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波伊斯
约瑟夫·波伊斯/约瑟夫·博依斯/约瑟夫·波依斯（Joseph Beuys）（1921－1986）
德国著名艺术家，以雕塑为其主要创作形式。被认为是的20世纪70、80年代欧洲前卫艺术最有影响的领导人。
1921年5月12日，波伊斯出生在德国莱茵河下游的克列弗尔德（Krefeld）。童年的家庭环境对波伊斯反叛、狂傲个性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波伊斯的父亲约瑟夫·贾科博（Jesef Jakob）在Rindern开了一家面粉饲料店，在30年代经济危机前，倒闭了一家乳酪厂。父亲的小业主身份对波伊斯的影响不大，他自称很小就得自立，自己照顾生活。所以他在高中毕业前一年，曾跟随一个马戏团去漂荡，专门打杂和喂养动物。后来被家人找回，重新复学。
1938年，波伊斯参加了希特勒青年团。1940年参军，波伊斯用此间12年的时间来任性的玩闹，乱里偷闲的接触到了影响他终生的雕塑家威廉·勒姆步鲁克和人智学家鲁道夫·施泰纳。1943年，波伊斯驾驶的飞机在轰炸苏联克里米亚地区的基姆防空基地时被敌方击落，舱内的战友当场丧命，而波伊斯则幸运的在颅骨、肋骨和四肢全部折断的情况下被当地的鞑靼人救了回来，并靠动物油脂、奶制品和毛毯恢复了健康。后来巡逻队找到了他，并将他强行带回了部队。在以后的战役中，他又四次受伤，并且得过几次最高英勇奖章，虽然这些“荣誉”同时都因为不听从命令而被撤消。1945年，带着切除了脾脏的身体和一枚金质伤员勋章，波伊斯在库克斯港被英军俘虏。从此结束了他的军人生涯。
1947年春天，波伊斯进入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学习。在风格和思想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相对完整的理念和艺术体系。早期的关注范围和阅读量为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得他在大学的学习中时常显示出学识的渊博和思想的深邃，令人们感到惊讶和钦佩，以至于当时还有人扬言夸赞他是第二个达芬奇。这种比较显然是不负责任的，并且是轻狂的。我们只能说，相对于《蒙娜丽莎》在文艺复兴时对于肖像画乃至整个时代艺术的贡献，波伊斯也确实创造出了标新立异、并且指引了后来艺术行动方向的概念艺术“社会雕塑”，以及波伊斯也一直在追随着达芬奇的脚步，将艺术与科学相结合；但他在艺术上所获得的声望远没有达到达芬奇的高度，况且作为先锋的状态，波伊斯的作品更为实验，具有提出问题的指导性，所以二人的艺术成就也无从科学客观的比较。波伊斯和学校的老师雕塑家艾瓦德·马塔耶出于艺术观念的相互欣赏却又相互怀疑原因，两者表面上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感情上却越发疏远。以至于在1958年，由于马塔耶的反对，波伊斯失去了成为美术学院教授的机会。但是反过来说，在与马塔耶简约主义艺术观念的不妥协中，波伊斯调整确立了自己对于自然主义艺术观念的吸收。并在与同班同学艾尔温·黑里希的共同工作中培养了他对特殊材料特性的准确把握和敏感。所以无论是观念还是手段，大学的生活都对波伊斯至关重要。
1954年波伊斯从大学毕业，但是此时的他似乎并不具备面对社会生活的能力，最大的难题就是他在毕业后面临着失业，并且遭受了失恋的打击。大学毕业前后的这段时间，凡·格林腾兄弟资助他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展览，并且颇受成效。但这些展览的作用仅仅是扩大了波伊斯的声誉，而并没有给他任何实质性的好处，甚至在这些声誉中，人们对于波伊斯的态度依然是怀疑、不予以肯定的。此时雪上加霜的是,他那位在邮局工作的未婚妻又将订婚戒指还给了他。