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朝风日好》书摘
《今朝风日好》书摘
1. 最后，迷的是装帧
从前，我买过两本彼得兔盈掌小书，淡淡的水彩插图画得真漂亮。女作家Beatrix Potter会写又会画，一八六六年生，一九四三年死，天生聪明，家道又丰沛，没有上过学堂，家教辅导下读书画画，一八九三年写给她的保姆的小儿子Noel的信说她不知道这封信该写些什么，只好讲四只小兔子的故事了：“My dear Noel，I don’t know what to write to you so I shall tell you a story about four little rabbits...”从此，《The Tale of Peter Rabbit 》一小本一小本出版，红透全世界英文读书界。她在湖区经营的庄园成了六本彼得兔和十几本动物故事的背景。
不是在英文世界里渡过童年不熟悉英文儿童文学。七十年代我常常在伦敦几家相熟的旧书店翻看儿童书，彼得兔之后是Lewis Carroll的艾丽思，是J.M.Barrie的彼得潘，是Kenneth Grahame的《The Wind in the Willows》，是Hugh Lofting的《The Story of Doctor Dolittle》，是A.A.Milne的小熊温尼。插图漂亮的我都买一两本玩玩，Arthur Rackham画的艾丽思和彼得潘买不起精装买平装；泡特画的彼得兔那时候也还不那么贵，还有Ernest Shepard的小熊温尼线条画。Baldur书店后门外斜坡上那几株树老板巴顿先生说是冷杉树，泡特给诺埃尔的信上讲明彼得兔跟兔妈妈住在冷杉树根里：“我从小梦想自己睡在那样一处沾着泥香的地方！”我的书商朋友一脸稚气。
泥土的芳香留在人人心中留到老。巴顿说艾丽思偷看姐姐读的书发现书上没有插图没有对话：“...and what is the use of a book without pictures or conversations”她说。巴顿从此一生喜欢有插图有对白的书。天气热得艾丽思想睡，采雏菊编花环又太费手脚了：“suddenly a White Rabbit with pink eyes ran close by her”。巴顿从此一生喜欢小白兔、小树林，彼得兔不说，彼得潘肯辛顿公园里的小精灵也都在树丛里出没，他乐透了。
一九七六年，给小熊温尼画插图的画家Ernest Shepard去世了，那年刚巧是小熊温尼五十岁生日，旧书专家朋友威尔逊在The Book Bay买了一批儿童文学，送了我一本第六次印刷的小熊温尼故事书《When We Were Very Young》：“但愿你喜欢舍巴特的插图，”他说。“我常常在想，没有这些插图，米尔恩的书会那么红吗？难怪舍巴特晚年一提起小熊温尼总是悻悻然说‘that silly old bear’！”那天，我请他跟我的老朋友李侬Leonora在罗素广场一家小餐馆吃午饭。那天，李侬跟威尔逊买了四张小熊温尼插图复制本，小小四张画分开四格镶在一个小镜框里，写明是《The House At Pooh Corner》的插图。那一阵子威尔逊刚给李侬陆续找到舍巴特的两本自传，一九五七年的《Drawn from Memory》和一九六二年的《Drawn from Life》。“小熊温尼图文结缘结得那么好，原作者米尔恩跟画插图的舍巴特竟然不是深交的朋友！”李侬深邃的眼神荡起一丝迷惘。
是E.V.Lucas推荐舍巴特替米尔恩的诗文画插图，听说米尔恩起初不同意，嫌舍巴特是个“perfectly hopeless”的画家，后来画开了慢慢看出画里的线条的确老练，还说他将来死了要请舍巴特装饰墓碑！E.V.Lucas是书虫，他编的蓝姆兄妹书信集我迷蓝姆的时期读了；他的自传《 Reading， Writing and Remembering 》也很好看。他学问博杂，在Brighton一家书店做事读书读得渊博了，下笔快，著述多，编书也多，在《 笨拙周刊 》Punch做过几年编辑。
“Winnie-the-Pooh”的温尼原来是伦敦动物园一头加拿大黑熊；Pooh是公园一只天鹅的名字，米尔恩的儿子Christopher Robin合二为一给小熊起名“小熊温尼普”。舍巴特笔下的小熊倒是用了他儿子Graham的玩偶小熊做蓝本。插图家从小跟外公学画，又是Royal Academy School的高材生，油画功力深，画线条插图有骨有肉，作品都在《笨拙》发表，生平画的唯一一幅小熊温尼油画二○○○年在伦敦拍卖会上卖了二十八万多美金。他画《柳林风声》的两幅彩色插图真迹去年也卖了三万多英镑。早年我在伦敦Paul Minet的书店里看到一张舍巴特小熊温尼的原画，价钱不太贵：“不要买这些，”他说，“该买四本小熊温尼的初版本，皮面精装的初版最值得藏！
”
找齐四本不容易。买齐四本也太贵太贵了。我只有一本《 The House At Pooh Corner 》，一九二八年第一次印刷的豪华初版，红皮烫金，品相极好。这本书的初版分三种形式传世：精装初版的封皮有红皮蓝皮两款；第二种是布面硬皮初版；第三种作者米尔恩和画家舍巴特都签了名，只签三百五十本，我缘悭一藏。
