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的导师李少白先生

                
                
题记：今年是《中国电影发展史》出版50周年。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当代电影》杂志社，于2012年9月22日联合在北京召开题为“重写电影史：向前辈致敬——纪念《中国电影发展史》出版50周年”的学术会议。主办单位邀我写一篇回忆文章，追述当年跟随李少白先生攻读中国电影史博士生的点点滴滴，以此表达对学界前辈的敬意。会后，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还将单独出版一本纪念性文集，题目为《李少白与影视所的中国电影史研究》，下面的文章，被收入本书，于2012年底出版面市。因原文太长，此处发表略有删减，特此说明。
一
1998年秋，我考取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电影史论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成为影视研究所李少白研究员的入室弟子。能在李少白老师言传身教下学习研究中国电影史，对于我这个自小喜爱、迷恋电影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其实，早在1987年，我就知道了李老师的名字。那时我还在读本科二年级。每逢周末，学校樟树林常会有校外的书商来摆摊贩书。就是在这里，我以很便宜的价格买到了两卷本《中国电影发展史》，由此认识了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三位电影学术前辈的名字。
但真正见到李老师本人，却是在十多年之后。1996年夏季，我来到刚刚成立不久的上海大学影视学院任教。当时，上大影视学院正在谋划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合办硕士研究生班。师资由北京、上海两地学者共同组成。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这个班于1997年开始招生授课。艺术研究院影视所的李小蒸、俞虹、刘树生、陆弘石、高小健，以及北京电影学院的舒晓鸣、中国电影资料馆的李迅等老师，都先后到上海来授课。我承担了这个班的部分教务工作，因此有机会与这些慕名已久的前辈学者有了比较多的接触。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我萌生了报考艺研院电影专业博士生的想法。当时陆弘石老师正好在上海，我便向他征询意见。陆老师自然是对我大加勉励，为我详细介绍了报考的程序和要求。当时电影史论专业只有李少白一位导师招生，所以陆老师让我最好找机会先征求一下李老师本人的意见。可是后来，因为工作安排，我无法确定报考时间，就一直没和李老师取得联系。直到1998年3月的一天，院长告诉我，李少白老师要来上海讲课，你来负责接待好不好？你不是打算考博吗？也好趁这个机会和李老师当面沟通一下。这话让我很高兴，一来说明院领导基本认可了我考博的打算，二来，我终于有机会向李少白老师当面请教了。
这次与李老师同行的，还有师母孙承谨和俞虹老师。我特地在上大乐乎楼宾馆为三位贵宾安排了一间宽大的套间，有两间彼此独立的卧室和一间公用的客厅。那天一大早，我到上海火车站去接站。先见过师母和俞虹老师，李老师最后一个从车上下来。大概此前其他老师已在他面前提起过我，李老师看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就是石川？”
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天是1998年的3月15日。前一天，也就是3月14日，李老师临出发前，忽然接到电影学院黄式宪老师的电话，报告说电影学院老院长沈嵩生因病猝逝。李老师与沈院长是多年故交，心里有说不出的惋惜。他一到上海，就嘱咐我带他去附近的邮局，要给沈院长夫人葛德老师发唁电。我想，李老师旅途劳顿，不必再跑一趟，便请他先起草一个电报稿，由我到邮局去代发。可李老师不肯，非要亲自去。我们只好先到宾馆安顿下来，午餐过后略事休息，再搭乘出租车去邮局给葛德老师发了唁电。
