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蜂》陈哲--------转载
“在过去4年里，陈哲创作了一系列关于人体改造、毛发、应激障碍、身份认同与记忆的作品。陈哲的获奖项目记录了一群有自伤经历的中国年轻人。摄影师将拍摄对象的自毁行为看作净化精神的手段，这种抒情的表现方式使得原本就不简单的主题变得更加复杂。”今年7月，马格南基金会将英格·莫拉丝奖颁给陈哲时，对她的系列作品——《蜜蜂》做了上述评价。
英格·莫拉丝奖是以马格南图片社(Magnum Photo)女摄影师英格·莫拉丝(Inge Morath)的名字命名，每年对一位从事长期项目的青年女摄影师做出奖励。
在获得英格·莫拉丝摄影奖前不久，陈哲还入围了玛格南Burn杂志的年度摄影师奖;今年4月，她的作品《可承受的》系列自拍像首次在草场地摄影节展出，并获得三影堂摄影奖;9月，《蜜蜂》系列在上海的比极画廊做了第一次全面展览。
无论早期缺乏作品意识、更像是在黑暗中摸索情感出口的“日记体”自拍系列，还是《蜜蜂》这组统筹清晰、观察冷静、带有“延展性的自拍像”，陈哲那种基于自我体验的艺术创作打动或者说震动了很多人。当最初那些肆意挥洒的青春伤口逐渐上升为一种内省的、自控的、精神分析学上的审度与观察后，年轻的陈哲在自我成长中的岁月里，内心也变得日趋强大。
《蜜蜂》的题目源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诗歌：“它们把生命留在了自己制造的伤口里。”蜜蜂刺人，目的是保护自己，结果是牺牲生命，这是一个为了生命而抵押生命的无可调和的矛盾。在人类世界，这种矛盾显然具有不可忽略的普遍性，却因为世俗礼教而变得难以启齿。法国作家纪德说：“人正是通过自身的矛盾才表现出坦诚。”陈哲便身先士卒地成为这样一个坦诚的作者。
陈哲的照片是“带刺”的，具有罗兰·巴特说的“刺点”(punctum)的特性，这些“刺点”的作用是“总能与某种潜伏的东西相适应”，是尼采口中所有深陷迷宫里的人一心一意要寻找的阿里阿德涅 (神话故事中的人物，米诺斯之女，她给了德修斯一个线团帮助他走出了迷宫)。它虽然指向最私密的部分，但其目的并不在于通过曝光隐私，来满足大众的猎奇心和偷窥欲，而是引导我们探寻摄影更本质、更深沉的内涵，一种“我们罗曼蒂克地称之为爱与死的关系”(出自罗兰·巴特《明室》)。
波兰诗人米沃什有一首名为《九月十八日》的诗歌，像是穿越时空为9月18日出生的陈哲和她的那些“蜜蜂伙伴们”度身而作：“他指给我们一条向下走的路。/我们不会迷路的。他说，有许多灯……一次，当我们正要拐弯/一切都熄灭了。在彻底的黑暗中/我明白我们必须前进进入峡谷。”
“选择向下”，陈哲在访谈中几乎说了同样的话。对于“蜜蜂”来说，这并不是消极的态度，相对却是一种积极的自省。正好像陈哲把自己的名片做成一张全黑色的卡纸，上面银色字体的名字在日光下几乎难以辨认，每当人们问起，她总是淡定地说：“越是黑暗的地方，越是看得清晰。”
对话
“把生命留在自己制造的伤口里”
陈哲谈系列摄影作品《蜜蜂》
摄影的本质是战胜恐惧
东方早报：你的第一组《可承受的(The Bearable)》并没有明显的作品意识。从《可承受的》到《蜜蜂(Bees)》，从拍自己到拍别人，心态上有什么不同吗?
