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2 强者诗人的弑父情结
让我们来看一下 别扭受和腹黑攻的互动吧……
拿87年的中公文库本自己翻的 怕是会有些错误
《我所经历的时代》 ——三岛由纪夫
7
时间上或许有些偏差，可是与太宰治的那场短暂的相遇无疑是不得不说的。
就算是战时交友并不广泛的我，在战后也有了几个文学上的朋友。
当时我被贴上了“给《人间》写小说的三岛君”这样的标签。凭借这样的标签，我原本可以轻松成为“波西米亚”集团的一员，可胆小的我却并没能做到。川路明是我年少时的老师川路柳虹的公子，现在是松尾芭蕾舞团的当家，可在当时却是个倔强又自傲的诗人；现在社会党的麻生良在当时是个眉目清秀的不良少年，出过一本叫《黑蔷薇》的诗集；而剧作家矢代静一则最早向我展现了少年们对于太宰治的狂热。此外，还有丰满的三十岁女诗人。虽说身边围绕着各式各样不同寻常的人，可一切都如同战时一般，因为梦想已经丧失了它优越性的地位，现实就只剩下悲惨，在我的青春时期，全然没有本该有的活力与朝气。
太宰治于昭和二十一年，也就是战败的第二年来到了东京，发表了各种短篇之后，自二十二年夏天开始在《新潮》上连载《斜阳》。
在这之前，我曾在旧书店买到过《虚构的彷徨》，读了这个三部曲和《ダスゲマイネ》，可对我来说，开始看太宰治的书，或许是个最为失败的选择。那种对自身的戏剧化我原本就极为讨厌，可最让我厌恶的，是他作品里渗透出的对文坛的过度在意以及来到东京的少年所抱有的所谓离乡求学的乡巴佬式的野心。
当然，我承认他那种罕见的才华。可让我自最初就产生如此大的生理反感的作家实在少见，根据爱憎的规律，或许是因为他将我刻意在隐藏的部分赤裸地暴露了出来。所以，大部分文学少年会在他的作品中看到自己肖像画，而我则会在相同的段落故意撇过脸去。成长到现在，我的身体里已经种上了都市人根深蒂固的偏见。所以如果一种东西让自己联想到“来到东京的少年所抱有的所谓离乡求学的乡巴佬式的野心”，那与这东西哪怕最短暂的邂逅，也会让我忍不住捏起鼻子。这种臭气，即使在之后与一些看似都市派的时髦新生作家的初次见面中，我也第一时间就能嗅到。
弥漫在我周围那些少年中间的对于太宰治的狂热，终于随着《斜阳》的发表而达到了顶峰，而我则标榜着自己对于太宰那种固执的厌恶。
《斜阳》的发表在当时是极具影响力的文坛大事，在那个没有电视，缺乏娱乐的时代，文学事件足以吸引人们的所有注意。如今这种全社会范围内的文学热潮实在难以想象。读者也比当时冷静多了。
我虽然也很快就通读了一遍，可其实在第一章就感到难以继续了。小说的贵族以作者的寓意来看，当然不是指真正的贵族，可是即使是小说，适当的“认真”还是有必要的。不论是言谈举止还是生活习惯，小说所描写的都与我所知的战前旧华族阶层有极大的不同，仅着一点就足以引起我的不适。贵族的女儿将“台所”称为“胜手”，说什么“お母様のお食事のいただき方”，这种情况当然得用“お母様の食事の召し上り方”这样的句子才行吧。而母亲自己似乎觉得什么都加上敬语就算好，对自己居然也用尊称，说什么“かず子や、お母様が今何をなさっているか、あててごらん”。而且居然还有在庭院里小便这种事。1
诸如此类，因为我总这样啰啰嗦嗦地数落太宰的作品，朋友们就渐渐开始对安排我跟太宰见面有了兴趣。矢代和一些朋友在当时早已与太宰有所往来，带着我一同前往也便不是什么难事了。
8
拜访太宰的具体时节已不那么确定了，可若按《斜阳》连载结束来推算，应该是在秋天。印象中带我去的朋友是矢代和早逝的原田，但也同样不那么确定了。
我当天在飞白花色的和服上配上了正式的裙裤。平时并不穿和服的我以这身行头出现，是因为我太过在意太宰这个人了。夸张一点说，我当时所抱的是一种怀揣匕首的恐怖分子的心态。
