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振彬及其子
客户多了，市面做大了，而且是第一个华人办的大广告公司，“中国广告之父”的桂冠自然就落在了他的头上。
林振彬独立创业的这一年，还有一件令他高兴的事情，就是他的大儿子来到了世间。这个儿子原名叫林秉森，也就是现在的查理林。孩子的母亲唐瑛是广东人，著名的唐氏家族的后代，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的侄女。
林秉森之所以后来变成了查理林，也是老爸林振彬的关系。华商广告公司的固定客户中有一位是沙利文饼干公司的老板，为了生意拉林振彬入股，老林就成了沙利文的股东。沙利文老板名叫查理，他很喜欢林振彬的大儿子林秉森，因他长得胖墩墩的，脑袋像个小面包。老板常把“小面包”带到自己的面包房里，指着玻璃柜台中的各式点心说：“快看呀，哪个好吃就自己拿呀！”后来干脆把“小面包”收为自己的干儿子，于是就有了查理林这个中西结合的名字。
“可口可乐”中文商标的翻译者
林振彬对他的洋客户和中国大众来说，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贡献，现在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就是他在代理美国著名饮料公司COCA－COLA公司广告的同时，把该公司的产品名称翻译成世人皆知的“可口可乐”四个字。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COCA－COLA饮料已经被引进上海，并且已能在上海生产了，但是一直没有正式的中文名称。于是该公司的海外业务部就在报纸上刊出广告，以350英镑为号召，征集饮料的中译名。林振彬不愧为广告大家，他用“可口可乐”四个字，简明扼要而又生动形象地把这饮料的特点、功能给勾勒出来了。更为不易的是，这个中文名与英文名的语音几乎相同，不仅在内容上达到了“信、达、雅”的至高翻译境界，而且使得中国人、外国人在这个饮料的名称上，可以使用同样的语音（如果用上海话来读“可口可乐”四字，那发音与英文的读法几无二致）。这个翻译如今也成了一个品牌，八十年来一直被视为翻译学和广告学上的经典，备受称赞。
据说他用得来的350英镑奖金买了一间房间，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二十年代初的中国是一分钱可以买一个鸡蛋的年头，什么东西都不能以现在的价格同比，估计那350英镑的确能为他赚来一件房间。很有可能，那用“可口可乐”四个字换来的房间，就成了他的第一处写字间。
林振彬的大儿子查理林要比一般人感受得更煞根一些，他能连续灌下十几瓶可乐，而且每天都是瓶不离手，几十年间大致都是这样。他自称一生有两样东西是万万不能离身的，一是“万宝路”，二是“可口可乐”。
不想读书只想上天的小开
林家住在淮海路复兴路路口。当年这个地段属于法租界，周围有很多外国人的花园洋房。每当夜幕降临，空气中总是弥漫着悠扬的小提琴和钢琴曲。常年的租界生活，使林氏父子都迷上了电影和音乐，也使得查理的生活格外的洋派。他在贝当路（现在衡山路）上的美童学校读书。这个学校是为住在上海的美国孩子举办的，原则上不收中国学生，中国孩子若要入学，必须有一定地位的美国人介绍才行。查理林的父亲刻意培养儿子的西方细胞，他的客户基本都是美国或英国在沪的富商，不乏帮忙的人，于是查理就成了美童学校里少数几个中国学生之一。
但是他的读书生活并不顺利。他13岁的时候（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人进入租界，学校为安全计，停课了；抗战胜利后，美童公学不晓得碰到什么麻烦，也曾停过课。在第一次停课时，查理林的父亲只好请家庭教师来家里教他读书。家庭教师把课程安排得挺紧，中英文并举，但是下午五点钟以后就自由了，查理林可以出去“疯”了，踢球、溜冰、骑自行车……
在他读高中的最后一年，美童公学关门了。还没有高中毕业的查理不想转入其他学校继续读书，也不想正经去工作，而想开飞机！
那时在虹桥机场有个有趣的飞行学校，是抗战胜利后，一位从陈纳德飞虎队退役的将官开办的，小青年只要肯出钱他就肯教，但是费用是天价。心气高昂的查理林决心当个飞行员，去学了几个月，学会了基本的操作技能，也能在导师的指导下把飞机开上天了，于是跟老师拜拜，跑到龙华机场找事做，他认为自己已经是个飞行员了。
龙华机场那时是民航机场，生意很忙，然而并不缺飞行员，因为抗战胜利后，从国民党空军退役的飞行员有很多，根本轮不到你这毛小子。或许是凭借他老爸的面子，查理林被安排在塔台工作，上不了天。连头带尾，查理林差不多在那里“玩儿”了一年多时间，感觉没劲，又出来了。
