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的囚徒——《万历皇帝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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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亡于万历
《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
乾隆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则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
正史认定明亡的责任在于万历。他必须承担亡国责任,则因为他长达三十年的怠政。不临朝,不见官员,对于官员的奏折谏言一律不予批复,皇帝罢工了。这样的怠政,彻底堵塞了官员和皇帝的交流渠道,彼此之间心灰意冷,只好一拍两散,官员大批离职,空缺得不到补充,行政机构陷入瘫痪,政令不行,社会问题滋生,边患和民患蔓延。
黄仁宇进一步探讨了万历怠政的原因。《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到“他(即万历皇帝)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他将万历皇帝的荒怠,联系到万历皇帝与文官群体在“立储之争”观念上的对抗,怠政则是万历皇帝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
联想到崇祯自杀前异常悲愤的“文臣个个可杀”遗言,不由得想去探讨这个问题,是不是明代的政治制度,从一开始设置的时候就出了问题,导致皇帝和文官在很多时候经常处于对立面上,双方长期的持续的对立,最终导致大明帝国政治紊乱,走向崩溃。
二、史料的重塑
本书以史料为先,力求史料说话,观点和结论,由读者自己去提取。史料来自宫廷档案,包括万历实录、起居注、公文信函。大量引用原始材料,使得文言满篇,语句晦涩繁杂,考验读者的古汉语水平和耐心。栩栩如生的万历,在本书中充分呈现,他的日常生活,成长轨迹,性格特点,身体状况,政治决策,喜怒哀乐,一步步显现出来,冥冥中昭示着一种皇权的历史宿命和一种普通人不可能经历的悲剧命运。他在位期间,很多矛盾的事情不可思议的交织共存,励精图治到朝政荒废,君臣和谐到君臣相离,富足天下到内忧外患,三大征伐到辽东告急。万历朝就像王朝兴衰的“红楼梦”,生动印证了从盛至衰的历史宿命。
个人生死与王朝兴废结合在一起,更能体现互相扼杀的效应,制度的缺陷,开始在万历显露出副作用,这个副作用,足以杀死任何一个力图掌握他的人,尽管万历足够聪明,但也无法驾驭祖先遗留给他的这套残缺制度。
三、制度的缺陷
朱棣设立的内阁制本想让一些能力学识出众但官阶较低的官僚分担一下自己的工作,组建一个秘书团队,后来随着内阁形式的固定和内阁权力的扩大,内阁成为皇朝的最高行政机构,基本上审议了国家重大决策事项,皇帝的朱批,只是对决策事项进行确认。内阁官员的入选标准非常高,内阁的决策实行集体决议,决策严格依照制度执行。监察御史们对内阁使监督权。
皇权受内阁的限制,内阁受司法的制约,这本是件好事。只是,朱元璋和朱棣却单独设立了一套机构来行驶皇权,并且往往是用来行驶皇权中最坏的那一面:监视、暴力、杀戮、敛财、恐怖。那就是集历代恐怖政治之最的锦衣卫、东西厂、廷杖和诏狱。这套恐怖主义体系,由太监领导,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主要用来针对官员和文人,手段恶劣,不受制约,令人发指。
本来均衡的政治结构,被撕开了一个恐怖的口子,这个口子从来得不到弥补,造成了几个恶果:皇权被副作用被急剧扩大,皇帝和官僚逐渐走向对立面。这两点在万历朝,开始露出端倪,并在后世蔓延成不可救药的趋势。
四、压抑的成长
皇权对圣人和明君的期限和教育,极大摧残了缺乏完整家庭的万历。没有关爱,没有乐趣,只有母后最严厉的教育和管制。书中提到一个案例,万历一次与太监玩乐,被告状后被罚跪,被母后威胁废掉皇位。这对于皇帝来说,是最致命的惩罚。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今天被高度期许但心理脆弱的优等学生身上,可能引发自杀的惨剧。
缺乏父权的万历,自幼被张居正的替代父权压制。张居正的忠心,勤勉和能力,并不能改变张作为臣子的事实,在朝政生活中,张和后宫联手,把万历看做学生和儿子,处处规诫管制,有时候还对这个“晚辈”发先生脾气。万历在一次学习中读错了字,被张居正当着满朝文武大声纠正,把万历吓出一身冷汗。这个父权,极度威严而又忤越,对万历是个极大的屈辱,隐忍之中潜伏着报复的种子。
万历被一套不近人情,苛刻无比的祖宗之法束缚着,挣扎不得。朱元璋把大明帝国打造成一个大村子,不断告诫子孙和子民安土重迁,以土地安身立命,不许他们经商,不允许任何流动和交流。只要按照他制定的规矩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会过得好好的。用户籍和身份禁锢百姓,用琐碎繁杂的家训,祖制来束缚后世子孙。万历面对这套祖宗法度,无可奈何。这为后来的立储备之争埋下了伏笔。
这些个性的压抑和成长过程中的压制,当得到宣泄之口后,就可能肆无忌惮的发泄出来,引发不可预料的破坏作用。
五、清算和立储
