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追忆（已发表）

                
                
       本雅明力图以晦涩和暧昧拒绝入世，其独特性却吸引着世人追随的脚步；本雅明力图游走于每一个思想迷宫的边缘，蜂拥的追随者却一次次将其推向神坛的中心；本雅明力图在遗忘中觅得生命的寝陵，世人却向他投以一次次的“追忆”。
       德国美学家瓦尔特•本雅明将希腊人开始追忆古代神话中克里特迷宫的时代称为分岔路口（Wegscheide），认为从这时开始，“世界历史的间隙标示出何时记忆女神开始转变为分裂的记忆” 。在《讲故事的人》中本雅明告诉我们，自史诗时代以后，史诗记忆为人们所抛弃，“分裂为一面是作为小说缪斯的‘追忆’(Eingedenken)，另一面则是作为故事缪斯的‘记忆’（Gedächtnis）。” 现在与过去的联系被割断了，代代相传的经验也渐渐消失了，人类在分裂的岔路口迷失了方向。
      本雅明对史诗时代的理解，似乎与卢卡奇《小说理论》对其的影响有关。卢卡奇认为，在古希腊的史诗传统中，生活本身就是世界的本质，而这个世界是一个同质的世界，人类达成完美的自我理解。受其影响，本雅明将前现代社会称为“史诗时代”，在其中，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讲故事的人与听故事的人得以分享同一种“经验”，并使这种经验代代相传。随着故事的衰微，“经验”的链条断开了，人将自己与周围隔绝开来，只有虚构性得到了无限的膨胀，世界历史进入了“后史诗时代”，小说开始大行其道，艺术插上了技术的双翼，在工业化的王国里得以批量生产，都市中处处是涌动的人潮，个人一旦进入这样的洪流，就立即迷失了自我，然而，这些所谓的进步给人们带来的却是战争与废墟，虚伪与欺骗。
       本雅明也正是通过对“史诗时代”这一前工业时期个人生存状态的追忆，对比揭露出现代社会中人类的异化和无助。他用“岔路口”将历史一分为二，一半是“史诗时代”的渐渐衰微，另一半则是小说、电影等的大行其道，这些艺术发展的背后是技术的支撑。而在这样一个技术泛滥的时代里，人类盲目而自大地坚信着自身的进步性，本雅明却在其中产生了对现代社会的深深忧虑，致使其每一种理论的正题和反题都无一例外地指向对现代性的批判。然而，与“只提供问题，不提供答案”的学者不同的是，本雅明给了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得以救赎的希望——“追忆”在每一秒钟都可能通过一道时间的窄门，来到现代人的身边。现代人的使命就在于抓住机遇，点燃火把，迎接人类的最终救赎的到来。
一、上帝的记忆——救赎的可能性
         本雅明的弥赛亚之光闪现得十分微弱，它从“上帝的记忆”开始，给了人类一个遥远的希望。在《译作者的任务》一文中，本雅明蜻蜓点水地提到了一种“上帝的记忆”，他说：“如果一个生命或一个瞬间是不能被忘记的，那么，即使所有人都把它遗忘了……也总有一个领域满足这个要求，那就是上帝的记忆” 。如果说，在本雅明那里，翻译是译作者的天职的话，那么，记住无法忘怀的瞬间，就是上帝的天职了。
      这无疑给了乌云密布的现代社会一丝曙光。在本雅明的认识里，人类有一个超验的记忆，这里记忆的存在绝非在现代社会中穿梭的各类信息，而是一些碎片，这些碎片生长在史诗时代。对此，本雅明作了一个类比，“就像在很多梦里一样。我们站在自己面前，如同我们真的在遥远的过去的某处一样，但我们眼前没有一样东西是以前真的存在过的。然而，这些形象却恰恰是最重要的形象，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它在生活的暗房里默默生长。这些形象在我们平时认为往往微不足道：一些香烟的纸盒，我们自己的一张半身照。还有我们常常听说的，垂死的人脑海中自己的‘一生’，往往都是由一些很小的物象组成，它们快速地翻动着，如同被风吹动的书页一般，又如早期的电影一样，在其中，我们作为孩子，会钟情于一个纸盒子、游泳者或者一个网球运动员。”
       
然而，追忆起这些碎片并非易事，大部分的现代人都丧失了这种天职，一生都没有获得普鲁斯特般的契机，在一个午后由一块小点心带回到史诗时代。对此，本雅明却不是悲观绝望的，他给了身陷现代性大洪水中的人类一艘最后的诺亚方舟——上帝的记忆。
“如果一个瞬间是不能被忘记的，即使所有人都把它遗忘了，上帝的记忆也会将它记住。” 这句话所关涉的是本质问题，上帝所记忆的正是生命的本质。黑格尔曾说过，只要是本质的就永远不可能被遗忘。本雅明只是给了这个本质一个确切的记忆体，那就是上帝。
