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真假美猴王”引出的乱弹

                
                
     “真假美猴王”一节于《西游记》故事演进可能是意义特殊的一个转折点，而六耳猕猴可能也并非如白骨精那般起于草末、命运悲摧。
    书中“真假美猴王”一节开篇，行文与情境便氤氲着不同以往的诡谲气息，先是白龙马不听招呼，被悟空唬得一阵狂奔，吓得唐僧失魂落魄；然后悟空打死劫路蟊贼，八戒说风凉话，唐僧抱怨责骂，猴头虽然嘴上服软，心里却窝起了一股无明火，于是“孙大圣有不睦之心，八戒沙僧亦有嫉妒之意，师徒都面是背非”，这样乖张的局面以及如此直白的表述，都是前所未有的；果然，后来那伙贼众命里该绝自撞晦头又来冒犯，猴头性起，打死大半，还把贼首的脑袋割下来，血淋淋的拎去让唐僧看，如此乖戾狂悖的举动，在悟空也是自其脱离花果山为妖的蒙昧时期后所未有过的；于是，八戒大呼小叫，唐僧又惊又怒，把紧箍咒念了好几十遍，勒进猴头里一寸多深，悟空吃不住痛，心中又不忿，唐僧一赶，也便走了。所以，这一节的回目里有“神狂”，是说悟空精神错乱，甚至有点“丧心病狂”了。
    悟空不服，跑到普陀找观音哭诉，神仙打死几个人不算什么事儿，观音一番温言安抚，说回头自见分晓，猴头噙着泪便到旁边自己想心事去了。没多久，便有那假行者显身，一言不合把唐僧打了个马趴，抢走了行李包袱，引出来真假美猴王一番比斗。奇的是，两个猴头造化本领一模一样，真假莫辨。闹到观音那儿，观音那么大本事，这回也没辄；上天庭找玉帝，照妖镜一照，一个模子出来俩儿泼猴，玉帝也抓瞎；且略过唐僧，直接钻到阴间，十殿阎罗更没戏，地藏王菩萨功德愿力甚深，结果也白搭，好在身边有个宠物，唤做谛听，能知世间前后因果，搭眼一看，看出分明，但死活不吐口，只说“佛法无边”；闹上灵山，如来心知肚明，说是六耳猕猴，之前尚斗得难解难分的悟空，这回如有佛助，只一棒就断送了六耳的小命。此一番上天入地，由东海到西天，把世界折腾一溜够，所以这回回目叫“二心搅乱大乾坤”。“二心”犹堪留意，因为书中都称悟空为“心猿”的。
    这一节故事的重要和特别之处在于：一来西行团队内部隐含的矛盾得以集中显现，并在激烈冲突后，得到比较彻底的化解；二来悟空这个“心猿”内在潜藏的恶念，得以完全释放，并在一番斗争后，得到根本的清除。于是，经过此番波折，取经队伍内部呈现出一派和谐的大好局面，特别是唐僧悟空师徒之间，互敬互重，之后再未有大的纠葛；而悟空由此修为似也得到提升，言语中气象万千，颇有得道之意。因此，这一节实是《西游记》故事发展的一个高潮。而之外，它还提示了《西游记》所包含的一个谜，即：悟空和如来的关系。曾记否，在悟空那“当世界还小的时候”，他夜半到菩提老祖（就是《大话西游》里的那串葡萄）室里求道，虔敬地对老祖说“此间更无六耳”……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被称为《红楼梦》结构与叙事的最大特色，但并非雪芹独创，明季小说中已颇有用之者。而《西游记》前十余回除笔法最优外，信息量之密集，已为后续留下颇多伏笔，实不可轻易放过。悟空自言为“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人氏”，这里有一背景需略作说明，即佛教认为的世界形态是：中央为须弥山，四周环绕四大部洲，分别为北俱卢洲、南赡部洲、东胜神洲、西牛贺洲，彼此以海洋相隔。中国和天竺都在南赡部洲，因此悟空根本上是只外国猴子。四大部洲上的生灵修为各异，以北俱卢洲为最高，都是神仙；南赡部洲则最低，为普通人所居，业力很深，但通过修行可以成佛（很像《指环王》中的世界）。悟空在花果山逍遥了二三百年，忽一日觉得不能再这样蹉跎下去了，要去求道，实现自我超越，便扎个筏子，“乘桴浮于海”，东南风起，漂向西北，到了南赡部洲，应该是中国（所以日本人要跟中国争悟空，还是有根据的）。由取经发生于唐贞观年间反推，则悟空进入中国应在西汉初年。悟空在中国盘桓了八九年，走遍各地，发现都是“为名为利之徒”，学不了道，很失望。便走到西部尽头，又扎个筏子，漂到了西牛贺洲。《西游记》作者犯了个常识错误，把天竺安到了西牛贺洲，大概是由“西天”望文生义来的。悟空经高人指点，找到了“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经过六七年，终于跟着菩提老祖学得了一身法术。所以，在三藏一行要到西牛贺洲的天竺的灵山找如来求取真经的很多很多年前，悟空早已到过那里。
                
                
                
