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为何推崇“德意志精神”？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教授林梅村在教师节来临之际写了一篇“忆季羡林先生”刊登在9月9日的《南方周末》上，文中说正像老一辈欧美留学生一样，季先生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不过，在读书治学方面，却推崇德国人，无论什么都是德国造最好。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何以会有如此观点？
且看作者全文：
1984年起，我经常向季先生问学，收获最大的是从他那儿开始省悟何为学者、何以治学、为何治学等科学理念。可以说，是他老人家引导我走进了学术之门。
在我的问学之路上，季羡林先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之一。我在中亚死语言领域取得的学术成就，要感谢季先生的多年教诲。我在北大历史系读的是考古，并非他在东语系的受业弟子。北大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文物研究所，为了更好地研究丝绸之路考古，又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的蒋忠新老师学梵语。两年之后，蒋老师把我引荐给他的老师季羡林，此后我一直在季先生指导下攻读中亚死语言。1992年，邵瑞琪（R.Salomon）教授邀请我到华盛顿大学从事犍陀罗语研究。从1982年梵语发蒙，到1992年赴美国进行学术交流，我花了十年之功，可谓“十年磨一剑”。吾生也晚，向季先生问学的时间不长，他老人家却对我有知遇之恩。1994年，访美归来，我向季先生汇报在美国的学习与工作。当他得知丝绸之路考古已成为世界人文科学发展的一个新潮流后，觉得北大应该开设这门课。不久，季先生找宿白师一起向校方推荐，把我调回北大教书。季先生去世时，我写过一篇悼文（《瞭望》2009年第29期），介绍他老人家的名山事业，本文进一步讲述我向季先生问学的所见所闻。
学术之门的引路人
在我们这个缺乏国学大师的时代，季先生深得国人厚爱，大家并不清楚他到底研究什么，有些媒体顺势把他吹捧为国学大师。可是，季先生不领这个情，曾经登报公开辞谢。就像唐玄奘西天取经，回长安后开辟译场，主持佛典翻译，季羡林是第一位把印度学从德国引入中国的洋博士。正如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中指出的，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五大发现，分别为殷墟甲骨文、流沙坠简、敦煌文书、清宫内阁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季先生专攻第五个发现。经陈寅恪先生推荐，他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在北大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开展梵语佛典、中亚死语言、印度古典文学，以及其他东方语言的教学与研究，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印度学家和东方学家。
正像老一辈欧美留学生一样，季先生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不过，在读书治学方面，他却推崇德国人，无论什么都是“in Deutschland hergestellt”（德国造）最好。1984年，第一次拜谒这位“德国造”学术大师，进门没说几句话，他就问：“你会德语吗？”我答德语学得不好，正在努力，打算读点德语印度学名著，如吉尔霍隆的（F.Kielhorn）的《梵语语法》、盖格（W.Geiger）的《巴利文学与巴利语》、布赫勒（G.Bülher）的《印度古文字学》、皮舍尔（R.Pischel）的《印度俗语语法》，他似乎有点惊诧。我补充说：科隆大学教授雅奈特（K.L.Janert）建议我读这些书的，他最近寄来了后两本书。季先生告诉我，此人是他的德国同学，当年他们一起跟瓦尔德施密特（E.Waldschmidt）学梵语。他从蒋老师那儿知道我学了两年梵语，打算继续攻读中亚死语言，就谈起他的西域语言研究规划，说他正利用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解读新发现的一部吐火罗文本《弥勒会见记》残卷，最近送了两个学生去德国留学，一个在汉堡大学师从伊朗学家恩默瑞克（R.E.Emmerick）学于阗塞语，另一个在哥廷根大学师从伊朗学家麦坎奇（D.N.MacKenzie）学粟特语。我正为学何种中亚死语言犹豫不决，经季先生指点，决定专攻佉卢文犍陀罗语。