校园宾馆离教室很近，抬腿就到。一天中午，快下课的时候，天上忽然下起冰雹，指尖大小的冰疙瘩，砸在车顶上，乒乒乓乓作响。我担心李老师回不了宾馆，便拿了一把长柄大伞跑去迎接。还没到教学楼，就见李老师独自一人走了出来，腋下夹着一叠讲稿，手里撑了一把伞骨耷拉下来的破伞，大概是从别人那借来的。我赶忙上去为他撑开大伞。李老师也不推辞，兴致勃勃地打趣说，这是上海给要他脸色看。接着又“三月降雹”，“六月飞雪”地说到《窦娥冤》和古代戏曲里的象征手法……他似乎毫不介意头上呼啸而下的冰雹，也不急于回宾馆躲避，而是宁愿悠闲地在花木葱茏的校园里散步、聊天。
此前，李老师已经知道我想报考他的博士生，但我面对面地正式向他提出这一请求，却是在上大宾馆的餐桌上。当时的我，颇有点战战兢兢，生怕被李老师委婉地回绝。可李老师没说行或不行，只是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把电影当饭吃还是当爱好？我想了一下回答说，好像还是爱好多一点吧？我的饭碗是教书和做电视。从来没从电影挣过一分钱，说它是饭碗，好像有点文不对题了。李老师被我的话逗乐了，笑着对我说，读博士，做学问，是件很清苦的事。你们年轻人，还是应该先解决吃饭问题，再解决事业和理想问题。如果反过来，吃饭问题解决不好，就会成为你追求理想的障碍，挫伤你对理想的热情。我说，我已经30岁了，吃饭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该是实现理想的时候了。李老师说，既然你都想好了，那就考吧。
这次授课结束后，李老师和师母打算顺道游览杭州。院长怕他们人地生疏，多有不便，便安排我同往。李老师起初不同意，让我在家备考，温习功课。我说，反正临时抱佛脚也没什么用处，不如随缘吧。李老师好像很欣赏我这态度，说难得你有这种心态。考试和做学问一样，功利心太强，结果只能适得其反。你用平常心对待考试，说明你还是比较有自信的。就这样，经李老师和师母同意，我和他们一道，冒着淅淅沥沥的江南春雨，告别上海，去了杭州。
说起杭州，可算是李老师的勾游之所。他是安徽太和人，1949年高中毕业后，为了继续求学，辗转从家乡来到了杭州。在这里加入了二野西南服务团，跟随解放军进军大西南。那天，在灵隐寺大雄宝殿外的回廊上，李老师指着一处墙角告诉我说：当年我是个流亡学生，身上一文不名，住不起店，夜里就只能睡在这个屋檐底下。一晃都快50年了！李老师边说边用手摩挲着回廊上的石栏，眼神在古木参天、香烟缭绕的寺院中来回逡巡，仿佛在搜寻半个世纪前的旧时光景。那些天，杭州阴雨连绵，整个西湖笼罩在一片烟雨迷蒙当中。李老师却很喜欢这种花非花、雾非雾的朦胧景致。坐在摇晃的小木船上，他一边悠闲地喝着龙井，一边吟诵着苏东坡的诗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杭州游览结束后，我便和李老师及师母一同乘车北上。到京后，李老师和师母回家休息，我则住到朋友家专心备考。和李老师分手时，他还特意叮嘱我，博士生入学考试，着重看考生平时的积累。你答题时，要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不必怕出错而面面俱到、四平八稳，那样就看不到你的真知灼见了。实际上，这一要求看似简单，却不容易做到。如果对电影史缺乏深入了解，哪里会提得出什么与众不同的真知灼见？所幸考试结果出来后，我的成绩还算不赖，总分在考生中名列第一。那年，电影专业只有一个招生名额，而我恰好就成了考生中唯一被录取的幸运儿。
二
1998年9月3日，我到位于前海西街恭王府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报到，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学生生活。刚安顿下来，师母就打来电话，说李老师让我到家里去谈谈。这是我第一次到李老师家登门拜访。我踏上一辆刚买的二手自行车，从北海后门沿平安大道一路向东，花四十多分钟，一口气骑到位于金台路红庙北里的李老师住所。从这一天开始，这条线路便成了我未来三年每周一到两次的求学之旅。
那时，艺术研究院的博士生很少集中上课。所谓上课，大多是导师和学生之间一种比较随意和自由的漫谈。说起来，这不太像现代学院教育，而更像是师徒相授的古典教育。但它却让学生受益良多，因为师生间有着频繁的交流和互动，避免了课堂教学那种知识单向传输的简单化模式。尤其高校扩招之后，每逢上课，学生少则几十，多则上百，师生之间很难再有充分交流的机会。
