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万历间的反理学思潮与公安派
隆庆、万历间的反理学思潮与公安派
文/马积高
继明代中叶诗文复古派而兴起的公安派，是一个高举革新旗帜的文学流派。领导这一革新运动的公安三袁和中郞之友江盈科（字进之）都是以反复古自命的。人们在论述这一派时，大都要追溯他们的前辈和年龄稍长的反复古的人物，远一点说，可以上溯到苏轼、杨维桢，近一点说，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提到徐渭、汤显祖、李卓吾、焦竑、冯琦、于慎行等人，还指出了唐宋派散文家唐顺之晚年之论同公安派的联系。他的意思都是对的，特别是举出焦竑、冯琦两人来，更可谓有特识。……故说两袁的反复古的文学观最初是由焦竑、冯琦启迪，殆非臆测，焦的作用或更重要。但给予三袁思想及其文学观以更大影响的无疑是卓吾，中道在《中郞先生行状》中说：
先生（指中郞）既见龙湖（卓吾），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中流出……（《吏部验封司郞中郞先生行状》）
这段话也许略有夸张，但卓吾那种独立千古的精神，无论冯琦辈不能望其项背，即他的好友，泰州学派巨子焦竑也相对失色，徐渭自亦不及。中郞为他所倾倒，而且最激赏其解脱束缚，独立不倚的精神，这是符合实际的。作为公安派主将的袁中郞，其人品和文学见解的可贵也正是在于他继承了卓吾的这种精神。离开了这种精神，公安派的性灵说，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尚真、尚趣，贵淡（通俗化）等一系列意在创新的见解便将失去光彩。
但是公安派的领袖人物袁宏道所受卓吾的影响又决不只是独立不倚的精神。……中郞从卓吾那里获得启发最大的则是卓吾的自然人性论，这种人性论的特点就是以人的自然情欲作为人性的基础。卓吾的《童心说》及其与耿定向的反复辩论，一言以蔽之，就是阐扬这种人性论，他的会通儒、释、道也主要集中在这一点上。中郞对此是颇有体会的，并有所发挥。
……（按：笔者收录时，引文从略）……
中郞这种人性论，自是唯心主义的，其是非不待多言，然这正是他的性灵说所自出，也是他主张诗文要真，要有趣之所自出。因中郞之所谓“性灵”，实质就是写个人的真性情，而正如他所说，“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识张幼于铭后》）而“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叙小修诗》“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叙陈正甫会心集》）这一系列的美学要求，都是从自然人性论，从卓吾的《童心说》一路推衍出来的。公安派的文学理论，不但具有反复古、模拟的积极意义，也有反理学的意义，其根株即在于此。
但是，在仔细考察袁中郞等人其文学观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他们同卓吾的思想还有一段距离，即以公安派的杰出代表袁中郞而言，其思想就比卓吾要温和得多，也可以说要保守一些，小修以下就更不如。这是由于中郞辈的生活环境，走的道路都与卓吾有所不同，中郞、小修后期所处的历史条件也有变化。（此点从略）
如果说中郞在思想上要求解脱的程度不及李卓吾而且走着弧形的发展道路的话，他在文学观方面同样也显得目光不及卓吾的深刻而且也走着弧形的道路，这主要表现为：他们都主张文学作品贵真，贵有独得之见，但在具体衡量、评价作品时，着眼点却有所不同，我在论卓吾时曾指出，他评小说，评戏曲乃至诗文，其着眼点主要在思想。中郞则主要着眼于是否表现了生活的真趣。……这种不同，当然也因为卓吾主要是思想家，故多着眼于思想，中郞主要是文学家，自不能不多着眼于艺术。但文学家并非不应注意思想，故仍然可见其思想的差异。中郞晚年以及上修晚年，对自己文学革新主张朋修正，又主张要学唐，固然是因为他们这一派作者多流于浅俗，不得不从老祖宗那么寻求补救之方，然其开始即只注意内容的真和趣，而不大注意思想的深刻精警，则是其后来退缩的根源。不然，用浅俗的语言表现真实而精深的思想感情，正是可以继续加以开创的广阔道路，又何必一定要回到唐人那里去呢？
