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意识形态
译自Eric Csapo《神话学理论》
对于意识形态而言，“矛盾”是一个关键术语。就其在（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中的强意义而言，它可以简单地用来指谓任何相互对立的要素（恩格斯用这个词指自然科学中诸如“遗传”和“适应”这样的对立）。在一般意义上，它被用来指谓社会结构和社会思想中的矛盾，这两者都是意识形态分析所重视的。“现实矛盾”可以用来指相互对立的历史或社会势力，例如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或者指那些被认为包含着这些势力的社会结构中的对立趋势。“意识形态矛盾”则是指包含于社会价值、社会语言、社会话语或社会实践中的矛盾。意识形态矛盾可能表现为真实的、逻辑的矛盾（例如，既说A为真，又说-A为真），也可能仅仅表现为所言、所思、所行中的模棱两可、含糊其辞、前后矛盾、摇摆不定、闪烁其词。意识形态分析的最终目的是揭示蕴含于神话、艺术、文学等之中的意识形态矛盾与现实矛盾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简单，正如伊格尔顿所说（1991:135）：
人们也许会认为，意识形态矛盾如此这般地“反映”或“对应于”存在于社会自身的现实矛盾。但是，实际情况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假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与其压迫性效应之间存在着“现实的”矛盾，资产阶级权利的意识形态话语同样也可以被视为是矛盾的，但是，与其说这恰恰是因为它导致了“现实的”矛盾，毋宁说意识形态总是倾向于仅仅呈现此种权利中的肯定性因素，与此同时却将其必然会导致的恶果予以隐瞒、掩饰或者置换，而此种隐瞒或掩饰作用，就像精神病的症状一样，会受到来自内部的真诚告白的干扰。于是，人们也许会宣称，意识形态的模棱两可的、自我矛盾的性质恰恰是由于它没有真实地反映现实矛盾，确实，若果如此，诸如此类的话语是否能够被视为真正的“意识形态话语”，还是尚待推敲的。
因此，一个简单的逻辑矛盾，是一个最为明显的标志，标志着理性话语在与权力限制的激烈交锋中归于失败。在这本书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一系列此类的意识形态矛盾，并且指出这些矛盾是如何植根于现实矛盾之中的：例如，欧洲人对原始民族的截然对立的看法，一方面视之为高贵的野蛮人，一方面又视之为野兽（第二章第一节）；缪勒对雅利安人自相矛盾的描述，一方面视之为天生的语言诗人，一方面又视之为天文现象的卓越的观察者和记录者（第二章第二节）；弗雷泽心目中的野蛮的精英人士，他们在醉心于科学、真理和进步的同时，又是妨碍社会进步的骗子，他们为了维护其政治支配地位而不惜欺骗公众（第二章第四节）。与此种矛盾密切相关的，是为了在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观点和价值之间进行调合而导致的那种模棱两可：弗洛伊德在谈到超我和本我时的那种模棱两可，可以视为被阶级斗争模塑的结果，尤其是当他应用其精神动力学解释政治和社会关系的时候，这一点体现的更为明显（第三章第四节）。对于意识形态批评最具挑战性的，是要能察觉那种将现实矛盾完全消声的现象。在皮埃尔•马歇雷（Pierre Macherey）看来（1966），对文学文本进行意识形态分析的目的，就是要发现其中那些意味深长的沉默，在此，不妨回顾一下索绪尔是如何将指称一笔抹杀并予以置换的，或者是如何将历时性完全排斥于理性话语之外的（第六章第二节）。
市场经济的神话
意识形态批评的一个经典案例是马克思在《资本论》（1867）和《剩余价值论》（1861-3）中对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理论的分析。马克思特别分析了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矛盾，指出这些矛盾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它们包含了他所无力解决的却因他的自相矛盾而暴露出来的矛盾。”（1999:151）斯密对于市场的阐述，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经典描述，他将市场视为一个自主的体系，这个体系按照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运转，也就是说，只要商品交换是自由和平等的，就终将对所有人带来好处。这个体系的规律之一，是使变动不居的价格始终保持在斯密所谓“自然”价值或“自然”价格附近。一件商品的“自然价值”或“自然价格”是对为支付生产它而付出的劳动以及资本和地租的费用。同时，斯密又正确地指出，一件商品的交换价格仅仅取决于为了生产它所付出的劳动量。斯密试图调合这两种观点，他认为，尽管在原始经济中，商品的交换价值唯由劳动所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支配着交换价值的规律是不同的，对于资本主义而言，他觉得有必要肯定资本和地租同样参与了交换价值的生产。但是，马克思再三指出，尽管斯密言之凿凿，其关于原始经济的价值概念侵蚀了他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或者，反过来，他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修正劳动价值理论的企图，在他的理论中引发了更多的逻辑死结。斯密的错误在于误以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时间不再是衡量交换价值的内在尺度，而事实上他本应该得出结论，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量不再等价于劳动的价值（即，付给工人的工资低于其所生产的物品的交换价值）。
