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在烈火中燃烧的胶片

记者：我 路痴
编辑：我 路痴
摄影：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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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导演做了很多次第一个，诸如第一位独立电影导演，第一次涉及同性题材影片的中国内地导演等等诸如此类。但是如果你认真的看过他的每一部作品，你才有权利去评价并且告诉别人，他这个“第一”并不是一个噱头或者标新立异的一次尝试。他的每一部电影都是一部对生命的赞歌，而看电影的过程更像是一次对生命的洗礼。
张元导演1963年出生于江苏，1985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1990年拍摄第一步电影《妈妈》，次年该片于法国获得多项大奖。该片在中国被禁，此后六年的张元导演便走入了九十年代中国电影的一条有意思的路线——拍摄东方世界的故事，而在西方国家上映。与同时期的娄烨，贾樟柯等导演，区别于所谓的“第五代”导演，而更去关注属于看似平凡生活中的琐碎的故事，从琐碎中揣摩人生的真谛，寻找人性的本质。
                
                
回到张元导演的电影本身，从第一部电影《妈妈》讲述一个身体有严重疾病的孩子，与年轻母亲对生命的抗争的故事，到《北京杂种》中对90年代初中国“垮掉的一代”与中国摇滚先锋生活细致的描写。再到《儿子》《东宫西宫》等取自真人真事的改变电影。张元导演所创造的电影艺术在所谓“大师派”眼中是廉价的，是夜晚打样超市中的处理品。并没有中国导演所忠爱的，大战争中指挥睿智的胜利，百团大战平型关大捷。更没有飞机大炮轰炸机的助力。张元导演创造的电影艺术，来自人生百态，来自街头巷尾，市井之间。他更愿意去关注贫民，流民，社会底层人，边缘人氏，甚至腌臜泼才的生活。而恰恰这些并不被所谓的大众媒体认可的，被称之为独立而又非正统的视点。成就了张元老师的艺术造诣。他从不刻意宣泄自己的情感，而是通过舒缓的叙事方式，流畅而看似平淡的镜头运用，将一切故事凌驾于白纸黑字上，用胶片这只神奇的画笔，在宽荧幕上勾勒出一幅画卷，在画卷内你看到的是出于平凡市井之间，却充满人性本质挣扎的写照，最后这故事像你娓娓道来，电影结束，起灯人散，散场之后一幕幕久久长长的徘徊于脑海内外。在张元导演眼中，他并不是一个造梦的人，是这些故事自动找到他，而他只是一个酒酿，将本有的夹杂在斑驳岁月中的往事，从谈如长河的生活中提炼出来。加以自己的情感酿造，最后这酒醉人而不复长醒，在酒中有着贫困人民的辛酸，刻画了中国人对零星幸福的渴望，而梦想背后的甘甜却遥远而不可预计。最后这些变成了一幕幕的影像，刻印在了24帧一秒的胶片上，永远永远。
关于张元老师的采访，具体规定的篇幅乃是太有限的载体，他的影片中所渗透的势必不能一一列举的，记得我采访张元导演的时候，著名的中国摇滚乐先驱王迪老师也在场，张元老师对王迪老师的评价是：王迪就是一个“老炮”他在《边走边唱》中的演唱给陈凯歌唱哭了。而张元老师必定是一个渗透了摇滚热血的导演，他关注边缘人，崇尚独立精神，重视自我拼搏而永不妥协，而他拍摄的不仅仅是一部电影，视线穿越过燃烧在火焰中的胶片，拿着的像是一把刀，切割撕裂后的影像的正是那些别人想做都不敢做的。
以下是对张元导演的采访
我痞子乔，乔山中 Johnny Crowley：以下简称W
W： 《妈妈》第一部独立电影？
张元： 最早的时候我是做摄影师，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儿童电影制片厂准备要拍这部电影，开始是由孙晨导演来拍，准备了半年时间，一些分镜头到剧本都做完了，但是儿影厂莫名其妙就下马了，这个戏又转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叫宫逸群，他知道我之前已经有参与，所以又把我喊去继续参加拍摄。但由于这个电影是根据戴群的小说改编，又因为年代以及政治等问题，八一电影制片厂也下马了。
但是我作为摄影师，已经参与了很长时间，对这个题材也比较了解了，也很喜欢，于是就想是否有可能自己来拍。我开始只是想做制片人，并希望由王小帅来跟我一起做，又因为他有其他片子的活，没时间加入，就只能我自己来拍了。