当然，我这样说，决不是否定公安派在反理学上的贡献和在诗文革新上的功绩。就是他们在理论上的弱点，除了他们个人的条件也还有历史因素，主要是传统压力太大……新思潮在重压下不能不趋向于低沉。……但他在诗文改革的理论上也有一些精到的见解，能发卓吾所未发，这尤表现对复古理论的廓清上。我们知道，卓吾也是反对复古的，但他只说凡童心之文就好，不必复古，这就说得很粗。徐渭讥复古派是“学为鸟言”（《叶子肃诗序》）很痛快，然所论颇浅，亦未足服复古派之心。中郞对复古派也有嬉笑怒骂处，然往往有精警的分析，能捣毁其巢穴，如：
夫诗之气，一代减一代，故古也厚，今也薄。诗之奇之妙无所不极，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尽之情，今无不写之景。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与丘长孺》）
这段话显系针对复古派力主必得唐以前诗歌的浑厚的格调而言的。……中郞高明之处，是他并不讳言这种区别（按：厚与薄的区别），而从情、景常新的角度另提奇、妙、工的标准，以之来判定“一代盛一代”这样好像没有正面驳，实际上却驳倒了，因为既然奇了、妙了、工了，还论什么厚薄呢？中郞在此是论诗，实际上也通于文，文若以奇 、妙、工为准，所谓秦汉、唐宋之争就是可笑的了。
更在甚者，公安派不仅不论什么厚薄，也不要什么一成不变的法，而提倡“信心而出，信口而谈”（中郞：《与张幼于书》），公开提出：“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转隔碍，虽写得畅显，已恐不如口舌矣，况能如心之所存乎？故孔子曰‘辞达而已。’达不达，文不文之辨也。”（袁宏道《论文》上）这是一个爆炸性的文体解放的见解，它不仅扫荡了复古派拘守古法的迷雾，也给唐宋派的拘守欧曾文法将了一军。正唯如此，尽管公安派和复古派同样主张学习民间歌曲，而学习的原则不同。
……
由于强调“信口而谈”，必然崇尚平淡的文风，故中郞以为淡“是文之真性灵”。（《叙呙氏家绳集》）但淡很易流于率，宋以来一些理学家的诗文就率而枯甚至率而俗了所以公安派又提出“趣”来，认为“世人所难得者唯趣”。然其所谓“趣”仍是来自自然，故说“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不知其趣，然无往而非趣也。……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中郞《叙陈正甫会心集》）这是卓吾的童心说的翻版，也是中郞论文尚真、主性灵在美学上的必然要求。
总之，公安派的文学观点的核心也如这一派的领袖袁中郞的思想一样，是以自然为核心。但这个自然，并不是指客观世界而是指的人的主观世界，特别是作家个人的主观世界；但他们所谓自然的真趣，主要是指那些名士风流的情趣，如对山水、酒、茶、乃至美女的热爱等，即所谓“有所寄”。这里固然常浸透着某种鄙视庸俗世故的感情和摆脱理学束缚的思想，却远不如李卓吾那样处处以其所谓童真同伪道学相对立，并予以尖锐的批评。故他们虽力求从传统思想和传统文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但他们开拓的境界却有限。相反，却因为有意回避复古派所倡导的风雅比兴的传统，而把文学反映重大现实问题的任务放松了。尽管如此，这个文学流派在当时还是趣了很大的积极作用的。它至少使人们不是面向复古，而是面向创新；不是一般地注意描写人情，而是特别注意到反映人的个性，这同那时历史发展的要求是相合的。
