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阿内特：昔日西贡战地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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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周刊
彼得·阿内特：昔日西贡战地男孩
注：普利策奖得主、著名战地记者彼得·阿内特(Peter Arnett)，实在是很多年轻新闻人梦想的开端。他从报道越南战争开始，先后经历了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最出名的就是海湾战争中只有他一人留在了巴格达向世界报道萨达姆的动态。《南方人物周刊》近期刊登了对阿内特教授的采访。《纵横周刊》特约作者高文欢，于后在汕头大学专访了阿内特教授，继续探讨他和他的已经逝去的朋友们当年的新闻理想，特别是有关David Halberstam 的故事。
纵横：您为什么要做战地报道？您是怎么开始做战地新闻的？
阿内特：1958 年，我取道泰国去伦敦，我的一个朋友推荐我去英国报社工作。
当我第一次来到亚洲，我知道我就要留在这里了。我去了当地唯一一家英文报纸，他们记者很少，几个当地的雇员出去跑新闻，记录发生了什么，然后翻译人员把他们的文章翻成英文，最后由一个美国编辑来修改，润色成符合西方人习惯的可读文章。
当时我走上楼，只有一个人在那里。跟那个编辑说我想到你们报社找份工作，那个美国人说，你会做什么。我告诉他我在新西兰做了四、五年的记者，我懂英语。他说很好，我可以走了，就把他的位置给我。我是在越南战争中，开始意识到，新闻这个职业将是我最有价值的地方，我的一生都要做一个战地记者。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当时也怕死，但现在我有理由值得去冒险了。在越战中，有60 多名记者殉职，我们通讯社里就有4 名遇难。我想乐观是坏运气的有效克星，我一直很乐观。
纵横：您在美联社工作了20 年，CNN 工作了18 年，之后还为NBC 等主流媒体工作，你是最初是怎么加入美国主流媒体的？
阿内特：是的，我在美国主流媒体工作了45 年。我最开始在新西兰一家报纸起步做新闻。报社里，有三个很好的朋友，后来我走了，其他人还一直留在那个报社，有一个前几年才退休。如果我留在那里，那我还是以前那样。一个记者需要不断的变化，不断挑战自己，测试自己，开阔自己的视野。传统上一个记者，从当地报纸做起，然后到区域报纸，再做到全国大报。全国大报才有最一流的人才，它们资助最优秀的报道。我是游泳进入美联社的，当时我是美联社的线人，老挝发生军事政变，外界通讯全部被切断。我每天游过湄公河，到达老挝对面的泰国，然后去邮局传真给美联社总部，接连几天我都是独家报道。就这样，美联社正式聘用我。
纵横：您从事战地报道50 年，您怎么看待战争？在这么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您都跟战争打交道，不危险吗，不害怕战争吗，对死亡、受伤没有恐惧感吗？
阿内特：我坚信亲历历史，介入报道。只有自己在现场，才能记录历史，让人们知晓，记者离不开新闻故事。我想做战地记者的重要原因是：
首先，我认为战争中报道双方的观点是十分重要的；第二，报道战争可以使记者进入历史。在任何社会里，报道一场战争都是困难的，直播一场战争是很罕见的，无论从哪一方观点进行报道都是稀少的。
当然，每一场战争都会有危险的。很多示威游行都存在危险，每一个记者都应该小心。
首先，你要有经验，收集经验。到一些小国家（村庄），见一些人，或者采访警察。然后你慢慢就会知道危险是什么样的了。你可以这样获得经验：去旅游、去开会、去宿营、去森林里。你只需要学习怎样独立地生存。作为一个记者的基本素质，你要学会独立，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这是第一点。
其次，你应该为一个大的新闻机构工作。这个新闻机构可以支持你，支付你的保险和保正你的安全。我为美联社工作了20 年，所以他们保护我。如果我受伤了，他们会让我到医院去；他们给我买保险，所以如果我死了我的家人就可以得到赔偿金。而且，大的新闻机构如美联社遍布全世界，当你冒险去报道时，你所报道的新闻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得到。这一点很重要。