李老师和我约定，每个礼拜去家里一次，把一周来的学习和研究情况，向他做个汇报。读了哪些书，看过哪些影片，是否发现新的史料，有些什么新的想法或疑问等等。大多数时候，都是由我先从一些鸡零狗碎的闲话开场，然后再慢慢切入正题。李老师通常是一边喝茶，一边静静地听我讲话。平常他不太出门走动，倒也乐意听我白话一些社会新闻和身边发生的琐事。有的时候，李老师也会主动向我谈起一些他个人的阅读和思考的心得。
记得刚入学那会，李老师正在读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一套银灰色封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我们谈论的话题，自然就会比较多地涉及到葛兰西、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或哈贝马斯。在外人看来，李老师主业是中国电影史，但实际上，他对一般文艺理论和社会哲学命题也颇有兴趣和心得。他曾告诉我，他一生中读书最多、最勤奋的时期，是“文革”在干校那几年。那段时间，他白天劳动，晚上读书。尽管世事艰难，倒也未负光阴。从古典哲学的康德、席勒、黑格尔，到“马、恩、列、斯、别、车、杜”，大多比较系统地读过。现在再读“西马”，等于把旧学新知连成一片。这样，就能让自己的知识版图，不断开疆辟土，过去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也会随之慢慢清晰起来。在李老师看来，这恰是读书的乐趣所在。
李老师常说自己“好读书，不求甚解”。照他的体会，读书其实不怕“不求甚解”，总是要先从“量”的积累起步，读多了，有了兴趣，有了心得，自然就会去“求甚解”了。何为“甚解”？“甚解”就是对某些具体问题刨根问底，追本溯源。找到它的源头，了解它的流变，发现它的规律和特征。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系统地读书，而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似的蜻蜓点水。好比他在“干校”时期读过经典马列，今天再读“西马”，就能把从黑格尔、费尔巴哈、“马、恩、列、斯”，直到法兰克福学派贯穿起来，形成一个系统的知识谱系。就像一串冰糖葫芦，每颗果子各自独立，但串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经脉贯通的有机体。
李老师这些话，给我印象很深。此前，我念本科、硕士的时候，虽也胡乱读过一些理论书籍，但一来数量有限，二来更无系统观念，对电影研究涉及的文艺理论问题，大多停留在浅尝辄止、一知半解的地步。直到读博士以后，方才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读了一些西方理论，包括当时流行的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后现代理论和一些文化研究类的学术名著。这些内容，后来在我写建国后十七年中国电影史的博士论文时，也就自然发挥了很大作用。
每次与李老师的对谈，大约都会持续两三个小时左右，从早上九点半、十点到正午时分。几上的茶水已经冲过数泡，口味早已寡淡了。这时，师母便会备好午餐，摆好碗筷。李老师和我，便在师母的号令下，从沙发移师餐桌。有时候筷子已经动了起来，我们的话题还在继续。
午饭后，从李老师家出来，我会顺路去逛一下沿途的旧书店。最常去专营旧书的中国书店，有一家在东四南大街，一家在隆福寺步行街，还有一家在什刹海荷花市场。这里经常能用非常低廉的价格，淘到五六十年代甚至更早的文艺和电影书籍。运气好的话，还能淘到有名家藏书印章或手迹的旧书。有一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的《中国电影史》，三卷本，只要2块钱，真比路边摊儿的肉夹馍还便宜。还有一套三卷“样板戏”资料汇编，包括《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和《红灯记》的全部曲谱、舞美设计图及分镜头台本，都是市面上非常罕见的珍贵文献。每次淘到好书，我都会在李老师面前炫耀一番。
李老师也总是面带微笑，耐心地听我喋喋不休地讲述淘书过程。他自己对旧书虽无嗜好，但对我淘书却是始终给予鼓励和支持。在他看来，善于搜寻和发现史料，乃是从事史学研究的基本功之一。别看那些旧书报、旧杂志破损肮脏，可叠加在一起，却能筑起一条通向幽深历史的隧道，让后来者走进历史腹地，去窥探古人的生活和世界。