失落的波伊斯严重的陷入了自闭症的深渊，他开始像每一个老套的爱情故事中的失恋者一样自暴自弃，每天抽60至80只烟，并且把自己圈在一个木头箱子里，企图完全封闭自己。这种荒唐、残酷又懦弱的状态在维持了将近两年后，他被格林腾兄弟送到了他们母亲的凡·德·格林腾农场进行调整治疗。最终波伊斯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温情浪漫的转型，像每一个老套的喜剧故事中失败者的结局一样摧枯拉朽、容光焕发。至于这个转型的过程，我只引用凡·格林腾夫人对波伊斯的一段谈话：“你可能认为我的生活里完全是阳光灿烂，其实，除了农活，我也有很多的忧愁困苦。就在我的丈夫不幸去世的时候，我还得去挤奶、喂猪。这就是责任，有责任就不能不管，就一定得履行。你也得这么想，人活在世上都要尽责任，如果你有了这种责任感，其他事情就会迎刃而解了。”这种对于责任的追求与波伊斯心理早已根深蒂固的英雄情结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在这次谈话后不久波伊斯就离开了农场，并且开始大刀阔斧的、具有规模的进行他的艺术尝试。更加富有戏剧性的是，当波伊斯离开农场，向格林腾夫人告别时，格林腾夫人叮嘱他道：“这个世界上帮助我们的有很多——不止是人。”她的这句话鬼使神差的为波伊斯后来的艺术观念作出了最通俗的注脚——即关注人以外、又与人具有平行性发展关系的物种，以及这些物种与人之间可以类比的关系，从而辨证的强调人，以及人的生存环境。1959年，在一次舞会的相识后，他和动物学教授的女儿艾娃·汪姆芭结了婚。离开农场后波伊斯回到了学校，并且开始有规模的逐步进行艺术上的探索。1967年，波伊斯以极端民主的态度建立起“德国学生党”，并在扩大了自己影响的同时于1972年被开除，直到1978年他才在学生的声援中恢复了教授的地位。这期间的6年他在国内外进行了一系列的作品展览，得到了世界性的声望。这些声望直到今天依然显赫，只是他在1986年就结束了生命。
他曾说过：“我在哪里，哪里就是美院。”这句话很简明的说明了在波伊斯的意识中，对于艺术观念的贯彻至关重要，而至于硬件的设施，都应该位于意识之后。因为其作品构成的特殊性，波伊斯大多数的作品无法以实物的形式保留，比如一些行为艺术以及布置在展览中的装置。绝大部分的作品具有这种不可记录性，对于波伊斯无疑是有利也有弊的。好的一方面是，这些只能瞬时保留的作品使得波伊斯在人们之间的流传和讨论更存在于语言和文字的记录之中，对于观念艺术，互动和参与无疑是其最大的生命力，于是语言和文字的极易流通性就使得波伊斯的作品得以最大范围的传播其想法。在这种大范围的流动同时，弊端当然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无可厚非的是，从1967年被学校开除到1982年参加第七界卡塞尔文献展的这5年之间，波伊斯通过大量的展览在国内外享有盛名。但是人们对于他始终保持着怀疑的态度，这里面很大一部分就是其作品的传播方式决定的。人们在与观念艺术的对峙中必然会出现误读的现象，误读并不是错误，它主要是由于作者和读者之间在观念和态度上存在分歧所导致的。冷静的、负责的误读非但不会伤害作品，还会进而开阔作品的思路。可是事实证明，波伊斯的作品在人们之间的讨论，有很大一部分是以讹传讹和完全不负责任的观念定位，比如有很多人就一直指责他是萨满师和江湖骗子。这两种批评主要是针对他1967的《给死兔子讲解艺术》年和1974年的《荒原狼：美国爱我，我爱美国》两件重要的行为艺术作品。1967年，在建立学生党的过程中波伊斯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作品《给死兔子讲解艺术》。这里面之所以选择兔子，除了波伊斯在战争中培养出的动物情怀以外，他始终认为动物和人之间有着某种渊远相传、割舍不断的东西，他认为动物是人类进化中的催化剂，说“动物，牺牲了自己，使人得以成为人。”而兔子生活的状态与降生和土地有着密切的关系，似乎更接近于人。