纵横：在越南战争中你用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报道角度？
阿内特：我第一次到越南是1962 年，当时只有8000 美国士兵，他们还不是正式的开战。所以那三年中我做的故事都是关于越南人民、越南政府、越南军人的报道。
1965 年战争正式爆发，美国派出50 万的军队。当美国军队到来后，我集中注意力在美国军队上面。1969 年他们开始离开，我又留下来于集中在越南人民上面。越战中另一个态度就是，那些将军说“二战中，每个人都支持战争，你们这些家伙今天是干嘛了？”
所以，我有一个建议，做记者一定不要跟你的采访对象走得太近，不要期望跟他们有永恒的友谊。一旦你写了负面的报道，一切友谊都完了。
纵横：几周前美国著名记者、新闻历史传记家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去世，对于他生前的贡献，您怎么看？
阿内特：大卫是当代新闻业界的一位巨人，他的去世是整个新闻界的巨大损失。他帮助建立了越战报道的基调，我们都跟随他的引导。他是当代最伟大的新闻记者之一。
越战时期是一个紧张的时代，自二战以来，媒体一直帮助政府，而不敢挑战政府，记者撰写西贡官员腐败的新闻会被认为不忠诚而遭到政府厌恶。但是，我们在越南亲眼目睹到，一个美国支持的腐败南越政府难以抵挡北越的进攻。
哈伯斯塔姆认为媒体要敢于报道政府和将军们在越南犯的错误，这是前所未有的。此外，他给所有越战报道的记者的一大贡献就是，媒体要敢于追究政府的责任。虽然他准确反映了越南的事实，但却激怒了华盛顿和美国军队的官员，肯尼迪总统亲自要求《纽约时报》将他撤出越南，被时报社长拒绝了。
他也是身边同行的坚定的保护者，他给我们很多支持和保护。在我的整个战地报道生涯里，大卫帮助我抵御了很多批评，他的忠诚让我们毕生珍重。1963 年，越南西贡发生一起佛教徒集会反对政府活动，我在现场报道。几个秘密警察突然袭击，我被打得满头都是血，身高体壮的大卫一把抓住敌手，使我得以成功安全脱险。他总是这样不遗余力的坚定保护新闻同行。
1991 年海湾战争中，我留在伊拉克战争报道，受到美国国内右翼分子攻击，被骂是卖国贼，是哈伯斯塔姆站出来声援的。哈伯斯塔姆的伟大还在于，他不仅从战地现场报道战争为什么会失败，他还从政治决策者方面进行反思。
1965 年,他从越南战场角度，推出了《陷入困境》（The Making of a Quagmire）一书，叙述美国如何卷入战争，并认为越战将从此陷入泥潭。从《纽约时报》辞职后，他先后写出了15 本畅销书，他永不停歇的采访人，坚持职业的新闻准则。
纵横：除了你们俩之外，越战还有其他几个战地记者？
阿内特：我们是美国媒体中最早报道越南战争的记者，还有其他三个：美联社西贡分社社长迈尔·布朗，合众国通讯社的尼尔·席汉，以及拍摄西贡和尚***照片闻名的摄影记者赫斯特·法斯。我们当时被叫做“西贡的五个男孩”。
哈伯斯塔姆为《纽约时报》工作，他接受过精英教育，来自哈佛大学，而我来自地球末端新西兰的小鱼港。我们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记者，5 个30 岁不到的年轻人却获得了6 枚普利策奖，这注定要载入历史。
1962 年哈伯斯塔姆和布朗分享普利策新闻奖，1964 年法斯拍摄的越南佛教徒***照片获普利策图片奖，1966 年我获得了普利策国际报道奖。
纵横：你们这一代战地记者秉承的新闻准则和信念是什么呢？
阿内特：请允许我使用大卫·哈伯斯塔姆在今年秋天将要出版的《美联社战地报道手册》一书序言中的话。这篇文章刊登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评论》上，却也成为他最后的遗言。“这些战地报道的记者待遇并不特别丰厚，真正的回报是在工作中。这些报道历史成长的记者，有着某种职业的荣誉，那就是他们愿意日复一日地回去为所做的事业冒险，这些在传统物质利益判断，是微不足道的。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赢得和保持你的同事的尊重，以及你自己对那些战斗的男男女女的尊重。这是一种情谊，相互分享价值观和责任，记者是一个民主社会的核心，这个自由的社会里人们自由地生活。甚至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世界各地青年男女正同往日一样走出去，每天从事一个困难和复杂的职业，这个职业需要各式各样的才能——快速的写作能力，稀有的政治直觉判断，以及敢于站出来面对总是试图恫吓和让你屈服的强势人物的勇气。” (【5月28日 纵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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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阿内特：昔日西贡战地男孩