集藏旧书的癖好真是有因有果，R.M.Williamson的《Bits from an Old Bookshop》里说，书痴先是只买要读的书，继而搜买想读的书，再则立心读遍存书，最后捧回家的全是些装帧美丽的老书，就算读不懂书中的绝种文字也硬要买来玩赏：“...but by-and-by he takes home books in beautiful bindings and of early date， but printed in extinct languages he cannot read.”我想我快进入第四期书痴了。
2. 我的初版○○七
下午六点钟斜阳金色的余晖染黄了层层山峦，Richmond Road斑斑斓斓尽是紫红的光影，家家花园里蟋蟀和雨蛙琅琅齐鸣。路上阒无一人，空空荡荡像个落了幕的舞台，微风过处，茉莉花的香气馨幽缠绵。这条半英里长的路上住了许多银行经理企业董事达官贵人，他们五点钟都回家了，有的在跟家人聊天，有的在洗澡换衣服。再过半小时这条富贵之路又会渐渐热闹起来，Ian Fleming说那是牙买加最体面的一条街，是牙买加的纽约Park Avenue，是牙买加的伦敦Kensington Palace Gardens。
一九六四年年底我在越南西贡渡假期间追读○○七小说《Dr No》，天天睡了午觉洗了澡在花园里白兰树下一边吃下午茶一边细细观赏这位英国作家的文采，围墙外偶尔传来零星的车声人语，太阳斜斜拉长杨桃树影的时候，邻家隐然响起查尔斯的钢琴声，起先是轻灵的小调，继而是错杂的旋律，等到紫红色的光影洒满花园，琴键上忽然掀起风雨掀起海啸掀起少年维特的不平。小说是他借给我看的，他说Richmond Road有点像我们住的这条街，只是茉莉花的香气换了晚香玉的夜韵。
那年，○○七小说的作家Fleming去世，才五十六岁。英国报刊上说他烟酒过度，说他写了十三部畅销小说卖了四千万本依然是个厚道而寂寞的人。他读伊顿公学，任职外交部，也在路透社和《 泰晤士报 》做过事，二战时期进英国海军部当情报官私人助理。早年作品在伊顿学Cyril Connolly主编的《Horizon》发表，一九五三年写第一部Bond novel《Casino Royale》，一九五五年出版第三部《Moonraker》才成大名，连美国总统肯尼迪都追读。一九六二年第一部拍成电影的《 Dr No 》是他一九五八年写的第六本○○七小说。
我喜欢《Dr No》里写的牙买加，七十年代在伦敦旧书店遇见过一本一九六五年的《Ian Fleming Introduces Jamaica》，他只写了一篇长长的前言，彩色照片很迷人，索价很贵，我舍不得买，站在书架前读完那篇《Introduction》。我的书商老朋友James Wilson是○○七迷，他认识那位写Fleming传记的John Pearson，说了一些小故事给我听。他说Pearson还写过一部《James Bond: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扎扎实实搜集大量材料证明○○七确有其人，Fleming为了保护他的谍报活动才把他的事迹写成醇酒玫瑰飞车斗智的奇情小说：“苏联国安会后来摸出几条线索钉住英国的三两个情报人员，”威尔逊越说越兴奋。“Pearson私下说那一阵子听闻唐宁街十号都有点紧张！”
这位博学的书商借给我看的那本《The James Bond Dossier》我追着读了三个冬夜，英国学者作家Kingsley Amis写的，写他读○○七小说的随想，征引巧妙，铺陈老练，宋淇先生也称赞，说他写《红楼梦》随笔的时候心里常常想着这本书！我在英国那几年艾米思早不在剑桥教书了，我读他的《Ending Up》和《Jake’s Thing》，写老年境况，写中年阳痿，大学问，大感悟。他的成名小说《Lucky Jim》写学院里的激进讲师，都说是典型的“愤怒青年”之作，我讨厌愤怒，读了半本没有读下去。《The James Bond Dossier》之外，艾米思还用笔名Robert Markham写另一本探讨○○七小说的《Colonel Sun》，我翻过，懒得推敲了。
英国人Christopher Bailey在中环太子大厦开了一家Picture This新店，卖老地图老版画老电影海报，还有两三架子的老英文书，不少初版绝版的惊喜，○○七小说尤其多，艾米思那两本随笔也在。我看到一本《Dr No》一九五八年初版，摩洛哥黑色皮革装帧，书脊压红签烫金字，古典得要命。我顺手翻翻第一章第一页，四十多年前西贡白兰花的香气隐隐约约飘了回来：“Punctually at six o’clock the sun set with a last yellow flash behind the Blue Mountains...”书很贵，我要了。那本《The James Bond Dossier》也是初版本，从封面到封底保养如新，我不忍心不要。