于是他利用这个行为，完成了与神、与人、与魂魄之间的灵性的、意象的平衡。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相信，在前法西斯士兵的背后，还是有着朴素的人文关怀的。1974年，他在美国纽约完成了他一生中影响最大的作品——行为艺术《荒原狼：美国爱我，我爱美国》。他用毛毯裹着自己，与狼在笼子里一起不吃不喝的相处了5天。这个作品虽然没有他后期那些作品的观众可参与性，却是波伊斯影响最大的一件作品。在这件作品中，波伊斯高度集中运用了符号的力量和宗教活动的魅力，使得在与传统概念中的神圣动物相接触中找到崇拜、动物和人的相通点和交融的可能。这件作品完成后，他激动的说自己能够活下来完全是神的作用。这句话一方面贯彻了作品中与“神”接触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增深了人们对他作品出发点的怀疑。
从波伊斯早期的经历看来，他虽然出生于一个深受天主教影响的家庭，不过他与父母的关系一直不和，甚至还有不顾家里反对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的行为，所以姑且可以猜测宗教对于他并没有原则性的、信念上的影响。有这么一件广为流传的轶事，在大学的教学中，波伊斯经常和学生讨论到上帝的话题，一位同学不满的埋怨道：“您谈论上帝，谈论社会，可就是不谈论艺术。”波伊斯的回答是：“上帝和社会就是艺术。”这种形而上的观念可以证明，在波伊斯的概念世界中，上帝代表的神权概念是可以和人类群体组成的社会在情感和理念上达到互动并且相互渗透的。也进一步的证明了对于宗教和信仰，波伊斯具有一种理性的、批判继承的理解和表达，所以简单的指责波伊斯的行为艺术是萨满行为的说法并不能成立，而我们还是应该以一种更为冷静的、宽容的并且耐心的态度来审视波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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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著名艺术家，以雕塑为其主要创作形式。被认为是的20世纪70、80年代欧洲前卫艺术最有影响的领导人。
1921年5月12日，波伊斯出生在德国莱茵河下游的克列弗尔德（Krefeld）。童年的家庭环境对波伊斯反叛、狂傲个性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波伊斯的父亲约瑟夫·贾科博（Jesef Jakob）在Rindern开了一家面粉饲料店，在30年代经济危机前，倒闭了一家乳酪厂。父亲的小业主身份对波伊斯的影响不大，他自称很小就得自立，自己照顾生活。所以他在高中毕业前一年，曾跟随一个马戏团去漂荡，专门打杂和喂养动物。后来被家人找回，重新复学。
1938年，波伊斯参加了希特勒青年团。1940年参军，波伊斯用此间12年的时间来任性的玩闹，乱里偷闲的接触到了影响他终生的雕塑家威廉·勒姆步鲁克和人智学家鲁道夫·施泰纳。1943年，波伊斯驾驶的飞机在轰炸苏联克里米亚地区的基姆防空基地时被敌方击落，舱内的战友当场丧命，而波伊斯则幸运的在颅骨、肋骨和四肢全部折断的情况下被当地的鞑靼人救了回来，并靠动物油脂、奶制品和毛毯恢复了健康。后来巡逻队找到了他，并将他强行带回了部队。在以后的战役中，他又四次受伤，并且得过几次最高英勇奖章，虽然这些“荣誉”同时都因为不听从命令而被撤消。1945年，带着切除了脾脏的身体和一枚金质伤员勋章，波伊斯在库克斯港被英军俘虏。从此结束了他的军人生涯。