清算张居正和立储,是万历亲政之后影响深远的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让万历尝到了权力的甜头,而这种非常态的使用权力,开启了皇权恶的一面肆意滥用的局面,也让官僚集体对万历强烈不满,最终彻底离弃。
张居正不是完人,他的贪腐远没到正史记录的那么夸张,张扬不羁的个性和强硬的教育方式,让成年后的万历对张居正仍心有余悸。对张的清算,既是消除童年心灵阴霾的一个方式,也是更是杀鸡儆猴的绝佳机会,但这种清算,却成为了毫无节制的暴力宣泄,张居正被掘墓鞭尸,家人几近灭绝,让人对万历阴暗狠毒的心理不寒而栗,皇权对一个人的摧残,竟然可以让他忘记之前所有授业之恩,并将报复任意扩大到毫无怜悯的境界。所有官员静静注视着这场残酷的清算,联想之前君臣的亲密无间,他们心里肯定都在颤抖,不信任和对抗的种子就这么毅然绝然被种下。
在立储问题上,万历和官僚的对抗达到白热化。明代官僚在维护道统和祖制方面的激情超过任何一个朝代,御史风骨、冒死谏言,压力越大,勇气越大,屠戮越甚,慷慨越烈,前仆后继,风起云涌。万历想要违反祖制,也要立福王为太子,这下惹恼了官僚群体。铺天盖地的反对之声吓坏了万历,他低估了官僚体制的能量,只能采取一拖再拖的态度,最后采取了一个极端的态度来对抗,不上朝。跟所有人怄气,彻底暴露了万历心智极不成熟的一面,把明代各帝玩世不恭的本性发挥到极致。结合之前的冷血清算,这次冷暴力,把官员彻底推向了对立面。官员的所有努力和抗争,无非仍是为了那个维护君主和皇朝的道统,而现在这个君主完全无视他们,他们的存在已经缺乏任何意义,灰心丧气,失望乃至绝望,成了万历朝后期朝廷中弥漫的唯一气氛。
制度的运转者对制度彻底失望时,制度的崩溃就不远了。
六、涸泽而渔的敛财
万历比其他明代各帝聪明的地方,在于他早早洞悉了皇朝的秘密。财政是皇朝一切的基础,掌握了财权,比到处玩乐要高明得多。通过行政体制和官僚机构获取财政已经不可能,于是,他把自己掌握的恐怖主义体系拿来敛财,更狠,更毫无节制。
万历后期,民间手工业和商业繁荣,官员纷纷经商,官员和商人暴富,民风日渐奢侈。另一方面,经过几次征伐,国库空虚,而内宫开支加大,万历定陵建设耗资巨大。官员生活的奢靡和道德上的伪善,万历都看在眼里,因为立储问题形成的与官员的决裂,已经难以挽回。孤家寡人的万历,身边除了太监,难以找到可以信任的人,为了增加税收,平衡收支,但又不愿意税收被层层官员中饱私囊,万历采取了以内宫的名义,派出身边的太监直接征收盐税矿税。可惜太监巧取豪夺,滥用私刑,弄得天怒人怨。太监的横征暴敛让万历始料未及,丧失的民心进一步加剧了万历的恶劣形象,《金瓶梅》中就有民间讽刺万历滥用“马价银”的段子。
万历为什么甘心自毁形象,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这么干。看完本书,似乎隐约触碰到他的动机。晚年的万历被病痛折磨,官员与之集体对抗,让他身心疲惫,对朝政也心灰意冷。当一个人对事业失望,唯一可以填补他内心空虚的,唯有家庭了。他加倍宠爱妃子,溺爱儿子,竭尽所能搜罗天下财富,只为了图他们欢心。当他知道自己来日不多,对生命绝望的时候,想把幸福和快乐带到来世去,于是要把陵寝建得最美最好。他自己说:“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这是王道,也是天道。生命中剩下的时间里,他唯一可以支配的就是这个搜刮天下财富的权力,他为什么不搜刮,凭什么不搜刮。
万历的小聪明得到再次体现,就像一个狡猾的孩子,突然发现父母给他的玩具还有其他用途。原来太监体系和恐怖手段也可以拿来敛财,还非常好使。满目疮痍之中,只有他滑稽的偷笑。
七、病秧子的书法
万历有一个多病的身体。他从小就有肥胖病,锦衣玉食的生活进一步加剧他的肥胖,皇宫虽大,却不能运动,骑马走一圈都要被骂死,何谈健身。从万历画像可知,中年的万历已经是非常肥胖了。不能步行,只能靠辇车代步,长期头晕目眩,站不稳,须靠人搀扶,骨头和关节长期疼痛,视力模糊,看不清奏折。这些疾病都是肥胖引起的,极有可能是高血压,痛风甚至糖尿病,无法节制的宫闱生活更进一步加剧了病情。这些病情档案作为宫廷秘密,后世解密之后才了解,而当世之人,不可能了解皇帝贵恙,唯有捕风捉影,以讹传讹。事实上,万历屡次下诏书强调自己身体不适,每天起早摸黑早朝,实在不堪重负,朝政问题可以通过其他形式解决,但死板的官员就是要守住早朝这个形式大于意义的千年方式不变,对万历步步紧逼,万历最后唯有沉默对抗。
万历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明代各帝,其实均有相当的书画造诣,只不过他们对待艺术的态度和生活一样,率性而为,玩世不恭,不会刻意去追求。万历从下就刻苦练字,中年之后成绩斐然,群臣经常向其索要墨宝,前期还乐意下赐几幅,后来与君臣关系交恶,再也不理会群臣的索求,流传至今的万历字迹也弥足珍贵,日本冲绳原琉球国守礼门上的“守礼之邦”四个大字,就是他的亲笔,北京部分寺庙也可见他的题字。
八、结语
万历是个极其聪明的人,天资聪颖加上严格的教育,使他具备明代各帝罕见的明君潜质。他亲政之后主导下的几件成功征讨,也都证明他具备用人识人的气魄和掌控帝国的能力。他和先祖一样,权力欲望极强,决不轻易把权力拱手让人,只不过,权力被滥用到不合适的一面,用于报复,用于使性子,用于敛财,制度上的缺陷为万历滥用权力开了绿灯,最后不可收拾,为后世天启年间太监专权埋下伏笔,葬送了大明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