注：普利策奖得主、著名战地记者彼得·阿内特(Peter Arnett)，实在是很多年轻新闻人梦想的开端。他从报道越南战争开始，先后经历了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最出名的就是海湾战争中只有他一人留在了巴格达向世界报道萨达姆的动态。《南方人物周刊》近期刊登了对阿内特教授的采访。《纵横周刊》特约作者高文欢，于后在汕头大学专访了阿内特教授，继续探讨他和他的已经逝去的朋友们当年的新闻理想，特别是有关David Halberstam 的故事。
纵横：您为什么要做战地报道？您是怎么开始做战地新闻的？
阿内特：1958 年，我取道泰国去伦敦，我的一个朋友推荐我去英国报社工作。
当我第一次来到亚洲，我知道我就要留在这里了。我去了当地唯一一家英文报纸，他们记者很少，几个当地的雇员出去跑新闻，记录发生了什么，然后翻译人员把他们的文章翻成英文，最后由一个美国编辑来修改，润色成符合西方人习惯的可读文章。
当时我走上楼，只有一个人在那里。跟那个编辑说我想到你们报社找份工作，那个美国人说，你会做什么。我告诉他我在新西兰做了四、五年的记者，我懂英语。他说很好，我可以走了，就把他的位置给我。我是在越南战争中，开始意识到，新闻这个职业将是我最有价值的地方，我的一生都要做一个战地记者。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当时也怕死，但现在我有理由值得去冒险了。在越战中，有60 多名记者殉职，我们通讯社里就有4 名遇难。我想乐观是坏运气的有效克星，我一直很乐观。
纵横：您在美联社工作了20 年，CNN 工作了18 年，之后还为NBC 等主流媒体工作，你是最初是怎么加入美国主流媒体的？
阿内特：是的，我在美国主流媒体工作了45 年。我最开始在新西兰一家报纸起步做新闻。报社里，有三个很好的朋友，后来我走了，其他人还一直留在那个报社，有一个前几年才退休。如果我留在那里，那我还是以前那样。一个记者需要不断的变化，不断挑战自己，测试自己，开阔自己的视野。传统上一个记者，从当地报纸做起，然后到区域报纸，再做到全国大报。全国大报才有最一流的人才，它们资助最优秀的报道。我是游泳进入美联社的，当时我是美联社的线人，老挝发生军事政变，外界通讯全部被切断。我每天游过湄公河，到达老挝对面的泰国，然后去邮局传真给美联社总部，接连几天我都是独家报道。就这样，美联社正式聘用我。
纵横：您从事战地报道50 年，您怎么看待战争？在这么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您都跟战争打交道，不危险吗，不害怕战争吗，对死亡、受伤没有恐惧感吗？
阿内特：我坚信亲历历史，介入报道。只有自己在现场，才能记录历史，让人们知晓，记者离不开新闻故事。我想做战地记者的重要原因是：
首先，我认为战争中报道双方的观点是十分重要的；第二，报道战争可以使记者进入历史。在任何社会里，报道一场战争都是困难的，直播一场战争是很罕见的，无论从哪一方观点进行报道都是稀少的。
当然，每一场战争都会有危险的。很多示威游行都存在危险，每一个记者都应该小心。
首先，你要有经验，收集经验。到一些小国家（村庄），见一些人，或者采访警察。然后你慢慢就会知道危险是什么样的了。你可以这样获得经验：去旅游、去开会、去宿营、去森林里。你只需要学习怎样独立地生存。作为一个记者的基本素质，你要学会独立，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这是第一点。
其次，你应该为一个大的新闻机构工作。这个新闻机构可以支持你，支付你的保险和保正你的安全。我为美联社工作了20 年，所以他们保护我。如果我受伤了，他们会让我到医院去；他们给我买保险，所以如果我死了我的家人就可以得到赔偿金。而且，大的新闻机构如美联社遍布全世界，当你冒险去报道时，你所报道的新闻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得到。这一点很重要。
纵横：在越南战争中你用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报道角度？
阿内特：我第一次到越南是1962 年，当时只有8000 美国士兵，他们还不是正式的开战。所以那三年中我做的故事都是关于越南人民、越南政府、越南军人的报道。