陈哲：《可承受的》是我的个人史，从2007年开始持续至今，记录了在我全无作品意识的情况下的情绪外溢。这个过程中，摄影于我的本质即是战胜恐惧，而《蜜蜂》作为一种延展的肖像，展现出摄影师本人与被拍摄对象之间共通的特质。所有蜜蜂都是我的延伸，也是彼此的延伸。
两者的不同在于《可承受的》是绝对即兴的结果，它的拍摄并不以创作为目的，好多东西一股脑流出来，烧得劈里啪啦，烧完就没了。而《蜜蜂》尽管延续了这一“令人瞠目结舌的主题”，但做事的方式与节奏都是经过考量的，在我的行为空间内。它是一个被“安全”计划过的令人“不安”的项目。
在《可承受的》的阶段，我最常想的是自己该怎么生活，自戕之外，我以何度日?《蜜蜂》让我意识到自己只需要跑出去，与人说话，接纳说话的人。
东方早报：请介绍一下这次展出的系列《蜜蜂》。
陈哲：《蜜蜂》这个题目源自维吉尔评蜂。当面对生命中的混乱、暴力、疏离与无可避免的失去时，“蜜蜂”选择在自己的身体上留下痕迹，以此确认并保存诗意的心。在与他们交换故事的过程中，我与自己没能做到的和曾经努力过的可能性相遇，并感动于人们是如何执拗地对激烈的情绪做出反应，又如此不懈地复原自己。无论各自的生活多么不同，但我们确定无疑地共享了相同的情绪。
《蜜蜂》意在敲击人们对这一群体的刻板认识，而不是提供插图式的印证：他是一个人，不是一类人;他不能被社会演练出的公式所预期。尘埃落下，有人挥手弹开，认为不值一提;有人将它们全部吸收，布满身体。在感到困惑的时候，“蜜蜂”们选择“把生命留在自己制造的伤口里”，以度过生活中的坎坷。
对展现人之为人的责任感
东方早报：《蜜蜂》的创作应该是成体系的，从前期调查到个体接触，能否大致说一下你整个的创作方法是什么?
陈哲：拍摄开始前，我花了半年时间学习，准确地说是重拾如何与人沟通，同时在网上做调查、发邀请信。信首把自己和盘托出，附上《可承受的》作品链接，简述我对自伤的认识，最后邀请对方参与拍摄。回国后整理名单，确定城市和路线，与每位“蜜蜂”共同生活一段长短不定的时间，其间进行零散的拍摄。
我希望作品第一眼看上去是关于秘密和情绪的，同时它富有揭示性的信息，像是为无法回答的问题所列的目录。观者始终无法亲面影中人的表达，他们看到的只是照片，读到的只是字。怎样才是对人之为人的精彩概括?我对这种展现有一种责任感。同“蜜蜂”们相处的时间有限，我生怕做得表面了，浪漫了，类型化了。但如果时间上毫无节制，我能做到持续地给出正面信息，同时保持平衡吗?如何能穿越对方而又不互相混合呢?
东方早报：“蜜蜂”们恐怕都很敏感，拍摄时你如何与对方沟通?
陈哲：同陌生人的会面往往是从交换个人信息开始，你是谁、你在做什么、你来此何干?而后再通过交谈进一步了解对方。与这种由浅到深的交往相反，虽然我是一个彻底的外来者，但最先接触到的是“蜜蜂”们的精神根基。相机不是我的护照，共享的历史才是。不要像疯了似的拼命想解决，或是试图用关爱消除一切隔膜，接近的方式有时是保持距离，甚至是保持沉默。作为一个自然的存在与他们共度一段时间，分享生活里琐碎的温情，这些都比照片重要。
“我是摄影师也是共情者”
东方早报：当你看到“蜜蜂”们自伤时，你内心有没有一种道德挣扎?在有摄影镜头的情况下，如何避免“刺激”他们把自伤作为一种“表演”?
陈哲：对于摄影师传达出的讯号他们有着天然的敏锐，你是在猎取，还是尽可能地做到与日常平行，其差异不言自明。要说切肤的、“第一现场”式的表达，我早已通过《可承受的》说够了。因此无论是我的出发点，还是蜜蜂们的状况，都不存在能让我感到“道德挣扎”的因素。
我唯一目睹的一次，女孩F当着我的面要下手。当时的我首先是个摄影师，同时也是个共情者，在她身边时又似个倾听者，三重身份的交叠令我困惑该以什么立场回应她。F于是为我打了个比方：“(感到)虚无和自毁的关系就如同口渴和喝水。你小的时候，渴了就要喝水;但长大的你渴了不一定喝水，喝水也不一定是因为你渴了。不要为这件事赋予它本身并不存在的情节性，没什么大不了的。”末了她一步步做她想做的，我们一起清洗血迹，还出门买了夜宵，拍照反倒是最后才想起的事。我将这段经历视为两个相互开放内心的人共同成长、建立内心秩序的过程，其指向是向上的。
东方早报：你的照片里有一些直面伤疤的特写式的画面，镜头离对象很近。后期的照片开始出现大环境，人物反而变得渺小，甚至会“消失”(出现很多空景)。这种距离感的变化是否出于个人心态的变化?