说到这里，我想顺便谈一下复古派与公安派的关系。……前面已经提到他们同时主张向民间小曲学习，但一则重其情之真，一则要学其语之新，是同而不同；其实，就是尚真这一点，两派也是同中有异，复古派首领李梦阳在《诗集自序》中引其友王叔武的话，说“真诗在民间”，是认为：“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咢而巷讴，劳而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之谓风也。”这里所谓真，是泛指人情之真。袁中郞虽然也说《劈破玉》、《打草竿》之类的民间小曲“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但强调的是它的“任性而发”（（《叙小修诗》））。故他又说：“大抵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与丘长孺》）这个真，是指个人性情之真。所以同是尚真，前者是偏重在客观，后者偏重在主观。由于重客观，故复古派仍要讲比兴，要“观义”（均见《诗集自序》），即仍要回到传统的诗教上去；重主观，则但求“从自己胸臆流出”（《叙小修诗》），只要“心能摄境，即蝼蚁虿皆足寄兴，不必雎鸠、驺虞矣；腕能运心，即谐词谑语皆是观感，不必法言、庄什矣。”（江进之《敝箧集叙》引中郞语）就是说，嬉笑怒骂，无所不可，是否合乎所谓“六义”、“诗教”是不予重视的。……这些，我认为正是复古派和公安派的根本区别，也是他们的优点和弱点的一个重要方面。换言之，对公安派来说，其优点在于突出了性灵，强调了创新，摆荡了格套，而其缺点则在于对客观的境缺乏别择，有时取小遗大，弃精取粗。他们这的这一优点和缺点以及前述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优缺，都在其创作实践中表现出来。
公安派作家在创作上取得较大成绩的是小品文，这固然同他们的思想倾向有密切关系，也受到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内部规律的制约。
明以前我国散文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先秦至两汉为一阶段，这时文史哲还没有分工，实用性的文章同文艺性的散文也没有界限。代表作是《孟子》、《庄子》等诸子的文章，《左传》、《国策》、《史记》等史籍和一些书信、奏议。第二阶段是东汉魏晋六朝。这是散文逐渐发展成骈文的时期，文史哲分工的概念开始形成，抒情文得到很大的发展，历史小品和地理、风物之类的杂记也开始兴起。但是从创作实践来看，文与史，文艺性的文章与实用性的文章还是结合在一起的。《世说》乃史之支流，记山水、风物的《水经注》、《洛阳侞蓝记》也是史的附庸，而大量的抒情文则仍多用书信的形式。唐宋元是第三阶段。这时散文突出的特点是在体裁上出现了大量的独立成篇文艺性的杂文（包括文艺性的短论、杂记、序跋和批判性的寓言等），在语言上日趋通俗化。经过这三个阶段，在文言文的框架内，可以说散文之变已趋于极致了。所以明清两代，作文之士大夫都只在这三个阶段中计生活，或学秦汉，或规魏晋，或效唐宋，鲜有能突破其藩篱者。但是在其间也有前人虽已开拓道路，但仍未充分加以发展变化者，这就是杂文，或曰小品。
小品本指佛经的摘要，是与大经相对而言的。晚明以前，似尚未有以小品称文体者。……可见明人所谓“小品”，其范围很广，它几乎换手除高文典策及其他庄严正大的文字以外的所有随意抒写性情、发表见解以及杂良见闻、山水、习俗……等短篇的文章。简言之，它是以“小”为特征，即所记的事小（非朝政国策），议论、感慨小（就一事一物兴感，非长篇大论），文心小（从小处着眼，划画入微抒发尽致），篇幅小。此种文章，唐宋以前也已有了，但唐宋的古文家写此类文章时大都态度仍颇矜持，甚至装腔作势，故虽有许多立意深邃，能以小见大或文词简练之作，然题材、主题及写法都未极“小”之变，只有苏轼的一些随笔（如《记承天寺夜游》之类）、题跋、书简有所不同；写得极简洁而生动，给人以放纵自如之感。晚明的作家正是继承苏轼的道路加以开拓，因而特别显示出随笔的风格。
这种有明代特色的小品并不是从公安派开始的。徐渭、陆树声的某些序跋、杂记，李本宁、屠隆、汤显祖的书信、题跋，李卓吾的某些杂感（《题孔子像于芝佛院》）、《赞刘谐》之类），都显示了挥洒自如，不矜持，不装腔作势的自由风格。甚至复古派巨子王世贞晚年写的一些题跋文字（见《读书后》），也有这种色彩。公安派作家只是把这些特点进一步加以发挥，因而表现出自己的特色。袁中郞的小品文尤为突出。