人越老买书读书越是一套怀旧的行为。Ian Fleming有个哥哥Peter Fleming一九三六年出过一部《News from Tartary》，写北京到克什米尔之旅，桑简流老先生跟我在BBC做节目提过好几次，我在图书馆里也读了好几个章节，Picture This竟然有一部三六年第五次印刷版，不贵，我买来补读。金装红布封面烫了三个漂亮的颜体毛笔字“傅勒铭”。那是Fleming的中文译音，比“弗莱明”雅驯多了；弟弟Ian我猜桑简流一定情愿译为“傅易安”！傅家满园书香飘着弟弟傅易安的幢幢谍影，他的○○七小说矜贵也就矜贵在他笔下英国名士的节操气魄，情欲加计谋的五星级游戏中时刻不脱傲慢与偏见的传统阶级意识，连男主角考究的衣着说穿了也是皮里的春秋。西方文评家评他的小说爱说“glossy excitement”，爱说“sheer inventiveness”，那也隐藏着肯辛顿御花园的千朵向往。
3. 再见Rackham
写彼得潘的英国作家J.M.Barrie那时候已经过时了，他的小说他的戏剧在伦敦旧书店里两三英镑买得到初版本。一九○六年那部《Peter Pan in Kensington Gardens》不一样，故事世代传诵，又是Arthur Rackham画彩色插图，画黑白素描，八九十英镑算便宜，画家签名本标价一百多两百英镑我见过两本。中国大陆把他的姓氏译作拉克姆，我译作赖格姆。“死了几十年还那么红，”书商朋友威尔逊说。“我店里那幅赖格姆的水彩画价钱再高我也不卖了！”那幅水彩画不大，画海景，笔调情调跟他的插图画完全不一样。
写藏书指南的Seumas Stewart说，出版社每年圣诞节都重印一些赖格姆画插图的书应市：“画得真好，功力够深，”他说，“可是他到底不是十八十九世纪的William Blake和Thomas Bewick那个等级的大师，贵买将来未必可以贵卖。”一九七六年冬天，我在Long Acre一家旧书店看到一部一九一二年赖格姆画的《Peter Pan in Kensington Gardens》，绿皮烫金，Hodder and Stoughton出版，Chelsea Bindery手工装帧，相熟的老板说两百五十英镑可以归我！老天爷，Eric Gill和Robert Gibbings 和Russell Flint和John Buckland Wright画插图的旧版书跟我没缘我认了，没想到赖格姆竟然也是嫁给了斯巴达帝王的海伦！老板找出复印书中赖格姆插图的一张画片送给我，画题《Looking very undancey indeed》：“粘在书中一一四和一一五页之间，”他说，注明“reproduced by kind permission of his daughter， Mrs Barbara Edwards”。
三十一年匆匆飘走，像浮云，像流水，那张漂亮的画片一直珍藏在书架上的一个卷宗里，偶然翻书翻资料看到了我恍如看到希腊神话里的海伦，有点喜悦也有点伤感。春节放假那几天读了《postmagazine》里的“Editions and distractions”，我好奇到荷李活道Lorence Johnston的Lok Man Rare Books去看看，竟然看到当年买不起的那部《Peter Pan in Kensington Gardens》，时光倒流如梦，品相灿然如新，书中五十幅赖格姆的彩色插图一幅一幅井然穿插着粘在书页上，每一幅都有一张蝉翼棉纸保护，故事里肯辛顿公园的仙女幼童妖魔顿时渲染了一层古色也散发了一缕天香。作家巴里的创意再丰盛终究抵不过画家赖格姆那管神奇的彩笔：Seumas Stewart一九七二年写的《Book Collecting》错估了赖格姆魅力的寿命。
那天，上环水坑口的斜坡路一绕进荷李活道我一眼找到右边石阶上的乐文旧书店。旧楼房很宽敞，几座硬木书架在柔黄的灯光下照亮了一排排精美的图书，一张张皮革沙发椅听说是老板家族的生意，欧洲皮料拿去中国大陆制造的欧洲款式软椅。老板庄士敦不像书商像商学院年轻的副教授，杂志上说他是南非开普敦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一九九四年旅居香港，开乐文也开了大半年了，跟Jonathan Wattis开的地图专卖店Wattis Gallery和Yves Azemar开的IndoSiam Rare Books凑成荷李活道三家外国人开的书局画店。
“算便宜些行吗？”我细细翻完那部翡翠那样鲜活的老书问庄士敦。他嗫嗫嚅嚅讲述这部豪华旧书的版本价值和市场前景，不带丝毫生意人的硬销口吻：“有些书的价格我可以敲低些，”他诚挚的神情跟窗外的春光一样坦荡。“这本我做不到。”几个外国顾客进来找书，庄士敦趋前招呼，我再细细审阅小几上走过九十五个春秋的绝代海伦：为她醉卧特洛伊沙场原是古来士卒征尘里的夙愿！我昂首付钱阔步挟她回家。
依稀记得Long Acre那家旧书店摆了几架子插图本精装老书，老板绝对是版本专家，随手抽出一本他随口说得出书中插图的详细资料，书越老他越熟悉。只恨我实在买不起那些书，他好心陆陆续续替我找到一些著名插图画家做的藏书票，Beardsley、Gill、Buckland Wright我终于都有了。他劝我慢慢收集赖格姆画插图的几部名著：“我让你免息分期付款！”他说。我不想欠他这份贵重的人情，我们到底不是那么深交的朋友。
