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模式的困境（4）资本主义的制度确立

如果说西方国家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崛起与强大，直接取决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教育的大规模发展和工业革命的渐次升级，取决于自由市场塑造出来的发展空间和竞争秩序衍生出来的巨大驱动力，那么这些有利因素的形成，其先决条件则是这些国家在精神文化方面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把西方国家的人民从神权观念和对神的依赖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使他们认识到了人的价值与能力，认识到了自己的潜力；二、启蒙运动使他们认识和掌握了能够用来发展并表现自我价值与能力的理性思辨方法，一种与想象、假设、实验和调整相联系的方法；三、西方国家的各界精英体悟到了全面利用人与理性思辨能量的重要性，并且把这种体悟转化成了大规模的实践能力与对实践结果的追求。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是释放这三大文化能量的直接结果，而其它几项有利因素的形成，既是理性思辨的建构物，又是保障个人释放能量的有效制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文艺复兴之后获得的优势无形文化实力决定了西方在近、现代的强大。
近代西方社会的民主政治与科学文化是在宗教宽容的母体中孕育成熟的，在西方近现代化的过程中，首先经历的是文艺复兴运动，僵硬呆板的宗教裂出了人性与世俗的缝隙，人不再匍匐在神的脚下，而是试图站立起来，然后是宗教改革运动，这场运动的意义非同凡响，等于打造出了人与神的精神直通车，教会的权威受到了绝对的挑战，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与上帝交流，并接受上帝的指引，对上帝的遵从以及宗教信仰成为自己个人的事情，是精神自由的重要一步。接下来是启蒙运动，奠定科学与理性的基调，成为西方人思维的坐标，成为看世界、看自身的出发点，西方人是不是想好才行动的群类呢？要不怎么能够解释随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思想、后制度建设，然后才是科学技术的勃兴和产业革命。
西方近代工业文明比地球上其它所有文明都强势的关键，就在于它立足于理性思维，运用数学、几何学、逻辑学方法，从观测和实验的经验事实出发，形成系统的科学理论。科学知识指导人们设计、制造出层出不穷的超越自然生态的产品，并且不断地精致化、精确化、高效化。这个过程主要通过社会的教育和培训体系来实现，不完全依赖个人的手艺。到18世纪，工业革命从自然生态之外的矿物中找到了动力和原料，于是大规模、大批量的生产复制可以在人的合理操作下实现机械化。19世纪以后，各门科学理论的发展全面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每个领域，而广泛使用的电力能源又把它们联系起来。近几十年来电子自动化、信息化的普及，更实现人工智能对自然的全面控制。今天人类的生活似乎进入了毕达哥拉斯－柏拉图所描述的唯心主义世界，人的观念可以直接支配现实，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反过来，我们周围的一切现实几乎都能简化为由0－1两个数字构成的数据，可以由简单的数字键来操控。
　　
理性思维还表现为社会生活中的契约和法制，它规范全社会的分工与协作，整合人们的自由意志和创造力，实现人的高度自觉与自律。 在我们看来，拉生意、做买卖这样的俗事，就是机会主义，就是一锤子下去的事，跟文化扯不上关系；拉扯上的人一定在作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然而，西方现代商业却是真的离不开信仰与理性这一平台。市场经济是高度社会化的经济。一个村子里生活的人们不需要市场，因为你有的我也可以有，专门的交易就没有必要。市场是大规模的分工协作，越是与远方的陌生人做交易，差异越大，互补越强，利润越多。 可是陌生人之间要合作很难搞得成，无商不奸，熟人之间都常有坑蒙拐骗呢！一定要做，非得经常跑路不可，实地监督查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要提心吊胆，事先做出各种防范；要花费苦心巴结权力，寻求荫护；要经营关系，网络人情，减少冲突。这一切都意谓着巨大交易成本，一个社会缺乏基本的文化信任，支付再多的成本，也可能根本无法奏效。 基督教（尤其是新教）成为一个普遍的精神平台。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人们心中有它，陌生人也成了“一家人”，形成有共同文化关怀的市民社会。上帝是永恒的第三者，它不收佣金，更不收贿赂，用人们心中的理性和良知作尺度，监督着所有交易进行；它是最后的仲裁者，以终极价值与归宿引导着现实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