同晚唐的小品文不同，公安派的小品文中正面揭露社会黑暗的较小，这是这一派小品文的弱点，但不能说这一派文人的小品都是脱离现实的，甚至也不能说他们的作品题材很狭窄，只是他们各人所选择的反映现实的形式不同。如江盈科《谐史》就采用寓言、笑话的方式来讽刺现实。……过去人们论公安派，往往忽略江进之这个巨子，又不知明人小品，也包括笔记小说，就遽以为公安派的小品只写文人的生活情趣，那是不全面的。
但是，公安派的小品确以写文人生活情趣为多，除尺牍外，又以山水游记的量较大，如《袁中郞集》中，游记就有82篇。这是因为自东晋以来，文人们已有一个把山水田园之美同尘世的潮湿对立起来的传统，公安派乃至竟陵派的一些人物，正是这个传统的继承者。这在中郞表现尤为突出，故他的山水游记往往充满着从尘网中解脱出来的思想感情，也往往借题发挥，对那些拘儒（理学家）的迂腐之论进行抨击，如《灵岩》的结尾说：……（引文从略）……
同内容上不守陈规、敢于解去束缚相适应，公安派的小品文在形式上也追求自由，不受成法的束缚，他们的小品大都意到笔随，需要长则长，不需要长则数语即了。尺牍如此，题跋如此（这两类体裁前人已有此种写法），山水记亦如此。………
同文相似，公安派作家的诗也体现了解脱思想和形式束缚的精神……
研究者多注意到，这类诗反映中郞虽一再退隐，却没有超然物外，忘怀政治，这自然是对的，其实它里面还包含着中郞对庸俗虚伪的世风（包括文风）的深刻愤怒和他要求从这种世风下面摆脱出来的精神。诗人不只是未“忘怀政治”，而是因关系到极点而感到绝望。……公安派作者多是一些有侠气的人物，而其直接反映现实的诗却较少的一个原因，原来他们是鄙弃这那种“成儿戏”的诗，于是就把感情寄托在别的题材上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在读他们的山水抒情诗和其他抒情小诗时，便会感到其中虽常有取小遗大的缺点，然亦常有拂郁不平之旨或反庸俗的机趣。中郞的诗固如此，其他作家诗中亦不少见。……
总的来说，袁中郞所倡导的“以《打早竿》、《劈破玉》为诗”（中郞：《与伯修诗》）的努力取得了成就是不大的。他本人的诗中有喷撒只不过少量的乐府体古诗和五七言绝句（包括竹枝词），其余的诗在通俗化的道路上并未比白居易、苏轼、杨万里走得更远。其艺术技巧的变化尚未及苏。至于其他人，则或者退回去了，如袁小修；或者流于粗率，如袁宗道、江进之、雷何思、黄辉、李腾芳等均不免有此弊。
……
后来竟陵派欲以幽深矫其弊，然竟陵不知粗率的原因实在于没有重视诗歌意境的创造，而着眼于语言的生涩瘦硬上下功夫，结果他们的许多诗弄得连公安派诗中尚有的那种活泼的机趣或粗豪的气概也丧失了。故竟陵的小品文尚能衍公安之绪，而创造出许多好的作品，诗则每下愈况，并公安亦不及了。
公安派的诗成就不如小品文，是因为小品在唐宋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故公安派作者得以驰骋才华。诗则历唐至宋体式、技巧、语言都已极尽变化，要再变化已经很难了。就拿通俗化来说吧，诗人从王绩、白居易开始，诗僧从寒山、拾得开始，理学家从邵雍开始，都作过尝试。取得最大成就的莫过于白居易、苏轼、杨万里三人，然有时都不免流于粗率和滑易。公安派在要这条路上顺利前进是极困难的。
小修晚年的反思，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之为倒退或保守，然亦见“好诗已被唐人做尽”（鲁迅语），宋人的发展已不多，如果不是在诗的内容和体制上来一个根本的变革，要在旧的形式的范围内求解脱，其道路是很窄的。后来晚清新派诗人再度作出努力，而其结果仍不得不只求“溶铸新思想以入旧格律”，五、七言诗体形式和艺术要求的凝固性就可想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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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材料引自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中的《隆庆、万历间的反理学思潮与公安派》，材料为原文摘录。
文/马积高