      无怪乎张旭东要说：“这种‘上帝的记忆’，不但是生者的记忆总和，还包括死者的记忆；不但注视着当下的时间，也听到过去和现在所有被迫陷入沉默的时间和生命。” 上帝的全知全能将历史性的人类记忆统摄在了共时的星空中，即使为现代社会所压制的记忆，也在这片星空中闪烁着微弱的光芒，这些光芒是那些被繁华都市霓虹夜景迷惑双眼的现代人所觉察不到的，只有闲逛于寂寞街巷的“拾荒者”，才能在仰头之际，顿悟本质的力量。
二、追忆——上帝记忆的世俗化
       在本雅明的作品中，有一个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隐喻——新天使（angelus novus）：“他回头看过去，在我们看来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则是一场大灾难。这场灾难不断地将尸骸堆到尸骸上，然后将这一切掷到了他的脚下。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可是天堂吹来了一阵飓风……这场飓风就是我们所说的进步。”
       这里所描述的新天使，身兼两重身份：一个是历史天使，一个是救赎的天使。对此，犹太裔法籍学者伊尔文•沃尔法特（Irving Wohlfarth）曾撰文追根溯源。他论述道：新天使正是本雅明所钟爱的克利绘制的新天使，它是历史天使，它的脸转向过去，意欲唤醒死者和在神的启示下修补人类堕落后历史中的整个宇宙。 由此可知，这一历史的天使同时肩负着历史和拯救的双重职责。他以现在为轴心，把未来的希望转移到了过去，过去成为了可以被现在修补和建构的对象，通过拯救过去达到对现在和未来的救赎。
      而这一形象与本雅明的历史观有很大的联系。本雅明对理论的敏锐性几乎完全是由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验造就的，在此期间，强烈的历史崩溃感左右着他，这种崩溃感使他迷恋上了历史虚无主义，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曾经想把“人类学虚无主义”作为“拱廊计划”的一个副标题。什么是虚无主义？尼采解释到：“它的最高价值就是对自我价值的贬低。” 现代资产阶级狂妄地坚信一切都是进步的，但他们自己已无须进步了。历史虚无主义则给了他们重重一击，将他们从神话的冬眠中强拽起来，让他们见识到洞穴外的真理。带着这样的初衷，虚无与救赎构成了本雅明思想的两极。
      本雅明的新天使正是其历史观的外化。在历史中，他看到的是无数的灾难与战争，数不尽的尸骸堆成了一座座小山，炮火和血色使他惊骇地张大了嘴；然而，他刚想伸出双手去救赎，想帮人类抚平伤口，减少杀戮，所谓“进步”的风就向他吹来，他的翅膀再也扇不起来。
      而“追忆”，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天使的管辖下悄然行动，然而，它比历史天使更积极，它的救赎更能给现代人带来希望。沃尔法特教授在论文中接着说：“如同祈祷一般，由新天使掌管的“追忆”将会象征性地重建被摧毁的一切，这在卡巴拉传统中叫做‘tikkun’。” “追忆”成了神学的孩子，被带到了灾难重重的人间。
        而本雅明正如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一般，将天国中“上帝的记忆”偷盗到了人间，点燃了现代人“追忆”的火把，在这片火把的光照下，人间与神界得以沟通，神学得以世俗化了。尽管他不能为人们所理解，他却在现代社会中毅然地扮演了一个“拾荒者”的角色，在闲逛中收集着所有为现代人所鄙弃、碾碎的记忆，将其小心珍藏，因为，他发现了上帝的秘密，他要用“追忆”为现代人索取生命的本质，回归历史的必然。
      本雅明的这一思想，正是受到普鲁斯特的影响。普鲁斯特认为，他可以通过“无意识的追忆”来“阅读”这个世界。人类的“刻意的追忆”，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习惯,其缺陷使之无法成为记忆的神学范式。而在“不期而遇的追忆”的神学范式中，所有的生命体都共享同一种神赐的语言，所有的生命体都分享“上帝的记忆”。