有传闻说：“胡适对季羡林的学术水平颇为欣赏，直至晚年还曾评价：‘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问题是，印度学非胡适所长，他凭什么判断季羡林的学术水平高低呢？众所周知，傅斯年早年留学德国，1928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大力倡导德国语言学（Philologie）派的治学方法，开辟了中国新史学之路。季羡林被聘为北大教授，恰逢胡适任北大校长，大概从陈寅恪的推荐信得知他的学术渊源，那么胡适这番话是说：做学问应该像季羡林那样，按照德国学术模式从事科学研究。
1984年起，我经常向季先生问学，收获最大的却不是中亚死语言，而是从他那儿学到了更为重要的东西，开始省悟何为学者、何以治学、为何治学等科学理念。小时候我跟马雍先生学过几年国学，考入北大后读了四年考古。说来惭愧，在认识季先生之前，我根本不懂如何从事科学研究，亦不清楚学术规范为何物。可以说，是他老人家引导我走进了科学之门，完成了从“求知”向“治学”的转变。
德意志精神
1936年，季羡林负笈德国，入哥廷根大学主修梵语，师从瓦尔德施密特教授。他在《季羡林全集》自序中感叹道：“我到了德国，才算真正走上了研究学问的道路。”瓦尔德施密特是柏林大学教授吕德斯的得意门生，获博士学位后，任哥廷根大学教授。欧美名牌大学许多印度学教授出其门下，而季羡林是他培养的第一个弟子。季先生喜欢聊留德往事，张光璘转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梵文班从第二学期开始，来了两个德国学生：一个是历史系的学生，一个是一位乡村牧师。前者在季羡林来德国前，已经跟西克教授学过几个学期梵文，是位老学生了。季羡林开始时对他肃然起敬。然而，过了不久，就发现他学习梵文很吃力。尽管他在中学时就学过希腊文和拉丁文，又懂英文和法文，但是对付这个语法规则烦琐到匪夷所思程度的梵文，他却束手无策。在课堂上，只要老师一问，他就眼睛发直，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并不是脾气很好的人，他一生气，这位老学生就更加不知所措，常常使课堂气氛变得十分紧张。一直到二战爆发，这位德国学生被征从军，他始终没有征服梵文。可见学习梵文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季羡林生前多次告诫学生，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蔑视任何人，惟独不能小视德国人。张光璘先生讲的故事，我也听季先生说过。但张先生没把这个故事讲完。其实这位“老先生”就是前面提到的雅奈特教授。二战结束后，他重返哥廷根，在瓦尔德施密特指导下继续攻读梵语，获博士学位后，任科隆大学教授。吕德斯的遗著《秣菟罗碑铭》（哥廷根，1961），就是他整理出版的。此外，他还出版了《印度手稿图录和分类研究目录》（威斯巴登，1965）、《印度和尼泊尔手稿》（合著，威斯巴登，1970）等专著。
雅奈特不仅征服了梵文，而且征服了东巴文。西方研究纳西族文化的泰斗，首推美籍奥地利学者约瑟夫•洛克（J.F.Rock），他孤身一人在云南丽江纳西族部落生活了27年。1946年离开中国后，先到印度，后去美国、日本及欧洲一些国家著书立说。为了出版《纳西-英语百科辞典》，他把在云南搜集的近2000卷东巴经书卖给了意大利罗马东方学研究所。东巴文是纳西族东巴文化的主要记载符号，素有“象形文字活化石”之美誉。战后西德第一任总理阿登纳（K.Adenauer）亲自过问，德国人先把近2000卷东巴经高价悉数买回，然后邀请约瑟夫•洛克到西德讲学，编纂东巴经书目录。雅奈特不愧是瓦尔德施密特的弟子，不惜放弃千辛万苦学会的梵语，一切从零开始，拜约瑟夫•洛克为师，苦读东巴文，两人合作整理出版了《德国东方写本联合目录》（简称KOHD）中的《纳西族东巴经目录》五卷。这是迄今世界上最完整的一套东巴经目录。此后，雅奈特与云南纳西族学者杨福泉（现为云南社科院副院长）合作，1988年以来在波恩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五本现代纳西语语法和词典。
