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蜘蛛女之吻》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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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女之吻》书
拉丁美洲文学在19世纪拉丁美洲获得独立以后就出现过辉煌。无论是浪漫主义小说与诗歌,还是自然主义小说,无论是现代主义诗歌,还是现实主义小说、地域主义小说或印第安主义小说,拉美文学都以其独特的风格展现在世人面前。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文学作品却不为世界文坛关注。20世纪40年代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作品开始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他的作品引起了美国文坛的高度重视。20世纪60年代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巴尔加斯·略萨的《城市与狗》、胡里奥·科塔萨尔的《掷钱游戏》、卡洛斯·富恩特斯的《阿尔特米奥之死》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同时出版,更是造成了文学爆炸的态势,将本已繁花似锦的拉美文学以它特有的魅力展现在世界各国读者面前,为当时比较沉寂的世界文坛带来了活力。
在我国,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一大批拉美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出版,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博尔赫斯的神秘的交叉小径中迷宫式的时间,胡安·鲁尔弗阴曹地府里栩栩如生的农村众生,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神奇的飞毯和奇异的炼金术,卡洛斯·奥内蒂的令人恍惚的时空观和复杂的心理描写,巴尔加斯·略萨的“教堂”中前后跳跃的对话,卡洛斯·富恩特斯的充满了痛苦和欢乐的“最明净的地区”,胡安·多诺索的那位自以为换上了鬼怪器宫、神情颓丧的翁伯特,阿莱霍·卡彭铁尔的加勒比地区巴洛克式的异彩纷呈的传说,罗亚·巴斯托斯那超越时空、集善恶于一身的独裁者,罗贝尔特·阿尔特的穷困潦倒的七个疯子,胡里奥·科塔萨尔的结构奇特、有数种阅读方法的“跳房子游戏”……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佳作将人们带进拉丁美洲这块既古老又年轻的大陆,领略那里丰富多彩的风俗人文景观。
在拉丁美洲涌现出这样一大批令世界文坛刮目相看的作家以后,当时一批比较年轻的作家在80年代也崭露头角,除了有“穿裙子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之称的智利女作家伊萨贝尔·阿连德,他们中的一位代表人物就是阿根廷作家曼努埃尔·普伊格。
曼努埃尔·普伊格于1932年出生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1951年就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不久,他获得罗马电影实验中心的奖学金,去罗马攻读电影导演专业。毕业后曾担任过几部影片的助理导演。60年代中期普伊格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68年发表他的处女作《丽塔·海沃兹的背叛》。普伊格是在拉美文坛为数不多的写同性恋生活的作家之一。与其他许多阿根廷作家不同,他所描写的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知识界,也不是阿根廷的中产阶级,而是最普通的民众,是社会中下层的普通人。他们普遍没有多少知识,在感情生活和性生活上都遭到挫折,生活在悲观失望之中。他的作品吸取了通俗小说和各种现代艺术(如电影、电视、摄影)的特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大大丰富了文学创作,引起西方文坛的普遍关注。
在普伊格早期的几部小说如《丽塔·海沃兹的背叛》和《红红的小嘴巴》中的故事都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离布宜诺斯艾利斯五百公里的偏僻小镇或潘帕斯草原,特别是在第一部小说中,普伊格塑造了一对并不幸福的夫妻和他们的女性化的儿子,一个粗鲁的外甥和几个朋友和熟人,小说还通过一系列的内心独白、对话、日记和一些年轻人的书信,将这个小村子的不为人知的生活像电影一样展现在读者面前,作者善于使用各种不同人物的不同形式的口语表达方式,以揭示与城市小说截然不同的小城镇的生活,反映人们之间的社会冲突与性冲突,自私与嫉妒,庸俗与流言,并通过这些司空见惯的恶习表现小说的中心思想:人的孤独与极力逃避现实的心理。