      因而，本雅明开始在现代人的产物——小说中，寻找普鲁斯特的同道者，寻找“上帝的记忆”的灵光一现，寻找现代社会中未被熄灭的火把。终于，在《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一文中，本雅明说道，“‘白痴’梅希金公爵所依赖的那种信念，正是不可遗忘的、永恒的生命。而这种生命留存在历史的记忆中，是人类被拯救的希望，它要靠神圣的追忆来获取。它所记忆的是生命的本质。”上帝的记忆再次被世俗化，降临人间成为了现代人的“追忆”。
三、个体追忆对集体的救赎
      在本雅明的思想中，作为个体的“人”与作为集体的“人类”迥然相异。在《单行道》中，本雅明对二者进行了区分：“早在数千年以前，人作为一个物种就完成了自身的发展，而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其发展才刚刚开始。” “人类”并非简单“个人”的聚合，而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与机器和技术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它已经成了了一个新的物种。
      本雅明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变化，他用自己最稔熟的方式——引文的大量使用向读者传达着自己的思想。他首先引用了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现状》中的描述：“在伦敦……二百五十万人口聚集在一个地方……在大街上挤上几天，费力地穿过人群，才渐渐发现，伦敦人为了创造他们城市中的文明，不惜牺牲他们人类本性中一切优良的品质。” 在恩格斯的这段话中，本雅明找到了其与波德莱尔和雨果的共鸣，人群中的经验对二者都有强烈的触动。波德莱尔在《巴黎风光》中将巴黎唤作“拥挤的城市，充满梦幻的城市” ，认为“人群是无法忍受的” ，而就在这拥挤而无法忍受的城市的场面中，老妇人的身后，跟过来一位又一位的个人，挤进绵绵不绝的人群。雨果却认为：“深处是人群” ，在人群中“莫名的人流！嘈杂！那些声音、眼睛、脚步，谁也看不见谁，谁也不认识谁；一切都在躁动！城市在我们耳畔嗡鸣，喧闹盖过美洲的森林和嗡嗡蜂房。” 针对二者的相异观点，本雅明在章节的最后评述道：“雨果把自己作为英雄放在人群中，波德莱尔却把自己作为一名英雄从人群中分离出来。”
      本雅明显然是与波德莱尔站在同一条战壕中的，他在《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一文中，通篇描述了这样的巴黎：拥挤的街道，聚集的人群，目光呆滞的资产阶级，偶尔有一、两个游荡者，也被人们视为异类。
     关于欧洲都市中这种个人在人群中的体验，也为其他学者所重视。大卫•哈维就撰有《巴黎城记》一书，叙述这座都市中城市与现代性的互动。对于人群，他借用了巴尔扎克的“巴黎的湍流”一词，并描画了个人在人类中的形象：“在‘巴黎的湍流’中，事件和人群在杂乱中跌成一团。甚至连穿越马路都令人感到威胁。每个人顺着自己的路线走，审视四周，一下子往这儿跳，一下子往那儿跳，不是怕沾到泥，就是为了赶时间，或者是因为他看到其他人慌乱地沿路狂奔。”
      重访二者笔下的巴黎，带给每一个都市读者似曾相识的感觉，群体是由每一个个人组成的，然而当个人汇入群体后，就不复为其自身了。思索对这一集体的现代性救赎，构成了本雅明理论的深层内核。在思索中，本雅明并未流于俗套，一味地搜寻集体的力量以达成对“人类”的拯救。而是在“个体”的灰烬中找到“追忆”的活火焰，让其在已经被体验过的余烬中继续燃烧。“只有在追忆中，本雅明才清楚地表达出了想象与救赎的希望。” 在《重聚文本的碎片：瓦尔特•本雅明的德国/犹太记忆》一文的末尾，约翰•皮札教授如是总结道。
     而本雅明自己也发现了“个人”追忆与集体“人类”之间的微妙联系，在“拱廊计划”的早期笔记中，他写道：“尚未被发掘出的知识……对其所处时代的集体具有实用性。（所以）,普鲁斯特作为一个‘个人’在‘追忆’现象中所体验到的，正是我们在19世纪作为‘思潮’、‘时髦’、‘路线’所经历的。”