地点大概是鳗鱼屋的二楼，登上幽暗的楼梯推开纸门，是一个十二叠大的房间，一大群人挤在昏黄的电灯下。
或者电灯实际上是很明亮的也未可知，可在我的记忆中漂浮着战后那种“赞美绝望”的空气，而能回应这种空气的无论如何只能是长倒刺的榻榻米和昏黄的电灯。
太宰和龟井胜一坐在上座，年轻人则从他们周围向房间的外围延伸着依次入座。我因为友人的介绍上前打了招呼，立马就被请到太宰面前的座位，被递上酒杯。不知为何，我总觉得当时那里的气氛非常甜腻，就像被拥戴的祭祀和信徒一般，他的一言一行无不让众人感动，人们窃窃私语地分享着这种感动，旋即又等待着下一道启示，当时我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氛围。当然，这其中或许有我恶意的先入为主，但我仍旧觉得那里确乎飘荡着一种甜腻的撒娇式的空气。虽说我形容那为“甜腻的撒娇”，但那与现在年轻人的撒娇方式大为不同。那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是一种感伤性的东西，充溢着觉得自己代表了某种“时代病”的自负。这东西忧郁、抒情，是彻底的太宰式的调子。
我在来的路上心里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说出那句我积郁在胸中的话，只说这一句话就足以。我在席间窥伺着出击的时机。如果不说出那句话，那我来到这里的意义也就丧失了，甚至于自己在文学上的生存方式也会迷失。
可丢脸的是，我竟然是用一种极为不得要领的语气，一边冷笑着一边说出来的。当时，我这样告诉与我咫尺相对的太宰本人：“我讨厌太宰先生的文字。”
那个瞬间，太宰突然看向我的脸，身体稍稍向前倾了倾，表情放空。但马上他就放松身体，侧向龟井，好像并未刻意说给谁听一般，讲了一句“虽然说了这种话，可来了这里说明终究还是喜欢的吧，对吧，终究还是喜欢的。”
自此，我关于太宰的记忆就戛然而止了。因为太过尴尬就这样匆匆离开或许是一个原因，但太宰的脸从战后黑暗的内里突然出现在我眼前，又迅速退回到那片黑暗中了。那张颓然的脸，那张假装成救世主的脸，那张在各种意义上都可称为“典型”的脸，再也没有在我眼前出现过了。
如今，我已经和当年的太宰同岁了，我绝不是后悔于青年时期的意气用事，但多少能理解太宰当时的心情了，被初次见面的年轻人说“我讨厌你的文字”时的心情。我自己也曾经遇到过几次这样的状况。
在毫无准备的情形下，一个人陌生的年轻人总过来，歪着嘴微笑着，表情因紧张而显得苍白，为了不错过证明自身诚实的机会而突然说上一句“我讨厌你的文字，非常讨厌。”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遇到这种文学刺客是文学家的宿命。我当然不会喜爱这样的少年，也不会原谅这样的鲁莽。我大概会路出成年人那种成熟的笑容，假装没有听清而蒙混过去。
只是，我和太宰其人最大的不同，也是我们两人文学的最大不同，就是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说“来了这里，说明还是喜欢的”这种话。
（1.这一段里的日语引用，全是三岛为了嘲笑太宰的敬语使用错误。）
中公的这本文库里，收了三岛两部自传性的作品。一部《太阳与铁》，一部《我所经历的时代》。《太阳与铁》是全然幻想式的作品，丰盈的美学意向和他自己狂妄的自以为是一览无余，里面全是被篡改过的记忆，根本算不上诚实的自传。可是对于他的小说来说，《太阳与铁》是最好的注释，那里所展现的是他对小说的爱慕和诋毁，还有他对文字本身的绝望。相比而言《我所经历的时代》要真诚很多，读起来就像很轻松的散文，讲了他和很多文学家的来往，也说了他从古典和浪漫文学中汲取养分的事实。战后伊始的文坛是很有趣的，也从中看出很多大家的虚伪与可笑。所以我才觉得太宰是颇为难得的。