从表面观察，德国人学习或干事儿似乎不如中国人聪明，有时显得呆头呆脑。有一次，我邀请一位德国朋友到家中吃饺子，饭后讨教如何包饺子，想不到他的问题是：这顿饺子需要多少克面粉、放多少克水，煮几分钟。尽管这是一个笑话，却说明德国人对精准的追求是苛刻的，有时候看上去简直不可思议。正是德国人这种近乎苛刻的认真态度，以及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作风，保障了德国产品的品质。奔驰、宝马汽车、蔡司镜头、徕卡相机、施耐德电气设备、西门子家用电器……世界上最好的科技产品几乎全是“德国造”。
季先生留德十年，颇受德意志精神影响。每天晚上7点钟睡觉，早上4点钟起床，简单吃一顿早饭，就开始工作。一生恪守这个时间表，使他成了当代中国罕见的“高产作家”，《季羡林全集》皇皇二十四册，就是这样写成的。季先生生前多次叮嘱学生，干我们这一行要格外小心，尤其在德国人擅长的语言学领域，更要虚心治学。
季先生的内心世界是孤独的，尽管他的威名在报纸、电视台上如日中天，但是在他有生之年从不被人理解。既然季先生对“国学大师”称号敬而远之，那么他本人是如何看待一生学术成就的呢？窃以为，季先生最看重的学术成就，第一是瓦尔德施密特传授的佛教混合梵语；第二是西克（E.Sieg）传授的吐火罗语。他之所以敢于挑战世界难题，那是德国人用“魔鬼式”教学法打造出来的。听季先生说，在德国至少要学10国语言，才有资格申请印度学博士学位。在瓦尔德施密特指导下，他完成了博士论文《〈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并发表了《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应用不定过去时的使用以断定佛典的产生时间和地区》两篇名作；在西克指导下，他完成了《〈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本诸异本》（哥廷根，1943）。季羡林晚年感慨地说：“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
1946年，在南京谒见清华大学时期的恩师陈寅恪后，季羡林时来运转，经陈先生推荐，他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本以为可以干一番事业，可惜却陷入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中，接着又遭遇十年“文革”。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可怜季羡林枉有十八般武艺，再也写不出超过哥廷根博士论文水平的学术论文。惟有一部凄凉的《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向世人倾诉他后半生的悲惨遭遇。
西域学术沙龙
西方学者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始于18世纪初尼布尔（B.G. Niebuhr）。他以研究罗马史闻名于世，主张完全依靠原始史料，不用第二手材料，考证方法力求严谨，客观公正。在尼布尔的追随者之中，德国史家兰克（L.von Ranke）脱颖而出，后来居上，被誉为“近代历史科学之父”。
兰克史学有四个特点：第一，主张纯粹学术研究，不作价值判断，理论抽象不是史家的事。史家必须超然是非，褒贬之外，无党无派；第二，秉笔直书，根据原始文献复原客观事实，不偏不倚；第三，判断与使用史料，追根寻源，一网打尽，竭泽而渔；第四，考证问题，事无巨细，严谨周密，滴水不漏。兰克创建的科学治史方法，至今主宰着历史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当然，兰克史学也有历史局限性，在民族主义的阴影下，陷入“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泥潭。无论如何，兰克史学奠定了19世纪下半叶西方史学发展的基础，不仅深刻影响了欧美国家史学发展，甚至波及日本和中国。
陈寅恪早年留学德国，颇受兰克史学影响。1953年，中国科学院决定由他担任历史所第二所所长。陈先生却在同年12月1日一封《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提出了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他解释说：“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陈寅恪之所以这样说，就是遵循兰克史学的原则。