1947年春天，波伊斯进入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学习。在风格和思想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相对完整的理念和艺术体系。早期的关注范围和阅读量为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得他在大学的学习中时常显示出学识的渊博和思想的深邃，令人们感到惊讶和钦佩，以至于当时还有人扬言夸赞他是第二个达芬奇。这种比较显然是不负责任的，并且是轻狂的。我们只能说，相对于《蒙娜丽莎》在文艺复兴时对于肖像画乃至整个时代艺术的贡献，波伊斯也确实创造出了标新立异、并且指引了后来艺术行动方向的概念艺术“社会雕塑”，以及波伊斯也一直在追随着达芬奇的脚步，将艺术与科学相结合；但他在艺术上所获得的声望远没有达到达芬奇的高度，况且作为先锋的状态，波伊斯的作品更为实验，具有提出问题的指导性，所以二人的艺术成就也无从科学客观的比较。波伊斯和学校的老师雕塑家艾瓦德·马塔耶出于艺术观念的相互欣赏却又相互怀疑原因，两者表面上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感情上却越发疏远。以至于在1958年，由于马塔耶的反对，波伊斯失去了成为美术学院教授的机会。但是反过来说，在与马塔耶简约主义艺术观念的不妥协中，波伊斯调整确立了自己对于自然主义艺术观念的吸收。并在与同班同学艾尔温·黑里希的共同工作中培养了他对特殊材料特性的准确把握和敏感。所以无论是观念还是手段，大学的生活都对波伊斯至关重要。
1954年波伊斯从大学毕业，但是此时的他似乎并不具备面对社会生活的能力，最大的难题就是他在毕业后面临着失业，并且遭受了失恋的打击。大学毕业前后的这段时间，凡·格林腾兄弟资助他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展览，并且颇受成效。但这些展览的作用仅仅是扩大了波伊斯的声誉，而并没有给他任何实质性的好处，甚至在这些声誉中，人们对于波伊斯的态度依然是怀疑、不予以肯定的。此时雪上加霜的是,他那位在邮局工作的未婚妻又将订婚戒指还给了他。失落的波伊斯严重的陷入了自闭症的深渊，他开始像每一个老套的爱情故事中的失恋者一样自暴自弃，每天抽60至80只烟，并且把自己圈在一个木头箱子里，企图完全封闭自己。这种荒唐、残酷又懦弱的状态在维持了将近两年后，他被格林腾兄弟送到了他们母亲的凡·德·格林腾农场进行调整治疗。最终波伊斯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温情浪漫的转型，像每一个老套的喜剧故事中失败者的结局一样摧枯拉朽、容光焕发。至于这个转型的过程，我只引用凡·格林腾夫人对波伊斯的一段谈话：“你可能认为我的生活里完全是阳光灿烂，其实，除了农活，我也有很多的忧愁困苦。就在我的丈夫不幸去世的时候，我还得去挤奶、喂猪。这就是责任，有责任就不能不管，就一定得履行。你也得这么想，人活在世上都要尽责任，如果你有了这种责任感，其他事情就会迎刃而解了。”这种对于责任的追求与波伊斯心理早已根深蒂固的英雄情结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在这次谈话后不久波伊斯就离开了农场，并且开始大刀阔斧的、具有规模的进行他的艺术尝试。更加富有戏剧性的是，当波伊斯离开农场，向格林腾夫人告别时，格林腾夫人叮嘱他道：“这个世界上帮助我们的有很多——不止是人。”她的这句话鬼使神差的为波伊斯后来的艺术观念作出了最通俗的注脚——即关注人以外、又与人具有平行性发展关系的物种，以及这些物种与人之间可以类比的关系，从而辨证的强调人，以及人的生存环境。1959年，在一次舞会的相识后，他和动物学教授的女儿艾娃·汪姆芭结了婚。离开农场后波伊斯回到了学校，并且开始有规模的逐步进行艺术上的探索。1967年，波伊斯以极端民主的态度建立起“德国学生党”，并在扩大了自己影响的同时于1972年被开除，直到1978年他才在学生的声援中恢复了教授的地位。这期间的6年他在国内外进行了一系列的作品展览，得到了世界性的声望。这些声望直到今天依然显赫，只是他在1986年就结束了生命。
