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著与暧昧：《过客》重读

执著与暧昧：《过客》重读
朱崇科
【摘要】《过客》作为一个鲁迅耗时持久且相对开放的文本，其实有其独特性和复杂性。其丰富性和歧义性恰恰是和它的“未完成性”所带来的暧昧性息息相关。从此意义层面来看，三个人物既有差异性，又有内在关联；从身份执著角度看，正是通过主客身份的流动与置换，鲁迅既强调要警惕堕落，又暗涉了“立人”乃至立国的可能路径。同样，在反抗绝望的补充与路向层面上，过客又呈现出迎拒的暧昧，而“西”未必就不包含了修正过的西方现代性。而在文体性质上，它亦有其开放性和暧昧性。
【关键词】《过客》；暧昧；反抗绝望；身份；文体越界
毫无疑问，鲁迅先生的《野草》作为独特的创制，由于“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 ，而更使得这部诗与哲学交汇的集子呈现出艰深晦涩、歧义丛生却又不可替代的魅力。相较而言，《过客》作为其中别具一格的书写而更具有不可遏抑的独创性和复杂性。
毋庸讳言，于1927年7月面世的《野草》迄今为止相关研究近乎汗牛充栋，即使我们以2002年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张梦阳著述的《中国鲁迅学通史》（下卷）对《野草》学史研究的梳理为例，进行观照，单单评述的内容就超过160个页码。即使单纯以《过客》为标题加以检索和爬梳，单篇论文亦有数百篇。当然，根据有关研究综述所论，《过客》研究也经历了不同的转向历程，“《过客》研究历经大半个世纪, 以1981 年为界, 前期是以‘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诗剧形式’、‘象征手法与意象设置’等为主的内部研究; 后期发展为‘比较研究’与‘后世影响’等外部研究。” 另外，也有相对详细的文献综述企图“在心灵与灵魂的层面、在艺术的层面与鲁迅进行一次跨越时间的对望和凝视。”
简单勾勒相关研究的路向，往往以考察和论析《过客》中的哲学意蕴为主，而对文体的辨析则相对较少。对于前者而言，相关认知主要可分为“过客”与作者之间的互相印证（如早期的胡风、冯雪峰等），不断有论者指出，老者、少女、过客皆是鲁迅自我的不同面向，比如有代表性的则是靖辉的《灵魂的自省：从文本的象征意义析<过客>》（《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4期）。从宏观层面而言，又有结合意识形态和革命话语的引领之说，甚至把过客的彷徨归结为其“思想局限”，如王瑶先生所言，“只是由于他的思想局限，这种希望和理想尚未能成为科学的预见，尚未能加以充满信心的肯定, 因而虽然绝不与黑暗妥协, 但面对着强大的敌人，就不能不有困顿孤寂之感了。”
当然，也有结合鲁迅整体哲学层面的思考，比如，“中间物”、“反抗绝望”（代表人物有钱理群、汪晖等）等似乎早已成为定论。当然，开人眼界，甚至令人大跌眼镜的论述也有，比如《过客》是鲁迅的爱情隐喻创作，比如李天明认为，《过客》中的“兀鹰”象征了鲁迅自我，“死尸”暗指朱安，小女孩象征了鲁迅的情爱心理，里面包含了鲁迅在两个女人之间的两难困境等。 不必多说，若从感情基调来讲，又有阴暗面（darkness）和乐观积极的判断差别。
上述研究林林总总，增益我们对《过客》的认知与深化理解，但同时又让人觉得有不满足感：在盲人摸象类比中各执一端的明显偏执外，我们对于《过客》含蕴哲学问题的追问是否有种过于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倾向？易言之，《过客》中所呈现出的意义层面的歧义性、多元性，甚至是暧昧性是否就是鲁迅自身的有意创设？同样需要质疑的是，《过客》的文体是否亦有辨证的必要？它到底是散文诗、戏剧，诗剧，还是小说？为此，本文欲重读《过客》，期冀可以提供一点新意来。
一、“过客”精神与“中间物”意识
