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四位“萨福”及其诗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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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拉·洛赫维茨卡娅
1.或许是由这种幻想力的驱动，米拉很早就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活动，照她自己的说法，在“学会拿笔的时候”，已经开始写诗，“十五岁开始”真正献身于严肃的创作。1896年，她出版了一册诗集，受到了批评界的一致好评，获得了俄罗斯科学院颁发的普希金奖，这对她的诗歌探索是个不小的鼓励。此后，她一生都致力于诗歌创作中，并不时地从诗歌中汲取生活的意义。
2.米拉·洛赫维茨卡娅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爱情诗，当时的一位评论家沃隆斯基认为她的诗歌“仿佛是《雅歌》的回响”，“毫不掩饰地歌颂爱情”，“勇敢地袒露自己的心灵”。无疑，这位评论家之所以使用“毫不掩饰”一词，所依据的不仅是诗人的创作，而且还与她的生活有关。在世纪之交的俄罗斯诗坛，米拉与象征主义诗歌的领袖之一康斯坦丁·巴尔蒙特的婚外恋情可说尽人皆知，因为他和她都从不希望隐瞒这种关系，并且还在创作中相互公开地赠献爱情诗：“这种幸福就是甜蜜的情欲，这对爱侣就是我和你”。平心而论，就气质和精神而言，米拉是与巴尔蒙特最为相投的一位女诗人，巴尔蒙特在诗中写道：“我来到这世界，为的是看看太阳，……直到临死的那一刻，我依然要歌唱太阳”，“我们将像太阳一样，太阳———永远地年轻，这里面珍藏着‘美’的遗言！”米拉则认为，自己就像“芬芳的玫瑰这春天可爱的孩子，恳求着太阳”，热情地呼唤：“太阳！……请给我太阳！我渴望光明！”
娜依达·吉皮乌斯
3. 对他们而言，精神上的眷恋似乎远远大于肉体的亲近，正是这对夫妻，“自从在第比利斯结婚以后，52年来，没有分离过一次，没有分离过一天”。
安娜·阿赫玛托娃
4.上面最后两行献给演员苏杰依金娜的诗句几乎像谶言似地预示着诗人今后的命运。二十年代以后，阿赫玛托娃开始进入了她生活中的低谷，首先是已经离异的丈夫古米廖夫的被枪杀，随后，唯一的儿子列夫两次被捕。她本人，起初是因为诗歌中的阴郁、低沉的调子和“既没写劳动，也未写集体”而在文学界受到批评。更富于戏剧性的是，在1924年，格罗斯曼在莫斯科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将阿赫玛托娃与萨福相提并论以后，她有将近十五年的时间，被非正式地禁止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作品。
季·吉皮乌斯
5.同时代的女诗人赫尔策克在她的诗歌中发现，它们具有“无家可归的、永远流浪的骄傲的精神”，追求“把女性灵魂特有的柔情，连同它所有的矛盾，与阳刚的男性诗行协调、结合起来”。这些特点，从下引的诗中可以略窥一斑：“在窗玻璃之外是天空的／玻璃。冰雪遮盖了／街道。唯有这轻盈的雪花／不属于冬天。／这雪花来自何方／请你告诉我？／莫非是白杨的茸毛／被吹散？／为什么，我的朋友，／忧伤了起来。／仿佛是夏天的小风暴，／实际上，／为我铺好最后的／床
6.尽管曾经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经历，但巴尔诺克从来没有真正爱上过一个男人，她最感兴趣的是女人。她的第一个同性恋对象是纳杰日达·波丽雅科娃（关于她的生平资料，如今已无可查考，但巴尔诺克早期有不少抒情诗都是题献给她的，可以想见这位女友在诗人的情感历程中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第二个同性恋对象是著名诗人茨维塔耶娃。这次恋情开始于1914年，它刺激了后者的灵感，使她写下了一生中最出色的组诗之一《女友》和中篇小说《索涅奇卡的故事》。在组诗中，巴尔诺克被称作“无人可以拯救”的“年轻的悲剧性的夫人”，令人想起莎士比亚悲剧中所有的女主人公，她的形象“既非女人，也非男孩”，但“既有女人的温柔，又有男孩的莽撞”；至于自己，茨维塔耶娃则派定在“小男孩”、“斯巴达克式的孩子”的角色上。1916年初，她们脱离了情侣的关系。起因是茨维塔耶娃与曼杰什坦姆在彼得格勒有过一段短暂的浪漫史以后，回来发现巴尔诺克的房间里有了新的女伴——演员艾拉尔斯卡娅。这种关系的破裂在茨维塔耶娃的内心留下了无法抚平的创痛。