李老师自己有不少藏书。他家里的小书房，只有十几平米，空间逼仄，却四壁文山，书香满室。每每置身其间，都会让人感到“斯是陋室，唯吾独馨”的诗意。我问李老师，这么多书，每本您都读过吗？李老师说：那不太可能，也没这个必要。藏书不是为了“足读”，而是为了“足用”。大多数书籍其实只是工具，用的时候拿出来翻翻，不用的时候扔在一边。就像榔头，要钉钉子了，你就得去找一把来，不用的时候，谁会整天攥在手里？有一次，李老师送我一套他自己主持编纂的两卷本《中国艺术影片编目》。说这种工具书，一般谁也没兴趣一页一页挨着往下读，但真到做研究写文章的时候，手边却又少不了它。
对于书，李老师还有一个观点，不论买书藏书，不论新书旧书，都不能只顾眼前，还要为今后打算。有些书看完就扔，不值得花钱去买，可以到图书馆或找朋友借。买书藏书，要的是那些能用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生一世的书。这句话，后来成了我的“淘书圣经”。我从上海去北京报到，随身带的书只装了一小纸箱。可三年博士念完，打道回府的时候，带回去的图书资料，却有整整十四大箱。直到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时买进的许多书籍资料还在顺手翻阅。李老师送我那两本《中国艺术影片编目》，早已被我翻得散了架，不得不拿两只塑料袋装起来藏在书柜里。
三
大约在1999年春季，电影出版社打算为李老师出版一本学术文集，就是后来的《影心探赜》。在整理稿件时，遇到一些引文和史料需要在注释中补充交代出处，还有些引文出处未详，也需要查找核对。李老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他每个礼拜，都会把相关内容写在便条上，再让我拿到国家图书馆去查找出处。我就一趟又一趟地跑图书馆。次数多了，对那儿的检索系统自然就熟悉了。后面轮到为自己查找资料的时候，也就更加轻车熟路、得心应手了。这时我才明白，原来李老师是借这种方式来训练和提高我的文献检索能力。毕业后，我在自己的教学中，也仿效李老师的做法，有时会从古籍或历史文献中抽取一段文字，故意隐去作者和出处，让学生自己设法查找。没想到，这种做法倒也很受学生欢迎。照他们的说法，这有点像电玩中的“寻宝”游戏，有悬念又有惊喜，颇能调动他们的兴趣。为此我还一度感到窃喜，原来自己还从李老师那儿“偷师”学来了一手“绝杀计”。
这事儿说明，李老师在指导学生时，比较注重学术能力和研究方法的训练。在同他的谈话中，大体这也是涉及次数最多、出现频率最高的话题。1998年底，李老师在和我谈关于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有一个说法就很有意思，叫做“占地盘”。意思是博士论文选题，对你未来形成稳定的研究方向至关重要。选好了，就是你以后的“学术根据地”，将来可以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研究范围和视野。其中的道理，有点像下围棋，总要先占一个角、一条边，再慢慢扩大“地盘”。这样才能稳扎稳打，进退有据。
李老师强调说，想要在学问上有所成就，首先要找准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把它做深、做透、做扎实，直到占领学术制高点。而不能心有旁骛、这山望得那山高，频繁改变自己的研究兴趣和关注范围。他引用《孟子》里的一个成语来印证这一观点。这个成语叫做“掘井及泉”，意思是说人们做事就像挖井，坚持不懈，挖出水来才算上成功。有人缺乏韧性和毅力，这里挖两下，不见水，就换地方，那里再挖两下，还是没水，就又换……如此往复，挖一辈子也挖不出一口井。李老师说，做学问，有时候最笨的办法，恰恰是最有效的办法。你若能盯着一个题目一做20年，最后在这块“地盘”上，说话最有分量的人就是你。
李老师谈话，常常天南地北、纵横辟阖。有些话好理解，有些话也会让我一时摸不到头脑，需要留待后面慢慢咀嚼回味。所以每次和李老师谈完，回到恭王府宿舍，第一件事就是补记笔记，把李老师谈话要点记在笔记本上，以免时间长了遗忘。这也让我渐渐养成了做研究札记的习惯。每读一本书，当中偶有所感，便会在书页的天头地脚做上眉批。书读完了，从头到尾再翻一遍，若有重要的内容，再一一摘录到笔记本上。这样日积月累，在京三年，读书笔记、看片笔记、李老师谈话记录等等，竟然写满了厚厚四大本硬面抄，足有1600多页。