简单而言，我们可以把“过客”精神归结为“在路上”。如略作区分，“在路上”又可分为两重：1行走的坚定姿态；2在路上的阶段性，好比“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若从这个层面思考，“过客”精神其实本身就是有它暧昧性和坚定性并存的繁复面孔的。
（一）隐喻的间性：三个人的象征意味。《过客》中的主人公过客、老者、小女孩三个人身上毫无疑问倾注了鲁迅相对深切的意义投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过客的角色和鲁迅自身密切相关。有论者指出了过客中西方文化精神的兼容性，“除西方的苏鲁支而外, 老翁与过客的东方原型可能要追溯到孔子与老子”，也认为它蕴含了鲁迅自身的精神投射，“过客就是鲁迅自我的化身，就是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的象征。”
必须指出的是，从“过客”精神的暧昧性视角考察，我们既要强调三者的内在关联，同时又要注意其幽微差别，同时更要警惕各执一端的弊病。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关于这三者从年龄到对未来想象/认知的类型区分：小女孩的天真热切与理想主义，老者的淡泊暮气与保守主义，过客的坚定清醒与现实主义。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可以玩耍的布满“野百合”、“野蔷薇”的草地，坟，以及二者兼取的“走完了那坟地之后呢？”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三者之间“过客”精神的内在贯穿性，从“过客”精神的暧昧视角切入，我们可以说过客是正在路上的过客，老者是停滞不前的曾经的过客，小女孩则是有好奇心的潜在过客。正是这样的张力关系，让我们对鲁迅塑造三人性格的举措充满好奇，也可以同时感知其独特魅力。
更进一步，从此视角考察和反省前人的某些论述，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如从意识形态角度的思考，往往会把老者视为反动、封建的老朽或古董，赫然变成了过客的死对头，这种观点是相当偏激和片面的，毕竟他也如过客一样前行过。同样，从情感视角把这三个人变成鲁迅、朱安、许广平三人行的爱情连缀则有些过于天马行空了，毕竟，这三个人之间的间性决定了他们内在的关联性，何况如果考察《过客》的写作时间和鲁迅与许广平书信来往的时间先后，这种解读简直就是臆想？同时，有些论者所坚持的这三者都属于作者内心的分裂则有一定道理，“《过客》也透露出鲁迅内心中的自我分裂，是其内心中两个自我两种倾向的绞斗”。
（二）反抗绝望与绝望反抗：还是“中间物”。如前所述，“过客”精神中也包含了“中间物”意识。在作品中，过客对于坟的前路可谓了然于胸（虽然终极目标上难以确定），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对死亡命定的坦然接受，这是他反抗绝望的相对清醒姿态，但同样也要看到的是，过客也有其绝望反抗的另一面。比如，他对前路是坟坚定追问中的“不知道”，同样还有“料不定能走完”而中途倒下的另类压迫。但毋庸讳言，他的反抗自始至终，如人所论，“他的这种反抗并不是完全英雄式的，他是在绝望中进行反抗, 他对未来并没有英雄式的、明确的目标，对未来还是迷茫的。所以鲁迅的现时是一种中间状态的现时，是一种从空洞向英雄将转而未完全转的现时。”
当然，过客还要面对自己本身的窘况，身体上异常疲惫，需要补充“血”，同时在主观精神上他也“愿意休息”，内外夹攻之下，所以，他的反抗其实又是绝望的。从此视角看，过分夸大过客的坚定性和积极性，使之变成革命的盲目乐观主义者自然是虚妄的，如有人所说的，“《过客》等实质上反映了昂扬的反抗绝望的战斗精神” 则有些武断；但反之亦有问题，把过客的彷徨、迷惘、疲乏等“阴暗面”变成绝对主流，罔顾过客的勇于反抗都是相对偏颇的观点。
