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全安：白鹿无原，图腾难画

                
                文/ 陆支羽
在《白鹿原》敲定演员后，王全安去原上见了陈忠实。想来，张雨绮也在同行之列。而从那一刻起，她是田小娥。那天，在秦腔高亢的坡塬上，两个陕西男人开始了遥隔两个时代的漫谈。他们漫谈历史，漫谈革命，当然也漫谈女人。不同的是，陈忠实的田小娥是白鹿原上的“神女”，是一个与原上所有女人都不同的女人。而王全安的田小娥却身兼两职，演戏时她是田小娥，不演戏时便只是他的张雨绮，未来的妻子。我们固然难以想象，一部电影如何成就一段佳缘；但我们谙知，艺术生来便具有强大的柔韧力，它既已成就了两个时代对话的可能，又何况只是敲定一桩天成的婚事。
然而，在影迷们看来，《白鹿原》的非偶然性，则注定将使王全安的导演生涯经历一场暴力变奏。从制作成本上而言，文艺小成本进而涨升为商业大制作；从电影格局上而言，对个体命运的探寻则膨胀为对群体史诗的抒写。但对王全安自身而言，最大的改变却在于女主角的置换。于是，张雨绮拾级而上，余男黯然离场。回想从《月蚀》到《惊蛰》，再从《图雅的婚事》到《纺织姑娘》，余男与王全安搭档十数年，几度征战柏林。而王全安心目中最初的田小娥，想来亦是余男的模样。但终究时过境迁，《白鹿原》来了，俩人却久已分道扬镳。
九月，《白鹿原》终于姗姗来迟。王全安瘦了，《白鹿原》也瘦了。暗想，几经“瘦身”之后，如今这一出《白鹿原》还是它最初的模样吗？从原始的220分钟试映版，删减为188分钟的电影节展映版，以至于情节松散而错失了柏林电影节大奖；而后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上展映的龙标版又做了部分删减，为175分钟。几经波折之后，最终仅以156分钟版本在大陆上映，前后足足“瘦身”掉一个多小时，既劳心劳力，又伤筋动骨。
无疑，《白鹿原》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难产。九年筹备，五换导演，被众媒体定义为“近几十年来最难拍的电影”。因而，即便有两亿资金支持，有陈忠实原著作保，有著名编剧芦苇坐镇，但整部影片的创作过程，犹然显得困难重重，步履维艰。按王全安的说法，《白鹿原》最初的投资是3000万元，相比较于他之前的电影如《惊蛰》、《团圆》、《图雅的婚事》等，这显然已属大投资。然而，王全安深知树大招风，有时大投资反倒会成为艺术的负累。于是，他量力而行，非但不再追加资金，反而选择了酌情减投。正如他所说，真正自由的导演，并不需要大投资，片子越大，导演也越不自由；过多的钱对艺术质量有弊无力，它只可能带来贪婪和臃肿，即便表面风光，内心却不快乐。遗憾的是，这一切在《白鹿原》的创作过程中被得以印证，两亿大投资带给王全安的并非创作上的自由，却反而使其更显得束手束脚。
超额的删减，成为《白鹿原》的一大噱头；而那些被删减的胶片，就像这个时代的新一场意淫梦，又给后世留下一长串看不见的影像。然而，删减绝不是留白，而更像是对艺术的绞杀。窥探《白鹿原》中被删掉的情节，主要集中于影片后半部分，其重点戏目如下：黑娃在落草为寇后的烧杀抢掠，县政府的不和谐污点，艺人练唱段落对审查机构的隐射。或许，删掉这些倒也“情有可原”，比起《赛德克巴莱》被整整删掉一半，对于《白鹿原》的遭遇，我们尚可忍痛接受。然而最可恨的是，黑娃众人被集体枪决的重头戏竟也被一并删除。曾有人试问，这个时代对艺术完整性的保护底限究竟在哪里？或许，残缺也是一种美，但这样的残缺绝非原生态，而更是一种硬生生的剥夺。