米拉·洛赫维茨卡娅
1.或许是由这种幻想力的驱动，米拉很早就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活动，照她自己的说法，在“学会拿笔的时候”，已经开始写诗，“十五岁开始”真正献身于严肃的创作。1896年，她出版了一册诗集，受到了批评界的一致好评，获得了俄罗斯科学院颁发的普希金奖，这对她的诗歌探索是个不小的鼓励。此后，她一生都致力于诗歌创作中，并不时地从诗歌中汲取生活的意义。
2.米拉·洛赫维茨卡娅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爱情诗，当时的一位评论家沃隆斯基认为她的诗歌“仿佛是《雅歌》的回响”，“毫不掩饰地歌颂爱情”，“勇敢地袒露自己的心灵”。无疑，这位评论家之所以使用“毫不掩饰”一词，所依据的不仅是诗人的创作，而且还与她的生活有关。在世纪之交的俄罗斯诗坛，米拉与象征主义诗歌的领袖之一康斯坦丁·巴尔蒙特的婚外恋情可说尽人皆知，因为他和她都从不希望隐瞒这种关系，并且还在创作中相互公开地赠献爱情诗：“这种幸福就是甜蜜的情欲，这对爱侣就是我和你”。平心而论，就气质和精神而言，米拉是与巴尔蒙特最为相投的一位女诗人，巴尔蒙特在诗中写道：“我来到这世界，为的是看看太阳，……直到临死的那一刻，我依然要歌唱太阳”，“我们将像太阳一样，太阳———永远地年轻，这里面珍藏着‘美’的遗言！”米拉则认为，自己就像“芬芳的玫瑰这春天可爱的孩子，恳求着太阳”，热情地呼唤：“太阳！……请给我太阳！我渴望光明！”
娜依达·吉皮乌斯
3. 对他们而言，精神上的眷恋似乎远远大于肉体的亲近，正是这对夫妻，“自从在第比利斯结婚以后，52年来，没有分离过一次，没有分离过一天”。
安娜·阿赫玛托娃
4.上面最后两行献给演员苏杰依金娜的诗句几乎像谶言似地预示着诗人今后的命运。二十年代以后，阿赫玛托娃开始进入了她生活中的低谷，首先是已经离异的丈夫古米廖夫的被枪杀，随后，唯一的儿子列夫两次被捕。她本人，起初是因为诗歌中的阴郁、低沉的调子和“既没写劳动，也未写集体”而在文学界受到批评。更富于戏剧性的是，在1924年，格罗斯曼在莫斯科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将阿赫玛托娃与萨福相提并论以后，她有将近十五年的时间，被非正式地禁止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作品。
季·吉皮乌斯
5.同时代的女诗人赫尔策克在她的诗歌中发现，它们具有“无家可归的、永远流浪的骄傲的精神”，追求“把女性灵魂特有的柔情，连同它所有的矛盾，与阳刚的男性诗行协调、结合起来”。这些特点，从下引的诗中可以略窥一斑：“在窗玻璃之外是天空的／玻璃。冰雪遮盖了／街道。唯有这轻盈的雪花／不属于冬天。／这雪花来自何方／请你告诉我？／莫非是白杨的茸毛／被吹散？／为什么，我的朋友，／忧伤了起来。／仿佛是夏天的小风暴，／实际上，／为我铺好最后的／床
6.尽管曾经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经历，但巴尔诺克从来没有真正爱上过一个男人，她最感兴趣的是女人。她的第一个同性恋对象是纳杰日达·波丽雅科娃（关于她的生平资料，如今已无可查考，但巴尔诺克早期有不少抒情诗都是题献给她的，可以想见这位女友在诗人的情感历程中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第二个同性恋对象是著名诗人茨维塔耶娃。这次恋情开始于1914年，它刺激了后者的灵感，使她写下了一生中最出色的组诗之一《女友》和中篇小说《索涅奇卡的故事》。在组诗中，巴尔诺克被称作“无人可以拯救”的“年轻的悲剧性的夫人”，令人想起莎士比亚悲剧中所有的女主人公，她的形象“既非女人，也非男孩”，但“既有女人的温柔，又有男孩的莽撞”；至于自己，茨维塔耶娃则派定在“小男孩”、“斯巴达克式的孩子”的角色上。1916年初，她们脱离了情侣的关系。起因是茨维塔耶娃与曼杰什坦姆在彼得格勒有过一段短暂的浪漫史以后，回来发现巴尔诺克的房间里有了新的女伴——演员艾拉尔斯卡娅。这种关系的破裂在茨维塔耶娃的内心留下了无法抚平的创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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