陈哲：《可承受的》因为是自拍，而我又少用快门线，受相机限制很大，最远只能从一胳膊外的距离拍，对于比这再远的东西我也不感兴趣。当时总是一个劲地“往里”看，《蜜蜂》较之要明显开放、宽容得多。伴随着接纳他人我学着去更好地接纳自己，凝视的密度变大，眼前出现很多以前看不到的东西。
自伤的原因很复杂
东方早报：摄影最初好似是以一种“解药”的角色出现在你生活里，你自己也提到了“希望作品像是为无法回答的问题所列的目录”。在这些影像的积累中，你对于自伤这一课题，有没有得到一些答案和感悟?
陈哲：小“病”说不大，大“病”不能说，一说就小了。很多人之所以不愿谈论自伤，是因为尽管痛苦千真万确，可一旦跑进世界的对话里，本意反而丢到不知哪儿去，被弄得很脏。我从来避免使用“治愈、出口、解药”，这类词默认了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你无法确定它是一开始就在那儿，还是事后为了方便理解才被赋予的。
在拍摄《蜜蜂》的后期我见了一位心理学家，那次长谈对我的启发很大。我问她，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到底是怎么开始的?我始终无法回答自己。她说：“你是对的，原因从未有过，答案栏上的空白就是答案。想像你的个人史是一条时间线，从A到Z。最开始的原因，假设是童年伤痛，我们称它为A，你慢慢长大，出现了B，又遇到了C、D、E等等，X、Y是离你最近的原因，它们一起塑造了现在的你，Z。若你把从A到Y中任何一个原因单独揪出来，都是对其他所有原因的不公正，你忽略了它们确实发生过;也是对那一个被你揪出来的原因不公正，因为你把一切都降罪于它。”
我可以举出一大串理由来回答为何自伤，但没有一个是真的。一切所谓的“异常”，都无法也不可能被归咎于某个特定的成因。正如我们无法从化合物中分辨出形成它的物质，人的心理构成并非点对点的因果关系，而是一连串的交互反应：因果互为因果，此层影响彼层。“正常”也许是比怪异更私密、更主观的概念。自伤可以被理解为面对存在本身的过于诚实，诚实到无处可往，诚实得令人别扭。它是一种心理状态，而不是疾病本身。
英格·莫拉丝奖是以马格南图片社(Magnum Photo)女摄影师英格·莫拉丝(Inge Morath)的名字命名，每年对一位从事长期项目的青年女摄影师做出奖励。
在获得英格·莫拉丝摄影奖前不久，陈哲还入围了玛格南Burn杂志的年度摄影师奖;今年4月，她的作品《可承受的》系列自拍像首次在草场地摄影节展出，并获得三影堂摄影奖;9月，《蜜蜂》系列在上海的比极画廊做了第一次全面展览。
无论早期缺乏作品意识、更像是在黑暗中摸索情感出口的“日记体”自拍系列，还是《蜜蜂》这组统筹清晰、观察冷静、带有“延展性的自拍像”，陈哲那种基于自我体验的艺术创作打动或者说震动了很多人。当最初那些肆意挥洒的青春伤口逐渐上升为一种内省的、自控的、精神分析学上的审度与观察后，年轻的陈哲在自我成长中的岁月里，内心也变得日趋强大。
《蜜蜂》的题目源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诗歌：“它们把生命留在了自己制造的伤口里。”蜜蜂刺人，目的是保护自己，结果是牺牲生命，这是一个为了生命而抵押生命的无可调和的矛盾。在人类世界，这种矛盾显然具有不可忽略的普遍性，却因为世俗礼教而变得难以启齿。法国作家纪德说：“人正是通过自身的矛盾才表现出坦诚。”陈哲便身先士卒地成为这样一个坦诚的作者。
