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章太炎的思想》（王汎森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7月版。
前几天我还寻思能不能找到这本书再读一读，不料今天在看完《搜索》之后逛书店时就碰到了这个新版。喜出望外，立即拿下。
作者写这本书迄今已有二十七八年之久（1985），我看到这书的原版至今大概有十年光景。作者这次所附的照片已显然是垂垂老矣，而当年写这本书的时候才二十七八岁，比章太炎结集《訄书》（1899/1900）时还要年轻些。
章太炎生于清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一日，（1869年1月12日，见上海版，页5。）如果只从年分算，亦可说是1868年。章氏病逝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六月十四日，与他最著名的弟子鲁迅同年病逝，鲁迅生于1881年，比乃师还小12岁。这两位在中国的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和革命者均享年不久。但正是他们之间的渊源使我从一开始涉足学术研究就关注章太炎，迄今未变，所以一看到王先生这本书重出，很有点喜出望外。
作为现代思想家的章太炎并未得到真正理解，在我看来，特别是从思想家、哲学家的角度，章太炎对玄学、佛教哲学以及中国政治的思考一直被放逐了。在当代学术史上，鲁迅和侯外庐也许是真正能够集成和理解章太炎的，但是鲁迅没有把这种理解变成知识留给我们，侯外庐则过度肢解了章。五十年代以后，大陆和台湾对章太炎的态度十分微妙，其处境相当尴尬。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章太炎是光复会一系的领军人物，与陈其美、蒋介石一向不睦，在台湾的处境可以想见一二；章氏对中共同样不放心，因为他认为后者可能是苏俄附属，完全没有想到中共后来走向表明他们与章氏一样具有深厚的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意识。这样的背景使章太炎这样一位在革命中反思革命的革命思想家不可避免受到压制的命运。
当然也有例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期，党中央毛主席号召知识界批儒评法的时候，章太炎被举为法家代表人物颇受过一段礼遇。我甚至在一篇回忆录中看到说伟大领袖曾称赞章氏为“豪杰”，还将章为邹容（《革命军》作者）在狱中题的诗拿来交给其卫兵学习。中国的文史学者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整理章氏著作和生平。李泽厚11979年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章太炎剖析》一文就明显的留着那个时代的印记。这篇论文收录于《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书，它是我研究现代思想家或中国革命思想家章太炎的第一篇参考论文。
李泽厚的论文初看觉得体大思精，很有价值。实际上经不起认真推敲。尽管如此，影响却很大。特别是所谓由佛而儒的论断，颇为后之学者称述。实际上，如果考虑到章太炎对先秦庄子韩非子和魏晋五朝学的热情，甚至自诩其《齐物论释》“一字千金”等等的说法，再考以其定论之作《检论》（《訄书》定本）以及后期反思之作如《菿汉微言》等可知章氏非佛非儒，钟情者在老庄-玄学之传统。用他自己称赞老子的话说：“保傅天人，可谓大师”，章氏对政治革命以及哲学的理解可谓新玄学的代表。
这里所谓的玄学并不是像李泽厚先生在《论庄玄禅》中所刻画的那种玄学-形而上学，而是与政治变革密不可分的理论思考。这是王葆玄先生的研究成果，我以为这是比李泽厚的刻画更接近历史真像的。章太炎对汉魏历史是非常了解的，他的弟子们也多从事魏晋文史研究，如刘师培、朱希祖等人，鲁迅那篇著名的《魏晋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尤为精彩绝伦。在我看来，章太炎的处境与当年王弼、嵇康等人颇有类似之处：在革命中反思革命，危险之极。实际上，也只有从这样的历史处境中才能真正理解章太炎在《原道》、《齐物论释》、《检论》以及《菿汉微言》等著作中所作的思考的真实意趣。
此外，章氏思考问题的特点还有一个学术史的背景。这也是许多学者认为荒诞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说，不少学者已经把章太炎在语文学领域中的经验归纳和他在形上学领域的玄思的对立之处指出来了，却没有去进一步追问，章太炎为什么会有这么明显的破绽？中国现代史上数一数二的思想家竟然对这些明显的自语相违默然不察，等待若干年后由那些比他学问差了不知多少倍的后生来揭露其破绽，这是为什么？