在1969年发表、1974年被拍成电影的《红红的小嘴巴》中,普伊格巧妙地又一次将充满激情的生活与冷静的心理分析结合起来,在他的这部作品中,他着重表现了妇女对爱情与婚姻的渴望,幻想着把在电影中看到的美好生活变成自己的现实生活。小说中的两个男主人公,一个是小城镇的自私狂妄的堂璜式的青年,另一个则是流氓无产者式的工人。故事的结局反映了爱情悲剧与婚姻的结合相互映衬的强烈的反差,表现出作者对婚姻与爱情的深层次的思考。
普伊格的第三部小说是反映性失落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事件》(1973),这部小说的每一章的前几段的对话都是从三四十年代的着名影星如嘉宝、蓓蒂·戴维斯、琼·克劳馥等的电影片段摘录出来的,以讥讽两个主人公在性生活上的问题。作者为了讲述他们的生活,设置了主人公一开始被绑架等神秘惊险的酷似侦探小说的情节,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小说结尾的谋杀突然之间变成了性高潮。这部书被认为是拉丁美洲第一部打破性禁忌的小说。作者曾这么介绍自己的这部作品:“我的目的是要驱散对性的迷茫与禁忌……这本书的女主角受了不好的教育,对性产生了十分糊涂的想法,以为女人生来是受一个超人主宰并让他为所欲为的物种。我的主人公寻找的正是这样一个人,然而她所遇到的则是一个性虐待狂,他仅仅希望她俯首帖耳甘受虐待,可是她却不是一个真正的受虐者。”小说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作者将对性问题的严肃思考与对人物漫画式的刻画结合起来,这也是普伊格小说的一个共同特点。
1979年他发表了与《蜘蛛女之吻》(1976)几乎同样内容的小说《天使的阴阜》。小说的主人公安娜是一位病入膏肓的阿根廷姑娘,她住在墨西哥一家诊所里等待死亡的到来。在诊所里她回忆自己短暂而不幸的婚姻,同时也与女权运动的活动分子贝阿特丽丝来往,另一位左派活动分子波兹也想借安娜的帮助进行一次政治绑架。与《蜘蛛女之吻》的叙述方式相似,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也插入了两个并列的极其浪漫的故事。一方面是安娜心目中的聪明美貌的女性形象遭受的不幸,另一方面则是满怀激情的她在这个男性社会里对被男人欺压的女人所感到的悲哀与憎恶。为了逃避现实,她沉浸在这些美好的故事里,寻找着一个并不存在的令人尊敬的白马王子。小说正是通过安娜和那些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力图向读者展示出女性所遭受的凌辱,这本书的书名所具有的寓意即:天使是没有性别的。
普伊格在作品中一方面对现实进行了无情的讥讽,另一方面他又对弱者表示了无比的同情。
《永远赌咒读这本书的人》发表于1980年。在小说中作者进一步探索了人的意识与潜意识深处:小说中充满了对话,犹如一篇篇心理分析。主人公拉利是个具有反叛思想的年轻知识分子,曾是大学历史老师,后离婚失业,由于不能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而感到十分痛苦。他向拉米雷斯叙述了自己痛苦的根源:恋母情结与对父亲的憎恨。在向拉米雷斯讲述的过程中,拉利逐渐找回了自我,重新振作起来,最后,虽然没有为拉米雷斯在监狱里写的东西找到发表的地方,但他在大学里又找到了工作。而拉米雷斯这位曾因参加政治斗争而被关进监狱的阿根廷人在与拉利对话的过程中意识到是自己造成了妻子和儿子的被害。最后,两个主人公的命运令人深思:拉米雷斯为了自己的政治信仰牺牲了亲人,带着负罪感死去;拉利则开始学习社会斗争。
发表于1982年的《报答爱的血》与上一部一样,是对话体小说。主人公何塞马尔出生于巴西的一个农民家庭,后来成了足球明星。他曾勾引少女玛丽亚,后来又抛弃了她,与另一个女人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但到了三十六岁的时候他穷困潦倒、孤独,更不幸的是他因母亲病重不得不卖掉了祖上的房子。在小说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了内心复杂却很不幸的生活在下层社会的工人。普伊格揭示了没有什么文化的何塞马尔严重的大男子主义,以及他不善于面对现实生活的悲剧性结局。
普伊格的最后一部小说《热带夜晚的来临》(1988)的主题仍是失败的爱情。作者通过两位上了年纪的太太尼迪雅和鲁西之间的对话与书信来往,展示出里约热内卢一所公寓里发生的爱情悲剧故事。在这所公寓里居住着不同年龄的人。四十岁的西尔维娅失去丈夫后与儿子的关系也愈趋冷淡,她与一个自私的男人在一起过着屈辱的生活。看门人罗纳尔多抛弃了自己的妻儿,与一个尚未成年的姑娘私奔。两个年迈的老人在失去了丈夫和孩子后过着孤独的生活。