W：《妈妈》是第一部定义下的独立电影？
张元：那个时候只有16家电影制片厂可以拍电影，自己去拍电影，那是不可能的，当时的我也就是懵懵懂懂的，就买了一些过期的保定的黑白胶片和柯达的胶片，但没想到，这些过期的胶片，拍完之后正是我们想要的味道。当时也是在我自己房间里拍的。就是因为这些限制，反而对一个作品额风格和味道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W：您是怎么理解独立电影的呢？认为自己一直是个独立电影导演么？
张元：独立这个词，在美国有很多的含义，除了八大电影公司之外，其他一些小的公司做的电影一般都称作为独立电影，没有什么政治含义，美国也使用一个词：“underground”(地下的) 一般不在院线发行的，只出一个DVD的那种，都可以称为underground 电影。虽然我被广电总局7次发文禁止我拍电影，但到97年，我得到了一张纸“关于恢复张元同志导演资格的决定”，其实之前也没有人任命我为导演，反倒是一恢复才任命我成为导演了。其实一个名称不是那么重要的，什么是不是独立导演啊、地下导演啊，或者是被禁止导演，或者是第六代，这个东西并不重要，都是一个冠在自己名头上的名字而已。
W：为什么会在那个年代选择拍妈妈这样一个故事？
张元：我也很庆幸，我的第一部电影没有去拍我自己的生活，也没有拍自己周围的生活，好像是去选了一个很小的题材，恰恰是这个题材，使我更深地认识到了更有社会意义的一个不小的角度。这其中有母爱，有母亲复杂的人性，还有面对不能自理的亲人的一种纠结的关系。
W：说到您的第二部电影《北京杂种》，当时您的生活摇滚么？
张元：当时是因为之前拍摄了很多崔健的MV，《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最后一枪》、后来的《飞了》……我原来是喜欢古典音乐的，真正说听摇滚音乐，崔健应该算是我的老师，他带着我听了很多很好的西方的摇滚乐，从那时开始我就成了一个特别狂热的摇滚乐爱好者。这部电影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部摇滚电影，因为当时的拍摄非常的自由，也没有固定的剧本，在那种非常随机的过程中，记录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质感的影像，这个影像估计是在今天，我们再也找不到了。那个时候，92年，我们也都年轻，也就是这种非常冲动的热情，把当时胡同里的那种大北京的真正的味道和质感捕捉下来了，就真正地还原了那个年代。
W：后来您有拍了《儿子》、《警察与同性恋……》……一系列普通人不普通的事，是什么逼着您拍了这些身边的事？不去拍一些宏大的主题呢？
张元：其实都是这些故事主动找到我的。例如拍《儿子》，就是因为主人公就是我的邻居，他们俩人自己敲开了我家的们，跟我讲了他家的故事，并且告诉我说，如果你不拍这个故事，那你就太傻逼了，我们家的故事是绝对牛逼的。我问，那牛逼什么？他就说了他的父亲住在精神病院里等等事情，这样我才开始了对他们家真实故事的拍摄，并且邀请了他们一家人自己来演。这个电影对于我来说是很珍贵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它的随机性，准备的时间也不是特别长，差不多也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剧本，然后几乎没有准备就开拍了，当时那位父亲是从精神病院里借出来的，拍完之后，他又回到了精神病院。我觉得拍这个片子本身的意义就像是一个神奇的故事。《东宫西宫》也是这样，也是我碰到了这样一个题材，正好我看到了一个艾滋病的研究组织，需要了解一些同性恋的生活，他们竟然和警察勾结在一起，到公园里去抓一些人来进行采访和问卷调查，因为当时这件事让我非常的愤怒，觉得很离谱，到今天简直是不能想象的。
W：所以您打算把这些拍出来当一个武器？