继明代中叶诗文复古派而兴起的公安派，是一个高举革新旗帜的文学流派。领导这一革新运动的公安三袁和中郞之友江盈科（字进之）都是以反复古自命的。人们在论述这一派时，大都要追溯他们的前辈和年龄稍长的反复古的人物，远一点说，可以上溯到苏轼、杨维桢，近一点说，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提到徐渭、汤显祖、李卓吾、焦竑、冯琦、于慎行等人，还指出了唐宋派散文家唐顺之晚年之论同公安派的联系。他的意思都是对的，特别是举出焦竑、冯琦两人来，更可谓有特识。……故说两袁的反复古的文学观最初是由焦竑、冯琦启迪，殆非臆测，焦的作用或更重要。但给予三袁思想及其文学观以更大影响的无疑是卓吾，中道在《中郞先生行状》中说：
先生（指中郞）既见龙湖（卓吾），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中流出……（《吏部验封司郞中郞先生行状》）
这段话也许略有夸张，但卓吾那种独立千古的精神，无论冯琦辈不能望其项背，即他的好友，泰州学派巨子焦竑也相对失色，徐渭自亦不及。中郞为他所倾倒，而且最激赏其解脱束缚，独立不倚的精神，这是符合实际的。作为公安派主将的袁中郞，其人品和文学见解的可贵也正是在于他继承了卓吾的这种精神。离开了这种精神，公安派的性灵说，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尚真、尚趣，贵淡（通俗化）等一系列意在创新的见解便将失去光彩。
但是公安派的领袖人物袁宏道所受卓吾的影响又决不只是独立不倚的精神。……中郞从卓吾那里获得启发最大的则是卓吾的自然人性论，这种人性论的特点就是以人的自然情欲作为人性的基础。卓吾的《童心说》及其与耿定向的反复辩论，一言以蔽之，就是阐扬这种人性论，他的会通儒、释、道也主要集中在这一点上。中郞对此是颇有体会的，并有所发挥。
……（按：笔者收录时，引文从略）……
中郞这种人性论，自是唯心主义的，其是非不待多言，然这正是他的性灵说所自出，也是他主张诗文要真，要有趣之所自出。因中郞之所谓“性灵”，实质就是写个人的真性情，而正如他所说，“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识张幼于铭后》）而“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叙小修诗》“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叙陈正甫会心集》）这一系列的美学要求，都是从自然人性论，从卓吾的《童心说》一路推衍出来的。公安派的文学理论，不但具有反复古、模拟的积极意义，也有反理学的意义，其根株即在于此。
但是，在仔细考察袁中郞等人其文学观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他们同卓吾的思想还有一段距离，即以公安派的杰出代表袁中郞而言，其思想就比卓吾要温和得多，也可以说要保守一些，小修以下就更不如。这是由于中郞辈的生活环境，走的道路都与卓吾有所不同，中郞、小修后期所处的历史条件也有变化。（此点从略）
如果说中郞在思想上要求解脱的程度不及李卓吾而且走着弧形的发展道路的话，他在文学观方面同样也显得目光不及卓吾的深刻而且也走着弧形的道路，这主要表现为：他们都主张文学作品贵真，贵有独得之见，但在具体衡量、评价作品时，着眼点却有所不同，我在论卓吾时曾指出，他评小说，评戏曲乃至诗文，其着眼点主要在思想。中郞则主要着眼于是否表现了生活的真趣。……这种不同，当然也因为卓吾主要是思想家，故多着眼于思想，中郞主要是文学家，自不能不多着眼于艺术。但文学家并非不应注意思想，故仍然可见其思想的差异。中郞晚年以及上修晚年，对自己文学革新主张朋修正，又主张要学唐，固然是因为他们这一派作者多流于浅俗，不得不从老祖宗那么寻求补救之方，然其开始即只注意内容的真和趣，而不大注意思想的深刻精警，则是其后来退缩的根源。不然，用浅俗的语言表现真实而精深的思想感情，正是可以继续加以开创的广阔道路，又何必一定要回到唐人那里去呢？
当然，我这样说，决不是否定公安派在反理学上的贡献和在诗文革新上的功绩。就是他们在理论上的弱点，除了他们个人的条件也还有历史因素，主要是传统压力太大……新思潮在重压下不能不趋向于低沉。……但他在诗文改革的理论上也有一些精到的见解，能发卓吾所未发，这尤表现对复古理论的廓清上。我们知道，卓吾也是反对复古的，但他只说凡童心之文就好，不必复古，这就说得很粗。徐渭讥复古派是“学为鸟言”（《叶子肃诗序》）很痛快，然所论颇浅，亦未足服复古派之心。中郞对复古派也有嬉笑怒骂处，然往往有精警的分析，能捣毁其巢穴，如：