当然，也有论者继续推进，从哲学的角度继续思考，指出“坟”之后是“他者”，“我对他者的关切会让我以某种方式超出我自己之坟”，他者也将会以某种方式让我在我之死后超出我自己之死。亦即, “让我继续生在他者对我的牵挂和关切之中”。 这当然是从对话的视角，或者说过客行走的目的与社会性关联加以推论，这种答案有一定道理；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过客也有其孤独的主体性，如果这种他者的社会性依旧劣根重重，或者让过客（我）相当憎恶，那么估计他宁愿孤独至死或者继续行走，继续自我放逐。
如果从韧性战斗的立场进行小结，套用胡风的话说，这就是“哀歌”与“搏战”的辨证关系，“正是因为这个从搏战发出的哀歌，或者说从哀歌出发的搏战，他不得不追逐‘那前面的声音’，两足流血地向前走去。”
二、身份执著：主/客的辩证
在文本中，老者曾劝说过客回转来时路，过客则坚决否认。照此思路，我们可以感知过客的“中间物”意识，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也可能隐喻了过客对身份追求的执著：对过去的坚定拒绝本身也包含了对新生的期冀。
（一）从过客到自主：新生的想象。从身份探寻的角度看，过客的对立面或转化目标其实是自主的主人，而在鲁迅思想哲学的关键词中，“立人”则是当仁不让的首选。
1聆听“声音”/召唤。正如自主的过程必须兼顾独立性培养与他者借鉴，而聆听“声音”或召唤则同样是利用他者践行使命并可能解放自我的必经之路，而在海德格尔看来，聆听本身也是一种能力，“唯有所领会者能聆听。”
文本中无论是老者，还是过客都曾经听到过“声音”的召唤，只是前者选择了置若罔闻，后者选择了倾听和实行。无独有偶，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先生也曾经提及要“听将令”，而在《南腔北调集》里继续申论道，“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可见聆听的确是一种必要的助攻姿态，而陈嘉映则指出，“本真的言说首先是聆听” 。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不可过分坐实这种“声音”的内涵，比如有人就穿凿附会的将之解读为“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中共的领导，这无疑是偏颇的，因为彼时无论是过客、鲁迅，还是中共等并未真正找到救赎之路。当然，这个声音可以是某种先进理念，比如启蒙、现代性，抑或是心中的道德律等等，而彭小燕则认为它是对虚无的一种直面和超越，“在笔者的论述逻辑里，这声音是死亡对于虚无的警示，这样的警示呼吁着人们超越生命的虚无，创造出活着的意义。” 当然，如果我们从艺术的视角进行剖析，则很可能是天人合一的福音，如美国现代派先驱韦伯（Max Weber，1881-1961）所言，“大自然等待着人类希望的灵感的实现。在大自然的子宫里，有许多未来和过去的艺术形式。只有当把自己以最高的敬意、沉默并与世隔绝的状态向大自然呼唤，人们才能听到大自然的回应。全神贯注的时候，人们才能听到内在的母性的声音。”
2主人与主国。某种意义上说，过客对“声音”的回应与坚守姿态既是个体的，又是群体的，二者间存在着一种流动性。说它有个体性，是因为他在迷惘中相当坚定，即使未看到终极目标或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但他始终未曾放弃，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彷徨中如此直面虚无、反抗绝望的；说它有集体性，是因为这个“声音”其实是面向大多数有行动力的群体的，所以过客听到了，老者也收到过类似信号，而其间的流动性在于，单个个体为群体性作出的努力和牺牲反过来可能有助于更多个体的提升和解放。
