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 - 侵袭的家园，失落的乡村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
其实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以这样熟悉的句子开头一篇文字。只是想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自己来自何方，家乡在哪里。但是这种提醒，同时又是一种很无力的表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因为这种强调，预示着我已经远离了自己的家乡，隔膜着自己的邻人。每年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回家也仅仅是小住，对周围的环境漠不关心，最多是陪陪逐渐老去的父母，从他们简单的言语中了解乡村生活的真相。
其实已经没有了真相。父母所能告知的，也不过是一些家长里短的闲话。那是个贫瘠的乡村，平时最大的新闻也不过限于谁家娶了媳妇，谁家有了孩子等等。父母的唠叨之中隐含着某种暗示，总说我年纪已经不小，如果再不成家，会在村里落下闲话。这也是我每次回家总匆匆逃避的一个原因。父母的眼中，儿子的婚事和家室才是最重要的，他们不关心经济危机，不关心世界和战争，只关心粮食与蔬菜。不需要责怪他们目光短浅，如果你一辈子都生活在这样一个亘古不变的乡村里，你的思维也会如此，瞬息万变的外界于他们无涉，他们的生活就是日复一日地辛苦劳作，养儿育女，然后逐渐老去……
上个春节回家的时候，跟父母聊天时，他们提到说家里仅有的几亩地也承包出去了。当时的我并没有在意，原本就觉得父母年岁不便，一直劝他们把地承包给别人，他们还不乐意，说有一亩三分地心里会很踏实，总不用担心下岗没工作吃不上饭。父母的一代经过了六二年的大饥荒，十年的文革，九十年代的下岗裁员，新世纪里的经济危机，对他们来说，似乎只有这仅有的几亩地才是最靠得住的，他们对饥饿的记忆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以为他们终于听从了我的劝告，转变了观念，细问之下才知道，原来这次的承包跟以前有所不同。原来的承包只是限于同村的家庭，因为有很多闲置的劳动力。但是现在因为大部分的劳动力都已经外出进城打工，同村仅存的都是孤寡老人以及留守儿童，本来也没机会承包。但是城里有大公司来到这里，规划了一大片地打算统一种植农作物，建造工厂，所以算是集体承包，城市侵袭到了乡村。当我问及我们家的三亩地承包一年大概有多少钱时，父母占了大便宜似的说有1300元，已经是很高了。
2012年3月时，我像往常一样回家给父母祝寿。两位老人年龄越来越大，行动也颇有不变，每次回家看到他们行动迟缓的身体，花白的头发，心里总有些不是滋味。在城里的饭店订了房间，一家子人热热闹闹地聚会，吃饭，聊天。只有这个时候父母的脸上才充满了沧桑而幸福的笑容。姐姐，哥哥都在那个小县城里买了房子，生了孩子，除了我自己有些不着调，一直让父母牵挂着，他们对生活其实已经没有太多要求，子孙满堂，阖家幸福，这样俗气的生活就是他们最好的追求。城市是他们一直向往的生活，平时在村里，父母最值得炫耀的也就是这些孩子一个个都进了城，从农民变成了一个城里人，哪怕从我们那个村落到那个小城也不过五六里路，十几分钟的车程。但是城里人的身份就是最值得炫耀的资本。在吃饭的间隙，我还听父亲说，近几年政府要有大动作，把城市附近的零散的村落集中迁移，汇聚到小城的周围，统一规划和管理，变成城市郊区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把所有的农民都变成城里人，离开他们视如命根的土地。
其实，他们早已经离开了土地。我身边从小长大的伙伴们，一种是以读书的方式进城，每年声势浩大的高考已经成为了一种寄托农村父母家长的最大希望；而另一种方式就是直接进城打工。这两种方式本质都是一样的，不管是迂回曲线进城，还是直接进城。但是结局也可能是两种：一种是在城市打工几年后，心中的梦想之火逐渐熄灭，看够了风景，靠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回到家乡，娶妻生子，然后下一代重复着父辈进城的梦想；另外一种是拼命打拼，极力挣扎，努力在这个城市的角落里扎根立足。
乡村与城市代表着梦想生活的两集。前者的田园风光迷住了从城市里渴望寻找诗意的人，他们会在乡村做短暂的停留，享受农家生活的新鲜乐趣，如果你读过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就知道城市人对乡村的痴迷与意淫到了何种荒谬的程度；后者的现代生活气息吸引了大多数人群，拼命想在城市里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和户口，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用“流氓”这样的字眼总结他们漂泊无根的特性，梦想的家园已经丧失，现代化的生活没有得到，他们永远都在漂泊、游走，像本雅明笔下的城市闲逛者，但却没有后者的诗意与自由。尽管他们离开了土地，但是对家庭以及子女的责任，以及对他们梦想生活的建构，都牢牢地困住了一部分的自我。真是反讽，城里人厌倦了钢筋混凝土的冰冷，渴望田园生活，而一直恐惧被束缚在土地与贫穷中的农民极力挤入城市的荒流。