《蜘蛛女之吻》是普伊格的第四部小说,这无疑是他的小说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在1976年发表后,几次再版,被译成多种文字,并改编成电影。
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监狱的一间牢房里关押着两个囚犯,一个是政治犯瓦伦丁,另一个是同性恋者莫利纳。小说以他们两个人的对话为主线索,逐步展现出他们的内心世界,拨动了埋藏在他们意识深处的心弦,从一个侧面剖露了阿根廷社会的现实。作者以主人公叙述电影故事的方法,一方面揭示了力图改变社会的革命者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又从社会、心理和生理诸方面多层次地剖析了同性恋这个日益引起人们重视的社会问题。
对于同性恋的产生与存在,作者以严肃的态度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他采用新颖的表现手法,颇具匠心地将许多艺术技巧巧妙地糅合在一起,精心构筑了小说的结构,一部部异彩纷呈的电影故事,与小说正文相互呼应的理论柱石,穿插在对话当中的意识流,还有简洁明快的行书公文,让人读起来兴味盎然,余丝不断,真可谓集严肃文学与通俗小说于一身,既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又有对社会学和性心理学等问题的深刻探求,还有耐人琢磨的文学魅力。这种将文学性、趣味性、社会性、科学性融合在一起的特点是这部小说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这部小说中运用得最为突出的手法就是在两个人的对话中叙述电影故事。深谙电影艺术的普伊格巧妙地将六部电影的情节贯穿于整部小说的始末。这些电影故事的构思巧妙,安排得当。每部电影虽然都独立成篇,却有着共同的深邃的内涵,即从不同的角度隐喻同性恋的不同的表现方式及其心理特征。作者采用蒙太奇的手法,将电影与电影,电影与两个囚犯的现实生活剪切对比、明叙暗喻,像多棱镜一般折射出一幅幅既有情趣又耐人思索的画面。
全书一开始就是主人公之一的同性恋者莫利纳在向同室难友、政治犯瓦伦丁讲述《金钱豹女人》的电影故事,很快便把读者引到一个色彩斑斓的艺术世界中去。这是一个起源于中世纪的古老传说。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边远山村,男人们上了前线。冬天,连日的大雪使得村中食品奇缺,人们不断饿死。一天,一个魔鬼来到村里向村民分发食物,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交出一个女人。这时,村里一个最勇敢的女人站出来去见魔鬼。魔鬼身边站着一头饥饿凶残的金钱豹。那女人与魔鬼订下了盟约。战争结束后,男人们回到了村庄,那个女人的丈夫也回来了。当他回到家与妻子接吻的时候,被妻子活活地撕成碎片。莫利纳讲述的电影正是以这个传说为背景,描述了一个会变成金钱豹的女人的遭遇。电影的情节扣人心弦,气氛紧张神秘,场面惊险动人,既有人物的特写镜头,又有暗转暗切的悬念和隐喻。这个金钱豹女人需要的只是异性的保护和同情,而不是性爱。她一旦有了那种两性之间感情的冲动,便会变成一头金钱豹,特别是当她被某个真正的男性亲吻时,便会变成凶残的金钱豹将对方撕成碎片。这部影片的情节貌似荒诞,其实寓意十分深刻,且耐人寻味。作者对性被压抑而变成的奇异形态作了细致的分析,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说明金钱豹女人在爱情、在“性”上的变异,以及同她结婚却未同居的建筑师的心理上的“俄底浦斯情结”,表现了男女在性发育时期受到社会机制的禁锢所产生的残酷后果。
在莫利纳讲述电影故事的过程中,两个难友插科打诨,一会儿谈论个人的经历或牢房的生活,一会儿又对这部影片中的人物品头论足,并将自己与剧中人相联系。他们之间的谈话自然、随便,就像是一架摄像机真实地摄下了他们的铁窗生活,但在字里行间却透露出深一层的含义,即表现了与同性恋有关的个人经历和心理状态。这样,作者便通过电影,通过对话,多角度、多层次地把小说的主题展现在读者眼前。
作者除了用电影故事的叙述为主要表现手段外,还交叉运用公文佐证、注释对比、潜意识的标注等方法,将书中两位主人公在狱中的生活,他们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他们的心理活动都揭示出来。
在第九、第十和第十一这三章里,莫利纳讲述电影《索比女人的回归》。这是一部高潮迭起,充满了魔幻色彩的影片。莫利纳在叙述过程中,一些断断续续的意念不断闪现在他的脑海中(作者用斜体字标出);瓦伦丁在问话中也夹杂着他的内心活动(作者也用斜体字标出);他们各想各的,表现了各自头脑中的潜意识活动:
(莫利纳:)“……这时,船长对她说,千万不能让这鼓声给蒙骗了,有时鼓声传递的是对死亡的宣判。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个有病的老太太,心脏里灌满黑色的海水,淹死了。”
(瓦伦丁:)“警方的巡逻队,藏身地,催泪瓦斯,门开了,机枪口,令人窒息的黑血涌到口腔。请接着讲吧,你为什么不讲了?”