赖格姆画插图画的美女迷死人，去年在威尼斯买到他画的《艾丽思漫游仙境》我算是圆了一个梦。听说，巴里的《Peter Pan in Kensington Gardens》带旺了肯辛顿公园，肯辛顿市政会送了一把公园的钥匙给巴里，巴里把钥匙借给赖格姆让他随时游园写生，一笔一笔画出了那么神奇那么美妙的一组传世插图，一九○六年的初版成了那年圣诞节红遍英国的畅销书，一红红了整个爱德华时代。他的作品在米兰在巴塞罗纳都得过国际艺展会金奖章，威尼斯Charta书籍装帧作坊的老板说赖格姆画的人物意态最入骨：《Looking very unancey indeed》画出了褰衣踏青的风韵也画出了佳人心中那一帘淡淡的幽情。
4. 画里郁风
黄苗子先生写齐白石逸话《巨匠的光环》说，一九五一年有一天他和郁风去拜访白石老人，郁风拿出炭条画纸画了一幅老人作画的神情，老人十分喜欢，却又知道郁风没有把画送给他的意思，他于是拿起毛笔在画上题了几个字：“郁风女士艺精，为白石画像甚似，然非白石所有，予记之”。苗子先生说，“老人晚年较少说话，幽默感却常表现在题记中”。郁风画的那幅素描画得真神妙，炭条写生的功力绝对不输徐悲鸿，跟她画黄宾虹画叶恭绰一样了不起，懂画藏画的人遇到这样的珍品贵些也乐意购藏。
听说，郁风不但很不愿意送画也很不愿意卖画，偶然开画展顾客下了订金，临了她还会反悔舍不得交货！齐白石的画让人打秋风打多了，老人不仅知趣也许还暗暗佩服郁风的原则，欣然立据存照。老人通情，郁风在理：藏家不求画，画家不送画，那是最公道的规矩，破了这套规矩，社会再文明难免还显得不那么体面了。其实我老早留意到郁风不但脾气洋化礼数洋化连品味也偏向洋化，和她那一代的民国女子不太一样。她总是方方正正，总是刚刚烈烈，对人对事从来不跟你瓜瓞绵绵纠缠不清；她的画艺画品也从来带着几分欧洲二十世纪初叶颓废的激进和沉实的浪漫，跟她的衣着打扮一样，端庄而飘逸，明丽而合度。
许多朋友见到黄苗子都直呼“苗子”，见到郁风都直呼“郁风”，明明是后生晚辈也这样叫，洋派极了。我结交两岸三地的前辈习惯了毕恭毕敬，林文月尽管准许我叫她名字我还是不好意思叫，何况黄苗子和郁风那样的老前辈。有一年，林海音读了黄苗子写林海音先翁夏仁虎往事，寄来《旧京琐记》和《清宫词》要我得便转寄给苗子郁风。黄先生和郁大姐那时候已经在澳洲居住多年，收到夏仁虎遗著很快跟夏承楹林海音通信通电话，缘悭一面的两家人从此成了林海音致郁风信上说的“不是一见如故而是一谈如故”了。
郁大姐比林先生大几岁，都是老民国年间成长的同代人，都经历过现代中国的风云岁月，几经磨难，暮年结识，彼此恬淡的心境怀抱的倒是风雨归舟的欣忭了。二○○一年十二月三日林海音在台北逝世，十二月八日郁风写《追思林海音》，她说二十年前看小说改编的《城南旧事》电影，她蓦然觉得她和林先生像姐妹一样亲：
她的童年和我的童年，同是二三十年代，同在一个古城北京，连家庭环境都那么相似：有父亲母亲和一群弟妹，自己是老大；有旧文化传统，上一代去过日本，呼吸了新空气回来。她今年83岁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却是85岁。当我回忆我的童年时，隐约出现的情景，已经分不清是我自己的经历还是《城南旧事》中的影像。
黄先生和郁大姐旅居布里斯本那几年我跟他们的书信交往最频密。黄先生那时期在为台湾故宫博物院撰写巨著《八大山人年表》，郁大姐画画不辍，写作不辍，作品又多又优秀，我工余苦苦研读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和相关的一些古籍材料，每有疑难总是写信传真请教满肚子学问的黄苗子，黄先生也总是立刻回信为我释疑。他的信长则数十行，短则三五句，大姐经常还在信笺空白处写些琐事琐感，细致的心思尽见机智和风趣。我猜想那是两老生平一段宁静、舒坦、顺心的异域生活。
大姐敬慕林海音一生相夫教子写作创业，说是“我不禁惭愧地想到，曾经被我青年时代自以为革命思想所鄙夷的‘贤妻良母’这个词儿，已由林海音赋予全新的意义”！那是一个一生为家国多难发愤求强的旧时代闺秀的省悟。在这样的意绪里，郁风的文字总是带着一股异常节约的隐痛，读来更像一页痛史谦卑的脚注。写《三叔达夫》的长文里，家事国事的交融固然动人，郁达夫“五四”的翩翩长衫飘逝处，这位侄女儿的执拗和牵念尤其绵亘：“我又想，如果他活到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让他亲眼看到那种种比敌人更残忍的暴行，比‘附逆’更丧尽天良的行为，他更会感到‘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而愤怒到甚至失去精神上的支柱吧”，她说。
我很喜欢郁大姐画的一幅向日葵，去年春节她送我的文集《故人·故乡·故事》封面上配的正是这幅画：浓彩中展露果敢的企慕，秀拔里潜藏坚贞的沉郁，远看近看都那样绵邈那样牵情。读她的文章读她的画，我读到的往往是中国现代史一袭微茫的背影，而今她九十一岁溘然走了，那袭背影仿佛也隐然走进了她另一幅画里的三叔郁达夫故居：庭院萧萧，花木萧萧，楼上露台晾晒的几件旧衣衫在微风中晃悠，天色渐渐阴晦，是掌灯的时候了。