从此视角看，过客的坚守目的首先指向了自我使命的履行，然后借此建构自我，实现个性主义的张扬得以“立人”，同时因为有对集体性的担当，相互砥砺提携，而最终实现“立国”。易言之，从鲁迅长线的设计思路来看，过客的行走，既是“修己”，又是“达人”。
（二）警惕堕落：老者的迷失。如前所述，老者和过客之间原本有诸多共通点，如曾经行走过，曾经听到过“声音”的召唤，但问题在于，老者在艰难的时刻面对内忧外患时并没有坚守自我，既没完成过客的行走使命，又无力实现强大自我的建构，更遑论突破与超越？易言之，他其实是一个堕落的过客。我们不妨结合文本加以仔细分析。
文本开头，老者所言的“天天看见天，看见土，看见风，还不够好看么？什么也不比这些好看。”不能单纯归结为他对自然的眷恋或者是天人合一，比如丸尾常喜先生所认为的，“他并不相信超越性的上帝，自然对他而言才是上帝” ，在我看来，他也并不真正笃信自然，而更多体现出他借对自然的淡泊态度实现对人事和天命的逃避。另外，对于他所居住的周围环境，他是相当熟悉，“我单知道南边；北边；东边，你的来路。那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也许倒是于你们最好的地方。你莫怪我多嘴，据我看来，你已经这么劳顿了，还不如回转去”。不仅如此，他还劝说身心俱疲的过客重蹈其覆辙。
老者的迷失之处在于，他错把路上的风景的暂时性化为恒定性，加上自己的操守坚持不够（“无特操”），就从过客变成了心如止水的住户。而更深一层的含义是，他不仅没把这种堕落当作是缺憾和危险，而且还自欺欺人，以当地的主人自居，自以为实现了主客的身份置换，而实则是一种贪图安逸和私利的停滞乃至退化。
三、反抗绝望中的补偿、指向及其暧昧
某种意义上说，过客在坚守中有一种自我放逐（self-exile）的精神追求，他在绝望中反抗绝望。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过客同样需要一种动力补偿，他聆听并遵从“声音”的召唤，但从内部机能来看，他也需要补充能量，可是这种补充机制又是暧昧的。同样，过客所坚守的反抗路向——“西”，其实也有其暧昧性。
（一）补偿的暧昧。从动力补偿的机制来看，主要是体力营养与精神关爱两大层面。
1血与水的对/流。过客很清晰的指出，“可恨的是我的脚早经走破了，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举起一足给老人看，〕因此，我的血不够了；我要喝些血。但血在哪里呢？可是我也不愿意喝无论谁的血。我只得喝些水，来补充我的血。一路上总有水，我倒也并不感到什么不足。只是我的力气太稀薄了，血里面太多了水的缘故罢。”毋庸讳言，这里的“血”与“水”之间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关系。在鲁迅那里，“血”是和真诚奉献、鞠躬尽瘁密切相关，相当经典的则有，“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血。”而令人相当沉痛和悲切的说法还有，“在人生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乐。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瘦弱了。”（《两地书•九十五》）
反过来看，“水”不过是一种逼不得已的替代，因为过客肩负使命，无法也不能“吃人”、茹毛饮血，只好以水来进行替代，但长此以往，势必导致他日渐疲弱，而在精神上也是孤独绝望。当然，在鲁迅所不断汲取资源的尼采那里，“血”亦有着崇高的象征，血写的文字是精义，要学会理解和背诵，“凡一切已经写下的，我只爱其人用其血写下的。用血写：然后你将体会到，血便是精义。”又言，“谁写着心血，写着格言，是不要人读过便完，却是要人背诵的。” 无论是血写的文字，还是消耗精血前行，过客无疑都承载了鲁迅的哲学要义，如人所论，“事实上，《过客》也是鲁迅对于自身的一种生存论意义上的筹划”。 