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记事（5）
5月22日
我没想到这么快就要暂别隐哈律了。泽埃夫说，我有任务在身，应该尽可能快地让我去到各个有价值的地方。
于是傍晚，我见到了达尼埃尔。
每当泽埃夫说“一个年轻朋友”时，我总是忘了他已经接近90岁了，所以见到达尼埃尔那张年轮蛋糕样的脸还是小受了下惊。他是法国人，喜欢我很准确地用法语把他的名字按四截念出来。他说话声音很轻，比较含糊，戴着一副有憨态的眼镜片，出门时我发现他走路几乎没什么声音，隆起下垂的腹部就像一个吊在半空中的塑料袋一样没给他带来任何负担。
我在车里问了三遍，还是没记住达尼埃尔所住的那个村子的名字。他却一下子对我随便一取的英文名字好奇：“你叫Leo？L-e-o？我的女朋友也叫Leo，她是中国人哦。”
我不怀疑他能找到中国女子为偶，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个女的为何不叫Cindy、Lily、Joyce或者Chris，而要取个男性英文名。
达尼埃尔的村子在他泊山脚下。基利波山、他泊山、迦密山，此三座乃是圣经时代迦南名山。他泊山有个滚圆的外形。达尼埃尔的车子看起来好像刚刚出土一样，相当之旧，不过，毕竟这里的环境并非城市，再厚的尘土也是天然的，不让人讨厌。
达尼埃尔让我略有失望，因为我的预期同他的实情有较大的出入。达尼埃尔的父亲死于奥斯威辛，他本人1954年参加了法共，挤进了激进左翼的队伍，我查了一下，当时是莫里斯•多列士和雅克•杜克洛时期，斯大林刚死，赫鲁晓夫报告还没出来，法共的声誉处在鼎盛时期。与此同时，他又参加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用法语学希伯来语，学了三年，到大体能阅读时移居以色列，母亲眷恋巴黎的咖啡馆，呆在法国没走。但是，现在的达尼埃尔说“我是激进党的”时的口气，就好像是在说“我是激进党里混饭票的。”
这个基布兹（终于记住名字了）叫贝特科谢特，跟隐哈律不同之处在于它小，房屋的间距要小得多，但是居民对地面的利用率也更高。达尼埃尔隔壁住着两个从伊拉克移民回来的犹太人，他们的房门完全被各种雕塑包围着，老夫妇两个像是从藏宝的山洞里钻出来的一样跟我打招呼。我粗粗观察了下，贝特科谢特人的审美情趣要比隐哈律高得多，隐哈律人在草地上丢两只大个的废弃的毛绒老虎就算是很费心思了，而在贝特科谢特，几乎家家户户门前都有些让人惊喜的东西，比如大型农具，履带，粗大的三轮车骨架，车床，各种旧机械都被拿来摆作种花养草的base。雕塑的精致度同样属于一流。
达尼埃尔也不擅长这些。他的房间里放了几件木雕，是在“退休人员兴趣小组”里做的：一个抽象的女人体，一个抽象的船，一个抽象的给河马用的耳挖勺，总之是些做起来省事的东西。他的屋子有四间房，书房里有一台电脑，正在不紧不慢地读着什么东西。达尼埃尔用一种显然很不善处理生活的人的口吻来解释：“你看这个速度，我出发之前就已经开机了，现在还在走。” 他的讷言到了让人有点泄气的程度。
我只能从他挂在房间里的照片中寻找话题。他有四个女儿，前妻的照片已经拿掉了。他的中国女友是个护士，若干年前大约来这边打工，于散步时两人相识。她比达尼埃尔小二十啷当岁，有张长脸，细目，非常单纯的样子。两人有张在巴黎的合影贴在了冰箱冷冻室的门上。这位女子最近刚好回大连去处理些家事，没被我撞上。达尼埃尔说，我来得正好：“我有一封信要写给我的Leo，你帮我把她留的地址抄到信封上去吧。”
我拿过信封来一瞧，她的名字叫“Liu Ying”。
我说：“达尼埃尔，这不是Leo，这是Liu，中国人没有姓Leo的。”
他咂摸了半天，最后摘下眼镜擦镜片：“我老实跟你讲，我的希伯来语掌握得就很不怎么样，连法文都算差的。”
