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非光是谁？——一个不应该被遗忘的电影人

 
                
                
何非光，三四十年代著名电影演员、导演，以善演反派著称，被誉为第一反派小生。先后出演过《人生》《小玩意》《天明》《体育皇后》《母性之光》《再会吧，上海》《热血忠魂》等影片。编剧导演作品包括《保家乡》《东亚之光》《气壮山河》《血溅樱花》《某夫人》《芦花翻白燕子飞》等抗战影片。因为种种原因，他长期被人遗忘，被人忽略，得不到历史的公正评价。2010年2月，重庆卫视在制作一部历史文献纪录片，其中包括何非光的生平事迹。该片编导专程来上海采访了一些重庆“中制”的老人和电影史研究者，如老导演汤晓丹和夫人蓝为洁（两人当时为“中制”导演和职员），原“中制”摄影师罗及之的后人等。我也有幸忝陪末座，为他们介绍了一些我所了解的何非光的生平经历。以下是我们访谈笔录的整理稿。
采访者：重庆卫视编导（简称“导”）
受访者：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石川（简称“石”）
地点： 上海大学延长校区石川办公室
时间： 2010年2月…日下午
导：石老师，您是电影史方面的专家，对何非光早年在台湾、上海的生活和经历有没有了解？
石：我知道何非光很晚了，大概是1997年他去世前后。以前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对他的影片也一无所知。有一次北京的电影史专家陆弘石老师到上海大学来讲学，跟我说起何非光与阮玲玉的一段交往，我还很好奇，问他何非光是谁？他很吃惊，你不知道何非光吗？你看，我们做电影史的人都不知道他，一般人就更不知道了。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何非光无论如何不应该被人们忘记，所以，从那以后，我开始关注他的情况，在图书馆翻史料时，凡是碰到与他和他的影片有关的，我都会留下来，翻拍，摘抄，或者干脆复印回来。有一次偶然碰到何非光的女儿，何琳女士，她送我一本台湾出版的何非光画传，才使我对何非光的身世有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了解。
导：您先讲讲他是怎么到上海来的。
石：何非光1913年出生在台中。上高中的时候，家里给他说了一门亲事，他不愿意，就逃出来，搬到叔父家，与堂弟何銮旗同住。这个时候，堂弟刚好参加了一个由“台湾文化协会”以资助失学失业青年为目的的“台湾演剧会”。何非光也加入进去，与一些爱国青年一起参加排演台语剧《鸟暗》（台湾方言，意思是“暗无天日”）。一个月后，这部话剧才刚刚演了一场，就被台日当局以“抨击当局之嫌”为由禁演了。“台湾演剧会”也被列为非法团体，遭到解散。堂弟与何非光都被当局列入“不良少年”的黑名单，要抓他们进管教所。
所以兄弟俩又一次从家逃出来，到南部去投靠同学。一路上，他们感到人生前途茫茫，暗无天日，就像他们演的话剧的剧名一样“鸟暗鸟暗”的。这个时候，《鸟暗》的另一位男主演，一个叫赖炳南的青年告诉何非光，他姐姐、姐夫在上海谋生，问何非光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到上海谋生。你想啊，那个年代，上海对一个台湾青年有多么大的诱惑！所以何非光就产生闯荡上海的念头，但却遭致族人的一致反对。结果赖炳南走了，何非光没走成，但他心里却没放弃闯上海的打算。
后来，他跟他的大姐说，自己想去日本留学，让大姐帮她去说服母亲。大姐对他的想法心知肚明，却不忍心坏了他的好事，所以冒了风险，骗他们的母亲说，弟弟要去东京继续上学，自己愿意出钱资助一类的话，他妈妈当然高兴了，就同意了。那时的台湾，处在日据时代，谁要去中国大陆，就必须向台湾总督府申请护照。何非光偷偷去申请，等了三个月，也没给答复，他害怕家里人察觉了真相，索性也不等了，就以去日本留学的名义上了船。当然事先他是打听好了的，这艘船要经过上海，所以到上海的时候，他就悄悄弃船登录，偷渡到了上海。那一年，他才十六岁。
导：他没有被抓住吗？