夫诗之气，一代减一代，故古也厚，今也薄。诗之奇之妙无所不极，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尽之情，今无不写之景。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与丘长孺》）
这段话显系针对复古派力主必得唐以前诗歌的浑厚的格调而言的。……中郞高明之处，是他并不讳言这种区别（按：厚与薄的区别），而从情、景常新的角度另提奇、妙、工的标准，以之来判定“一代盛一代”这样好像没有正面驳，实际上却驳倒了，因为既然奇了、妙了、工了，还论什么厚薄呢？中郞在此是论诗，实际上也通于文，文若以奇 、妙、工为准，所谓秦汉、唐宋之争就是可笑的了。
更在甚者，公安派不仅不论什么厚薄，也不要什么一成不变的法，而提倡“信心而出，信口而谈”（中郞：《与张幼于书》），公开提出：“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转隔碍，虽写得畅显，已恐不如口舌矣，况能如心之所存乎？故孔子曰‘辞达而已。’达不达，文不文之辨也。”（袁宏道《论文》上）这是一个爆炸性的文体解放的见解，它不仅扫荡了复古派拘守古法的迷雾，也给唐宋派的拘守欧曾文法将了一军。正唯如此，尽管公安派和复古派同样主张学习民间歌曲，而学习的原则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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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强调“信口而谈”，必然崇尚平淡的文风，故中郞以为淡“是文之真性灵”。（《叙呙氏家绳集》）但淡很易流于率，宋以来一些理学家的诗文就率而枯甚至率而俗了所以公安派又提出“趣”来，认为“世人所难得者唯趣”。然其所谓“趣”仍是来自自然，故说“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不知其趣，然无往而非趣也。……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中郞《叙陈正甫会心集》）这是卓吾的童心说的翻版，也是中郞论文尚真、主性灵在美学上的必然要求。
总之，公安派的文学观点的核心也如这一派的领袖袁中郞的思想一样，是以自然为核心。但这个自然，并不是指客观世界而是指的人的主观世界，特别是作家个人的主观世界；但他们所谓自然的真趣，主要是指那些名士风流的情趣，如对山水、酒、茶、乃至美女的热爱等，即所谓“有所寄”。这里固然常浸透着某种鄙视庸俗世故的感情和摆脱理学束缚的思想，却远不如李卓吾那样处处以其所谓童真同伪道学相对立，并予以尖锐的批评。故他们虽力求从传统思想和传统文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但他们开拓的境界却有限。相反，却因为有意回避复古派所倡导的风雅比兴的传统，而把文学反映重大现实问题的任务放松了。尽管如此，这个文学流派在当时还是趣了很大的积极作用的。它至少使人们不是面向复古，而是面向创新；不是一般地注意描写人情，而是特别注意到反映人的个性，这同那时历史发展的要求是相合的。