1. 最后，迷的是装帧
从前，我买过两本彼得兔盈掌小书，淡淡的水彩插图画得真漂亮。女作家Beatrix Potter会写又会画，一八六六年生，一九四三年死，天生聪明，家道又丰沛，没有上过学堂，家教辅导下读书画画，一八九三年写给她的保姆的小儿子Noel的信说她不知道这封信该写些什么，只好讲四只小兔子的故事了：“My dear Noel，I don’t know what to write to you so I shall tell you a story about four little rabbits...”从此，《The Tale of Peter Rabbit 》一小本一小本出版，红透全世界英文读书界。她在湖区经营的庄园成了六本彼得兔和十几本动物故事的背景。
不是在英文世界里渡过童年不熟悉英文儿童文学。七十年代我常常在伦敦几家相熟的旧书店翻看儿童书，彼得兔之后是Lewis Carroll的艾丽思，是J.M.Barrie的彼得潘，是Kenneth Grahame的《The Wind in the Willows》，是Hugh Lofting的《The Story of Doctor Dolittle》，是A.A.Milne的小熊温尼。插图漂亮的我都买一两本玩玩，Arthur Rackham画的艾丽思和彼得潘买不起精装买平装；泡特画的彼得兔那时候也还不那么贵，还有Ernest Shepard的小熊温尼线条画。Baldur书店后门外斜坡上那几株树老板巴顿先生说是冷杉树，泡特给诺埃尔的信上讲明彼得兔跟兔妈妈住在冷杉树根里：“我从小梦想自己睡在那样一处沾着泥香的地方！”我的书商朋友一脸稚气。
泥土的芳香留在人人心中留到老。巴顿说艾丽思偷看姐姐读的书发现书上没有插图没有对话：“...and what is the use of a book without pictures or conversations”她说。巴顿从此一生喜欢有插图有对白的书。天气热得艾丽思想睡，采雏菊编花环又太费手脚了：“suddenly a White Rabbit with pink eyes ran close by her”。巴顿从此一生喜欢小白兔、小树林，彼得兔不说，彼得潘肯辛顿公园里的小精灵也都在树丛里出没，他乐透了。
一九七六年，给小熊温尼画插图的画家Ernest Shepard去世了，那年刚巧是小熊温尼五十岁生日，旧书专家朋友威尔逊在The Book Bay买了一批儿童文学，送了我一本第六次印刷的小熊温尼故事书《When We Were Very Young》：“但愿你喜欢舍巴特的插图，”他说。“我常常在想，没有这些插图，米尔恩的书会那么红吗？难怪舍巴特晚年一提起小熊温尼总是悻悻然说‘that silly old bear’！”那天，我请他跟我的老朋友李侬Leonora在罗素广场一家小餐馆吃午饭。那天，李侬跟威尔逊买了四张小熊温尼插图复制本，小小四张画分开四格镶在一个小镜框里，写明是《The House At Pooh Corner》的插图。那一阵子威尔逊刚给李侬陆续找到舍巴特的两本自传，一九五七年的《Drawn from Memory》和一九六二年的《Drawn from Life》。“小熊温尼图文结缘结得那么好，原作者米尔恩跟画插图的舍巴特竟然不是深交的朋友！”李侬深邃的眼神荡起一丝迷惘。
是E.V.Lucas推荐舍巴特替米尔恩的诗文画插图，听说米尔恩起初不同意，嫌舍巴特是个“perfectly hopeless”的画家，后来画开了慢慢看出画里的线条的确老练，还说他将来死了要请舍巴特装饰墓碑！E.V.Lucas是书虫，他编的蓝姆兄妹书信集我迷蓝姆的时期读了；他的自传《 Reading， Writing and Remembering 》也很好看。他学问博杂，在Brighton一家书店做事读书读得渊博了，下笔快，著述多，编书也多，在《 笨拙周刊 》Punch做过几年编辑。
“Winnie-the-Pooh”的温尼原来是伦敦动物园一头加拿大黑熊；Pooh是公园一只天鹅的名字，米尔恩的儿子Christopher Robin合二为一给小熊起名“小熊温尼普”。舍巴特笔下的小熊倒是用了他儿子Graham的玩偶小熊做蓝本。插图家从小跟外公学画，又是Royal Academy School的高材生，油画功力深，画线条插图有骨有肉，作品都在《笨拙》发表，生平画的唯一一幅小熊温尼油画二○○○年在伦敦拍卖会上卖了二十八万多美金。他画《柳林风声》的两幅彩色插图真迹去年也卖了三万多英镑。早年我在伦敦Paul Minet的书店里看到一张舍巴特小熊温尼的原画，价钱不太贵：“不要买这些，”他说，“该买四本小熊温尼的初版本，皮面精装的初版最值得藏！
”
找齐四本不容易。买齐四本也太贵太贵了。我只有一本《 The House At Pooh Corner 》，一九二八年第一次印刷的豪华初版，红皮烫金，品相极好。这本书的初版分三种形式传世：精装初版的封皮有红皮蓝皮两款；第二种是布面硬皮初版；第三种作者米尔恩和画家舍巴特都签了名，只签三百五十本，我缘悭一藏。