有人说，《白鹿原》之所以被大幅删减，片长只是一方面原因，更重要的是，王全安是以豪不回避的姿态在创作。正因不回避，才使影片沾染了“被禁”的潜质。或许有人难以理解，为何陈忠实原著中赤裸裸的东西，呈现于影像中却要如此遮遮掩掩？更何况，王全安的拍法毫不哗众取宠，而是以一种最原始、最传统的方式来铺叙那一段历史；即便故事内部如何暗潮汹涌，镜头上却始终值守着不紧不慢的气度。正如王全安所笃信的，面对《白鹿原》，我们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而在赵季平眼里，影片则是以一种河流的姿态“静静的流淌，沉默的爆发”。然而，大幅删减终究是不诤的事实。很多时候，“禁足”的理由总是荒诞得很，其意义或许更在于不让剪刀手们失业罢了。还是数年前尔冬升说的那句话：你们把电影看得太重了。
当然，王全安对《白鹿原》的改编其实偏于保守，从中也可一窥中国电影屡遭诟病的缘由。在名著改编问题上，中国导演往往显得捉襟见肘，不敢擅自大动干戈。一方面是中国人的中庸与理智作祟，另一方面则归罪于好莱坞模式的过度入侵。毋庸置疑，在《白鹿原》的改编过程中，被众人强调最多的一个词，必然是“还原”，还原文本，还原历史，从而以影像构筑起陈忠实原著中的那个世界。在好莱坞的名著改编电影中，也曾无数次强调“还原”的重要性。然而，多少次“还原”使名著改编电影一次次沦为平庸之作，既无法还原所有，同时有丧失了电影自身的品性。于是，导演们往往泥足深陷于原作者的艺术“圈套”，拍电影却成为一种依样画葫芦的拙劣临摹，而非更有艺术价值的再创造。遗憾的是，东方文化的中庸脾性，使我们从来都只懂走广场，而不懂绕小道。按主流达人的话说，绕小道就是剑走偏锋，就是误入荆棘丛；他们从来不曾想过，另辟蹊径也有可能“风景这边独好”。又或许，他们明明知道，却不敢擅自冒险罢了。
无独有偶，《白鹿原》中最重要的大场面都发生在一大片麦田上，尤其是段奕宏火烧麦田那场戏，就像一个时代的炽烈图腾，烙印于陕北的深蓝色夜幕。而那一片麦田，则是为了电影额外耕植上去的。然而，王全安今朝种小麦，已然不同于N年前张艺谋种高粱的光景了；今日的《白鹿原》就像是一项群策群力的电影工程，而昨日的《红高粱》则更是以滚烫的梦想撑起来的。试想，当王全安在白鹿原上瞭望麦垛时，可曾有某一瞬间，想起老谋子和顾长卫曾在莫言老家高密亲手种植过一大片高粱地？遗憾的是，纵观《白鹿原》全片，至少从最终的影院版而言，王全安的新图腾画得并不算大成。笔者此言并非妄语，而更多是一种难言的沮丧。想来，25年前的《红高粱》以姜文与巩俐的“高粱地野合”缔造了一个神迹时刻。25年后，一度踌躇满志的王全安却汹涌的时代麦浪中磨平了艺术的棱角。于是，《白鹿原》中的麦田，最终只沦为一个舞台式的视觉意象，过分简化了人与自然的交合，亦由此丧失了难能可贵的神迹时刻。
在某场首映的媒体见面会上，王全安与张雨绮相依而坐。有记者便问王全安何时造“私人作品”，王全安回答说，近来忙于《白鹿原》宣传工作，得等“农闲”时再作考虑。在我的臆想中，这里的“私人作品”一词正好一语双关，一则是询问俩人何时要孩子，二则也是对王全安未来创作之路的一次诘问。当然，这里更多是我的个人揣度。但事实确而如此，在这鱼龙混杂的艺术乱世里，一个导演的表面风光终究太像沧海一粟，其内质的精气神终究要靠好作品来说话。至于《白鹿原》这部电影，它既如此忠实地还原了陈忠实原著，又如此虔诚地接受了剪辑台的考验。但其最终成品，充其量就是一部质量上乘的名著改编电影罢了。
回想《白鹿原》拍摄花絮中的“祠堂被炸”这场戏，上映前曾爆过一个戏外的“彩蛋”：爆炸过后片刻，一个陕北妇女踉跄跑过浓烟滚滚的《白鹿原》片场，哭喊道，你们拍电影真作孽啊，把俺家玻璃窗都震坏了。是啊，曾经那个时代，尚且“防渴防饿防革命”；如今这个时代，则是“防奸防盗防剧组”。于是，这队在白鹿原上匆匆穿行的电影人，究竟是蝗虫的扮演者，还是图腾的写照者呢？
王全安的主要电影作品：《月蚀》（1999），《惊蛰》（2004），《图雅的婚事》（2006），《纺织姑娘》（2009），《团圆》（2010），《白鹿原》2012。
原载于《中国企业家》“不散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