毋庸置疑，章太炎是经学家，用容易理解的话说是古典学家或者语文学家，但不是理学家或者道学家，他对朱子和王学虽然欣赏却并不崇拜，章太炎能否算是一个儒家学者呢？经学与儒学恐怕是要分开的。研究儒家经典并不注定就成为儒生，除非你是儒教价值观的阐释者或实践者。王汎森这本小册子讨论的正是章太炎对儒家传统的疏离和否定，或者说探讨的是章太炎与儒学的关系，前几年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昭军写过一部《近代儒学之境》也是讨论章太炎与儒学的关系。但是儒学意味着什么？章氏本人对儒的分析性态度并未得到真正的关注。章太炎与佛教哲学的关系同样是个大课题。我知道最近有人已经出了这方面的专著，遗憾的是，这是一个太艰深的课题，远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把握。
从一般思想史的角度梳理章太炎并提出新创见的不是王汎森先生，而是汪荣祖先生，他的“文化多元论”可谓把握著了章太炎思想的基本性格，这一性格用章太炎的自己的话就是“异”，章太炎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好立异的革命思想家，用毛泽东的话说则是保持独立性、独立自主等等，要保持独立性就不能不时时注意到我与他的界限，这种界限感就是立异的意识基础。尽管如此，汪先生只是抓住了特征而没有系统的分析和刻画其核心命题。
只有当我们可以系统的分析和刻画章太炎的新玄学或者新齐物论的核心命题并揭明其实践基础的时候作为中国现代或革命思想家的章太炎的面目才得到清晰的刻画。要做到这一点，不了解清代中叶发展起来的古典学或者语文学的基本性格和学术方法是做不到的，同样，不了解章太炎在同盟会革命实践系统中所触及到的实践课题，也同样做不到。
因此，国粹、国学、宗教、佛学之类，倒是次一级的，或者说是在上述学术和实践基础上的第二性的选择，同样，由此所发生的反传统更是第二位的。在我看来，要理解现代思想家还是必须得回到那个根源性的问题：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是包括革命领袖在内的所有革命者面临的第一课题或者根本问题，毛泽东以及鲁迅在二十年代中后期不约而同的谈到的。
前几天我还寻思能不能找到这本书再读一读，不料今天在看完《搜索》之后逛书店时就碰到了这个新版。喜出望外，立即拿下。
作者写这本书迄今已有二十七八年之久（1985），我看到这书的原版至今大概有十年光景。作者这次所附的照片已显然是垂垂老矣，而当年写这本书的时候才二十七八岁，比章太炎结集《訄书》（1899/1900）时还要年轻些。
章太炎生于清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一日，（1869年1月12日，见上海版，页5。）如果只从年分算，亦可说是1868年。章氏病逝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六月十四日，与他最著名的弟子鲁迅同年病逝，鲁迅生于1881年，比乃师还小12岁。这两位在中国的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和革命者均享年不久。但正是他们之间的渊源使我从一开始涉足学术研究就关注章太炎，迄今未变，所以一看到王先生这本书重出，很有点喜出望外。
作为现代思想家的章太炎并未得到真正理解，在我看来，特别是从思想家、哲学家的角度，章太炎对玄学、佛教哲学以及中国政治的思考一直被放逐了。在当代学术史上，鲁迅和侯外庐也许是真正能够集成和理解章太炎的，但是鲁迅没有把这种理解变成知识留给我们，侯外庐则过度肢解了章。五十年代以后，大陆和台湾对章太炎的态度十分微妙，其处境相当尴尬。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章太炎是光复会一系的领军人物，与陈其美、蒋介石一向不睦，在台湾的处境可以想见一二；章氏对中共同样不放心，因为他认为后者可能是苏俄附属，完全没有想到中共后来走向表明他们与章氏一样具有深厚的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意识。这样的背景使章太炎这样一位在革命中反思革命的革命思想家不可避免受到压制的命运。