他曾说过：“我在哪里，哪里就是美院。”这句话很简明的说明了在波伊斯的意识中，对于艺术观念的贯彻至关重要，而至于硬件的设施，都应该位于意识之后。因为其作品构成的特殊性，波伊斯大多数的作品无法以实物的形式保留，比如一些行为艺术以及布置在展览中的装置。绝大部分的作品具有这种不可记录性，对于波伊斯无疑是有利也有弊的。好的一方面是，这些只能瞬时保留的作品使得波伊斯在人们之间的流传和讨论更存在于语言和文字的记录之中，对于观念艺术，互动和参与无疑是其最大的生命力，于是语言和文字的极易流通性就使得波伊斯的作品得以最大范围的传播其想法。在这种大范围的流动同时，弊端当然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无可厚非的是，从1967年被学校开除到1982年参加第七界卡塞尔文献展的这5年之间，波伊斯通过大量的展览在国内外享有盛名。但是人们对于他始终保持着怀疑的态度，这里面很大一部分就是其作品的传播方式决定的。人们在与观念艺术的对峙中必然会出现误读的现象，误读并不是错误，它主要是由于作者和读者之间在观念和态度上存在分歧所导致的。冷静的、负责的误读非但不会伤害作品，还会进而开阔作品的思路。可是事实证明，波伊斯的作品在人们之间的讨论，有很大一部分是以讹传讹和完全不负责任的观念定位，比如有很多人就一直指责他是萨满师和江湖骗子。这两种批评主要是针对他1967的《给死兔子讲解艺术》年和1974年的《荒原狼：美国爱我，我爱美国》两件重要的行为艺术作品。1967年，在建立学生党的过程中波伊斯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作品《给死兔子讲解艺术》。这里面之所以选择兔子，除了波伊斯在战争中培养出的动物情怀以外，他始终认为动物和人之间有着某种渊远相传、割舍不断的东西，他认为动物是人类进化中的催化剂，说“动物，牺牲了自己，使人得以成为人。”而兔子生活的状态与降生和土地有着密切的关系，似乎更接近于人。于是他利用这个行为，完成了与神、与人、与魂魄之间的灵性的、意象的平衡。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相信，在前法西斯士兵的背后，还是有着朴素的人文关怀的。1974年，他在美国纽约完成了他一生中影响最大的作品——行为艺术《荒原狼：美国爱我，我爱美国》。他用毛毯裹着自己，与狼在笼子里一起不吃不喝的相处了5天。这个作品虽然没有他后期那些作品的观众可参与性，却是波伊斯影响最大的一件作品。在这件作品中，波伊斯高度集中运用了符号的力量和宗教活动的魅力，使得在与传统概念中的神圣动物相接触中找到崇拜、动物和人的相通点和交融的可能。这件作品完成后，他激动的说自己能够活下来完全是神的作用。这句话一方面贯彻了作品中与“神”接触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增深了人们对他作品出发点的怀疑。
从波伊斯早期的经历看来，他虽然出生于一个深受天主教影响的家庭，不过他与父母的关系一直不和，甚至还有不顾家里反对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的行为，所以姑且可以猜测宗教对于他并没有原则性的、信念上的影响。有这么一件广为流传的轶事，在大学的教学中，波伊斯经常和学生讨论到上帝的话题，一位同学不满的埋怨道：“您谈论上帝，谈论社会，可就是不谈论艺术。”波伊斯的回答是：“上帝和社会就是艺术。”这种形而上的观念可以证明，在波伊斯的概念世界中，上帝代表的神权概念是可以和人类群体组成的社会在情感和理念上达到互动并且相互渗透的。也进一步的证明了对于宗教和信仰，波伊斯具有一种理性的、批判继承的理解和表达，所以简单的指责波伊斯的行为艺术是萨满行为的说法并不能成立，而我们还是应该以一种更为冷静的、宽容的并且耐心的态度来审视波伊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