三岛对太宰的这段回忆让我想到《影响的焦虑》。在强者诗人对前辈诗人的反抗中，会用一种误读来证明自己所受的影响微乎其微。他会在最后表明，我与你一样将同样坠入地狱，可我将以完全不同的姿势跌落在你的尸体上。其实这种解释和不择手段想割裂联系的态度本身就显示着后辈诗人的无力，他们总在庞大的前辈意向的基础上去创造自己的诗歌，一旦他意识到一个前辈诗人的存在，那种影响就已经无法消除了。就像个体语言总要累加在非个体语言之上的那种无奈。
至于三岛和太宰最大的不同就是，三岛没有太宰那种对才华的自信，他不够潇洒和玩世不恭。即使太宰在很长时间里纠结于与芥川奖的失之交臂，他也始终抱有一种自傲，一种异端者的清高。他对人世或战后的混乱所表现出的不屑都是很尖锐的。可三岛不是，他没有太宰的那种自信，也没有太宰那种危险的洒脱气质，他太自卑了，他连正大光明地自我戏剧化都做不到，总要给自己设定一个漂亮的理由去解释自己的行为。也正因为这样，他才不会对谁咄咄相逼。他担忧出丑讨厌尴尬，他不会对一个否定自己的人做那种强势的攻击，即因为他从小所受的教育让他知道这违背某种社交上的原则，也因为他还不足以强大到全然靠自我欣赏就能生存下去。
记得有人说过太宰就是谷崎润一郎《褴褛之光》中所写的那个乞丐。而三岛，他就是个掉进妄想泥潭里并甘之如饴的狂人。所以我才喜欢他。
拿87年的中公文库本自己翻的 怕是会有些错误
《我所经历的时代》 ——三岛由纪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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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上或许有些偏差，可是与太宰治的那场短暂的相遇无疑是不得不说的。
就算是战时交友并不广泛的我，在战后也有了几个文学上的朋友。
当时我被贴上了“给《人间》写小说的三岛君”这样的标签。凭借这样的标签，我原本可以轻松成为“波西米亚”集团的一员，可胆小的我却并没能做到。川路明是我年少时的老师川路柳虹的公子，现在是松尾芭蕾舞团的当家，可在当时却是个倔强又自傲的诗人；现在社会党的麻生良在当时是个眉目清秀的不良少年，出过一本叫《黑蔷薇》的诗集；而剧作家矢代静一则最早向我展现了少年们对于太宰治的狂热。此外，还有丰满的三十岁女诗人。虽说身边围绕着各式各样不同寻常的人，可一切都如同战时一般，因为梦想已经丧失了它优越性的地位，现实就只剩下悲惨，在我的青春时期，全然没有本该有的活力与朝气。
太宰治于昭和二十一年，也就是战败的第二年来到了东京，发表了各种短篇之后，自二十二年夏天开始在《新潮》上连载《斜阳》。
在这之前，我曾在旧书店买到过《虚构的彷徨》，读了这个三部曲和《ダスゲマイネ》，可对我来说，开始看太宰治的书，或许是个最为失败的选择。那种对自身的戏剧化我原本就极为讨厌，可最让我厌恶的，是他作品里渗透出的对文坛的过度在意以及来到东京的少年所抱有的所谓离乡求学的乡巴佬式的野心。
当然，我承认他那种罕见的才华。可让我自最初就产生如此大的生理反感的作家实在少见，根据爱憎的规律，或许是因为他将我刻意在隐藏的部分赤裸地暴露了出来。所以，大部分文学少年会在他的作品中看到自己肖像画，而我则会在相同的段落故意撇过脸去。成长到现在，我的身体里已经种上了都市人根深蒂固的偏见。所以如果一种东西让自己联想到“来到东京的少年所抱有的所谓离乡求学的乡巴佬式的野心”，那与这东西哪怕最短暂的邂逅，也会让我忍不住捏起鼻子。这种臭气，即使在之后与一些看似都市派的时髦新生作家的初次见面中，我也第一时间就能嗅到。