加拿大记者道格·桑德斯在《落脚城市：最后的人类大迁移与我们的未来》中，提到了这种说法：落脚城市，它既不是城市的一部分，距离乡村也越来越远，它们是城市里的乡村，是进入城市的一个跳板，一种过渡。与很多人对这种城市贫民窟的看法不同，桑德斯认为，落脚城市的存在其实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基础。社会代际之间的流动性，为一个城市的发展提供各种资源和活力。从乡村迁移到城市是一种经过严密计算的行为。很多人宁愿在城市里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却不乐意回到家乡。这其中蕴含着一种希望，那就是如果回到家里重复着父辈的生活，一辈子就会被困在土地上；而在城市中，发展的快节奏，机遇的巧合，自我的努力都会产生一种改变自我和改变命运的希望。他们依靠这种微薄的希望生活，哪怕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遭受着各种形式的歧视与白眼，但仍能感觉到幸福就在不远处。
桑德斯在《落脚城市》里指出：“城市的穷人虽然必须忍受拥挤的居住环境与各种羞辱，却还是优于乡下穷人的生活，而且落脚城市的居民都认为贫穷只是一种暂时的状况。不过，建立落脚城市只是乡下移民的在这段筹划旅程当中的第一步。他们投注了自己的一生，牺牲一整个时代的收入与平静生活，绝不只是为了从一种形态的贫穷换到另一种形态的贫穷。落脚城市的居民不认为自己是‘穷人’，而是成功的都市人，只是必须先经历这个贫穷的阶段，时间也许长达一个世代。”城市化的进程所能带给这些从远方而来的人们一种希望的微茫，为了这种生活，他们赌上了一切包括未来。没有人乐意回到乡村，连乡村都在急急忙忙地赶着进城，仿佛划入了城市的蓝图，就解决了一切的问题。
我们的乡村已经沦陷，我们的家乡只有在梦中的时候才有熟悉身影。但我们永远也回不去了，对不对？不久的将来，我们没有了选择的空间，乡村会变成一种消散的记忆，存留在历史的教科书和诗人的吟诵中，而城市生活成了我们没有选择余地的选择。这种同质化的城市生活，所能带给我们的会不会是另外一种幸福生活的幻影？
思郁
2012-7-4书
其实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以这样熟悉的句子开头一篇文字。只是想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自己来自何方，家乡在哪里。但是这种提醒，同时又是一种很无力的表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因为这种强调，预示着我已经远离了自己的家乡，隔膜着自己的邻人。每年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回家也仅仅是小住，对周围的环境漠不关心，最多是陪陪逐渐老去的父母，从他们简单的言语中了解乡村生活的真相。
其实已经没有了真相。父母所能告知的，也不过是一些家长里短的闲话。那是个贫瘠的乡村，平时最大的新闻也不过限于谁家娶了媳妇，谁家有了孩子等等。父母的唠叨之中隐含着某种暗示，总说我年纪已经不小，如果再不成家，会在村里落下闲话。这也是我每次回家总匆匆逃避的一个原因。父母的眼中，儿子的婚事和家室才是最重要的，他们不关心经济危机，不关心世界和战争，只关心粮食与蔬菜。不需要责怪他们目光短浅，如果你一辈子都生活在这样一个亘古不变的乡村里，你的思维也会如此，瞬息万变的外界于他们无涉，他们的生活就是日复一日地辛苦劳作，养儿育女，然后逐渐老去……
上个春节回家的时候，跟父母聊天时，他们提到说家里仅有的几亩地也承包出去了。当时的我并没有在意，原本就觉得父母年岁不便，一直劝他们把地承包给别人，他们还不乐意，说有一亩三分地心里会很踏实，总不用担心下岗没工作吃不上饭。父母的一代经过了六二年的大饥荒，十年的文革，九十年代的下岗裁员，新世纪里的经济危机，对他们来说，似乎只有这仅有的几亩地才是最靠得住的，他们对饥饿的记忆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以为他们终于听从了我的劝告，转变了观念，细问之下才知道，原来这次的承包跟以前有所不同。原来的承包只是限于同村的家庭，因为有很多闲置的劳动力。但是现在因为大部分的劳动力都已经外出进城打工，同村仅存的都是孤寡老人以及留守儿童，本来也没机会承包。但是城里有大公司来到这里，规划了一大片地打算统一种植农作物，建造工厂，所以算是集体承包，城市侵袭到了乡村。当我问及我们家的三亩地承包一年大概有多少钱时，父母占了大便宜似的说有1300元，已经是很高了。