1965 年战争正式爆发，美国派出50 万的军队。当美国军队到来后，我集中注意力在美国军队上面。1969 年他们开始离开，我又留下来于集中在越南人民上面。越战中另一个态度就是，那些将军说“二战中，每个人都支持战争，你们这些家伙今天是干嘛了？”
所以，我有一个建议，做记者一定不要跟你的采访对象走得太近，不要期望跟他们有永恒的友谊。一旦你写了负面的报道，一切友谊都完了。
纵横：几周前美国著名记者、新闻历史传记家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去世，对于他生前的贡献，您怎么看？
阿内特：大卫是当代新闻业界的一位巨人，他的去世是整个新闻界的巨大损失。他帮助建立了越战报道的基调，我们都跟随他的引导。他是当代最伟大的新闻记者之一。
越战时期是一个紧张的时代，自二战以来，媒体一直帮助政府，而不敢挑战政府，记者撰写西贡官员腐败的新闻会被认为不忠诚而遭到政府厌恶。但是，我们在越南亲眼目睹到，一个美国支持的腐败南越政府难以抵挡北越的进攻。
哈伯斯塔姆认为媒体要敢于报道政府和将军们在越南犯的错误，这是前所未有的。此外，他给所有越战报道的记者的一大贡献就是，媒体要敢于追究政府的责任。虽然他准确反映了越南的事实，但却激怒了华盛顿和美国军队的官员，肯尼迪总统亲自要求《纽约时报》将他撤出越南，被时报社长拒绝了。
他也是身边同行的坚定的保护者，他给我们很多支持和保护。在我的整个战地报道生涯里，大卫帮助我抵御了很多批评，他的忠诚让我们毕生珍重。1963 年，越南西贡发生一起佛教徒集会反对政府活动，我在现场报道。几个秘密警察突然袭击，我被打得满头都是血，身高体壮的大卫一把抓住敌手，使我得以成功安全脱险。他总是这样不遗余力的坚定保护新闻同行。
1991 年海湾战争中，我留在伊拉克战争报道，受到美国国内右翼分子攻击，被骂是卖国贼，是哈伯斯塔姆站出来声援的。哈伯斯塔姆的伟大还在于，他不仅从战地现场报道战争为什么会失败，他还从政治决策者方面进行反思。
1965 年,他从越南战场角度，推出了《陷入困境》（The Making of a Quagmire）一书，叙述美国如何卷入战争，并认为越战将从此陷入泥潭。从《纽约时报》辞职后，他先后写出了15 本畅销书，他永不停歇的采访人，坚持职业的新闻准则。
纵横：除了你们俩之外，越战还有其他几个战地记者？
阿内特：我们是美国媒体中最早报道越南战争的记者，还有其他三个：美联社西贡分社社长迈尔·布朗，合众国通讯社的尼尔·席汉，以及拍摄西贡和尚***照片闻名的摄影记者赫斯特·法斯。我们当时被叫做“西贡的五个男孩”。
哈伯斯塔姆为《纽约时报》工作，他接受过精英教育，来自哈佛大学，而我来自地球末端新西兰的小鱼港。我们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记者，5 个30 岁不到的年轻人却获得了6 枚普利策奖，这注定要载入历史。
1962 年哈伯斯塔姆和布朗分享普利策新闻奖，1964 年法斯拍摄的越南佛教徒***照片获普利策图片奖，1966 年我获得了普利策国际报道奖。
纵横：你们这一代战地记者秉承的新闻准则和信念是什么呢？
阿内特：请允许我使用大卫·哈伯斯塔姆在今年秋天将要出版的《美联社战地报道手册》一书序言中的话。这篇文章刊登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评论》上，却也成为他最后的遗言。“这些战地报道的记者待遇并不特别丰厚，真正的回报是在工作中。这些报道历史成长的记者，有着某种职业的荣誉，那就是他们愿意日复一日地回去为所做的事业冒险，这些在传统物质利益判断，是微不足道的。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赢得和保持你的同事的尊重，以及你自己对那些战斗的男男女女的尊重。这是一种情谊，相互分享价值观和责任，记者是一个民主社会的核心，这个自由的社会里人们自由地生活。甚至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世界各地青年男女正同往日一样走出去，每天从事一个困难和复杂的职业，这个职业需要各式各样的才能——快速的写作能力，稀有的政治直觉判断，以及敢于站出来面对总是试图恫吓和让你屈服的强势人物的勇气。” (【5月28日 纵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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