      本雅明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一直思索着拯救现代人的理想方式，最终，他找到了神学唯物主义。他将犹太教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找寻到了“不期而遇的追忆”，他期待用这种“人”的追忆来拯救“人类”，有如下几点原因：其一，本雅明将犹太教理解为了一种“追忆”的弥赛亚神学，他视“追忆”为犹太教“在历史上其神学概念的精华” 。在其中，无论是语言学家还是历史学家都以用神学的方式、通过“追忆”这一中介来“阅读”世界为己任，并以此将这个世界从遗忘的危机中拯救出来。其二，如前文所述，“不期而遇的追忆”正是“上帝的记忆”的世俗化。它与上帝的记忆一样，记忆的都是生命的本质。而这种生命的本质力量，使得所有生命体都能够共享一种“神赐的语言”，所有生命体能够真正达成“一体化”。其三，如上文所述，“不期而遇的追忆”为犹太教、基督教中的救赎天使所管辖。它的职责正是在废墟中重建一段历史，通过对历史的重建完成一次救赎，这正是微弱的弥赛亚主义所赋予它的使命。其四，本雅明期待通过“不期而遇的追忆”复兴现代的时间意识。在现代人的生活中，过去、现在与未来是彼此分裂的，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先辈的肉体一体性和人格一体性已经遭到人手的伤害” 。在“追忆”中，本雅明看到了能将人与过去、人与人、人与自然重新联系起来的“一体化”力量，史诗时代是美好的，但既然现代社会已成事实，而且不容变更，我们惟有依靠一种召唤过去的力量，给予现代人一丝希望。它肯定不是革命，而是一次改革，甚至仅仅是一种改良。
       完成对现代人的救赎是本雅明思想迷宫中最核心的问题，“不期而遇的追忆”则在这一迷宫中扮演了《神曲》中的维吉尔的形象，既是他走出困境的引路人，又是他心目中最崇高的一方净土。
四、“追忆”的现代阐释
       汉娜•阿伦特曾撰有《深海采珠人》一文，用了一连串的排比，说本雅明既不是一个学者，又不是一个语言学家，也不是一个神学家，以此来论述本雅明的暧昧与深奥。然而，本雅明的思想并非无章可循的，“追忆”就是那么一把钥匙，是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是阿里蒂纳的丝线，它带领我们穿过了本雅明整个的思想迷宫，不断带给后人以惊喜和震惊。
      由于所处时代的动荡背景和自身性格的原因，本雅明的作品多呈现出“断片”的状态。人们常常要通过极少的文字去猜测本雅明极为广博的思想。如此一来，每个文字身上所承载的意义也得到了成倍的增长。“追忆”就是这样一个在本雅明作品中拥有丰沛意义的概念。但正是借助于它的丰沛，它才能广泛游走于本雅明作品的多个领域，并如使者般为它们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有利于我们理解本雅明的各个思想侧面。对“追忆”概念及其相关理论的整理和深层次分析，为本雅明的现代性思想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考空间，而这个概念的多义性和多角度性，无形中促使了我们在一个多重的视阈中对本雅明进行深度审视，也易于发现其现代性思想中被深藏的美学“断片”。
       同时，“追忆”概念也反映出了本雅明对于现代性的态度。而要解决现代性问题，首先要解决的即主体性问题。“追忆”概念正是揭示了在现代生活中人们逐渐丧失主体性的状态，人们已不需要“追忆”了，而只需简单地记住那些最必需的、只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的经验——“不期而遇的追忆”已被“刻意追忆”所取代。本雅明对二者的态度，再次印证了他对于现代性思想的态度——拯救异化的现代人，不是寄希望于未来，而是寄希望于“追忆”，寄希望于像普鲁斯特一样对历史“不期而遇的追忆”。
      本雅明的“追忆”概念，是反抗现代性的，它并非“记住”，而是一个触点，过去的许多陈年旧事就会向人们涌来，本雅明通过“追忆”，追求过去那种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人与人紧密联系的美好关系。它带有模糊性、虚构性的成分，是“回忆”与“想象”的结合体；它也是未完成的，时刻准备着更新自己。
      然而，“追忆”思想也有其局限性。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阐述道，受到犹太教禁谈未来的影响，本雅明将人类对未来新事物的期待，以“现时”（Jetztzeit）为轴心，转为对过去的“追忆”。在未来的压迫下，现在与过去、未来的格局就发生了独特的变化。一方面，现在获得了对过去的支配权；另一方面，现在转而被未来所追究。如此一来，本应面向未来的时间意识被施加到了现在身上，使现在充满了问题，形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