而在过客的行走中，血与水成为不对等的流动，过客只能更多消耗自己，“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2爱与负累的悖谬。作为一个精神特异者，过客自然也有他的深层孤独，他自然也需要关爱，但同时，关爱于他却也有暧昧性，那就是往往变成了负累，而这种观念其实也是他自我放逐的一种精神表征。比如，在劝说过客回转时，老者曾提及，“你也会遇见心底的眼泪，为你的悲哀。”但过客却不愿也不屑看到这种或者廉价或者真诚的同情之泪，因为这同样会加重他的精神压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本中的小女孩把一块布片送给过客包扎伤脚，他接取了，却又瞬间拒绝了。表面上看，他有他的理由，这块布“太小一点了”，“还是裹不下”，而实际上，因为这块物质的布片却关涉了精神上的关爱，如过客所言，“这真是极少有的好意”，“这布施是最上的东西了。”因此，渴望关爱的孤独者过客却选择了不得不拒绝无法偿还别人的布施/布片而继续孤单而疲敝的轻装上路，也惟其如此，他才可以更好的履行行走的使命，因为一旦有了牵挂，背负或内疚等情感，过客往往则难以专心致志、淡泊致远。
毫无疑问，这和鲁迅对于爱的复杂认知同声共气，他在诸多文章和书信中都有所提及，如《我要骗人》中所言的，“我不大愿意使人失望，所以对于爱人和仇人，都愿意有以骗之，亦即所以慰之，然而仍然各处都弄不好”；或者在《两地书二四》中给许广平所提及的，“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或者《书信250408致赵其文》中更是对《过客》有清晰的解释，“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但这种反抗，每容易蹉跌在‘爱’——感激也在内——里，所以那过客得了小女孩的一片破布的布施也几乎不能前进了” 。
（二）指向的暧昧：如何向“西”？在文末，鲁迅这样描写过客，“即刻昂了头，奋然向西走去。”“西”，无疑是行走的路向，含义繁复，我们不妨略作考察。
1犹疑的否定。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西”其实是一个未可知的存在，因为文本中的三个人皆未亲自涉足过，而且众说纷纭：到底是坟，还是可玩的点缀野花的草场，还是不可名状？过客对此只是诘问，但并未完全否定。
其次，面目模糊的“西”却是对现状的否定，至少是差异巨大。对于老者回转来时路的建议，过客断然拒绝，因为那里“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无疑，未知的西方至少比来路好，至少这是过客的判断。其他的方向，如南、北、东边，是老者“最熟悉的地方”，在老者看来，对于过客或许是“最好的地方”。对于一个身心俱疲的过客而言，休息，享受安逸，熟悉既存，放下斗志，忘却“声音”的召唤似乎也不失为一种诱惑，事实上，这也是过客的前辈——老者的生活现状。易言之，简单而言，“西”至少意味着不那么“憎恶”，也不堕落，而是一种新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到底是什么呢？
2“西”方现代性及其质疑。在对“西”进行多元而开放的理解框架下，我们其实完全可以把它视为修正了的西方现代性的一副面孔。我们当然不能天真的把过客等同于鲁迅，但无疑过客是鲁迅精神探寻的符号承载。在《过客》中，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探研，鲁迅毋宁更强调了西方现代文化和中国本土文化的差异性以及部分优越性，但同时，鲁迅也指出了西方文化中的荒原意识特征以及抵达此文化的艰巨性。如文本开头所言，“东，是几株杂树和瓦砾；西，是荒凉破败的丛葬；其间有一条似路非路的痕迹。”而在文末又加以重复和强调，“过客向野地里跄踉地闯进去，夜色跟在他后面。” 如人所论，《过客》中不乏西方文化的介入，“西方文化的影响却也包含在作品的形象之中：作为结果，它体现在关于东方文化颓败、瓦解的象征性意象中；作为原因，它体现在过客的行为方向上。”