兰克在柏林大学主持历史讲座达46年之久，直到1871年退休。值得称道的是，兰克在柏林大学首创Seminar（学术沙龙），倡导自由学术讨论，探讨学术问题，无师生之别，可以华山论剑，畅所欲言，兰克以这种方式培养了一批史学大师。1984年，季羡林按照兰克模式，在北大东语系举办了一个西域研究学术沙龙。参加者有中央民族学院耿世民、北大南亚所蒋忠新、张保胜、耿引曾等老师，以及季先生在东语系的受业弟子段晴、王邦维、钱文忠等。为了讨论犍陀罗语问题，季先生也请我参加。西域古语研究离不开西域史，张广达老师及历史系学生荣新江、王小甫也是这个沙龙的主力。
蒋忠新在沙龙上介绍了民族宫藏梵语贝叶经。这些贝叶经是1950年代从西藏各地寺庙征集来的。中央民族学院王森教授为这批写本编过一个草目，最后由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罗炤先生完成，即《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梵文贝叶经目录》（民族文化宫印，1983）。蒋老师当时正研究这批写本中的《妙法莲华经》，后来出版了《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梵文〈妙法莲华经〉写本：拉丁字母转写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929－1938年，为了调查西藏寺院藏梵语写本，印度学僧罗侯罗（Rahula Sankrityayana）先后四次前往西藏，对许多梵语写本作过调查、拍摄等工作，这批资料保存在印度巴特拿博物馆（Patna Museum）。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印度唯识学派创始人世亲撰写的《唯识三十颂》，没想到这个梵语写本也在民族宫藏品中。唯识学是继中观学之后印度佛学的主流与核心，亦称瑜伽行派或法相学。《唯识三十颂》是世亲晚年唯识思想的总结性论著，南朝真谛用散文译为《转识论》，唐玄奘用偈颂译为《成唯识论》。若要判断哪些东西是译者自创，哪些才是世亲唯识思想之真谛，就要核对梵文原典。1922年，法国学者列维（Sylvain Lévi）在尼泊尔发现《唯识三十颂》梵语原典。列维将原典与汉译本作了比较，发现玄奘译本并不完全忠实于原文，杂糅了其他版本。1925年，列维将《唯识三十颂》校勘本连同法译本一起在巴黎刊布。这个现象是否是原典版本不同造成的呢？民族宫藏梵本《唯识三十颂》相当重要，可以校正罗侯罗照片不清楚的地方，为探讨世亲唯识学之真谛提供了第一手材料。蒋老师出访欧洲时，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介绍了他对这部梵语原典的调查。没有什么比发现了佚失的梵文典籍更令人激动，他的演说在会上引起极大轰动。
这个沙龙开办不久，水谷真成给季先生、广达师等人合著《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写了一篇书评，这位日本学者以《大唐西域记译注》（平凡社，1972）一书闻名士林，发现这本书存在不少问题。我们便在沙龙上对这篇书评展开讨论。广达师在沙龙上的一席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提醒我们：“在日本学者面前，最好不要妄谈佛教。”日本宗教发展从未断代，他们对佛教有完整的传承，日本佛学在某些方面甚至领先于欧美国家。一批批日本学生赴“西天取经”，如吉田丰到伦敦大学师从伊朗学家西姆斯•威廉姆斯（N.Sims-Williams）学粟特语，武内绍人到印第安纳大学攻读古代藏语、熊本裕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师从伊朗学家德雷斯顿（M.J.Dresden）学于阗塞语，森安孝夫、高田时雄到巴黎分别师从突厥学家哈密顿（J.R.Hamilton）和汉学家李嘉乐（A.Rygaloff）攻读回鹘摩尼教和古汉语。这几位日本“海龟”后来分别在京都大学、东京大学、大阪大学执教，在日本创立Young-Ton（新敦煌学派），成为日本学坛新一代掌门人。当然这是后话。
点评：季羡林先生为何推崇“德意志精神”？