龙司登大师的入门弟子
查理林受家庭和时代的影响，从小喜欢西洋音乐。这种兴趣的养成，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无线电收音机和广播电台。查理林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泡”无线电。那时上海有很多民营广播电台，中国人和外国人办的都有，如新新公司楼上的新都电台；跑马厅附近黄陂路上的XMHA广播电台；金门大戏院隔壁的中华自由电台（林振彬有股份）。这些广播电台都有音乐节目，很受市民尤其是“小开”们的欢迎。被查理林称之为最好的电台是XMHA电台，因为该台常常播放一些非常优美的英文歌曲，尤其到了晚上，夜深人静，深情的旋律真是滴滴入耳。他老爸为他买来一个用干电池的收音机，他一有空就捧在手里。日寇侵华时期法租界供电不足，夜里十点钟一律停电，街上一片漆黑。查理林每天要听到十点钟才关机睡觉。
当时租界里的青年人对西方音乐尤其是爵士乐的痴狂，绝不亚于如今追星的粉丝团。他们的周日常常是在唱片商店里度过的。
查理林有一个要好同学叫Frank Lang，是混血儿，父亲郎德山是清末民初中国最著名的杂技、魔术表演艺术家，曾率领他的杂技班子游遍欧洲和美洲，巡回演出，回沪后在上海参与投资了四家电影院及舞厅，包括著名的南京大戏院；母亲是奥地利人，是其父亲的好帮手。有这样的家庭背景，Frank Lang也就有资格进入美童公学读书，与查理林同学。
Frank Lang迷西洋音乐的资格比查理林还要早，他带着查理林到唱片商店买唱片。淮海路茂名路的霞飞坊一带的百代唱片商店、丽都花园附近一家葡萄牙人开的唱片店、虹口三角地菜场附近一家日本人开的唱片店、南京路江西路口的鲁滨逊琴行、原先开在静安寺后来搬到泰兴路一条弄堂里的唱片铺……都是能粘住他们脚跟的地方。他们动辄会掏出一个月的零花钱（查理林每月20元零花钱）去买一张流行的原版唱片，最好的唱片要一百多元一张。那时一张经典的唱片会一夜红遍上海滩，谁拥有了这张唱片谁就拥有了一大群朋友，他家的老式唱机就会形成一个小小的中心，朋友间还会你借过来，我借过去，唱片的拥有者似乎就有了“领主”般的地位……那种时尚的、自豪的、沉迷的、被颠覆的美感，只有他们自己能体味。
林振彬独立创业的这一年，还有一件令他高兴的事情，就是他的大儿子来到了世间。这个儿子原名叫林秉森，也就是现在的查理林。孩子的母亲唐瑛是广东人，著名的唐氏家族的后代，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的侄女。
林秉森之所以后来变成了查理林，也是老爸林振彬的关系。华商广告公司的固定客户中有一位是沙利文饼干公司的老板，为了生意拉林振彬入股，老林就成了沙利文的股东。沙利文老板名叫查理，他很喜欢林振彬的大儿子林秉森，因他长得胖墩墩的，脑袋像个小面包。老板常把“小面包”带到自己的面包房里，指着玻璃柜台中的各式点心说：“快看呀，哪个好吃就自己拿呀！”后来干脆把“小面包”收为自己的干儿子，于是就有了查理林这个中西结合的名字。
“可口可乐”中文商标的翻译者
林振彬对他的洋客户和中国大众来说，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贡献，现在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就是他在代理美国著名饮料公司COCA－COLA公司广告的同时，把该公司的产品名称翻译成世人皆知的“可口可乐”四个字。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COCA－COLA饮料已经被引进上海，并且已能在上海生产了，但是一直没有正式的中文名称。于是该公司的海外业务部就在报纸上刊出广告，以350英镑为号召，征集饮料的中译名。林振彬不愧为广告大家，他用“可口可乐”四个字，简明扼要而又生动形象地把这饮料的特点、功能给勾勒出来了。更为不易的是，这个中文名与英文名的语音几乎相同，不仅在内容上达到了“信、达、雅”的至高翻译境界，而且使得中国人、外国人在这个饮料的名称上，可以使用同样的语音（如果用上海话来读“可口可乐”四字，那发音与英文的读法几无二致）。这个翻译如今也成了一个品牌，八十年来一直被视为翻译学和广告学上的经典，备受称赞。