                
    但由《西游记》作者犯的这种佛教常识错误，并由整部故事看来，其对佛教世界的描述仅涉皮毛表象，对佛教经义的诠释也大体局限在《心经》以内，而道教色彩和气息则要浓郁得多，其中有关全真派所倡导的内丹修炼之说则几乎贯穿始终。这种现象则根本上关涉《西游记》作者之谜及其发展轨迹。将《西游记》作者旗帜鲜明地确认为吴承恩，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先生撰著的《中国小说史略》，而其根据则在于胡适先生对明天启年间《淮安府志》中“吴承恩曾著《西游记》”的发见与考证。但这条证据仅是孤证，而自百回本《西游记》于明万历年间问世以来，从未有明确署名，或仅署“华阳洞天主人校”，且同时于学界与民间又一直流传着《西游记》出于长春真人丘处机及其子弟之手的观点。况据后代学者对吴承恩生平的累世考证，其才力、经历、志趣等颇不符八十万言小说《西游记》作者的身份，其所撰《西游记》极可能是部短篇游记。而全真教掌门丘处机曾受成吉思汗之邀，率弟子自山东西行，经蒙古入中亚为其讲道，行迹直至今阿富汗境内，得到了成吉思汗“老子化胡”这样的称颂。其后便有丘处机撰《西游记》以宣扬其事并传播全真教义之说的出现与流布。
                
                
    何以一个道教派别会借助于一个和尚取经的故事呢？原因大概在于：一来自玄奘取经返国后，即有佛门弟子编撰相应传奇向民间传播，经唐、五代、宋辽金至元，唐三藏与猴行者西天取经故事已基本成形，且传播形式多样，在民间已有广泛基础，对此加以全真教包装，既方便省力又易于传播和接受。二来道教自始便有兼收并包的特点，而在佛教领域，自禅宗六祖慧能以后，佛教已基本完成中国化，禅宗成为主流，经唐、五代至宋，已得到社会的普遍接受并发挥着巨大影响，王重阳（就是《东成西就》里甫一出关便被欧阳峰的靴子扎死的那位）创建“新道教”之全真派，便以“调和三教”为宗旨，奉佛家《心经》、道家《道德经》、儒家《孝经》为根本，而其成展壮大，更充分借鉴或直接借用了禅宗“直指本心”、“不立文字”之说及《百丈清规》等丛林制度，所以全真附丽于唐僧取经故事，在心理及经义上并无冲突。三是元自忽必烈后，因信仰转向佛教，对全真教实行压制排挤政策；入明后，虽明帝崇信道教，但因忌怛于全真教与蒙古上层曾经的亲密关系，而依然对其加以防范抑制，通过扶持太一、正一等派对其进行打压，所以全真派弟子传承《西游记》并对其进行修订完善也是一种掩护策略。而且，根据晚近实物发现及中外资料对证，已基本可以确定在现行本《西游记》出现之前，存在着一部故事已大体完整的、由全真教人士撰著的、具有浓厚全真教色彩的“老版”《西游记》。在此基础上，大致于明嘉靖中晚期至万历初年，由江淮一带的全真教后人或某位“吴承恩”先生对其加以润色重整，并据时代背景加以增删改饰，形成“新版”《西游记》，是很有可能的。
    以上对于六耳猕猴故事的“推论”和对于《西游记》作者的“索隐”，并不在于搜枯究奇，引为谈资，而在于以此作为探究中国历史文化源流及中国人精神心灵、伦理观念发展建构历程的一种努力。毕竟我们不是孙悟空那样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仿佛身上的血脉，我们的精神与心灵符码、对世界的认识、对生命的感知，亦当传承有自。而对历史抱以“理解之同情”，对先人的精神创造给予充分的尊重，也当是今人应有之义。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都作用于当下，鉴往知来，这也正是历史应有的尊严和意义。
                
                
    这里再宕开一笔。“悟空”，历史上实有其人，亦为唐代中国一僧侣，年代当在玄奘以后，亦曾独自西行天竺求法，并著有《悟空行记》。悟空事迹及其著作，对于唐三藏故事沿革中猴行者最终定名为悟空，对于《西游记》的成书，究竟是否有所影响、有怎样的影响，因为资料的缺失，今尚不可考。但有关的一则轶事却有可议之处。清末，有欧洲学者就悟空及《悟空行记》发表了专论，引起日本东方学界的极大震动，认为表明日本在东方学的发见与研究上已远远落后于欧洲。而晚近以来，日本以中国及朝、满、蒙、回（新 疆）、藏史地研究为中心的东方学的勃兴一直由日本政府及军界所主导，有着鲜明的利益诉求背景，对于其后吞并琉球、侵夺朝鲜、割占台澎、经略满洲、渗透蒙 古并最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打下了情报基础，并提供了“法理依据”。这一作用及影响流绪至今。日本、韩国及其他周边国家在历史记述上与我国的差异，造成国民历史记忆与民族心理的深层抵牾，隐含并昭示着必然的现实冲突。（这一点在台湾的反映，尤堪关注。近年来，台湾地区有官方背景的历史研究机构已提出一种“同心圆”理论，即以台湾乡土史和台湾史为中心，以中国大陆、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同为周边，以世界其他地区为外围的这样一种阐释台湾历史的理论，并已印制相应的地图。而建构历史，是比其采购武器更为危险、更值得警惕的举措。）
    以上所记，或许正符此前曾引陈寅恪先生的那句话：孰谓空文与治道学术无裨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