2012年3月时，我像往常一样回家给父母祝寿。两位老人年龄越来越大，行动也颇有不变，每次回家看到他们行动迟缓的身体，花白的头发，心里总有些不是滋味。在城里的饭店订了房间，一家子人热热闹闹地聚会，吃饭，聊天。只有这个时候父母的脸上才充满了沧桑而幸福的笑容。姐姐，哥哥都在那个小县城里买了房子，生了孩子，除了我自己有些不着调，一直让父母牵挂着，他们对生活其实已经没有太多要求，子孙满堂，阖家幸福，这样俗气的生活就是他们最好的追求。城市是他们一直向往的生活，平时在村里，父母最值得炫耀的也就是这些孩子一个个都进了城，从农民变成了一个城里人，哪怕从我们那个村落到那个小城也不过五六里路，十几分钟的车程。但是城里人的身份就是最值得炫耀的资本。在吃饭的间隙，我还听父亲说，近几年政府要有大动作，把城市附近的零散的村落集中迁移，汇聚到小城的周围，统一规划和管理，变成城市郊区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把所有的农民都变成城里人，离开他们视如命根的土地。
其实，他们早已经离开了土地。我身边从小长大的伙伴们，一种是以读书的方式进城，每年声势浩大的高考已经成为了一种寄托农村父母家长的最大希望；而另一种方式就是直接进城打工。这两种方式本质都是一样的，不管是迂回曲线进城，还是直接进城。但是结局也可能是两种：一种是在城市打工几年后，心中的梦想之火逐渐熄灭，看够了风景，靠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回到家乡，娶妻生子，然后下一代重复着父辈进城的梦想；另外一种是拼命打拼，极力挣扎，努力在这个城市的角落里扎根立足。
乡村与城市代表着梦想生活的两集。前者的田园风光迷住了从城市里渴望寻找诗意的人，他们会在乡村做短暂的停留，享受农家生活的新鲜乐趣，如果你读过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就知道城市人对乡村的痴迷与意淫到了何种荒谬的程度；后者的现代生活气息吸引了大多数人群，拼命想在城市里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和户口，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用“流氓”这样的字眼总结他们漂泊无根的特性，梦想的家园已经丧失，现代化的生活没有得到，他们永远都在漂泊、游走，像本雅明笔下的城市闲逛者，但却没有后者的诗意与自由。尽管他们离开了土地，但是对家庭以及子女的责任，以及对他们梦想生活的建构，都牢牢地困住了一部分的自我。真是反讽，城里人厌倦了钢筋混凝土的冰冷，渴望田园生活，而一直恐惧被束缚在土地与贫穷中的农民极力挤入城市的荒流。
加拿大记者道格·桑德斯在《落脚城市：最后的人类大迁移与我们的未来》中，提到了这种说法：落脚城市，它既不是城市的一部分，距离乡村也越来越远，它们是城市里的乡村，是进入城市的一个跳板，一种过渡。与很多人对这种城市贫民窟的看法不同，桑德斯认为，落脚城市的存在其实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基础。社会代际之间的流动性，为一个城市的发展提供各种资源和活力。从乡村迁移到城市是一种经过严密计算的行为。很多人宁愿在城市里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却不乐意回到家乡。这其中蕴含着一种希望，那就是如果回到家里重复着父辈的生活，一辈子就会被困在土地上；而在城市中，发展的快节奏，机遇的巧合，自我的努力都会产生一种改变自我和改变命运的希望。他们依靠这种微薄的希望生活，哪怕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遭受着各种形式的歧视与白眼，但仍能感觉到幸福就在不远处。
桑德斯在《落脚城市》里指出：“城市的穷人虽然必须忍受拥挤的居住环境与各种羞辱，却还是优于乡下穷人的生活，而且落脚城市的居民都认为贫穷只是一种暂时的状况。不过，建立落脚城市只是乡下移民的在这段筹划旅程当中的第一步。他们投注了自己的一生，牺牲一整个时代的收入与平静生活，绝不只是为了从一种形态的贫穷换到另一种形态的贫穷。落脚城市的居民不认为自己是‘穷人’，而是成功的都市人，只是必须先经历这个贫穷的阶段，时间也许长达一个世代。”城市化的进程所能带给这些从远方而来的人们一种希望的微茫，为了这种生活，他们赌上了一切包括未来。没有人乐意回到乡村，连乡村都在急急忙忙地赶着进城，仿佛划入了城市的蓝图，就解决了一切的问题。
我们的乡村已经沦陷，我们的家乡只有在梦中的时候才有熟悉身影。但我们永远也回不去了，对不对？不久的将来，我们没有了选择的空间，乡村会变成一种消散的记忆，存留在历史的教科书和诗人的吟诵中，而城市生活成了我们没有选择余地的选择。这种同质化的城市生活，所能带给我们的会不会是另外一种幸福生活的幻影？
思郁
2012-7-4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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