说到这里，我想顺便谈一下复古派与公安派的关系。……前面已经提到他们同时主张向民间小曲学习，但一则重其情之真，一则要学其语之新，是同而不同；其实，就是尚真这一点，两派也是同中有异，复古派首领李梦阳在《诗集自序》中引其友王叔武的话，说“真诗在民间”，是认为：“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咢而巷讴，劳而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之谓风也。”这里所谓真，是泛指人情之真。袁中郞虽然也说《劈破玉》、《打草竿》之类的民间小曲“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但强调的是它的“任性而发”（（《叙小修诗》））。故他又说：“大抵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与丘长孺》）这个真，是指个人性情之真。所以同是尚真，前者是偏重在客观，后者偏重在主观。由于重客观，故复古派仍要讲比兴，要“观义”（均见《诗集自序》），即仍要回到传统的诗教上去；重主观，则但求“从自己胸臆流出”（《叙小修诗》），只要“心能摄境，即蝼蚁虿皆足寄兴，不必雎鸠、驺虞矣；腕能运心，即谐词谑语皆是观感，不必法言、庄什矣。”（江进之《敝箧集叙》引中郞语）就是说，嬉笑怒骂，无所不可，是否合乎所谓“六义”、“诗教”是不予重视的。……这些，我认为正是复古派和公安派的根本区别，也是他们的优点和弱点的一个重要方面。换言之，对公安派来说，其优点在于突出了性灵，强调了创新，摆荡了格套，而其缺点则在于对客观的境缺乏别择，有时取小遗大，弃精取粗。他们这的这一优点和缺点以及前述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优缺，都在其创作实践中表现出来。
公安派作家在创作上取得较大成绩的是小品文，这固然同他们的思想倾向有密切关系，也受到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内部规律的制约。
明以前我国散文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先秦至两汉为一阶段，这时文史哲还没有分工，实用性的文章同文艺性的散文也没有界限。代表作是《孟子》、《庄子》等诸子的文章，《左传》、《国策》、《史记》等史籍和一些书信、奏议。第二阶段是东汉魏晋六朝。这是散文逐渐发展成骈文的时期，文史哲分工的概念开始形成，抒情文得到很大的发展，历史小品和地理、风物之类的杂记也开始兴起。但是从创作实践来看，文与史，文艺性的文章与实用性的文章还是结合在一起的。《世说》乃史之支流，记山水、风物的《水经注》、《洛阳侞蓝记》也是史的附庸，而大量的抒情文则仍多用书信的形式。唐宋元是第三阶段。这时散文突出的特点是在体裁上出现了大量的独立成篇文艺性的杂文（包括文艺性的短论、杂记、序跋和批判性的寓言等），在语言上日趋通俗化。经过这三个阶段，在文言文的框架内，可以说散文之变已趋于极致了。所以明清两代，作文之士大夫都只在这三个阶段中计生活，或学秦汉，或规魏晋，或效唐宋，鲜有能突破其藩篱者。但是在其间也有前人虽已开拓道路，但仍未充分加以发展变化者，这就是杂文，或曰小品。
小品本指佛经的摘要，是与大经相对而言的。晚明以前，似尚未有以小品称文体者。……可见明人所谓“小品”，其范围很广，它几乎换手除高文典策及其他庄严正大的文字以外的所有随意抒写性情、发表见解以及杂良见闻、山水、习俗……等短篇的文章。简言之，它是以“小”为特征，即所记的事小（非朝政国策），议论、感慨小（就一事一物兴感，非长篇大论），文心小（从小处着眼，划画入微抒发尽致），篇幅小。此种文章，唐宋以前也已有了，但唐宋的古文家写此类文章时大都态度仍颇矜持，甚至装腔作势，故虽有许多立意深邃，能以小见大或文词简练之作，然题材、主题及写法都未极“小”之变，只有苏轼的一些随笔（如《记承天寺夜游》之类）、题跋、书简有所不同；写得极简洁而生动，给人以放纵自如之感。晚明的作家正是继承苏轼的道路加以开拓，因而特别显示出随笔的风格。
这种有明代特色的小品并不是从公安派开始的。徐渭、陆树声的某些序跋、杂记，李本宁、屠隆、汤显祖的书信、题跋，李卓吾的某些杂感（《题孔子像于芝佛院》）、《赞刘谐》之类），都显示了挥洒自如，不矜持，不装腔作势的自由风格。甚至复古派巨子王世贞晚年写的一些题跋文字（见《读书后》），也有这种色彩。公安派作家只是把这些特点进一步加以发挥，因而表现出自己的特色。袁中郞的小品文尤为突出。
同晚唐的小品文不同，公安派的小品文中正面揭露社会黑暗的较小，这是这一派小品文的弱点，但不能说这一派文人的小品都是脱离现实的，甚至也不能说他们的作品题材很狭窄，只是他们各人所选择的反映现实的形式不同。如江盈科《谐史》就采用寓言、笑话的方式来讽刺现实。……过去人们论公安派，往往忽略江进之这个巨子，又不知明人小品，也包括笔记小说，就遽以为公安派的小品只写文人的生活情趣，那是不全面的。