斯密理论中这一明显的矛盾使他忽视了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一个更根本的矛盾。斯密理论中这一显而易见的忽视与体现于商品形式中的真正关系密不可分，从根本上说，这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斯密拒绝将劳动价值理论应用于现代经济，这一做法让他巧妙地维持了对于市场的幻觉，即认为交换是自由和平等的，即使当这种交换是在付出劳动的工人和付给他工资的资本家之间进行的。实际上，在马克思看来，恰恰因为市场条件不是自由和平等的，工人们不得不以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两者之间的差额直接转化为资本家的利益。只有劳动，而不是资本和地租，才是交换价值的唯一来源。资本家和土地出租者从商品的交换中获得份额，但这一份额并非取决于他们，而是直接来自工人的付出。
因此，斯密理论中的矛盾源于一个更为深刻的矛盾，即自由资本主义所声称的自由平等的交换与它必定会强加给工人阶级的不自由的依附状态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斯密的理论表达了劳动价值理论，尽管他认为这种理论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无效，另一方面，斯密的理论中全然看不到对资本和劳动之间现实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的论述。相反，他所关心的只是商品和交换条件。他将一种纯属是历史的和偶然的关系掩盖于一种自我约束的、慈善的“自然规律”的假象之下，那是一只操纵着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这只手会给予包括地主、资本家以及劳动者在内的所有“生产者”以份内应得的报偿。
斯密理论中的沉默、歪曲和矛盾并非仅仅为斯密一人所有，它们是他那个阶级和文化所共同具有的意识形态盲点。很自然地，他对于经济研究的起点是外观，即商品交换体系，我们不妨称之为“表面结构”，而不是这些外观所表现的阶级关系。而这种做法只不过是重复了商品的一种功能。正如马克思所说（1906:83）：
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们把这叫做拜物教。 （《资本论》，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对于意识形态而言，“矛盾”是一个关键术语。就其在（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中的强意义而言，它可以简单地用来指谓任何相互对立的要素（恩格斯用这个词指自然科学中诸如“遗传”和“适应”这样的对立）。在一般意义上，它被用来指谓社会结构和社会思想中的矛盾，这两者都是意识形态分析所重视的。“现实矛盾”可以用来指相互对立的历史或社会势力，例如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或者指那些被认为包含着这些势力的社会结构中的对立趋势。“意识形态矛盾”则是指包含于社会价值、社会语言、社会话语或社会实践中的矛盾。意识形态矛盾可能表现为真实的、逻辑的矛盾（例如，既说A为真，又说-A为真），也可能仅仅表现为所言、所思、所行中的模棱两可、含糊其辞、前后矛盾、摇摆不定、闪烁其词。意识形态分析的最终目的是揭示蕴含于神话、艺术、文学等之中的意识形态矛盾与现实矛盾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简单，正如伊格尔顿所说（1991:135）：
人们也许会认为，意识形态矛盾如此这般地“反映”或“对应于”存在于社会自身的现实矛盾。但是，实际情况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假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与其压迫性效应之间存在着“现实的”矛盾，资产阶级权利的意识形态话语同样也可以被视为是矛盾的，但是，与其说这恰恰是因为它导致了“现实的”矛盾，毋宁说意识形态总是倾向于仅仅呈现此种权利中的肯定性因素，与此同时却将其必然会导致的恶果予以隐瞒、掩饰或者置换，而此种隐瞒或掩饰作用，就像精神病的症状一样，会受到来自内部的真诚告白的干扰。于是，人们也许会宣称，意识形态的模棱两可的、自我矛盾的性质恰恰是由于它没有真实地反映现实矛盾，确实，若果如此，诸如此类的话语是否能够被视为真正的“意识形态话语”，还是尚待推敲的。