弥漫在我周围那些少年中间的对于太宰治的狂热，终于随着《斜阳》的发表而达到了顶峰，而我则标榜着自己对于太宰那种固执的厌恶。
《斜阳》的发表在当时是极具影响力的文坛大事，在那个没有电视，缺乏娱乐的时代，文学事件足以吸引人们的所有注意。如今这种全社会范围内的文学热潮实在难以想象。读者也比当时冷静多了。
我虽然也很快就通读了一遍，可其实在第一章就感到难以继续了。小说的贵族以作者的寓意来看，当然不是指真正的贵族，可是即使是小说，适当的“认真”还是有必要的。不论是言谈举止还是生活习惯，小说所描写的都与我所知的战前旧华族阶层有极大的不同，仅着一点就足以引起我的不适。贵族的女儿将“台所”称为“胜手”，说什么“お母様のお食事のいただき方”，这种情况当然得用“お母様の食事の召し上り方”这样的句子才行吧。而母亲自己似乎觉得什么都加上敬语就算好，对自己居然也用尊称，说什么“かず子や、お母様が今何をなさっているか、あててごらん”。而且居然还有在庭院里小便这种事。1
诸如此类，因为我总这样啰啰嗦嗦地数落太宰的作品，朋友们就渐渐开始对安排我跟太宰见面有了兴趣。矢代和一些朋友在当时早已与太宰有所往来，带着我一同前往也便不是什么难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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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太宰的具体时节已不那么确定了，可若按《斜阳》连载结束来推算，应该是在秋天。印象中带我去的朋友是矢代和早逝的原田，但也同样不那么确定了。
我当天在飞白花色的和服上配上了正式的裙裤。平时并不穿和服的我以这身行头出现，是因为我太过在意太宰这个人了。夸张一点说，我当时所抱的是一种怀揣匕首的恐怖分子的心态。
地点大概是鳗鱼屋的二楼，登上幽暗的楼梯推开纸门，是一个十二叠大的房间，一大群人挤在昏黄的电灯下。
或者电灯实际上是很明亮的也未可知，可在我的记忆中漂浮着战后那种“赞美绝望”的空气，而能回应这种空气的无论如何只能是长倒刺的榻榻米和昏黄的电灯。
太宰和龟井胜一坐在上座，年轻人则从他们周围向房间的外围延伸着依次入座。我因为友人的介绍上前打了招呼，立马就被请到太宰面前的座位，被递上酒杯。不知为何，我总觉得当时那里的气氛非常甜腻，就像被拥戴的祭祀和信徒一般，他的一言一行无不让众人感动，人们窃窃私语地分享着这种感动，旋即又等待着下一道启示，当时我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氛围。当然，这其中或许有我恶意的先入为主，但我仍旧觉得那里确乎飘荡着一种甜腻的撒娇式的空气。虽说我形容那为“甜腻的撒娇”，但那与现在年轻人的撒娇方式大为不同。那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是一种感伤性的东西，充溢着觉得自己代表了某种“时代病”的自负。这东西忧郁、抒情，是彻底的太宰式的调子。
我在来的路上心里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说出那句我积郁在胸中的话，只说这一句话就足以。我在席间窥伺着出击的时机。如果不说出那句话，那我来到这里的意义也就丧失了，甚至于自己在文学上的生存方式也会迷失。
