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so Cubrilovic的家书（1）

                
                
本文是从塞尔维亚文转换到英语再作出版，Vaso身为塞拉耶佛事件中唯一幸存至战后的刺客，由于其年龄不到20岁，故在审判期间没有落入行刑队的手下，本信是出自Intinate Voices ：From The First World War本书，是Vaso向自己两个姐姐Vida和Staka解释自己如何卷入这场行动的来龙去脉，我的英语翻译程度和中文遣词造句显渣，如有错误，在此致歉。
1918年Zenica监狱
    我会尽量将我所记得所有关于刺杀的事宜写下来，我头一次想到刺杀行动的念头是在1913年10月在Tuzla的时候，當時我被我们和教师间的争斗、塞尔维亚学生所受的不平等对待以及波斯尼亚的整体情况所激怒。我认为我宁可杀掉一个真正伤害我们人民的家伙而非在另一场战争中为波斯尼亚而战。在战争中我所能做到的只是杀掉数个无辜的士兵，而那些真正该为这所有一切负责的“绅士们”根本不会出现在战争的任何一个角落之中。
　　　1914年1月当我在Tuzla被高中开除的那段时间，我摇摆不定了一会，不确定自己是否该逃离到塞尔维亚还是去塞拉耶佛和你们会合。最后，我选择去你们那儿。就在我和你们一起住在塞拉耶佛的时候，我被引见与其他和我有同样心志的诸多学生结识。
　　　到了4月，我很清楚地记得当我阅读Srpska Rec(塞尔维亚实录报)和Pobratimstvo(兄弟会报)时得知斐迪南将前往塞拉耶佛的消息。我立即开始盘算进行一场刺杀行动。在大学校园充斥着反奥地利情绪的氛围下，我相信肯定有其他人同樣琢磨相同的行动。我知道Lazer Djukic曾经因为参与1910年反对皇帝的一次刺杀行动而入监服刑，他绝对知道有谁在也在策划这样的一场行动，我决定找出答案。我可以选择加入他们，或者至少强迫Djukic帮我藏匿我计划从Tuzla弄来的武器。当有天我们两正在谈论关于1909年皇帝的参访时，我小心翼翼地提醒他现在斐迪南快要来到塞拉耶佛。Djukic回答“是的。”
　　　我说道：“我们应该好好‘欢迎欢迎’他。”这是我们对暗杀这字眼的暗号。
　　　“啊哈，是的，如果我们能找到适合的人选来执行它”Djukic回答。
　　　“总会有人的，但他们没有任何‘工具’来执行。”
　　　“如果人们真的想要武器的时候，总能找到的。”
　　　在这之前我们之间的交谈虽看似十分轻松愉快，但从现在开始事情严肃了起来。我告诉他我很愿意参与行动且心意已决。我唯一的问题是我没法马上弄到武器。
　　　Djukic将我介绍给Danilo Ilic。他会弄给我两颗bomb、一把gun和一些氰化物。Ilic只告诉我除了我们这组有三个人以外，另外还有三个人参与行动，另外我们的武器是由一些塞尔维亚军官所提供。我问他塞尔维亚政府是否知道这件事，他回答了：不，在塞尔维亚所有事情都是在秘密当中进行。我们之后就没有再谈论此事了。
　　　我们担心塞拉耶佛警察可能会决定将我们全体在斐迪南拜访期间逐出城市，此外，我也希望能在刺杀进行前离开你们，免得让你们惹上麻烦。这就是为何我一直向Staka吵着让我在考试结果出来前就出门的原因。
　　　在6月27日，Ilic,Popovic和我前往Bembasa,在那儿Ilic发给我们各人一颗bomb和一把gun。我们早在数个礼拜前就收到了氰化物药片，不幸的是我们不知道如何正确地储放这些氰化物，导致药片在我们口袋里受到了污损。Ilic告诉我我的位置会是在Danilo Dimovic的前门边，而Popovic Cvjetko则会在Prosvjeta文教大楼旁的街角待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