有一次，我把笔记拿给李老师看，又从他那儿得到一次大大的表扬。李老师说，做笔记不仅仅是一种好习惯，也是一种最朴素最基本的治学方法。边读书，边记笔记，好比把书上的内容镌刻在人的脑海里。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读书不做笔记，如同雨落大海了无痕迹”，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李老师自己读书也有做眉批和记卡片的习惯。几十年如一日，到最后就能为自己积累一笔巨大的学术财富。有了这笔财富，写文章、做注释、引用史料或别人的观点，才能做到旁征博引、顺手拈来。
但李老师又不提倡只做文抄公，而是主张把自己的思考、结论，也体现在笔记的字里行间。他说，古代学人往往是边读、边记、边思索、边写作，“四力合一”。有些人的读书札记，写到最后也就成了煌煌巨著。明代大儒顾炎武的《日知录》就是这样。顾名思义，《日知录》就是“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还有清代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也是作者在旅途中，搜集记录民间狐神鬼怪的故事，编纂而成的一本奇书。
所以，李老师提倡“读写并重”、“边读边写”。只读不写，就会失去目标。只写不读，就成无源之水。写是读的延伸和升华，写能让读有的放矢。写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消化运用所得观点和材料的过程。就像消化食物，通过笔记和写作，能把别人书上的观点、材料变成自己的心得和学养。历史上有不少饱学之士，自己学富五车，却向来述而不作，无法将自己的知识和心得贡献于社会，如此，他们的知识价值就得不到体现。在李老师看来，这未免有点学究气，也是一种变相的“滥而无归”。
每每说到这里，李老师通常会话锋一转，开始自嘲起来。他说，其实我也算不上是一个勤于笔耕的人，也常常是“述而不作”，你们年轻人不要学我。后来仔细想想，李老师此言也不无道理。除了《中国电影发展史》以外，他一生著述并不算多，只有《影心探赜》、《影史榷略》两本文集。这大抵与李老师为人为学不事张扬的低调作风有关。在写作上，李老师向来笔锋严谨，一些资料或思考尚未成熟的议题，宁愿搁置也绝不愿轻易下笔。
1999年，中国影协筹备夏衍诞辰百年学术会议，打算约请李老师写篇文章。李老师左思右想，似乎没找到合适的题目，最终决定放弃不写了。可过了几天，他又对我说，题目倒是有一个，可我写不了，你如果有兴趣，倒可以去尝试一下。我问原因，他说，这个题目要靠材料说话，必须要到图书馆大量翻阅史料。他已年近古稀，感到没有足够的精力和体力去做了。我问是什么题目。他说，夏衍终其一生有个理想，就是要把中国电影推广到国际上去。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场合，多次阐述这一话题，应该算是他电影思想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关注过这个话题。如果你肯花时间研究一下，写篇文章，也算对中国电影史和夏衍研究尽了一份力。
我听了李老师的话，接受了这项任务，花了大半年时间，把夏衍从3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末几乎所有能找到的文章、书信、讲话稿都依次浏览了一遍，写成一篇题为《试论夏衍的电影输出思想》的论文，发表在《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上。文章写完后，我把草稿拿个李老师审阅。李老师看完，慨叹了一句：写文章不止是脑力劳动，有时候也是累人的体力活儿啊！
李老师常说，搞历史的人写文章，最忌讳出现史实错误。这属于硬伤，应该尽量避免。所以通常下笔都会比较小心谨慎。尤其对于史料，一面要考辨真伪，一面还要多重举证，避免孤证断言。从这个角度，李老师很赞同傅斯年“史学即是史料学”的观点。一个搞历史研究的人，必须花费大量时间，“上穷碧落下黄泉，搜肠刮肚找资料”。好比写博士论文，大概70-80%的时间都会花在对史料和已有研究成果的查寻、搜集、整理、考辨、分析、解读上面，真正用在写作上的时间，大约只有20-30%。这是一个很耗时间、很吃功夫的过程。所以老一代学人常常会说：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但另外也有一些人，往往文思泉涌，激情澎拜，铺开稿纸，一挥而就。按照李老师的说法，这样写“诗”可以，这样写“史”就会出大问题。