石：当时很多船是客货两用，到了上海，一般是在吴淞口就要卸货，便于从长江转运到内地各个口岸。人呢，要到黄浦江十六铺下船，所以当时海关在十六铺。何非光很聪明，这些情况他都了解，所以到了吴淞口他就悄悄下了船，然后再搭车到市区，就这样逃过了海关的检查。他到市区，去找赖炳南的姐姐赖金銮。这位姐姐住在虹口，住在四川北路和武进路那里。姐夫叫罗克朋，1909年出生在台湾南投，十六岁开始在台湾演电影，1926年时来上海发展，考入“复旦影片公司”作了演员，因有一身武功，成为当时武侠红星张慧冲齐名的动作片明星。赖姐夫妻俩，对何非光非常热情，让何非很感激，就认赖金銮光作了干姐姐，两人作了异姓姐弟。
那个年代，一个台湾人在上海是很难混的。何非光本来就是非法入境，所以罗克朋一再告诫他，千万不能暴露自己的台湾人身份。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个时候大陆人看不起台湾人，一来他们是亡国奴，认为他们和日本人沆瀣一气；二来当时一些台湾人在上海混黑道，贩毒、开妓院、设赌场。所以当时上海老百姓都不喜欢台湾人。上海话里不是有句骂人的话，叫“台巴子”吗？骂的就是那时候的台湾人。在国人眼里，台湾人和高丽人（朝鲜人）一样，都是亡国奴，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何非光到了上海，了解到这种情况，让他感到困惑不解，不知道如何是好。罗克朋就让他谎称自己是福建人。
导：那么，何非光后来是怎样走上电影之路的呢？
石：何非光到上海后，原本打算遵从父亲的意愿去学医，于是先投考了一所中医学校。但入学后发现语言不通，他国语不好，上海的老师又讲上海话，他根本听不懂，学起来非常吃力，最后只好退学了。没办法，罗克朋又介绍他到一个台湾郎中开的药店中里去当学徒。因为离家比较远，就从虹口搬到市中心，大概靠近今天的延安东路这一带，刚好是英法租界的交界处，住在药店里。有一次，药店里来了一位英俊少年，来卖药。此人是徐家汇“联华”影业公司的演员，就是阮玲玉那家公司，叫蒋君超，后来成了白杨的丈夫。因为蒋君超年龄和何非光差不多大小，又经常来店里卖药，时间长了，两人成了好朋友。蒋有时候会带何去联华片场参观，有一次还让他在影片《人道》中串演了一个在舞厅里跳舞的舞客，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群众演员。
1932年春节，何非光与朋友到苏州木犊游玩骑马，刚好碰到联华影帝金焰和美工师吴永刚也在那里拍摄影片《续故都春梦》。两人趁闲暇也在此处骑马游玩。但二人的技术比何非光差远了，对何的骑术非常羡慕，就这么认识了。第二天，金焰他们正在拍一个场景，表现一个军阀在马上掠夺民女的动作，演军阀的那个演员马术不精，而且没力气，没法把女演员拉到马背上来，拍了几遍都不成。导演卜万苍是个大胖子，急得一头汗。
这时候，何非光正好站在边上看热闹，被吴永刚发现了，就把他推到卜万苍导演面前。卜万苍答应让他试拍一下，给他五个不同景别的镜头。何非光受到众人的怂恿，决心一试，结果拍得相当漂亮。卜万苍一高兴，当即决定把演员换掉，让何非光来演军阀。后来，《续故都春梦》上映了，演职员表了并没有出现何非光的名字，可是卜万苍这个人还是讲交情，讲信用的，他让蒋君超给何非光送来了20块钱的拍摄报酬，谢谢他帮摄制组救了急。这下何非光高兴坏了，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几个镜头，就20大洋，相当于他当学徒大半年的收入。那这学徒干着还有什么劲？去演电影啊！所以说，卜万苍的这20块大洋，一瞬间就改变了他的人生理想，从此，他就一门心思想去演电影了。
1933年，蒋君超和陈燕燕准备主演一部新片《除夕》，他又到药店找到何非光，邀请他出演影片中的反派，跳舞团经理的角色。这个角色原来是袁丛美的，因为袁另有片约，档期有冲突，导演姜起凤便想到了演过一次军阀的何非光。何非光征求了药店老板和赖金銮、罗克朋的意见，大家都很支持他，这样，他就高高兴兴去联华报到，并给自己取了一个叫得响的艺名：“何非光”。
所以《除夕》成了何非光的处女作。拍摄完成以后，联华高层三巨头罗明佑、黎民伟、陶伯逊都对他的表演都表示赞赏，并问他想不想与联华签约，成为基本演员。罗老板开出的条件是：约期3年，第一年月薪30，次年月薪40，三年月薪50；每拍一片，酬金另算。你想想，他当学徒，一个月只有4块钱，现在月薪相当于他以前一年的收入，这么优厚的条件，还有什么可说的？何非光就此成了联华的签约演员。有意思的是，那个药店老板也蛮喜欢他，还不愿意让他走，让他继续住在药店里，不拍戏的时候继续帮着打理药店的生意，等于成了何非光的第二职业，所以他在从影之初，实际上同时兼做了两份职业，领着两份薪水。