作者在对话中除了插入说话人的与电影故事和对话毫无关系的潜意识,有时还插入说话人与正在讲述的故事奇妙地连在一起的内心浮想,人的表层和深层的意识有机地糅合在一起。莫利纳讲故事时有这么一段:
“……由于黑影离窗很近,她看清抚摸室内物品的那只手非常消瘦,苍白得像死人的手一样。新娘惊得像木头一样,一动也不动。女尸在行走,背叛的梦游症患者,她在说梦话,把什么都说出来了,患传染病的病人听到了,他没有碰她,太叫人恶心了,女尸的肉体是白色的……”
这种游弋在意识与潜意识中的思想真实地再现了人物的情感和心绪。莫利纳和瓦伦丁两个人的头脑中多次出现的潜意识的遐想几乎都能分别构成一段短文,表达出两个较为完整的意思。莫利纳内心意识的潜流是一组对医院护士看护传染病病人时产生的联想;瓦伦丁内心想的是一系列使用暴力的场面,而这暴力总是与他曾参加过的政治斗争和对同性恋的镇压联系在一起。
在这三章中,莫利纳和瓦伦丁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莫利纳原本是接受了狱方软化瓦伦丁以探听其秘密的任务而来同瓦伦丁同居一室的。然而在共同生活中,莫利纳“爱”上了瓦伦丁,对他关怀备至,渐渐向他敞开了心扉,较为具体地剖诉了自己当“女人”的缘由,以及当“女人”的心理与感受。瓦伦丁对莫利纳也渐表同情,两人最终发生了性关系。作者在直接描述两位主人公产生同性恋过程的同时,用注释对比的手法,在书页的下半页乃至使用整页篇幅精心选注了着名的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专家如弗洛伊德等人有关同性恋的性心理学方面的不同论述,力图从理论上较全面地展示出对于性压抑,对于“里比多”,对于“俄底浦斯情结”的各种不同见解。这些理论注释是与小说的正文同步进行的,两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增强了作者提出问题的严肃性,使读者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和研究小说中出现的同性恋问题。
在第十一章和其他几章中,作者还采用了公文佐证的方法,数次摘记了莫利纳与监狱处长的谈话纪要,记录了安全委员会跟踪监视假释后的莫利纳所写的报告。这些以公文报告形式出现的章节不仅能简明扼要地叙述出莫利纳在不同场合的表现,反映出他内心的变化,而且还能渲染气氛,使作者表述的事情具有更加可靠的真实性。
在小说中作者不仅剖露出同性恋者的心理,而且也给读者展示出那个时代拉丁美洲革命斗争的一个侧面,莫利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总而言之,作者用多种艺术手法构成了一幅幅光怪陆离的立体画面,使读者在欣赏诙谐有趣的对话和一部又一部情节离奇的电影故事的同时,去思索引人深思的问题。在莫利纳“爱”上瓦伦丁,两人发生了性关系后,在第十四章有这么一段对话将小说的前前后后联系起来,并点出了小说的题意:
(莫利纳:)“我出于好奇,还想问你……你那会儿(按:指同性接吻)觉得吻我一下真想恶心吧?”
(瓦伦丁:)“嗯……也许是怕你也变成一只金钱豹,就像你给我讲的第一部电影中的那个女人一样。”
“我可不是金钱豹女人。”
“说得对,你不是金钱豹女人。”
“做金钱豹女人是十分悲惨的,谁也不能吻她,什么事也不能与她干。”
“你是蜘蛛女人,用自己的网擒获男人。”
“妙极了!这我喜欢。”
这样,“蜘蛛女”的含义便明白无误地告诉了读者。在全书的结尾,瓦伦丁遭到了拷打,他被注射了镇静剂后,头脑中产生了幻觉,虚虚实实的浮想在脑海中飘忽不定。那是棕榈树繁茂的海滨,阳光明媚,海浪相互撞击着,瓦伦丁回忆起逝去的斗争岁月,想像着一个蜘蛛女人正张开蛛网,她占据了他的整个脑海。在瓦伦丁的潜意识里,这个特殊的女人形象令人捉摸不透,是人们无法弄清的一个谜。作者正是通过这情思飘逸的臆想,在全书结束时将读者带到寓意深邃的幻境中,期待着读者去解开“蜘蛛女”这个谜。
曼努埃尔·普伊格的《蜘蛛女之吻》曾于1988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那时我国尚未加入国际保护知识产权的公约。而现在译林出版社购买了这部小说的版权,将这部在拉美文坛享有盛誉的小说再一次献给我国的读者。可以说这是中国的一个大的进步,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成果。现在,屠孟超教授对《蜘蛛女之吻》进行了重译,更好地保留了原书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