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那志良先生网上的几篇文章，总结于此，纪念这位我最爱的玉器专家

今日有幸见到东周双龙头玉簧一块，马上又去找来许多关于玉器的书。著名的《玉器通释》的作者，那志良，就成为了我今晚八卦的对象。看了几篇关于那老个人生平的文章，质量参差不齐，但是大大小小的细节，却几乎毫无差错的都讲到那志良老先生简朴。有的时候，选择了真正的研究就等于选择了清苦，看到些许细节，险些掉泪。很多高古玉大多都是为了神礼祭祀或是显赫人士佩戴而制造，大多有着不凡的背景，并且深藏于地下，熬过时光的考验存留至今，却常常喜欢那些毫无贪念的心灵，这也许也算是那老所谓的一种文物的灵性。希望可以在年底前读完所有那老的书。
玉痴那志良
袁越
那志良，号心如，1906年生于北平一个贫穷的旗人家庭，他本来上的是市立第三中学，是学校的优秀生。1921年北平出了一位大善人陈援庵。他接受一笔华侨捐款，在北平办了一所平民中学，专门招收穷人家的孩子，免费入学。那志良的父亲决定让儿子改考平民中学，以便省点学费。结果那次考试报考二年级的新生只有6人，无法开班，那志良一咬牙，转而去考一年级，结果考了第一名。就这样，这次留级改变了他的一生。
那志良在校每学期都是学业榜和操行榜的双料冠军，深得陈援庵校长喜爱。中学毕业后陈校长让他留校当老师。1925年农历新年的那一天，那志良到校长家里拜年，陈校长对他说:“清代最后一个皇帝已经被迫迁出宫外，现在成立了一个‘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宫中文物。最要紧的是清点宫中究竟有什么东西。”没等那志良说话，陈校长便转头对旁边坐着的陈子文先生说，“陈先生，你后天带他去上班。”就这样，这年年初三，19岁的那志良便稀里糊涂地来到故宫，正式成为“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一名职员。第一天陈子文带他熟悉环境，第二天他就被分到齐宫，开始清点文物。
关于那志良进故宫的这段故事，已经没有任何活着的证人了。当年第一批进“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人中，那先生是最后一个离世的。这个“清室善后委员会”只存在了10个月，紫禁城便于1925年“双十节”这天正式改名为“故宫博物院”。
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事发不久，故宫就开始准备将文物装箱撤离北平。从一件小事上可以看出那时故宫在资金上的捉襟见肘:院方为了省钱，竟决定用装纸烟的旧木箱以及旧棉衣上拆下来的黑棉花装运国宝。那志良和同事们发现此法不可靠，一起去找院长，才终于把箱子换成了3尺×1.5尺×1.5尺的新木箱，而且全部改用新棉花填充缝隙。
根据那志良先生的记载，当时故宫最重要的古物、图书和文献三馆，都抱着尽量减少箱子数量的想法开始装箱，为的是多运走几件宝物。惟有当时权力最大的秘书处非常随意，该装的不装，不该装的反而装了很多，比如皇帝用过的折扇竟装了好几箱，那都是一些不重要的东西。
1933年2月6日晚上22点30分，这批文物在大批军警的监视下从故宫运到北平车站，由火车运往上海。同去的还有国子监、颐和园和古物陈列所的6066箱文物。
那志良先生随这批文物到上海、南京，之后又迁到长沙，其中最重要的80箱文物由庄尚严先生负责从长沙辗转运到贵阳安顺华岩洞存放。那志良奉命北上宝鸡，准备在那里为其余的文物寻找新仓库。关于这段经历现存资料不多，幸亏细心的那志良先生保存了大量这段时期的往来公函、字条借据和运输账册，甚至采买用品的清单。
“这批东西很有价值，”负责保管那先生遗物的王庆台博士向记者介绍说:“因为我们关于文物南迁这段历史只是知道一个大概，缺乏细节，这批文物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比如这里有很多盖好印章的故宫空白介绍信，说明当时交通不发达，故宫和各地文物押运人员联系很不方便，很多事情都是先斩后奏的。”
“台湾这边非常不重视这段历史，”王庆台有些气愤地说，“那先生故去后，台北‘故宫’立刻要他的家人把那先生的遗物从宿舍里搬出去。那老师的儿媳王淑芳就找到我，委托我保管那老师的东西。我把这批东西运回自己家，花了5年的时间慢慢整理，发现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后来我决定把那老师保存的研究资料捐给台大民俗艺术研究所，南迁资料捐给大陆，个人资料暂时存在我这里，因为我正在写一本有关那志良先生的传记。”
从那志良的自传中可以看出，那先生在押运文物过程中虽然十分辛苦，可一旦到达目的地，他们的事情就不多了，无非是定期抽查，消灭白蚁之类的琐事。于是，那志良有充裕的时间潜心研究这些文物，尤其在玉器方面更是花了大功夫，终于成为中国研究古玉器的顶级专家。
“那先生一直跟我说:古物是有灵的。”前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也是那志良的学生傅乐治先生对记者说，“那先生喜欢讲一个故事:文物南迁时卡车翻过一次，结果里面的文物丝毫无损。”这个故事在那志良的自传中也提到过，书中说那车文物其实主要是档案图书类的东西，确实摔不坏。
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眼看大势已去，决定将故宫宝物运到台湾。一共运了3趟，共计2972箱。那志良负责押运第二艘船，于1949年1月9日到达基隆。当时负责挑选运台文物的都是各方面的专家。除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和理事这一级别的高官以外，还有书法专家庄尚严，瓷器专家吴玉璋，图书专家梁廷伟，以及玉器专家那志良。