李老师自己写文章，也大多是从看资料开始。边读边写，勾勾画画，剪剪贴贴，反复斟酌，反复修改。有时候，一篇稿子完成，稿纸看上去就像一件和尚的袈裟，补丁重补丁，厚厚的一叠。我拿在手里有时会觉得好笑，李老师却不无自豪地说，我写文章就是“剪刀加浆糊，中看又中读”。
李老师的这种写作风格，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于后面自己写文章时，也养成了反复斟酌、反复修改的习惯。在写作的过程中，总是会不断地反问自己，这样写有无不妥？材料是否充分？论证的过程有无疏漏……这样反反复复追诘下去，有时会让自己备受煎熬，个中甘苦，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有一次，电影学院倪震老师对我说，你们几个少白老师的弟子，文风怎么都和老师有那么一点神似？文章写得像一条拧干了水分的毛巾，干货多，水货少。假如这句话可以被视为一句表扬的话，那么，我想最应该承受它的，首先应该是李老师本人。
四
2000年的一天，我如往常一样，来到李老师家。刚坐下来，李老师就从书房拿出厚厚一个大邮包，让我打开看。里面全是文史资料。原来，是哈尔滨一位业余电影爱好者寄来的考证材料。他试图考证的是，中国最早的电影放映活动，并非如《中国电影发展史》所说，在上海闸北徐园的又一村茶馆，而是在哈尔滨的某处娱乐场所。
老实说，邮包里的资料不算少，有早期的报纸、影院的图片和影院执照的复印件。但大都是些间接证据，说服力显得不够。李老师指着这包东西对我说，历史的特点，就是会不断被人质疑和重写。你看，新的史料发现了，以前的结论就会受到怀疑和挑战。不过，话说回来，想要推翻已有结论，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除了要有足够的确切史料来“证明”以外，还要有更加充分的史料用于“证伪”。这一大包材料虽然不少，却既不足以“证明”，更不足以“证伪”，只能当作对现有结论的存疑，留待以后的补充考证。
类似这样对前人历史研究结论进行提出质疑的考证，不论在学术界还是在民间，一直都不曾间断。关于徐园放映活动是否应该算是中国最早的电影放映，放映的是何内容等等，也都存在大量似是而非的说法。比如有人提出，徐园放映的很可能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电影，而是类似幻灯一样的光影游戏；也有人质疑，史书上说徐园放映的内容是法国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短片，这不过是后人的一种臆断而缺少确切的证据。
这些说法，有的见诸于文字，正式在报刊上发表，有的只是坊间的一种传闻，尚不构成学理意义上的历史结论。但在李老师看来，这些说法都有各自存在下去的道理，也都可以并行不悖，彼此印证和参考。李少白、邢祖文、程季华三位前辈以前写《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时候，也不过是采用了当时认为比较可靠的一种说法而已，并不构成对这一史实的绝对定论。
所以李老师认为，对任何历史事实下判断时都不能武断和绝对，在态度上都应该留有余地，不能把话说绝，更不能钻牛角尖，认死理。应该允许别人的质疑和诘难，允许别人对你的研究结论进行重新考证。这才是历史认识的一种常态，因为任何历史认识都有其相对性的一面，都是后人对前事的一种看法和推断，都是今人和今人，今人和古人之间的一种精神对话。在这个过程中，原本也不应该存在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
今天回过头来看李老师对待这件事的态度，让我们大体可以窥见到他的一种历史观。他不是一个机械的客观实在论者，他也承认历史的主观歧义性。他虽然肯定历史首先面对的是过去的事实，但同时也重视历史研究与写作的认识论性质。
在我博士论文开题后不久，李老师就对我强调说，你写论文一定要首先明确自己的写作立场和出发点。为什么要写这个题目？做这项研究的目的何在？这个问题不先搞清楚，在大量的历史材料面前，你就容易迷失方向，被卷叠浩繁的文献史料所淹没。那样就无法达成历史研究的目的。他举例说，孔子写《春秋》，着眼的就是“以史鉴今”，通过褒贬进退的春秋笔法，来评判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是非善恶与成败得失，为他所在的那个时代，提供政治与道德上的镜鉴和训诫。