张元：当然。我一开始写剧本的梗概，开始准备，后来因为碰上了王小波，他的加入，我觉得赋予了这部电影更多的诗意和一些更有趣的人性的内涵。它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同性恋的电影，也包括一些权力、政治，控制与被控制、施虐与受虐之间的更深的人性的关系。我觉得这方面也是有意义的。虽然在当时的意义是华语电影中此类影片的第一部，虽然在国内没有上映，但是几十种盗版我觉得对大家也是起到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很多是难以进行统计的。例如，我们这么早就提出来对于这种感情的一种尊重，或者是说也在去建构这种文化，它的意义非常深远。（W：这部片子像一把刀。）张元：嗯……有点意义。
W：后来拍到《回家过年》，我以为您在回归一些主流题材，但实际上还是关注的身边的一些边缘人物？
张元：这部电影是我拿到恢复导演资格之后的第一部电影，当时是觉得很有必要让自己的作品与国内的观众见面，当时如果不用这种方式的话，也拍不了电影。因为在拍完《东宫西宫》之后，我们的处境很难，不禁是下禁令，我还被没收了护照。但我还是开始准备《回家过年》。我们去了17家监狱，在去监狱的路途当中，在天津监狱发现了这个真实的故事。
W：后来再拍《看上去很美》，王朔以及您，那个时代的人好像都对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童年有着一种共产主义情节。拍这部电影有什么目的？
张元：拍这部电影最初的原因也是因为我自己的孩子，我剪接《过年回家》的时候，是在意大利剪接的，去意大利之前的一个晚上，王朔约我在一个酒吧里见面，带来了他刚出版的小说《看上去真美》，我就带着这本书在意大利看，看小说的时候，那时我的女儿一岁多，刚刚能走一点路，还不怎么说话。那过程中，我陪着她一起看动画片《小飞象》，看的时候她就一直在流眼泪，完全不是孩子的哭，是像一个成人一样流泪，我就发现，一个再小的灵魂，她都是独立的，而且他们的情感是完整的。所以说童年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成人世界的一个折射。我即使是拍童年世界，它也是非常完整的。那时，我一边看小说，一边看着我的孩子成长，我就想要拍一部这样的电影。（《文周》：那时就想好了以后要用自己的女儿么？）
张元：也没有。这个戏准备了很长时间，碰巧了，当能拍的时候，正好她能演。也多亏了她参加演出。
W：您觉得您女儿表现的怎么样？
张元：嗯，很好，因为拍这个戏很辛苦，如果没有我女儿，我就觉得我是在折磨这些孩子，有了她以后，心里面找到了一种平衡。
W：您经历过一段灰色时期，当一个导演把自己的人生导演到一个低谷的时候，您会像您刻画过的人物一样么？
张元：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辉煌过，也没有感觉过我低谷过。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我从不觉得我有多么的灰暗，就像我不觉得我有过怎样的辉煌一样。都是过眼烟云，没什么了不起的。
W：有没有像跟《北京杂种》做一个轮回？
张元：嗯是的，有点希望想找到原来的感觉，但是我发现恐怕也找不到。摄影展倒是找到了一些，但在电影剧本上费的劲就很大，主要当时吹了个牛逼，就是说，做完展览之后出一本书，然后再拍一部电影，书当然很简单，一下就出来了。但是真正把这个写成剧本就费了大劲了。写了将近一年也没写出来，不过到现在也算终于拍出来了。
W：这部电影讲的是80年代的孩子？那您怎么看待我们这一代（80后左右）？
张元：对，就是80年代，拍这个电影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我对80后的认识完全错了。我最早想的是，已经改革开放30年了，物质生活的都比较好，我就认为现在的80年代肯定过的很好。我在开摄影展的时候，采访了差不多有300多个人，都面对着我的摄影机提问题，整理出来的采访内容是让我非常震惊的，他们要比我想象的要痛苦的多，或者是过的非常的不幸。我觉得你们这一代比我们过的还要痛苦，我觉得我们那一代在某些方面还要更加的自由一些，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太大了。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谈话的角度，如果我站在你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也可能考虑的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