集藏旧书的癖好真是有因有果，R.M.Williamson的《Bits from an Old Bookshop》里说，书痴先是只买要读的书，继而搜买想读的书，再则立心读遍存书，最后捧回家的全是些装帧美丽的老书，就算读不懂书中的绝种文字也硬要买来玩赏：“...but by-and-by he takes home books in beautiful bindings and of early date， but printed in extinct languages he cannot read.”我想我快进入第四期书痴了。
2. 我的初版○○七
下午六点钟斜阳金色的余晖染黄了层层山峦，Richmond Road斑斑斓斓尽是紫红的光影，家家花园里蟋蟀和雨蛙琅琅齐鸣。路上阒无一人，空空荡荡像个落了幕的舞台，微风过处，茉莉花的香气馨幽缠绵。这条半英里长的路上住了许多银行经理企业董事达官贵人，他们五点钟都回家了，有的在跟家人聊天，有的在洗澡换衣服。再过半小时这条富贵之路又会渐渐热闹起来，Ian Fleming说那是牙买加最体面的一条街，是牙买加的纽约Park Avenue，是牙买加的伦敦Kensington Palace Gardens。
一九六四年年底我在越南西贡渡假期间追读○○七小说《Dr No》，天天睡了午觉洗了澡在花园里白兰树下一边吃下午茶一边细细观赏这位英国作家的文采，围墙外偶尔传来零星的车声人语，太阳斜斜拉长杨桃树影的时候，邻家隐然响起查尔斯的钢琴声，起先是轻灵的小调，继而是错杂的旋律，等到紫红色的光影洒满花园，琴键上忽然掀起风雨掀起海啸掀起少年维特的不平。小说是他借给我看的，他说Richmond Road有点像我们住的这条街，只是茉莉花的香气换了晚香玉的夜韵。
那年，○○七小说的作家Fleming去世，才五十六岁。英国报刊上说他烟酒过度，说他写了十三部畅销小说卖了四千万本依然是个厚道而寂寞的人。他读伊顿公学，任职外交部，也在路透社和《 泰晤士报 》做过事，二战时期进英国海军部当情报官私人助理。早年作品在伊顿学Cyril Connolly主编的《Horizon》发表，一九五三年写第一部Bond novel《Casino Royale》，一九五五年出版第三部《Moonraker》才成大名，连美国总统肯尼迪都追读。一九六二年第一部拍成电影的《 Dr No 》是他一九五八年写的第六本○○七小说。
我喜欢《Dr No》里写的牙买加，七十年代在伦敦旧书店遇见过一本一九六五年的《Ian Fleming Introduces Jamaica》，他只写了一篇长长的前言，彩色照片很迷人，索价很贵，我舍不得买，站在书架前读完那篇《Introduction》。我的书商老朋友James Wilson是○○七迷，他认识那位写Fleming传记的John Pearson，说了一些小故事给我听。他说Pearson还写过一部《James Bond: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扎扎实实搜集大量材料证明○○七确有其人，Fleming为了保护他的谍报活动才把他的事迹写成醇酒玫瑰飞车斗智的奇情小说：“苏联国安会后来摸出几条线索钉住英国的三两个情报人员，”威尔逊越说越兴奋。“Pearson私下说那一阵子听闻唐宁街十号都有点紧张！”
这位博学的书商借给我看的那本《The James Bond Dossier》我追着读了三个冬夜，英国学者作家Kingsley Amis写的，写他读○○七小说的随想，征引巧妙，铺陈老练，宋淇先生也称赞，说他写《红楼梦》随笔的时候心里常常想着这本书！我在英国那几年艾米思早不在剑桥教书了，我读他的《Ending Up》和《Jake’s Thing》，写老年境况，写中年阳痿，大学问，大感悟。他的成名小说《Lucky Jim》写学院里的激进讲师，都说是典型的“愤怒青年”之作，我讨厌愤怒，读了半本没有读下去。《The James Bond Dossier》之外，艾米思还用笔名Robert Markham写另一本探讨○○七小说的《Colonel Sun》，我翻过，懒得推敲了。
英国人Christopher Bailey在中环太子大厦开了一家Picture This新店，卖老地图老版画老电影海报，还有两三架子的老英文书，不少初版绝版的惊喜，○○七小说尤其多，艾米思那两本随笔也在。我看到一本《Dr No》一九五八年初版，摩洛哥黑色皮革装帧，书脊压红签烫金字，古典得要命。我顺手翻翻第一章第一页，四十多年前西贡白兰花的香气隐隐约约飘了回来：“Punctually at six o’clock the sun set with a last yellow flash behind the Blue Mountains...”书很贵，我要了。那本《The James Bond Dossier》也是初版本，从封面到封底保养如新，我不忍心不要。