答案应该是德国人对精准的追求。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认真态度，以及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作风，保障了德国产品的品质。成就了世界上最好的科技产品几乎全是“德国造”。
且看作者全文：
1984年起，我经常向季先生问学，收获最大的是从他那儿开始省悟何为学者、何以治学、为何治学等科学理念。可以说，是他老人家引导我走进了学术之门。
在我的问学之路上，季羡林先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之一。我在中亚死语言领域取得的学术成就，要感谢季先生的多年教诲。我在北大历史系读的是考古，并非他在东语系的受业弟子。北大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文物研究所，为了更好地研究丝绸之路考古，又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的蒋忠新老师学梵语。两年之后，蒋老师把我引荐给他的老师季羡林，此后我一直在季先生指导下攻读中亚死语言。1992年，邵瑞琪（R.Salomon）教授邀请我到华盛顿大学从事犍陀罗语研究。从1982年梵语发蒙，到1992年赴美国进行学术交流，我花了十年之功，可谓“十年磨一剑”。吾生也晚，向季先生问学的时间不长，他老人家却对我有知遇之恩。1994年，访美归来，我向季先生汇报在美国的学习与工作。当他得知丝绸之路考古已成为世界人文科学发展的一个新潮流后，觉得北大应该开设这门课。不久，季先生找宿白师一起向校方推荐，把我调回北大教书。季先生去世时，我写过一篇悼文（《瞭望》2009年第29期），介绍他老人家的名山事业，本文进一步讲述我向季先生问学的所见所闻。
学术之门的引路人
在我们这个缺乏国学大师的时代，季先生深得国人厚爱，大家并不清楚他到底研究什么，有些媒体顺势把他吹捧为国学大师。可是，季先生不领这个情，曾经登报公开辞谢。就像唐玄奘西天取经，回长安后开辟译场，主持佛典翻译，季羡林是第一位把印度学从德国引入中国的洋博士。正如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中指出的，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五大发现，分别为殷墟甲骨文、流沙坠简、敦煌文书、清宫内阁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季先生专攻第五个发现。经陈寅恪先生推荐，他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在北大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开展梵语佛典、中亚死语言、印度古典文学，以及其他东方语言的教学与研究，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印度学家和东方学家。
正像老一辈欧美留学生一样，季先生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不过，在读书治学方面，他却推崇德国人，无论什么都是“in Deutschland hergestellt”（德国造）最好。1984年，第一次拜谒这位“德国造”学术大师，进门没说几句话，他就问：“你会德语吗？”我答德语学得不好，正在努力，打算读点德语印度学名著，如吉尔霍隆的（F.Kielhorn）的《梵语语法》、盖格（W.Geiger）的《巴利文学与巴利语》、布赫勒（G.Bülher）的《印度古文字学》、皮舍尔（R.Pischel）的《印度俗语语法》，他似乎有点惊诧。我补充说：科隆大学教授雅奈特（K.L.Janert）建议我读这些书的，他最近寄来了后两本书。季先生告诉我，此人是他的德国同学，当年他们一起跟瓦尔德施密特（E.Waldschmidt）学梵语。他从蒋老师那儿知道我学了两年梵语，打算继续攻读中亚死语言，就谈起他的西域语言研究规划，说他正利用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解读新发现的一部吐火罗文本《弥勒会见记》残卷，最近送了两个学生去德国留学，一个在汉堡大学师从伊朗学家恩默瑞克（R.E.Emmerick）学于阗塞语，另一个在哥廷根大学师从伊朗学家麦坎奇（D.N.MacKenzie）学粟特语。我正为学何种中亚死语言犹豫不决，经季先生指点，决定专攻佉卢文犍陀罗语。