简单考察鲁迅对西方现代性的复杂态度，可以说在主流层面上看，他是采取“拿来主义”主张大力引进、更新旧我的，同时，他也坚持批判吸收。比如在早期（1902-1909）的文言论文中，处处可见他的这种态度。如《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科学史教篇》等文章中，他对西方现代性是整体上热烈拥抱的，而且希望借此改良中国的“国民性”；但同时，他也保持了难能可贵的清醒，如批判其中的唯物质主义，反对机械论和物于物的恶果，所谓“至显之实利”“至肤之方术”等；同时，在对有关民主制度的过分乐观想象中，他也提醒要注意和警惕可能的集体暴政等；而在《破恶声论》里，却又批判沽名钓誉的“伪士”，尊重象征人类信仰的“迷信”。而在后五四与彷徨时期，虽然他也苦闷彷徨，但却从未放弃对西方现代性的引进与巩固，1925年的“青年必读书目”事件更是冰山一角的表征。
而到了1930年代，无论是1933年和施蛰存的《庄子》《文选》论争，还是1936年的《故事新编》书写中，他都苦口婆心，谆谆教导或告诫老路子行不通，很多人看到了其主张中的“取今复古”，却看不到他更加强调的“别立新宗”，而实际上，《故事新编》中无论是意义层面，还是文体的包容性方面都可谓是“张力的狂欢”。 而在我看来，如果将《过客》对西方现代性的追求放在鲁迅一生的现代性倡导和修正上，《过客》中的“西”恰恰是绝望时期的鲁迅有关朦胧西方现代性的坚定追求目标，具体操作上或许可能模糊，但在大方向上却毫不含糊。
四、辨体的暧昧：诗剧还是小说？
根据荆有麟在其著述《鲁迅回忆断片》（上海杂志公司，1943）中的回忆，据鲁迅先生自己讲，“《野草》中的《过客》一篇，在他脑筋中酝酿了将近十年。但因想不出合适的表现形式，所以总是迁延着，结果虽然写出了，但先生对于那样的表现手法，还没有感觉到十分满意，这可以看出：先生对于工作的忠实同认真。” 不难看出，鲁迅先生本人对这篇作品用力甚勤，同样我们也有理由对它的复杂性和暧昧性有所期待。而实际上，《过客》亦在文体方面呈现出创制的独特性与暧昧性。
（一）诗剧？表面上看，《过客》是一个对话体的独幕现代剧，但和一般戏剧不同的是，其情节性相对较弱，所谓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结构并不特别突出和明显。同时，由于鲁迅将之安放在散文诗集《野草》中，研究者只好别出心裁或顺水推舟称之为“诗剧” ，当然也有更精细的论证，如“可以说《过客》是中国现代象征诗剧早期的成功实验。”
毋庸讳言，鲁迅擅长各种现代文体，小说、杂文、散文诗等等，很大程度上说，他既是这些现代文体的实验者，又是集大成者，因此，他往往可以游离于各类文体之内或之外的限制。同样的戏剧体书写《起死》，却是安放在小说集《故事新编》中，虽然主题上是用来调侃庄子，但在文体上鲁迅却是将之视为小说的。类似的还有《铸剑》，其中许多场景描写和感染力却颇有些剧场特征与功能。
需要说明的是，抒情性和诗化是鲁迅特别擅长的创作实践之一，在散文诗中自是不必多说，而在小说中似乎也不遑多让。如《社戏》就带有浓郁的抒情性风格；当然，淡化情节、直抒胸臆亦是其常见追求，如《一件小事》其实更象是叙事散文。《兔和猫》、《鸭的喜剧》等小说其实更贴近散文的限定。从此视角看，如人所论，《过客》算是一个“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的典型文本。 但整体而言，《过客》中独特的诗性气质、散文化结构其实更贴近散文诗，套用片山智行先生的话说，“或许应该说是散文诗式的戏剧”。
（二）小说？如前所述，鲁迅是各种现代文体的穿越者和高手，用相对专业的术语来说，他是一个“越界写作者”。《过客》本身也是这种实践的混杂产物。郑家建指出，《故事新编》的“文体越界”不是单纯的“小说诗化”“小说散文化”，而是“为中国现实世界的矛盾性，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文本。” 某种意义上说，鲁迅胶着于《过客》的十年构思，从文体创新与意义的挖掘上可能皆有所突破的考量。