人越老买书读书越是一套怀旧的行为。Ian Fleming有个哥哥Peter Fleming一九三六年出过一部《News from Tartary》，写北京到克什米尔之旅，桑简流老先生跟我在BBC做节目提过好几次，我在图书馆里也读了好几个章节，Picture This竟然有一部三六年第五次印刷版，不贵，我买来补读。金装红布封面烫了三个漂亮的颜体毛笔字“傅勒铭”。那是Fleming的中文译音，比“弗莱明”雅驯多了；弟弟Ian我猜桑简流一定情愿译为“傅易安”！傅家满园书香飘着弟弟傅易安的幢幢谍影，他的○○七小说矜贵也就矜贵在他笔下英国名士的节操气魄，情欲加计谋的五星级游戏中时刻不脱傲慢与偏见的传统阶级意识，连男主角考究的衣着说穿了也是皮里的春秋。西方文评家评他的小说爱说“glossy excitement”，爱说“sheer inventiveness”，那也隐藏着肯辛顿御花园的千朵向往。
3. 再见Rackham
写彼得潘的英国作家J.M.Barrie那时候已经过时了，他的小说他的戏剧在伦敦旧书店里两三英镑买得到初版本。一九○六年那部《Peter Pan in Kensington Gardens》不一样，故事世代传诵，又是Arthur Rackham画彩色插图，画黑白素描，八九十英镑算便宜，画家签名本标价一百多两百英镑我见过两本。中国大陆把他的姓氏译作拉克姆，我译作赖格姆。“死了几十年还那么红，”书商朋友威尔逊说。“我店里那幅赖格姆的水彩画价钱再高我也不卖了！”那幅水彩画不大，画海景，笔调情调跟他的插图画完全不一样。
写藏书指南的Seumas Stewart说，出版社每年圣诞节都重印一些赖格姆画插图的书应市：“画得真好，功力够深，”他说，“可是他到底不是十八十九世纪的William Blake和Thomas Bewick那个等级的大师，贵买将来未必可以贵卖。”一九七六年冬天，我在Long Acre一家旧书店看到一部一九一二年赖格姆画的《Peter Pan in Kensington Gardens》，绿皮烫金，Hodder and Stoughton出版，Chelsea Bindery手工装帧，相熟的老板说两百五十英镑可以归我！老天爷，Eric Gill和Robert Gibbings 和Russell Flint和John Buckland Wright画插图的旧版书跟我没缘我认了，没想到赖格姆竟然也是嫁给了斯巴达帝王的海伦！老板找出复印书中赖格姆插图的一张画片送给我，画题《Looking very undancey indeed》：“粘在书中一一四和一一五页之间，”他说，注明“reproduced by kind permission of his daughter， Mrs Barbara Edwards”。
三十一年匆匆飘走，像浮云，像流水，那张漂亮的画片一直珍藏在书架上的一个卷宗里，偶然翻书翻资料看到了我恍如看到希腊神话里的海伦，有点喜悦也有点伤感。春节放假那几天读了《postmagazine》里的“Editions and distractions”，我好奇到荷李活道Lorence Johnston的Lok Man Rare Books去看看，竟然看到当年买不起的那部《Peter Pan in Kensington Gardens》，时光倒流如梦，品相灿然如新，书中五十幅赖格姆的彩色插图一幅一幅井然穿插着粘在书页上，每一幅都有一张蝉翼棉纸保护，故事里肯辛顿公园的仙女幼童妖魔顿时渲染了一层古色也散发了一缕天香。作家巴里的创意再丰盛终究抵不过画家赖格姆那管神奇的彩笔：Seumas Stewart一九七二年写的《Book Collecting》错估了赖格姆魅力的寿命。
那天，上环水坑口的斜坡路一绕进荷李活道我一眼找到右边石阶上的乐文旧书店。旧楼房很宽敞，几座硬木书架在柔黄的灯光下照亮了一排排精美的图书，一张张皮革沙发椅听说是老板家族的生意，欧洲皮料拿去中国大陆制造的欧洲款式软椅。老板庄士敦不像书商像商学院年轻的副教授，杂志上说他是南非开普敦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一九九四年旅居香港，开乐文也开了大半年了，跟Jonathan Wattis开的地图专卖店Wattis Gallery和Yves Azemar开的IndoSiam Rare Books凑成荷李活道三家外国人开的书局画店。
“算便宜些行吗？”我细细翻完那部翡翠那样鲜活的老书问庄士敦。他嗫嗫嚅嚅讲述这部豪华旧书的版本价值和市场前景，不带丝毫生意人的硬销口吻：“有些书的价格我可以敲低些，”他诚挚的神情跟窗外的春光一样坦荡。“这本我做不到。”几个外国顾客进来找书，庄士敦趋前招呼，我再细细审阅小几上走过九十五个春秋的绝代海伦：为她醉卧特洛伊沙场原是古来士卒征尘里的夙愿！我昂首付钱阔步挟她回家。
依稀记得Long Acre那家旧书店摆了几架子插图本精装老书，老板绝对是版本专家，随手抽出一本他随口说得出书中插图的详细资料，书越老他越熟悉。只恨我实在买不起那些书，他好心陆陆续续替我找到一些著名插图画家做的藏书票，Beardsley、Gill、Buckland Wright我终于都有了。他劝我慢慢收集赖格姆画插图的几部名著：“我让你免息分期付款！”他说。我不想欠他这份贵重的人情，我们到底不是那么深交的朋友。