“当年这4个人非常要好，他们是同辈人，自称‘故宫四大金刚’。”傅乐治先生说，“当年就是他们4人从堆积如山的文物箱中抽出了自己认为的精品，因为故宫文物本来就以瓷器见长，而吴玉璋在瓷器方面又特别精通，因此台北‘故宫博物院’最引以为豪的收藏就是瓷器。那先生除了玉器，对书画也很精通。”
1965年台北新馆建成后，那志良跟随“故宫”从台中雾峰北沟的临时仓库搬到了台北士林外双溪，那里专门修建了4间一级专家宿舍，那先生在那里住了30多年，直到1998年去世。
“我公公生活清廉，除了爱喝点酒之外没别的嗜好。”那志良先生的儿媳王淑芳对记者说，“当年在雾峰的时候他还自己种菜养鸡，可他不会和鸡贩子讨价还价，一气之下自己跑去台中卖鸡，结果卖的价钱比鸡贩子给的还少。”
“那先生似乎没到退休年龄就退休了。”台北“故宫”展览组的张允芸女士回忆道，“因为他的小儿子（王淑芳的丈夫）做生意需要一笔钱，那先生觉得退休可以拿一笔退休金，就退了。然后靠在各大学开设玉器鉴赏课挣钱养家，一直干到80多岁。后来小儿子因病去世，他又抚养儿媳和孙子。”在张允芸女士看来，那志良是一个令人尊敬，又令人心疼的老先生。为了省钱，他一直坐公共汽车，甚至牙疼去医院看病也是如此。
“那先生是否想过回大陆看看？”记者问王淑芳女士。
“没有。那先生说怕自己触景生情，会伤感。”王淑芳说。
改革开放以后，那先生在“清室善后委员会”期间的几个同事有机会去台湾看他，其中故宫专家单士元先生曾出过一本书，回忆了两人1994年在台北见面时的情景:
谈文物之美，叙故友之情。大乐自在其中，但欢喜中不免有丝丝悲伤与无语的隐痛。但我问及第一批南迁中的四位故宫博物院之元老时，那公轻轻回答，已故去三位。那公也迫不及待地搜寻脑中的名字，并一一回忆着。我沉思片刻只说了三个字“没有了”。往事如烟轻飘而逝，看今朝能侃谈初建北京故宫博物院者，我与那公心里知道，海峡两岸故宫各剩一人了。
1998年5月，单士元去世。4个多月后，那志良也故去了。从此有关故宫当年的秘密，世上已没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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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台北那志良敬业七十载
那志良（1908－1998）,字心如,北京宛平人,祖上是满族正黄旗。在世90年,一辈子工作在故宫博物院。一生经历故宫博物院所有大事 从博物院成立,到
伦敦艺术品展览、古物南迁疏散后方、文物精品运台,那志良将毕生精力投入故宫博物院的建设与发展中,投入到编辑各类文物图集、推广文物知识中,堪称故宫文物的守护者、故宫发展的见证者。
　　1925年1月,由于学习成绩出色,那志良中学毕业后被老师陈垣推荐,入故宫参加清室善后委员会文物点查与处理工作,当时还只是一个17岁的局促的大男孩。10个月以后,故宫博物院才正式成立,他的工龄比故宫博物院的年头还略长一点。
　　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职员的薪水分两等,一等是每月30元,另一等是每月15元,像我们这些新进年轻人,都是15元”,“大家没人注意到待遇,都是兴致勃勃的” 摘自那志良《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 。
　　“九一八”事变后,故宫开始文物南迁。1933年2月5日夜,北平戒严,故宫博物院13491箱文物从神武门广场出发,开始历时南迁西移历程。10余年中,那志良押运文物先到上海,又到长沙,宝鸡、汉口、汉中、成都、峨眉、宜宾等地,奔劳于山路,困窘于食宿,总是置个人于度外,护国宝于最先。而在此期间,其父在北平因长期得不到经济来源而在郁闷困苦中故去。
　　1949年2月22日,海军运输舰“昆仑号”驶抵基隆港,2972箱文物运抵台湾,形成国宝两岸分离状态。到台湾后,那志良任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处处长,与此同时,他从未放弃自进故宫就开始的器物研究,尤以玉器为重,自成一家,曾多次应邀为英美等国博物馆整理藏品。他还担任台湾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等多所大学的教授。他于1998年在台北去世,根据他的遗愿,2005年6月,他的儿媳王淑芳专程从台北来到北京,向北京故宫博物院捐赠了他一生收藏的有关故宫的珍贵史料。
　　那志良著有《玉器通释》、《古玉鉴裁》、《玉器辞典》、《古玉论文集》、《中国的玉器》、《古玉图籍汇刊》、《精致温润的玉器》、《中国古玉图释》、《石鼓通考》、《录印通释》、《故宫三十年经过记》、《故宫四十年》、《晋唐以来书画家收藏家印谱》、《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光灿华丽的珐琅》、《中国古物通鉴》、《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等书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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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志良的辛酸泪
            ——评那志良著《我与故宫五十年》
 