但是，公安派的小品确以写文人生活情趣为多，除尺牍外，又以山水游记的量较大，如《袁中郞集》中，游记就有82篇。这是因为自东晋以来，文人们已有一个把山水田园之美同尘世的潮湿对立起来的传统，公安派乃至竟陵派的一些人物，正是这个传统的继承者。这在中郞表现尤为突出，故他的山水游记往往充满着从尘网中解脱出来的思想感情，也往往借题发挥，对那些拘儒（理学家）的迂腐之论进行抨击，如《灵岩》的结尾说：……（引文从略）……
同内容上不守陈规、敢于解去束缚相适应，公安派的小品文在形式上也追求自由，不受成法的束缚，他们的小品大都意到笔随，需要长则长，不需要长则数语即了。尺牍如此，题跋如此（这两类体裁前人已有此种写法），山水记亦如此。………
同文相似，公安派作家的诗也体现了解脱思想和形式束缚的精神……
研究者多注意到，这类诗反映中郞虽一再退隐，却没有超然物外，忘怀政治，这自然是对的，其实它里面还包含着中郞对庸俗虚伪的世风（包括文风）的深刻愤怒和他要求从这种世风下面摆脱出来的精神。诗人不只是未“忘怀政治”，而是因关系到极点而感到绝望。……公安派作者多是一些有侠气的人物，而其直接反映现实的诗却较少的一个原因，原来他们是鄙弃这那种“成儿戏”的诗，于是就把感情寄托在别的题材上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在读他们的山水抒情诗和其他抒情小诗时，便会感到其中虽常有取小遗大的缺点，然亦常有拂郁不平之旨或反庸俗的机趣。中郞的诗固如此，其他作家诗中亦不少见。……
总的来说，袁中郞所倡导的“以《打早竿》、《劈破玉》为诗”（中郞：《与伯修诗》）的努力取得了成就是不大的。他本人的诗中有喷撒只不过少量的乐府体古诗和五七言绝句（包括竹枝词），其余的诗在通俗化的道路上并未比白居易、苏轼、杨万里走得更远。其艺术技巧的变化尚未及苏。至于其他人，则或者退回去了，如袁小修；或者流于粗率，如袁宗道、江进之、雷何思、黄辉、李腾芳等均不免有此弊。
……
后来竟陵派欲以幽深矫其弊，然竟陵不知粗率的原因实在于没有重视诗歌意境的创造，而着眼于语言的生涩瘦硬上下功夫，结果他们的许多诗弄得连公安派诗中尚有的那种活泼的机趣或粗豪的气概也丧失了。故竟陵的小品文尚能衍公安之绪，而创造出许多好的作品，诗则每下愈况，并公安亦不及了。
公安派的诗成就不如小品文，是因为小品在唐宋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故公安派作者得以驰骋才华。诗则历唐至宋体式、技巧、语言都已极尽变化，要再变化已经很难了。就拿通俗化来说吧，诗人从王绩、白居易开始，诗僧从寒山、拾得开始，理学家从邵雍开始，都作过尝试。取得最大成就的莫过于白居易、苏轼、杨万里三人，然有时都不免流于粗率和滑易。公安派在要这条路上顺利前进是极困难的。
小修晚年的反思，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之为倒退或保守，然亦见“好诗已被唐人做尽”（鲁迅语），宋人的发展已不多，如果不是在诗的内容和体制上来一个根本的变革，要在旧的形式的范围内求解脱，其道路是很窄的。后来晚清新派诗人再度作出努力，而其结果仍不得不只求“溶铸新思想以入旧格律”，五、七言诗体形式和艺术要求的凝固性就可想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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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材料引自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中的《隆庆、万历间的反理学思潮与公安派》，材料为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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