中获得激励和认同，从而坚定自己的信心。
当然，我的阐述并非来自于俱乐部本身，而更多的是作为外人的猜测和希望，以及向他们表示自己的敬佩之情。根据我现在知道的情况，这个俱乐部最早的源头之一可能和九十年代初的中山大学有关，有一个团体在中山大学的诗歌史上会留下自己的地位，这个叫做“四海一心”的文学团体（或者根本不是团体，只不过是朋友之间的相互认同）由四位青年诗人和一位诗歌评论家组成。作为“一心”的评论家任远在为诗集作序的时候，深情地回顾了四海一心的文学生涯，也是贫穷的生涯，同时是诗酒豪情的生涯。如果再把当时青年的理想放在历史中考量，就会发现，在经历了九十年代初的万马齐喑之后，青年们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徘徊，情绪中带着无奈，又需要发泄，还需要找到一种活在这个灰色现实中的精神支点，诗歌在那时候是作为一种支点存在的。再说明一个现象。以九五年为界画一道线，线前的大学生和线后的大学生从精神面貌和追求上有很大区别。此后的大学生是消费型的和乐观的，即使批判，也多从原则和教条出发，对于经验和历史了解较少，也不感兴趣。而此前的大学生中有不少略带颓废，同时又充满了理想，最后又带着困惑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却在最后转入了英美传统，转入了经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怀抱。因为他们经历过八十年代末的黑暗时期，尝到过自由的滋味，又经受过思想上的禁锢，这有利于他们学会思考，学会质疑，不仅仅是对于官方的质疑，也包括对于运动本身的质疑：他们意识到当时的事情本是有可能成功的，最终的功败垂成不能仅仅认为是顽固派的反扑，还在于青年人的不会妥协，缺乏思考和锻炼。如果青年人的一方能够更加成熟，也许事态也同样会好得多。他们掌握了社会分析精髓，却毫不张扬。说他们不张扬，是因为在80年代的人们热衷于文学和艺术的炒作，靠着媒体的推波助澜成为消费的宠儿的时候，这些出生在68到77年龄段的人们却毫不声张地积累着自己，变得更加成熟，为成为社会的脊梁做着准备。他们明白，真正的脊梁不是靠炒作，而是靠实力，真正的脊梁也许是在媒体和舆论之外的。有朝一日他们可能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会让人大吃一惊，仿佛是突然冒出来的，人们却不知道他们在一直默默地做着积累。
本科时代的四海一心在毕业后各奔东西，有的人选择了学术，有的人选择了从商，到现在为止，都拥有着不错的生活。这里更应当介绍那位叫做杨早的诗人，他在北京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不知这时的他还写不写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理想并没有在日常生活的繁琐和学术程序的繁复中消散掉，于是1217诞生了。我还无法查证1217的倡导者是谁，也许更加了解之后，会给出更加令人满意的答案。但很明显，杨早是1217中最活跃的一个人。俱乐部的主要据点是北京，其成员有一半左右都拥有着北京大学的博士学位，另一个据点是广州的中山大学，目前有三个中大的博士。他们目前或者在学术机关，或者在教学机构，拥有着丰富的学术资源，但关键是他们还拥有理想。这种理想中已经缺少了当初的激情成分，也正因为此，才显得更加平和与理性，激情有时导向的是狂热和拒绝思考，社会也一样，如果一个社会永远停留在激情的范围之内，就永远不会成熟。
这个俱乐部还有着较强的价值认同。从他们的文章看，不见得一定要用左或者右的标签来区分他们。让他们和周围的人区别开来的，一是对于社会的责任感，不肯屈从于当前的氛围，一心做让人听不懂的学术（实际上却是为了保身和迎合），他们不想隐瞒对于事件和历史的真实看法，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学识做出更加合理的分析；二是由于他们的知识优势，从这方面来说，他们是精英化的，不是平民化的，原因在于平民化往往意味着依靠情绪来决定事物，而他们需要的是借鉴历史的经验，避开民粹的暗礁。正是这两点决定了他们的内聚性，也让这个已经存在两年多的团体还在坚持着，等待着机会。我对他们观点的认识主要来自于这个俱乐部撰写的书籍。如果十年后，人们想了解今天（2005年，2006年，2007年）的社会关注过什么，今天的人们谈论些什么，那么最好最直接的参考书籍就是1217俱乐部编写的话题丛书。这部丛书是俱乐部介入生活、介入社会的一种成功的尝试。这部书每年出版一册，内容涵盖当年人们关注的各种话题，从大到政治经济，小到文化和生活，由俱乐部的成员，以及特约嘉宾撰写专门的文章，对于这些事件的全过程进行回顾，更加难得的是，不仅报道事件本身，而更加关注于事件本身所透露出来的社会思想潮流，每一位作者都在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挖掘更加深层背景，同时又用最生动的语言叙述出来，显得深刻但不深奥。在彰显专业的同时，又不至于晦涩，这一点也许和他们的入世理想有关，不是高高在上，而是要让更多的人理解社会，理解历史。他们是在写一种和官方话语系统完全不同的社会史，忽略掉所谓的主义，执着地寻找被掩饰的真。从一定程度上说，这套丛书的确是在为将来的人写的，让他们能够更加理解现在。
我想，正是由于有这个理想，才能让他们的书和那些只为了迎合当下趣味的书区别开来，也更彰显丛书的价值。如今，零八年又已经过去快一半了。发生的话题又已经不在少数。俱乐部的成员们还在观察着，等待着。同时他们又有着自己的专业，也在积累着，并且抬头，遥远处成功的影子还在召唤着他们继续前行。当和任远谈话的时候，他谈到，人们宣扬五四的时候往往只宣传其抗争和暴力的一面，而忽略了其思考的一面，在我们看来，反而是思考的一面更加有价值。如此说来，继承了五四传统的人恰好是这些不是张扬却一直在努力的人们。由于目前对他们了解还比较少，写时可能有不少偏颇之处，但这并不妨碍我向所有的1217们致敬。他们的理想也曾是我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