因此，一个简单的逻辑矛盾，是一个最为明显的标志，标志着理性话语在与权力限制的激烈交锋中归于失败。在这本书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一系列此类的意识形态矛盾，并且指出这些矛盾是如何植根于现实矛盾之中的：例如，欧洲人对原始民族的截然对立的看法，一方面视之为高贵的野蛮人，一方面又视之为野兽（第二章第一节）；缪勒对雅利安人自相矛盾的描述，一方面视之为天生的语言诗人，一方面又视之为天文现象的卓越的观察者和记录者（第二章第二节）；弗雷泽心目中的野蛮的精英人士，他们在醉心于科学、真理和进步的同时，又是妨碍社会进步的骗子，他们为了维护其政治支配地位而不惜欺骗公众（第二章第四节）。与此种矛盾密切相关的，是为了在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观点和价值之间进行调合而导致的那种模棱两可：弗洛伊德在谈到超我和本我时的那种模棱两可，可以视为被阶级斗争模塑的结果，尤其是当他应用其精神动力学解释政治和社会关系的时候，这一点体现的更为明显（第三章第四节）。对于意识形态批评最具挑战性的，是要能察觉那种将现实矛盾完全消声的现象。在皮埃尔•马歇雷（Pierre Macherey）看来（1966），对文学文本进行意识形态分析的目的，就是要发现其中那些意味深长的沉默，在此，不妨回顾一下索绪尔是如何将指称一笔抹杀并予以置换的，或者是如何将历时性完全排斥于理性话语之外的（第六章第二节）。
市场经济的神话
意识形态批评的一个经典案例是马克思在《资本论》（1867）和《剩余价值论》（1861-3）中对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理论的分析。马克思特别分析了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矛盾，指出这些矛盾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它们包含了他所无力解决的却因他的自相矛盾而暴露出来的矛盾。”（1999:151）斯密对于市场的阐述，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经典描述，他将市场视为一个自主的体系，这个体系按照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运转，也就是说，只要商品交换是自由和平等的，就终将对所有人带来好处。这个体系的规律之一，是使变动不居的价格始终保持在斯密所谓“自然”价值或“自然”价格附近。一件商品的“自然价值”或“自然价格”是对为支付生产它而付出的劳动以及资本和地租的费用。同时，斯密又正确地指出，一件商品的交换价格仅仅取决于为了生产它所付出的劳动量。斯密试图调合这两种观点，他认为，尽管在原始经济中，商品的交换价值唯由劳动所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支配着交换价值的规律是不同的，对于资本主义而言，他觉得有必要肯定资本和地租同样参与了交换价值的生产。但是，马克思再三指出，尽管斯密言之凿凿，其关于原始经济的价值概念侵蚀了他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或者，反过来，他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修正劳动价值理论的企图，在他的理论中引发了更多的逻辑死结。斯密的错误在于误以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时间不再是衡量交换价值的内在尺度，而事实上他本应该得出结论，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量不再等价于劳动的价值（即，付给工人的工资低于其所生产的物品的交换价值）。
斯密理论中这一明显的矛盾使他忽视了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一个更根本的矛盾。斯密理论中这一显而易见的忽视与体现于商品形式中的真正关系密不可分，从根本上说，这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斯密拒绝将劳动价值理论应用于现代经济，这一做法让他巧妙地维持了对于市场的幻觉，即认为交换是自由和平等的，即使当这种交换是在付出劳动的工人和付给他工资的资本家之间进行的。实际上，在马克思看来，恰恰因为市场条件不是自由和平等的，工人们不得不以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两者之间的差额直接转化为资本家的利益。只有劳动，而不是资本和地租，才是交换价值的唯一来源。资本家和土地出租者从商品的交换中获得份额，但这一份额并非取决于他们，而是直接来自工人的付出。
因此，斯密理论中的矛盾源于一个更为深刻的矛盾，即自由资本主义所声称的自由平等的交换与它必定会强加给工人阶级的不自由的依附状态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斯密的理论表达了劳动价值理论，尽管他认为这种理论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无效，另一方面，斯密的理论中全然看不到对资本和劳动之间现实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的论述。相反，他所关心的只是商品和交换条件。他将一种纯属是历史的和偶然的关系掩盖于一种自我约束的、慈善的“自然规律”的假象之下，那是一只操纵着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这只手会给予包括地主、资本家以及劳动者在内的所有“生产者”以份内应得的报偿。
斯密理论中的沉默、歪曲和矛盾并非仅仅为斯密一人所有，它们是他那个阶级和文化所共同具有的意识形态盲点。很自然地，他对于经济研究的起点是外观，即商品交换体系，我们不妨称之为“表面结构”，而不是这些外观所表现的阶级关系。而这种做法只不过是重复了商品的一种功能。正如马克思所说（1906:83）：
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们把这叫做拜物教。 （《资本论》，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