导：何非光后来转行当了导演，抗战时拍摄了著名影片《东亚之光》，这段情况也请您介绍一下。
石：《东亚之光》，当时重庆的报纸上评价它是“一柄正义之剑”，刺向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心窝。那时候，何非光在武汉的“中制”，属于国民党军委政治部三厅下的国营（军营）制片厂。说是国民党，实际上是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产物，因为周恩来是政治部副主任，主管文化，三厅厅长是郭沫若，他当然听中共的。所以中制初期，在武汉、重庆拍了不少“进步电影”。
何非光以前在联华，“八一三”以后，联华停业了，何非光就随上海影人西迁武汉，加入了“中制”。在这里，他先后编导了四部作品：《保家乡》、《东亚之光》、《气壮山河》、《血溅樱花》。算得上是大后方编导影片最多的导演。当时的大导演，像孙瑜、史东山、蔡楚生、袁丛美，都没他拍的这么多，说起来也蛮奇怪的，大概的确是运气吧。
《东亚之光》是一部非常独特的抗战题材影片，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用日本战俘的视线，表现这场战争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了灾难，也同样给日本人带来的痛苦和伤害。我们谈到抗日战争时经常说，要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区分开来。这句话说起来很抽象，而这部电影就是一个具体而生动的例子。由此联想到陆川的《南京南京》，也是用一个日本兵的视线来表现战争，实际上，何非光早在60年前就这么做了。
第二，何非光有个很大胆的创意，要用日本战俘自己演自己，采用日语对白。这种用非职业演员的做法，与战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有相似之处，却又比意大利更早，可以说是开创了纪实性故事片的先河。这在当时中国电影影戏观念根深蒂固的背景下，不能不说是一次极为大胆的尝试。这部片子的拍摄过程，别人会给你们介绍，我就不多说了，但里面经历了很多波折，比如中间摄影棚让日本飞机给炸了，要重搭，日本俘虏当演员，演到中间，跑了两个，幸亏让宪兵给抓回了了，不然何非光就要去坐牢。
导：据说何非光自己也演了个角色？
石：是的，他演了个战俘营里的日本士兵，因为他从小在台湾受殖民教育，日语相当流利。拍片现场只有他一个人能同时跟中日双方人员交流。他有这个本事，这片子只能由他来拍，别人真干不了。
导：您继续谈谈《东亚之光》当时产生的影响。
石，这片子在当时影响非常大。1941年元旦，影片在重庆国泰电影院上映，国民党军政要员何应钦、张治中原定出席，但后来因公务未能到场。但两人都派来代表在首映式上致词。中共方面也很重视，第二天《新华日报》对影片上映也作了大幅报道，称这部影片是“一柄正义之剑”。有意思的是，日本方面也对这部影片也很感兴趣，作了许多报道，当然主要是污蔑和谩骂的。比如“日本国际映新闻社”社长市川彩在刊物上撰文说这部片子里的日本兵都是假的，是用中国留日学生假扮的。再如《东亚之光》在香港利舞台上映时，日本军人非常愤怒。他们不是宣称武士道精神吗？那么他们天皇的士兵，怎么可以向“支那”军队投降呢？《东亚之光》等于当众揭穿了他们的谎言，所以让他们恼羞成怒。据报道，当时电影演到一半，就有日本军官冲上台去，用军刀把银幕给砍成了碎片。
导：后来何非光又有哪些抗日活动？
 石：1941年，日军的战略重点发生了转移，切断了国军的陆地供给线中缅公路。中制的胶片供应完全中断了，制片生产陷于停顿。何非光只好辞去了中制的工作，打算到香港去发展。当时他的女友朱嘉蒂在香港，去香港也是为了两人能厮守在一起。何非光到了香港以后，朋友给他引荐了南洋影片公司老板邵邨仁，邵对何非光是久仰大名，也很赏识何的才华，当场就签下一万元一部的片酬，并预付五千块给他。
但是何刚到香港，手上没剧本。因此就去找司徒慧敏要剧本，司徒却很严肃地警告何，说你不要与邵氏合作，说他很可能与日本人有勾结。这让何非光很为难，他已经和邵邨仁签了合同，还拿了人家的订金，怎么好意思违约呢？再说，他想要拍抗战题材的影片，如果邵老板和日本人有关系，怎么可能答应他拍这种片子？