书评人 陈夏红
在那志良先生的《我与故宫五十年》中，那先生直接从1925年9月29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决议成立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写起，并没有交代自己的身世。而关于那志良的著作，此前大陆地区似乎只有紫禁城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的《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因此，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那志良的身世，否则不光读者，甚至连编者都会有点困惑呢，——在黄山书社的“出版说明”，就错误地将那志良的出生年误为1902年，更将卒年1998年空缺，真令人误以为那志良还在世呢。
 
那志良是满族人，祖上是满族正黄旗。在那志良1908年出生的时候，他们那氏家族已经随着晚清的江河日下而衰落，那志良的父亲在失去俸禄之后，靠教书而养家糊口。等到那志良靠上市立三中的时候，家里已经穷得无法供他上学。幸亏此时陈垣先生依靠一笔捐款，创办了一所免费的平民学校，那志良和他的弟弟得以进入这所学校继续学业。由于学习成绩优异，那志良颇得陈垣赏识。1924年那志良十七岁那年，受陈垣先生推荐，加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随后在故宫博物院任职，亲历了故宫的风风雨雨，尤其是被誉为“世界文物保护史奇迹”的文物南迁。1949年，那志良随同部分精品文物迁居台湾，供职于台北故宫博物院。1998年在台湾逝世。
 
那志良的《我与故宫五十年》，是一部具体而真实的故宫博物院史。该书由作者在《传记文学》第三十六卷第四期起至三十八卷第六期止连载的关于故宫的文字结集而成。对于这么一位把一生献给故宫的“故宫通”撰写的回忆性文字，贯穿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承转流变的每一个细节，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读者理应给予重视。
 
通过那志良的文字，读者对故宫博物院的坎坷命运理应有直观的了解。故宫博物院从成立之日起就命运多舛，我们仅仅举博物院成立第一年的例子。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作为一个永久性机构，故宫与当时的北洋政府并无行政隶属关系。故宫珍宝无数，人人皆欲染指，政府自然不会坐视，遂于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际，借口故宫博物院的理事长李煜瀛、易培基是共产党，在3月19日先行通缉，直接导致故宫停转，无奈之下，故宫博物院董理事联席会只好推举卢永祥、庄蕴宽维持院务。第一个回合以政府方的失败告终，此后政府欲在警卫问题上做文章以控制事权，却被陈垣先生一句“今天是本院自练警卫队成立之期”给呛了回去，国务院委派的职员也被改为顾问。冯玉祥部队撤出北京之后，以往对于“逼宫”事件噤若寒蝉的遗老遗少和政客们开始跃跃欲试，试图“还宫”；政府方面在争夺故宫事权方面连续失败之后，终于利用这件事，把“还宫”演变成了改组博物院，成立了故宫保管委员会，派赵尔巽为委员长。赵尔巽一行于1926年8月2日借口去故宫博物院参观，带去大批人员，通过“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办法，使得故宫从独立变成隶属于政府。然而，实际上这件事最终也没了下文，赵尔巽不满于内阁总理杜锡圭主张的请点移交办法而辞职，而原来的维持会首领之一的陈垣，却被宪兵队稀里糊涂逮捕，实际上故宫博物院院务陷于权力的真空。此后庄蕴宽再次组织维持会，时间不长即被逮捕，而政府方便亦未对此予以认可，最终由官方对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第四次改组，派王士珍担任委员长，故宫事权之争才尘埃落定。
 
上述精彩的内容，仅仅是那志良《故宫博物院的成立》这一篇文章的部分内容，由此，读者可以推测整本书的信息量以及精彩程度。像此后发生的故宫存废之争、1933年开始的故宫文物南迁、1935年发生的伦敦艺展、南迁文物再迁南京、疏散后方、抗战胜利后文物复员、1948年文物迁台以及故宫博物院在台命运等等，这些被誉为“世界文物保护史上的奇迹”的经历，那志良大多亲身经历，在其文字中都有大量具体而翔实的叙述。
 
这种具体而翔实的叙述，不光成就了这部故宫史，更显现出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一个侧影。炮火连天，雨雪交加，数万箱文物踯躅于中国大地，其中颠沛流离的辛酸与坎坷曲折，无不折射着政治大变局下文化的遭际。读者捧读，能不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