首先，从“诗意氛围”视角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虽然鲁迅书写《过客》的时间跨度是十年，但他的主题氛围和落脚点却是后五四和彷徨时期，从情感基调来说，其悲剧性和绝望感和他的小说《孤独者》、《在酒楼上》有神似之处。只是相较而言，过客彷徨中前行的坚定性给人以鼓舞，但毋庸讳言，这种书写策略其实更是有象征手法和诗化实践的，“借助象征、暗示、隐喻的推力，鲁迅从可感知的世界跃向抽象的领域，从现实世界跳到诗的境界…在这样一个大的象征结构之内，任何局部的成分都可能扩展成普遍性感情与思想。”
其次，若从对话体的主题言语来看，《过客》中亦掺入了杂文化风格，而众所周知，1925年亦是鲁迅杂文创作的丰收年，是年创作杂文50余篇。表现在《过客》中，尽管其意象象征中的某些隐喻含义相对复杂或多元，但在表达上却是坦率的，甚至是直露的。比如老者劝说过客回转时，过客坚决予以回绝，“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类似的段落还有过客的回答，“我怕我会这样：倘使我得到了谁的布施，我就要象兀鹰看见死尸一样，在四近徘徊，祝愿她的灭亡，给我亲自看见；或者咒诅她以外的一切全都灭亡，连我自己，因为我就应该得到咒诅。”这些回答都相当犀利，这些语句颇有诗性，如人所论，“用‘对话’来写，只是为了便于哲理的阐发，这些‘对话’其实都应当作‘诗’来看待的。《过客》不具备‘戏剧’那种可以演出的特点”。 但同时在我看来，这些观点的呈现更具杂文化风格。
第三，从《过客》推进的策略来看，我们得承认，鲁迅更多用了散文化的手法，尤其是关涉到小女孩送布片的事件与对话时，这么琐屑的事件居然占去了内涵丰富的文本的近1/3篇幅，如果从情节推进角度来看的话，这种节奏显得过于散漫，甚至有些杂沓了。
但众多文体的多元并存、众声喧哗却同时又是“小说性”（novelness） 增强的标志，从此视角看，我们完全可以把《过客》和《起死》一样视为一篇小说。某种意义上说，鲁迅对不同文体的界限和区分并不像普通“文学概论”那么死板，考察其发表时间，《过客》恰恰是居于《彷徨》（1926）和《故事新编》（1936）之间的文本，加上《故事新编》的主题主要是涉古，所以，鲁迅将之纳入1927年的《野草》集似乎又是必然和偶然结合的产物。当然，鲁迅独特的小说文体观念有其丰富多元的精神资源，既有西方的，又包含了鲁迅对中国传统小说精神资源的幽微继承与整合，有论者考察指出，在鲁迅那里，“小说的核心问题主要不在于其故事性（情节）或者历史性（环境），而是围绕塑造人物形象，从现实到文本的审美转换与超越。”
结语：《过客》作为一个鲁迅耗时持久且相对开放的文本，其实有其独特性和复杂性。在我看来，其丰富性和歧义性恰恰是和它的“未完成性”所带来的暧昧性息息相关。从此意义层面来看，三个人物既有差异性，又有内在关联；从身份执著角度看，正是通过主客身份的流动与置换，鲁迅既强调要警惕堕落，又暗涉了“立人”乃至立国的可能路径。同样，在反抗绝望的补充与路向层面上，过客又呈现出迎拒的暧昧，而“西”未必就不包含了修正过的西方现代性。
当然，毋庸讳言，若从文体的角度考察，《过客》既是戏剧，又是散文诗，同时又可以划入小说系列。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暧昧性、悖论性、开放性、复杂性恰恰是鲁迅经典化/经典性的主流特征，也正是鲁迅长期以来魅力四射的要因之一。反过来，过分以单一刻板的思维去评判鲁迅，或者以过于花哨的主观思维想象鲁迅虽不无意义，但往往可能是偏颇的。从此意义上说，《过客》其实就是经典鲁迅的一个绝佳样本，它将继续与所谓固定和单一的批评模式以及自以为是的批评家们“捣乱”。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广州510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