陈哲的照片是“带刺”的，具有罗兰·巴特说的“刺点”(punctum)的特性，这些“刺点”的作用是“总能与某种潜伏的东西相适应”，是尼采口中所有深陷迷宫里的人一心一意要寻找的阿里阿德涅 (神话故事中的人物，米诺斯之女，她给了德修斯一个线团帮助他走出了迷宫)。它虽然指向最私密的部分，但其目的并不在于通过曝光隐私，来满足大众的猎奇心和偷窥欲，而是引导我们探寻摄影更本质、更深沉的内涵，一种“我们罗曼蒂克地称之为爱与死的关系”(出自罗兰·巴特《明室》)。
波兰诗人米沃什有一首名为《九月十八日》的诗歌，像是穿越时空为9月18日出生的陈哲和她的那些“蜜蜂伙伴们”度身而作：“他指给我们一条向下走的路。/我们不会迷路的。他说，有许多灯……一次，当我们正要拐弯/一切都熄灭了。在彻底的黑暗中/我明白我们必须前进进入峡谷。”
“选择向下”，陈哲在访谈中几乎说了同样的话。对于“蜜蜂”来说，这并不是消极的态度，相对却是一种积极的自省。正好像陈哲把自己的名片做成一张全黑色的卡纸，上面银色字体的名字在日光下几乎难以辨认，每当人们问起，她总是淡定地说：“越是黑暗的地方，越是看得清晰。”
对话
“把生命留在自己制造的伤口里”
陈哲谈系列摄影作品《蜜蜂》
摄影的本质是战胜恐惧
东方早报：你的第一组《可承受的(The Bearable)》并没有明显的作品意识。从《可承受的》到《蜜蜂(Bees)》，从拍自己到拍别人，心态上有什么不同吗?
陈哲：《可承受的》是我的个人史，从2007年开始持续至今，记录了在我全无作品意识的情况下的情绪外溢。这个过程中，摄影于我的本质即是战胜恐惧，而《蜜蜂》作为一种延展的肖像，展现出摄影师本人与被拍摄对象之间共通的特质。所有蜜蜂都是我的延伸，也是彼此的延伸。
两者的不同在于《可承受的》是绝对即兴的结果，它的拍摄并不以创作为目的，好多东西一股脑流出来，烧得劈里啪啦，烧完就没了。而《蜜蜂》尽管延续了这一“令人瞠目结舌的主题”，但做事的方式与节奏都是经过考量的，在我的行为空间内。它是一个被“安全”计划过的令人“不安”的项目。
在《可承受的》的阶段，我最常想的是自己该怎么生活，自戕之外，我以何度日?《蜜蜂》让我意识到自己只需要跑出去，与人说话，接纳说话的人。
东方早报：请介绍一下这次展出的系列《蜜蜂》。
陈哲：《蜜蜂》这个题目源自维吉尔评蜂。当面对生命中的混乱、暴力、疏离与无可避免的失去时，“蜜蜂”选择在自己的身体上留下痕迹，以此确认并保存诗意的心。在与他们交换故事的过程中，我与自己没能做到的和曾经努力过的可能性相遇，并感动于人们是如何执拗地对激烈的情绪做出反应，又如此不懈地复原自己。无论各自的生活多么不同，但我们确定无疑地共享了相同的情绪。
《蜜蜂》意在敲击人们对这一群体的刻板认识，而不是提供插图式的印证：他是一个人，不是一类人;他不能被社会演练出的公式所预期。尘埃落下，有人挥手弹开，认为不值一提;有人将它们全部吸收，布满身体。在感到困惑的时候，“蜜蜂”们选择“把生命留在自己制造的伤口里”，以度过生活中的坎坷。
对展现人之为人的责任感
东方早报：《蜜蜂》的创作应该是成体系的，从前期调查到个体接触，能否大致说一下你整个的创作方法是什么?
陈哲：拍摄开始前，我花了半年时间学习，准确地说是重拾如何与人沟通，同时在网上做调查、发邀请信。信首把自己和盘托出，附上《可承受的》作品链接，简述我对自伤的认识，最后邀请对方参与拍摄。回国后整理名单，确定城市和路线，与每位“蜜蜂”共同生活一段长短不定的时间，其间进行零散的拍摄。
我希望作品第一眼看上去是关于秘密和情绪的，同时它富有揭示性的信息，像是为无法回答的问题所列的目录。观者始终无法亲面影中人的表达，他们看到的只是照片，读到的只是字。怎样才是对人之为人的精彩概括?我对这种展现有一种责任感。同“蜜蜂”们相处的时间有限，我生怕做得表面了，浪漫了，类型化了。但如果时间上毫无节制，我能做到持续地给出正面信息，同时保持平衡吗?如何能穿越对方而又不互相混合呢?
东方早报：“蜜蜂”们恐怕都很敏感，拍摄时你如何与对方沟通?