何非光这个时候就显得政治上比较迟钝，为了讲信誉，没有太多考虑司徒慧敏的劝诫，为邵氏拍了由蒋君超、朱嘉蒂主演的影片《新生命》。后来，何非光又向夏衍、胡风这些左翼文人要剧本，都没有成功，夏衍也问何非光，你对邵老板究竟了解多少？他也是担心邵邨仁和日本人有瓜葛。后来夏衍答应给何非光的剧本，也没写出来，只好不了了之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天，日本军队就占领了香港，何非光因拍过《东亚之光》，再待在香港处境会非常危险，不得不紧急撤离了香港，从澳门回到桂林，后又经贵州，辗转回到陪都重庆。
导：何非光为什么会在重庆加入了国民党？
石：其实何非光本人对这事始终是稀里糊涂的，好像不太有政治头脑，这也是他解放后一再倒霉的深层次原因。他回到重庆不久，原来的中制突然要他去参加一个“中央干部培训”。好比你现在接到通知，要你去中央党校培训，这里面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要提拔你啊。所以何非光还挺高兴的，就去了，在重庆的浮图关，被国民党三民主义洗了两个月的脑。这中间，凡是培训班的学员，都集体加入了国民党。何非光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成了国民党的人。后来他参加过管理战俘工作，中间又拍了2部电影，就是《气吞山河》和《血溅樱花》。抗战胜利后，何非光再次离开“中制”回台湾探亲。这时，台湾已经回归中国的怀抱，何非光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回到故乡了。
导：后来，何非光又参加了抗美援朝的战争，他是怎么加入志愿军的呢？
石：战后，何非光又在香港、上海从事电影编导，经朋友介绍参加了西北文化协会在上海创办的一家影片公司“西北影片公司”，在里面兼任制片主任和编导。我觉得这就叫站错了队，原本他可以跟随国民党一起撤到台湾去的，不巧的是，上海解放的时候，他正在赶拍一部电影，想把它拍完再走。但等到他拍完，就再也走不了了。这样，他就作为“西北公司”的在职人员，被中共军管会给接管了过去。
但是，很奇怪，国营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的时候，何非光却被拒之门外，说他不是影剧协会的成员，不能进上影工作。何非光只好去找“影剧协会”，要求加入，但对方却让他去公安局交代历史问题。公安局让他写交代材料，一遍一遍地写，心情无比郁闷。有一天，何非光在路上碰到一个同事，他那时正在替解放军三野文工团招募团员，知道何非光在上海四处碰壁，无处容身，就动员他去了三野文工团，在那里当戏剧教员。后来三野入朝作战，何非光就自然成了志愿军的干部。
导：他复员以后，是不是因为历史问题而受到排挤？
石：何非光在朝鲜前线其实没作文工团的工作，而是做后勤，为部队找宿营地，当卫生员，看管俘虏等等。1951年4月回到国内，所在部队第20军为何非光开了介绍信，让他找北京中央电影局安排工作。何非光拿着介绍信找到当时担任“影协”主席和“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的阳翰笙，阳对他的态度相当奇怪，一面对他回到电影界表示欢迎，一面让他回到上海家里等通知。可是，等何非光回到上海，找到当地电影局，给他的答复却是“我们这儿，没有适合你的工作。”据说，上海电影局当时某位领导曾说：“何非光不是我们的人”。等于把他排斥在革命队伍之外。没办法，何非光只好再次回到西北军区后勤部文工团，让一家老小跟他一起去了兰州。
1952年，有人给何非光所在部队领导写检举信，说何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当时“镇反”运动刚结束，正赶上“三反五反”，虽然没有给何非光下结论，但还是给他一个“记大过”的处分。1954年部队整编，何非光又成了“资遣”人员，回乡就业。回乡，回哪里？无乡可回，只好再次来到上海，却依然没有单位愿意接收他。去找台盟支部，台盟说，我们是群团组织，无法安置资遣人员。这样，何非光就彻底失业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被私营的地方戏剧团聘用，担任沪剧、滑稽戏的特约导演。