有传闻说：“胡适对季羡林的学术水平颇为欣赏，直至晚年还曾评价：‘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问题是，印度学非胡适所长，他凭什么判断季羡林的学术水平高低呢？众所周知，傅斯年早年留学德国，1928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大力倡导德国语言学（Philologie）派的治学方法，开辟了中国新史学之路。季羡林被聘为北大教授，恰逢胡适任北大校长，大概从陈寅恪的推荐信得知他的学术渊源，那么胡适这番话是说：做学问应该像季羡林那样，按照德国学术模式从事科学研究。
1984年起，我经常向季先生问学，收获最大的却不是中亚死语言，而是从他那儿学到了更为重要的东西，开始省悟何为学者、何以治学、为何治学等科学理念。小时候我跟马雍先生学过几年国学，考入北大后读了四年考古。说来惭愧，在认识季先生之前，我根本不懂如何从事科学研究，亦不清楚学术规范为何物。可以说，是他老人家引导我走进了科学之门，完成了从“求知”向“治学”的转变。
德意志精神
1936年，季羡林负笈德国，入哥廷根大学主修梵语，师从瓦尔德施密特教授。他在《季羡林全集》自序中感叹道：“我到了德国，才算真正走上了研究学问的道路。”瓦尔德施密特是柏林大学教授吕德斯的得意门生，获博士学位后，任哥廷根大学教授。欧美名牌大学许多印度学教授出其门下，而季羡林是他培养的第一个弟子。季先生喜欢聊留德往事，张光璘转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梵文班从第二学期开始，来了两个德国学生：一个是历史系的学生，一个是一位乡村牧师。前者在季羡林来德国前，已经跟西克教授学过几个学期梵文，是位老学生了。季羡林开始时对他肃然起敬。然而，过了不久，就发现他学习梵文很吃力。尽管他在中学时就学过希腊文和拉丁文，又懂英文和法文，但是对付这个语法规则烦琐到匪夷所思程度的梵文，他却束手无策。在课堂上，只要老师一问，他就眼睛发直，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并不是脾气很好的人，他一生气，这位老学生就更加不知所措，常常使课堂气氛变得十分紧张。一直到二战爆发，这位德国学生被征从军，他始终没有征服梵文。可见学习梵文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季羡林生前多次告诫学生，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蔑视任何人，惟独不能小视德国人。张光璘先生讲的故事，我也听季先生说过。但张先生没把这个故事讲完。其实这位“老先生”就是前面提到的雅奈特教授。二战结束后，他重返哥廷根，在瓦尔德施密特指导下继续攻读梵语，获博士学位后，任科隆大学教授。吕德斯的遗著《秣菟罗碑铭》（哥廷根，1961），就是他整理出版的。此外，他还出版了《印度手稿图录和分类研究目录》（威斯巴登，1965）、《印度和尼泊尔手稿》（合著，威斯巴登，1970）等专著。
雅奈特不仅征服了梵文，而且征服了东巴文。西方研究纳西族文化的泰斗，首推美籍奥地利学者约瑟夫•洛克（J.F.Rock），他孤身一人在云南丽江纳西族部落生活了27年。1946年离开中国后，先到印度，后去美国、日本及欧洲一些国家著书立说。为了出版《纳西-英语百科辞典》，他把在云南搜集的近2000卷东巴经书卖给了意大利罗马东方学研究所。东巴文是纳西族东巴文化的主要记载符号，素有“象形文字活化石”之美誉。战后西德第一任总理阿登纳（K.Adenauer）亲自过问，德国人先把近2000卷东巴经高价悉数买回，然后邀请约瑟夫•洛克到西德讲学，编纂东巴经书目录。雅奈特不愧是瓦尔德施密特的弟子，不惜放弃千辛万苦学会的梵语，一切从零开始，拜约瑟夫•洛克为师，苦读东巴文，两人合作整理出版了《德国东方写本联合目录》（简称KOHD）中的《纳西族东巴经目录》五卷。这是迄今世界上最完整的一套东巴经目录。此后，雅奈特与云南纳西族学者杨福泉（现为云南社科院副院长）合作，1988年以来在波恩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五本现代纳西语语法和词典。
从表面观察，德国人学习或干事儿似乎不如中国人聪明，有时显得呆头呆脑。有一次，我邀请一位德国朋友到家中吃饺子，饭后讨教如何包饺子，想不到他的问题是：这顿饺子需要多少克面粉、放多少克水，煮几分钟。尽管这是一个笑话，却说明德国人对精准的追求是苛刻的，有时候看上去简直不可思议。正是德国人这种近乎苛刻的认真态度，以及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作风，保障了德国产品的品质。奔驰、宝马汽车、蔡司镜头、徕卡相机、施耐德电气设备、西门子家用电器……世界上最好的科技产品几乎全是“德国造”。