这也是孟子后来为什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原因所在。研究电影史的人，也负有“明史实，供镜鉴”的当代使命，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发现和确认历史真相，还必须着眼于发现它的内在规律，并从今天的现实出发，对它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一项好的历史研究，应该具有丰富的思维厚度，包含事实、因果、逻辑、价值等不同的学理层次。如果一篇论文就事论事，就会因为缺乏思辨性和理论思维而显得轻薄肤浅，很难在学术上形成真正的说服力。
在我看来，正是有了这样一种比较宽容、清醒的历史观，才让李老师具备了一种自我审视、自我反省，乃至于自我批判的理性自觉。比如在谈到《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时候，李老师常说，这本书现在之所以还被人经常提及和引用，最主要是因为它的史料，而不是因为它的方法、观点和结论。关于这本书的评价，他比较赞同电影学院陈山老师的说法，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部“官修正史”，无论今人对它是褒是贬，都离不开对这一根本属性的认识。
作为此书的作者之一，如果今天再回过头去评价当年的历史写作，李老师会说，有一点让他自己无法释怀的是，《发展史》的字里行间，似乎处处渗透着一种“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历史潜意识。尽管这种写作逻辑可能更多来自那个时代，而不是三位作者个人，但因为有它的存在，使得这部史书的许多具体结论，显得时代痕迹过于凸显，而难于再让后来的读者接受。
李老师讲这些话时，通常是坐在客厅的大沙发上，面部表情松弛，语气语调慢条斯理地娓娓道来。几乎很难让人察觉，他所谈论的这些话题，其实都是关乎对他自己以往学术成就的一种剖析、批评和反省。假如没有充分和长久的自我审视和学术拷问，想要做到如此气定神闲，云淡风轻，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也见过另一些学者，每每气喘吁吁、脸红筋涨地为自己辩护，对于质疑和批评者的挑战，也往往情绪激动、肾上腺素过度分泌。两相比较一下，什么叫做“学养完粹，道味盎然”，也许就能一目了然了。在李老师看来，这不仅是一个学者应有的胸襟和气度，也是他所应该秉持的学术理性和思辨品格。
那段时间，除了研究电影史和博士论文准备以外，我偶尔也会为某些报刊写上几篇影评。有几次，李老师大概在有些刊物上看到了我的文章，在和我谈话时，他也会对这些文章略加点评。在他看来，影评可以分成学术性和非学术性两种。学术性影评的主体，是那些受过学术训练的学者和批评家，非学术性影评的主体，则可以是任何普通影迷和观众。两者应该有所区分，它们的界限，在于前者应该具备比后者更为彻底的反思自觉。一般非学术性影评，可以执拗地表达个人的口味好恶，但学术性影评却不应该止步于此，而要尽可能去追求学理上的“不偏不党”、“允正执中”。也就是说，学术性影评应该为读者提供更多关于社会、文化以及电影自身的审视、体认和反思性的洞见。写影评如此，从事理论和历史研究，就更应该如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反思与自省，不仅应该是学术理性的起点，同时也应该是它的终点。
每每和李老师谈及这些话题，我都会有一种醍醐灌顶、如沐春风的感觉。在那三年中，每周一到两次与李老师的对谈，不仅让我对李老师的治学态度、学术风格有了较为深入的体认和了解，同时，也为我自己后来从事学术工作开创和确立了基本的实践范式。我想，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所谓“学术道统”的力量吧？它可以把某种我们视为珍宝的学术品格和精神轨范，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传承和发扬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