据说他用得来的350英镑奖金买了一间房间，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二十年代初的中国是一分钱可以买一个鸡蛋的年头，什么东西都不能以现在的价格同比，估计那350英镑的确能为他赚来一件房间。很有可能，那用“可口可乐”四个字换来的房间，就成了他的第一处写字间。
林振彬的大儿子查理林要比一般人感受得更煞根一些，他能连续灌下十几瓶可乐，而且每天都是瓶不离手，几十年间大致都是这样。他自称一生有两样东西是万万不能离身的，一是“万宝路”，二是“可口可乐”。
不想读书只想上天的小开
林家住在淮海路复兴路路口。当年这个地段属于法租界，周围有很多外国人的花园洋房。每当夜幕降临，空气中总是弥漫着悠扬的小提琴和钢琴曲。常年的租界生活，使林氏父子都迷上了电影和音乐，也使得查理的生活格外的洋派。他在贝当路（现在衡山路）上的美童学校读书。这个学校是为住在上海的美国孩子举办的，原则上不收中国学生，中国孩子若要入学，必须有一定地位的美国人介绍才行。查理林的父亲刻意培养儿子的西方细胞，他的客户基本都是美国或英国在沪的富商，不乏帮忙的人，于是查理就成了美童学校里少数几个中国学生之一。
但是他的读书生活并不顺利。他13岁的时候（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人进入租界，学校为安全计，停课了；抗战胜利后，美童公学不晓得碰到什么麻烦，也曾停过课。在第一次停课时，查理林的父亲只好请家庭教师来家里教他读书。家庭教师把课程安排得挺紧，中英文并举，但是下午五点钟以后就自由了，查理林可以出去“疯”了，踢球、溜冰、骑自行车……
在他读高中的最后一年，美童公学关门了。还没有高中毕业的查理不想转入其他学校继续读书，也不想正经去工作，而想开飞机！
那时在虹桥机场有个有趣的飞行学校，是抗战胜利后，一位从陈纳德飞虎队退役的将官开办的，小青年只要肯出钱他就肯教，但是费用是天价。心气高昂的查理林决心当个飞行员，去学了几个月，学会了基本的操作技能，也能在导师的指导下把飞机开上天了，于是跟老师拜拜，跑到龙华机场找事做，他认为自己已经是个飞行员了。
龙华机场那时是民航机场，生意很忙，然而并不缺飞行员，因为抗战胜利后，从国民党空军退役的飞行员有很多，根本轮不到你这毛小子。或许是凭借他老爸的面子，查理林被安排在塔台工作，上不了天。连头带尾，查理林差不多在那里“玩儿”了一年多时间，感觉没劲，又出来了。
龙司登大师的入门弟子
查理林受家庭和时代的影响，从小喜欢西洋音乐。这种兴趣的养成，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无线电收音机和广播电台。查理林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泡”无线电。那时上海有很多民营广播电台，中国人和外国人办的都有，如新新公司楼上的新都电台；跑马厅附近黄陂路上的XMHA广播电台；金门大戏院隔壁的中华自由电台（林振彬有股份）。这些广播电台都有音乐节目，很受市民尤其是“小开”们的欢迎。被查理林称之为最好的电台是XMHA电台，因为该台常常播放一些非常优美的英文歌曲，尤其到了晚上，夜深人静，深情的旋律真是滴滴入耳。他老爸为他买来一个用干电池的收音机，他一有空就捧在手里。日寇侵华时期法租界供电不足，夜里十点钟一律停电，街上一片漆黑。查理林每天要听到十点钟才关机睡觉。
当时租界里的青年人对西方音乐尤其是爵士乐的痴狂，绝不亚于如今追星的粉丝团。他们的周日常常是在唱片商店里度过的。
查理林有一个要好同学叫Frank Lang，是混血儿，父亲郎德山是清末民初中国最著名的杂技、魔术表演艺术家，曾率领他的杂技班子游遍欧洲和美洲，巡回演出，回沪后在上海参与投资了四家电影院及舞厅，包括著名的南京大戏院；母亲是奥地利人，是其父亲的好帮手。有这样的家庭背景，Frank Lang也就有资格进入美童公学读书，与查理林同学。
Frank Lang迷西洋音乐的资格比查理林还要早，他带着查理林到唱片商店买唱片。淮海路茂名路的霞飞坊一带的百代唱片商店、丽都花园附近一家葡萄牙人开的唱片店、虹口三角地菜场附近一家日本人开的唱片店、南京路江西路口的鲁滨逊琴行、原先开在静安寺后来搬到泰兴路一条弄堂里的唱片铺……都是能粘住他们脚跟的地方。他们动辄会掏出一个月的零花钱（查理林每月20元零花钱）去买一张流行的原版唱片，最好的唱片要一百多元一张。那时一张经典的唱片会一夜红遍上海滩，谁拥有了这张唱片谁就拥有了一大群朋友，他家的老式唱机就会形成一个小小的中心，朋友间还会你借过来，我借过去，唱片的拥有者似乎就有了“领主”般的地位……那种时尚的、自豪的、沉迷的、被颠覆的美感，只有他们自己能体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