赖格姆画插图画的美女迷死人，去年在威尼斯买到他画的《艾丽思漫游仙境》我算是圆了一个梦。听说，巴里的《Peter Pan in Kensington Gardens》带旺了肯辛顿公园，肯辛顿市政会送了一把公园的钥匙给巴里，巴里把钥匙借给赖格姆让他随时游园写生，一笔一笔画出了那么神奇那么美妙的一组传世插图，一九○六年的初版成了那年圣诞节红遍英国的畅销书，一红红了整个爱德华时代。他的作品在米兰在巴塞罗纳都得过国际艺展会金奖章，威尼斯Charta书籍装帧作坊的老板说赖格姆画的人物意态最入骨：《Looking very unancey indeed》画出了褰衣踏青的风韵也画出了佳人心中那一帘淡淡的幽情。
4. 画里郁风
黄苗子先生写齐白石逸话《巨匠的光环》说，一九五一年有一天他和郁风去拜访白石老人，郁风拿出炭条画纸画了一幅老人作画的神情，老人十分喜欢，却又知道郁风没有把画送给他的意思，他于是拿起毛笔在画上题了几个字：“郁风女士艺精，为白石画像甚似，然非白石所有，予记之”。苗子先生说，“老人晚年较少说话，幽默感却常表现在题记中”。郁风画的那幅素描画得真神妙，炭条写生的功力绝对不输徐悲鸿，跟她画黄宾虹画叶恭绰一样了不起，懂画藏画的人遇到这样的珍品贵些也乐意购藏。
听说，郁风不但很不愿意送画也很不愿意卖画，偶然开画展顾客下了订金，临了她还会反悔舍不得交货！齐白石的画让人打秋风打多了，老人不仅知趣也许还暗暗佩服郁风的原则，欣然立据存照。老人通情，郁风在理：藏家不求画，画家不送画，那是最公道的规矩，破了这套规矩，社会再文明难免还显得不那么体面了。其实我老早留意到郁风不但脾气洋化礼数洋化连品味也偏向洋化，和她那一代的民国女子不太一样。她总是方方正正，总是刚刚烈烈，对人对事从来不跟你瓜瓞绵绵纠缠不清；她的画艺画品也从来带着几分欧洲二十世纪初叶颓废的激进和沉实的浪漫，跟她的衣着打扮一样，端庄而飘逸，明丽而合度。
许多朋友见到黄苗子都直呼“苗子”，见到郁风都直呼“郁风”，明明是后生晚辈也这样叫，洋派极了。我结交两岸三地的前辈习惯了毕恭毕敬，林文月尽管准许我叫她名字我还是不好意思叫，何况黄苗子和郁风那样的老前辈。有一年，林海音读了黄苗子写林海音先翁夏仁虎往事，寄来《旧京琐记》和《清宫词》要我得便转寄给苗子郁风。黄先生和郁大姐那时候已经在澳洲居住多年，收到夏仁虎遗著很快跟夏承楹林海音通信通电话，缘悭一面的两家人从此成了林海音致郁风信上说的“不是一见如故而是一谈如故”了。
郁大姐比林先生大几岁，都是老民国年间成长的同代人，都经历过现代中国的风云岁月，几经磨难，暮年结识，彼此恬淡的心境怀抱的倒是风雨归舟的欣忭了。二○○一年十二月三日林海音在台北逝世，十二月八日郁风写《追思林海音》，她说二十年前看小说改编的《城南旧事》电影，她蓦然觉得她和林先生像姐妹一样亲：
她的童年和我的童年，同是二三十年代，同在一个古城北京，连家庭环境都那么相似：有父亲母亲和一群弟妹，自己是老大；有旧文化传统，上一代去过日本，呼吸了新空气回来。她今年83岁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却是85岁。当我回忆我的童年时，隐约出现的情景，已经分不清是我自己的经历还是《城南旧事》中的影像。
黄先生和郁大姐旅居布里斯本那几年我跟他们的书信交往最频密。黄先生那时期在为台湾故宫博物院撰写巨著《八大山人年表》，郁大姐画画不辍，写作不辍，作品又多又优秀，我工余苦苦研读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和相关的一些古籍材料，每有疑难总是写信传真请教满肚子学问的黄苗子，黄先生也总是立刻回信为我释疑。他的信长则数十行，短则三五句，大姐经常还在信笺空白处写些琐事琐感，细致的心思尽见机智和风趣。我猜想那是两老生平一段宁静、舒坦、顺心的异域生活。
大姐敬慕林海音一生相夫教子写作创业，说是“我不禁惭愧地想到，曾经被我青年时代自以为革命思想所鄙夷的‘贤妻良母’这个词儿，已由林海音赋予全新的意义”！那是一个一生为家国多难发愤求强的旧时代闺秀的省悟。在这样的意绪里，郁风的文字总是带着一股异常节约的隐痛，读来更像一页痛史谦卑的脚注。写《三叔达夫》的长文里，家事国事的交融固然动人，郁达夫“五四”的翩翩长衫飘逝处，这位侄女儿的执拗和牵念尤其绵亘：“我又想，如果他活到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让他亲眼看到那种种比敌人更残忍的暴行，比‘附逆’更丧尽天良的行为，他更会感到‘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而愤怒到甚至失去精神上的支柱吧”，她说。
我很喜欢郁大姐画的一幅向日葵，去年春节她送我的文集《故人·故乡·故事》封面上配的正是这幅画：浓彩中展露果敢的企慕，秀拔里潜藏坚贞的沉郁，远看近看都那样绵邈那样牵情。读她的文章读她的画，我读到的往往是中国现代史一袭微茫的背影，而今她九十一岁溘然走了，那袭背影仿佛也隐然走进了她另一幅画里的三叔郁达夫故居：庭院萧萧，花木萧萧，楼上露台晾晒的几件旧衣衫在微风中晃悠，天色渐渐阴晦，是掌灯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