陈哲：同陌生人的会面往往是从交换个人信息开始，你是谁、你在做什么、你来此何干?而后再通过交谈进一步了解对方。与这种由浅到深的交往相反，虽然我是一个彻底的外来者，但最先接触到的是“蜜蜂”们的精神根基。相机不是我的护照，共享的历史才是。不要像疯了似的拼命想解决，或是试图用关爱消除一切隔膜，接近的方式有时是保持距离，甚至是保持沉默。作为一个自然的存在与他们共度一段时间，分享生活里琐碎的温情，这些都比照片重要。
“我是摄影师也是共情者”
东方早报：当你看到“蜜蜂”们自伤时，你内心有没有一种道德挣扎?在有摄影镜头的情况下，如何避免“刺激”他们把自伤作为一种“表演”?
陈哲：对于摄影师传达出的讯号他们有着天然的敏锐，你是在猎取，还是尽可能地做到与日常平行，其差异不言自明。要说切肤的、“第一现场”式的表达，我早已通过《可承受的》说够了。因此无论是我的出发点，还是蜜蜂们的状况，都不存在能让我感到“道德挣扎”的因素。
我唯一目睹的一次，女孩F当着我的面要下手。当时的我首先是个摄影师，同时也是个共情者，在她身边时又似个倾听者，三重身份的交叠令我困惑该以什么立场回应她。F于是为我打了个比方：“(感到)虚无和自毁的关系就如同口渴和喝水。你小的时候，渴了就要喝水;但长大的你渴了不一定喝水，喝水也不一定是因为你渴了。不要为这件事赋予它本身并不存在的情节性，没什么大不了的。”末了她一步步做她想做的，我们一起清洗血迹，还出门买了夜宵，拍照反倒是最后才想起的事。我将这段经历视为两个相互开放内心的人共同成长、建立内心秩序的过程，其指向是向上的。
东方早报：你的照片里有一些直面伤疤的特写式的画面，镜头离对象很近。后期的照片开始出现大环境，人物反而变得渺小，甚至会“消失”(出现很多空景)。这种距离感的变化是否出于个人心态的变化?
陈哲：《可承受的》因为是自拍，而我又少用快门线，受相机限制很大，最远只能从一胳膊外的距离拍，对于比这再远的东西我也不感兴趣。当时总是一个劲地“往里”看，《蜜蜂》较之要明显开放、宽容得多。伴随着接纳他人我学着去更好地接纳自己，凝视的密度变大，眼前出现很多以前看不到的东西。
自伤的原因很复杂
东方早报：摄影最初好似是以一种“解药”的角色出现在你生活里，你自己也提到了“希望作品像是为无法回答的问题所列的目录”。在这些影像的积累中，你对于自伤这一课题，有没有得到一些答案和感悟?
陈哲：小“病”说不大，大“病”不能说，一说就小了。很多人之所以不愿谈论自伤，是因为尽管痛苦千真万确，可一旦跑进世界的对话里，本意反而丢到不知哪儿去，被弄得很脏。我从来避免使用“治愈、出口、解药”，这类词默认了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你无法确定它是一开始就在那儿，还是事后为了方便理解才被赋予的。
在拍摄《蜜蜂》的后期我见了一位心理学家，那次长谈对我的启发很大。我问她，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到底是怎么开始的?我始终无法回答自己。她说：“你是对的，原因从未有过，答案栏上的空白就是答案。想像你的个人史是一条时间线，从A到Z。最开始的原因，假设是童年伤痛，我们称它为A，你慢慢长大，出现了B，又遇到了C、D、E等等，X、Y是离你最近的原因，它们一起塑造了现在的你，Z。若你把从A到Y中任何一个原因单独揪出来，都是对其他所有原因的不公正，你忽略了它们确实发生过;也是对那一个被你揪出来的原因不公正，因为你把一切都降罪于它。”
我可以举出一大串理由来回答为何自伤，但没有一个是真的。一切所谓的“异常”，都无法也不可能被归咎于某个特定的成因。正如我们无法从化合物中分辨出形成它的物质，人的心理构成并非点对点的因果关系，而是一连串的交互反应：因果互为因果，此层影响彼层。“正常”也许是比怪异更私密、更主观的概念。自伤可以被理解为面对存在本身的过于诚实，诚实到无处可往，诚实得令人别扭。它是一种心理状态，而不是疾病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