可丢脸的是，我竟然是用一种极为不得要领的语气，一边冷笑着一边说出来的。当时，我这样告诉与我咫尺相对的太宰本人：“我讨厌太宰先生的文字。”
那个瞬间，太宰突然看向我的脸，身体稍稍向前倾了倾，表情放空。但马上他就放松身体，侧向龟井，好像并未刻意说给谁听一般，讲了一句“虽然说了这种话，可来了这里说明终究还是喜欢的吧，对吧，终究还是喜欢的。”
自此，我关于太宰的记忆就戛然而止了。因为太过尴尬就这样匆匆离开或许是一个原因，但太宰的脸从战后黑暗的内里突然出现在我眼前，又迅速退回到那片黑暗中了。那张颓然的脸，那张假装成救世主的脸，那张在各种意义上都可称为“典型”的脸，再也没有在我眼前出现过了。
如今，我已经和当年的太宰同岁了，我绝不是后悔于青年时期的意气用事，但多少能理解太宰当时的心情了，被初次见面的年轻人说“我讨厌你的文字”时的心情。我自己也曾经遇到过几次这样的状况。
在毫无准备的情形下，一个人陌生的年轻人总过来，歪着嘴微笑着，表情因紧张而显得苍白，为了不错过证明自身诚实的机会而突然说上一句“我讨厌你的文字，非常讨厌。”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遇到这种文学刺客是文学家的宿命。我当然不会喜爱这样的少年，也不会原谅这样的鲁莽。我大概会路出成年人那种成熟的笑容，假装没有听清而蒙混过去。
只是，我和太宰其人最大的不同，也是我们两人文学的最大不同，就是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说“来了这里，说明还是喜欢的”这种话。
（1.这一段里的日语引用，全是三岛为了嘲笑太宰的敬语使用错误。）
中公的这本文库里，收了三岛两部自传性的作品。一部《太阳与铁》，一部《我所经历的时代》。《太阳与铁》是全然幻想式的作品，丰盈的美学意向和他自己狂妄的自以为是一览无余，里面全是被篡改过的记忆，根本算不上诚实的自传。可是对于他的小说来说，《太阳与铁》是最好的注释，那里所展现的是他对小说的爱慕和诋毁，还有他对文字本身的绝望。相比而言《我所经历的时代》要真诚很多，读起来就像很轻松的散文，讲了他和很多文学家的来往，也说了他从古典和浪漫文学中汲取养分的事实。战后伊始的文坛是很有趣的，也从中看出很多大家的虚伪与可笑。所以我才觉得太宰是颇为难得的。
三岛对太宰的这段回忆让我想到《影响的焦虑》。在强者诗人对前辈诗人的反抗中，会用一种误读来证明自己所受的影响微乎其微。他会在最后表明，我与你一样将同样坠入地狱，可我将以完全不同的姿势跌落在你的尸体上。其实这种解释和不择手段想割裂联系的态度本身就显示着后辈诗人的无力，他们总在庞大的前辈意向的基础上去创造自己的诗歌，一旦他意识到一个前辈诗人的存在，那种影响就已经无法消除了。就像个体语言总要累加在非个体语言之上的那种无奈。
至于三岛和太宰最大的不同就是，三岛没有太宰那种对才华的自信，他不够潇洒和玩世不恭。即使太宰在很长时间里纠结于与芥川奖的失之交臂，他也始终抱有一种自傲，一种异端者的清高。他对人世或战后的混乱所表现出的不屑都是很尖锐的。可三岛不是，他没有太宰的那种自信，也没有太宰那种危险的洒脱气质，他太自卑了，他连正大光明地自我戏剧化都做不到，总要给自己设定一个漂亮的理由去解释自己的行为。也正因为这样，他才不会对谁咄咄相逼。他担忧出丑讨厌尴尬，他不会对一个否定自己的人做那种强势的攻击，即因为他从小所受的教育让他知道这违背某种社交上的原则，也因为他还不足以强大到全然靠自我欣赏就能生存下去。
记得有人说过太宰就是谷崎润一郎《褴褛之光》中所写的那个乞丐。而三岛，他就是个掉进妄想泥潭里并甘之如饴的狂人。所以我才喜欢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