当然也有例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期，党中央毛主席号召知识界批儒评法的时候，章太炎被举为法家代表人物颇受过一段礼遇。我甚至在一篇回忆录中看到说伟大领袖曾称赞章氏为“豪杰”，还将章为邹容（《革命军》作者）在狱中题的诗拿来交给其卫兵学习。中国的文史学者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整理章氏著作和生平。李泽厚11979年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章太炎剖析》一文就明显的留着那个时代的印记。这篇论文收录于《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书，它是我研究现代思想家或中国革命思想家章太炎的第一篇参考论文。
李泽厚的论文初看觉得体大思精，很有价值。实际上经不起认真推敲。尽管如此，影响却很大。特别是所谓由佛而儒的论断，颇为后之学者称述。实际上，如果考虑到章太炎对先秦庄子韩非子和魏晋五朝学的热情，甚至自诩其《齐物论释》“一字千金”等等的说法，再考以其定论之作《检论》（《訄书》定本）以及后期反思之作如《菿汉微言》等可知章氏非佛非儒，钟情者在老庄-玄学之传统。用他自己称赞老子的话说：“保傅天人，可谓大师”，章氏对政治革命以及哲学的理解可谓新玄学的代表。
这里所谓的玄学并不是像李泽厚先生在《论庄玄禅》中所刻画的那种玄学-形而上学，而是与政治变革密不可分的理论思考。这是王葆玄先生的研究成果，我以为这是比李泽厚的刻画更接近历史真像的。章太炎对汉魏历史是非常了解的，他的弟子们也多从事魏晋文史研究，如刘师培、朱希祖等人，鲁迅那篇著名的《魏晋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尤为精彩绝伦。在我看来，章太炎的处境与当年王弼、嵇康等人颇有类似之处：在革命中反思革命，危险之极。实际上，也只有从这样的历史处境中才能真正理解章太炎在《原道》、《齐物论释》、《检论》以及《菿汉微言》等著作中所作的思考的真实意趣。
此外，章氏思考问题的特点还有一个学术史的背景。这也是许多学者认为荒诞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说，不少学者已经把章太炎在语文学领域中的经验归纳和他在形上学领域的玄思的对立之处指出来了，却没有去进一步追问，章太炎为什么会有这么明显的破绽？中国现代史上数一数二的思想家竟然对这些明显的自语相违默然不察，等待若干年后由那些比他学问差了不知多少倍的后生来揭露其破绽，这是为什么？
毋庸置疑，章太炎是经学家，用容易理解的话说是古典学家或者语文学家，但不是理学家或者道学家，他对朱子和王学虽然欣赏却并不崇拜，章太炎能否算是一个儒家学者呢？经学与儒学恐怕是要分开的。研究儒家经典并不注定就成为儒生，除非你是儒教价值观的阐释者或实践者。王汎森这本小册子讨论的正是章太炎对儒家传统的疏离和否定，或者说探讨的是章太炎与儒学的关系，前几年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昭军写过一部《近代儒学之境》也是讨论章太炎与儒学的关系。但是儒学意味着什么？章氏本人对儒的分析性态度并未得到真正的关注。章太炎与佛教哲学的关系同样是个大课题。我知道最近有人已经出了这方面的专著，遗憾的是，这是一个太艰深的课题，远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把握。
从一般思想史的角度梳理章太炎并提出新创见的不是王汎森先生，而是汪荣祖先生，他的“文化多元论”可谓把握著了章太炎思想的基本性格，这一性格用章太炎的自己的话就是“异”，章太炎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好立异的革命思想家，用毛泽东的话说则是保持独立性、独立自主等等，要保持独立性就不能不时时注意到我与他的界限，这种界限感就是立异的意识基础。尽管如此，汪先生只是抓住了特征而没有系统的分析和刻画其核心命题。
只有当我们可以系统的分析和刻画章太炎的新玄学或者新齐物论的核心命题并揭明其实践基础的时候作为中国现代或革命思想家的章太炎的面目才得到清晰的刻画。要做到这一点，不了解清代中叶发展起来的古典学或者语文学的基本性格和学术方法是做不到的，同样，不了解章太炎在同盟会革命实践系统中所触及到的实践课题，也同样做不到。
因此，国粹、国学、宗教、佛学之类，倒是次一级的，或者说是在上述学术和实践基础上的第二性的选择，同样，由此所发生的反传统更是第二位的。在我看来，要理解现代思想家还是必须得回到那个根源性的问题：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是包括革命领袖在内的所有革命者面临的第一课题或者根本问题，毛泽东以及鲁迅在二十年代中后期不约而同的谈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