这期间，他编导了滑稽戏《三毛学生意》，引起轰动，1958年被黄佐临翻拍成了电影。这一年，西安创办电影制片厂，原本打算让何非光去担任导演，却在临走之前被公安局传讯，随后以反革命罪被判管制2年。1960年何非光被释放回家，交由虹口区街道监督劳动，在人力车队拉人力车，干粗活。1961年宣布撤销对何非光的管制，恢复他的公民权。何还想去西影，可是西影也不愿再接收他了。何非光再次失业。“文革”开始以后，何非光被拉到上影去关了8个月的牛棚。然后再放回家接收监督改造。一直到1979年，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何非光的处境才有了改善的希望，经过申诉，1979年8月份，上海虹口区人民法院才重新发出刑事判决书，认为1959年对何非光的判决不当，宣告他无罪。这以后，何非光成了上海文史馆馆员，西北军区也给他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公职，工龄从1951年算起，级别定为文艺6级，享受退休待遇。
导：当时何非光的主要“罪名”是什么呢？
石：据我所知，何非光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特嫌分子”，即有台湾特务嫌疑；二是国民党接收大员，言外之意，战后接管逆产时，是有贪污的；三是胡风分子，就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这条最莫名其妙。
导：怎么会是胡风分子？
石：因为他在香港邵邨仁那里拍戏的时候，不是找过胡风给他写剧本吗？胡风拖家带口的，要养家，拿了邵邨仁250块大洋的订金，最后半个字也没写出来。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倒把何非光赖成了胡风分子，这种事，现在哪里说得清楚？
导：何非光从朝鲜回到国内以后，跟上海电影界就完全没有来往了吗？
石：也不能说完全没来往，但我觉得很讽刺。文革开始以后，张春桥就点了何非光的名，要把他揪出来，造反派跑到他家，去绑了他，把关进了上影厂的牛棚。这不是很滑稽的事吗？天天做梦都想进上影厂，想进的时候吧不让进，不想进的时候，却把你给绑了来，关到上影厂里边去。
导：怎么讲？
石：他不是想进上影吗？就让你进上影的牛棚好啦。上影的牛棚就在漕溪北路595号上影厂的大院里面，用道具车间的木板和建材搭的房子，牛鬼蛇神都集中关押在里面，赵丹、谢晋、白杨什么的，都在里面关过。为什么叫牛棚，关牛鬼蛇神的地方嘛。据说当时很多周围的小孩子爬墙去围观，因为里面都是明星，当时叫三名三高，什么高工资、高待遇、高级别的名演员什么的。小孩子看他们，就跟在动物园看猴一样。
导：那文革结束后，上海电影界是怎么找到何非光的？
石：细节我不太清楚，大背景应该是在1995年。那一年正是纪念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中国电影90周年。中国电影资料馆在拍摄52集电视文献片《中国电影》，陆弘石是这部片子的编导，到上海来采访老电影人，说起何非光，蓝为洁说何非光还在啊，就在上海。当时所有人都很吃惊，因为大家都以为何非光早死了。甚至台湾那边，比如李行导演，还有老中制的王珏、龚稼农他们，都以为何非光在这边被“共党”给“镇反”了（就是枪毙、镇压的意思），没想到他居然还活在。陆弘石很激动，回到北京就写了一篇文章，叫《走近何非光》。这才让何非光的身世之谜大白于天下。
1995年11月，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所举办了“中国抗战电影研讨会”，也邀请何非光出席。我认为，这是他首次在电影界的公开场合亮相。所以，很快，中国影协把他接纳为会员，这也算是他正式重新回到电影界来的一个标志。1996年在广州举办了一个“中港台电影导演研讨会”，何非光也去了。会上，台湾评论家黄仁大谈何非光如何如何，最后说，可惜啊，他死得太早了。何非光听了以后，不动声色地走上去，问黄仁，你见过何非光吗？黄说，没见过。何又问，那你知道我是谁吗？黄说不知道，最后何非光伸出手去跟他握手，说，我就是何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