季先生留德十年，颇受德意志精神影响。每天晚上7点钟睡觉，早上4点钟起床，简单吃一顿早饭，就开始工作。一生恪守这个时间表，使他成了当代中国罕见的“高产作家”，《季羡林全集》皇皇二十四册，就是这样写成的。季先生生前多次叮嘱学生，干我们这一行要格外小心，尤其在德国人擅长的语言学领域，更要虚心治学。
季先生的内心世界是孤独的，尽管他的威名在报纸、电视台上如日中天，但是在他有生之年从不被人理解。既然季先生对“国学大师”称号敬而远之，那么他本人是如何看待一生学术成就的呢？窃以为，季先生最看重的学术成就，第一是瓦尔德施密特传授的佛教混合梵语；第二是西克（E.Sieg）传授的吐火罗语。他之所以敢于挑战世界难题，那是德国人用“魔鬼式”教学法打造出来的。听季先生说，在德国至少要学10国语言，才有资格申请印度学博士学位。在瓦尔德施密特指导下，他完成了博士论文《〈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并发表了《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应用不定过去时的使用以断定佛典的产生时间和地区》两篇名作；在西克指导下，他完成了《〈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本诸异本》（哥廷根，1943）。季羡林晚年感慨地说：“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
1946年，在南京谒见清华大学时期的恩师陈寅恪后，季羡林时来运转，经陈先生推荐，他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本以为可以干一番事业，可惜却陷入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中，接着又遭遇十年“文革”。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可怜季羡林枉有十八般武艺，再也写不出超过哥廷根博士论文水平的学术论文。惟有一部凄凉的《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向世人倾诉他后半生的悲惨遭遇。
西域学术沙龙
西方学者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始于18世纪初尼布尔（B.G. Niebuhr）。他以研究罗马史闻名于世，主张完全依靠原始史料，不用第二手材料，考证方法力求严谨，客观公正。在尼布尔的追随者之中，德国史家兰克（L.von Ranke）脱颖而出，后来居上，被誉为“近代历史科学之父”。
兰克史学有四个特点：第一，主张纯粹学术研究，不作价值判断，理论抽象不是史家的事。史家必须超然是非，褒贬之外，无党无派；第二，秉笔直书，根据原始文献复原客观事实，不偏不倚；第三，判断与使用史料，追根寻源，一网打尽，竭泽而渔；第四，考证问题，事无巨细，严谨周密，滴水不漏。兰克创建的科学治史方法，至今主宰着历史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当然，兰克史学也有历史局限性，在民族主义的阴影下，陷入“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泥潭。无论如何，兰克史学奠定了19世纪下半叶西方史学发展的基础，不仅深刻影响了欧美国家史学发展，甚至波及日本和中国。
陈寅恪早年留学德国，颇受兰克史学影响。1953年，中国科学院决定由他担任历史所第二所所长。陈先生却在同年12月1日一封《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提出了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他解释说：“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陈寅恪之所以这样说，就是遵循兰克史学的原则。