我没想到这么快就要暂别隐哈律了。泽埃夫说，我有任务在身，应该尽可能快地让我去到各个有价值的地方。
于是傍晚，我见到了达尼埃尔。
每当泽埃夫说“一个年轻朋友”时，我总是忘了他已经接近90岁了，所以见到达尼埃尔那张年轮蛋糕样的脸还是小受了下惊。他是法国人，喜欢我很准确地用法语把他的名字按四截念出来。他说话声音很轻，比较含糊，戴着一副有憨态的眼镜片，出门时我发现他走路几乎没什么声音，隆起下垂的腹部就像一个吊在半空中的塑料袋一样没给他带来任何负担。
我在车里问了三遍，还是没记住达尼埃尔所住的那个村子的名字。他却一下子对我随便一取的英文名字好奇：“你叫Leo？L-e-o？我的女朋友也叫Leo，她是中国人哦。”
我不怀疑他能找到中国女子为偶，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个女的为何不叫Cindy、Lily、Joyce或者Chris，而要取个男性英文名。
达尼埃尔的村子在他泊山脚下。基利波山、他泊山、迦密山，此三座乃是圣经时代迦南名山。他泊山有个滚圆的外形。达尼埃尔的车子看起来好像刚刚出土一样，相当之旧，不过，毕竟这里的环境并非城市，再厚的尘土也是天然的，不让人讨厌。
达尼埃尔让我略有失望，因为我的预期同他的实情有较大的出入。达尼埃尔的父亲死于奥斯威辛，他本人1954年参加了法共，挤进了激进左翼的队伍，我查了一下，当时是莫里斯•多列士和雅克•杜克洛时期，斯大林刚死，赫鲁晓夫报告还没出来，法共的声誉处在鼎盛时期。与此同时，他又参加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用法语学希伯来语，学了三年，到大体能阅读时移居以色列，母亲眷恋巴黎的咖啡馆，呆在法国没走。但是，现在的达尼埃尔说“我是激进党的”时的口气，就好像是在说“我是激进党里混饭票的。”
这个基布兹（终于记住名字了）叫贝特科谢特，跟隐哈律不同之处在于它小，房屋的间距要小得多，但是居民对地面的利用率也更高。达尼埃尔隔壁住着两个从伊拉克移民回来的犹太人，他们的房门完全被各种雕塑包围着，老夫妇两个像是从藏宝的山洞里钻出来的一样跟我打招呼。我粗粗观察了下，贝特科谢特人的审美情趣要比隐哈律高得多，隐哈律人在草地上丢两只大个的废弃的毛绒老虎就算是很费心思了，而在贝特科谢特，几乎家家户户门前都有些让人惊喜的东西，比如大型农具，履带，粗大的三轮车骨架，车床，各种旧机械都被拿来摆作种花养草的base。雕塑的精致度同样属于一流。
达尼埃尔也不擅长这些。他的房间里放了几件木雕，是在“退休人员兴趣小组”里做的：一个抽象的女人体，一个抽象的船，一个抽象的给河马用的耳挖勺，总之是些做起来省事的东西。他的屋子有四间房，书房里有一台电脑，正在不紧不慢地读着什么东西。达尼埃尔用一种显然很不善处理生活的人的口吻来解释：“你看这个速度，我出发之前就已经开机了，现在还在走。” 他的讷言到了让人有点泄气的程度。
我只能从他挂在房间里的照片中寻找话题。他有四个女儿，前妻的照片已经拿掉了。他的中国女友是个护士，若干年前大约来这边打工，于散步时两人相识。她比达尼埃尔小二十啷当岁，有张长脸，细目，非常单纯的样子。两人有张在巴黎的合影贴在了冰箱冷冻室的门上。这位女子最近刚好回大连去处理些家事，没被我撞上。达尼埃尔说，我来得正好：“我有一封信要写给我的Leo，你帮我把她留的地址抄到信封上去吧。”
我拿过信封来一瞧，她的名字叫“Liu Ying”。
我说：“达尼埃尔，这不是Leo，这是Liu，中国人没有姓Leo的。”
他咂摸了半天，最后摘下眼镜擦镜片：“我老实跟你讲，我的希伯来语掌握得就很不怎么样，连法文都算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