兰克在柏林大学主持历史讲座达46年之久，直到1871年退休。值得称道的是，兰克在柏林大学首创Seminar（学术沙龙），倡导自由学术讨论，探讨学术问题，无师生之别，可以华山论剑，畅所欲言，兰克以这种方式培养了一批史学大师。1984年，季羡林按照兰克模式，在北大东语系举办了一个西域研究学术沙龙。参加者有中央民族学院耿世民、北大南亚所蒋忠新、张保胜、耿引曾等老师，以及季先生在东语系的受业弟子段晴、王邦维、钱文忠等。为了讨论犍陀罗语问题，季先生也请我参加。西域古语研究离不开西域史，张广达老师及历史系学生荣新江、王小甫也是这个沙龙的主力。
蒋忠新在沙龙上介绍了民族宫藏梵语贝叶经。这些贝叶经是1950年代从西藏各地寺庙征集来的。中央民族学院王森教授为这批写本编过一个草目，最后由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罗炤先生完成，即《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梵文贝叶经目录》（民族文化宫印，1983）。蒋老师当时正研究这批写本中的《妙法莲华经》，后来出版了《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梵文〈妙法莲华经〉写本：拉丁字母转写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929－1938年，为了调查西藏寺院藏梵语写本，印度学僧罗侯罗（Rahula Sankrityayana）先后四次前往西藏，对许多梵语写本作过调查、拍摄等工作，这批资料保存在印度巴特拿博物馆（Patna Museum）。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印度唯识学派创始人世亲撰写的《唯识三十颂》，没想到这个梵语写本也在民族宫藏品中。唯识学是继中观学之后印度佛学的主流与核心，亦称瑜伽行派或法相学。《唯识三十颂》是世亲晚年唯识思想的总结性论著，南朝真谛用散文译为《转识论》，唐玄奘用偈颂译为《成唯识论》。若要判断哪些东西是译者自创，哪些才是世亲唯识思想之真谛，就要核对梵文原典。1922年，法国学者列维（Sylvain Lévi）在尼泊尔发现《唯识三十颂》梵语原典。列维将原典与汉译本作了比较，发现玄奘译本并不完全忠实于原文，杂糅了其他版本。1925年，列维将《唯识三十颂》校勘本连同法译本一起在巴黎刊布。这个现象是否是原典版本不同造成的呢？民族宫藏梵本《唯识三十颂》相当重要，可以校正罗侯罗照片不清楚的地方，为探讨世亲唯识学之真谛提供了第一手材料。蒋老师出访欧洲时，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介绍了他对这部梵语原典的调查。没有什么比发现了佚失的梵文典籍更令人激动，他的演说在会上引起极大轰动。
这个沙龙开办不久，水谷真成给季先生、广达师等人合著《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写了一篇书评，这位日本学者以《大唐西域记译注》（平凡社，1972）一书闻名士林，发现这本书存在不少问题。我们便在沙龙上对这篇书评展开讨论。广达师在沙龙上的一席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提醒我们：“在日本学者面前，最好不要妄谈佛教。”日本宗教发展从未断代，他们对佛教有完整的传承，日本佛学在某些方面甚至领先于欧美国家。一批批日本学生赴“西天取经”，如吉田丰到伦敦大学师从伊朗学家西姆斯•威廉姆斯（N.Sims-Williams）学粟特语，武内绍人到印第安纳大学攻读古代藏语、熊本裕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师从伊朗学家德雷斯顿（M.J.Dresden）学于阗塞语，森安孝夫、高田时雄到巴黎分别师从突厥学家哈密顿（J.R.Hamilton）和汉学家李嘉乐（A.Rygaloff）攻读回鹘摩尼教和古汉语。这几位日本“海龟”后来分别在京都大学、东京大学、大阪大学执教，在日本创立Young-Ton（新敦煌学派），成为日本学坛新一代掌门人。当然这是后话。
点评：季羡林先生为何推崇“德意志精神”？
答案应该是德国人对精准的追求。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认真态度，以及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作风，保障了德国产品的品质。成就了世界上最好的科技产品几乎全是“德国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