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欣赏——如何阅读《资治通鉴》

来源： 杜聪的日志 谈「如何读《资治通鉴》」之前，我们似乎还要问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就是一般人，不是专攻历史的历史系学生，需要读《资治通鉴》吗？我只能简单地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读《资治通鉴》，但对于知识分子，也就是所谓的「读书人」，《资治通鉴》还是有一读的价值，因为读了它，可以知道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可以提升见识、扩大心胸，可对人世的事物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我们都知道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用了十九年的时间，得到了杰出的历史家刘邠、刘恕、范祖禹的协助，并且在政府全力支持之下完成的。在这部大书完成之前，人们的历史之事大都是不完整的，因为十七史不是大多数读书人的家庭所有的，当时人最熟悉的历史大概都是来自两汉书和两唐书。《资治通鉴》的编写目的，尽管是给皇帝或大臣作为治理天下得借鉴与参考，但是，它无疑也提供了读书人从战国时代到五代结束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完整的认识。对于宋人来说，这是历史知识的最主要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知识的全部，因为战国以前的时代记载于春秋和尚书，呈现出来的是三代先王之治的理想世界，这和充满权力角逐，尔虞我诈的现实世界大相径庭。就是对我们来说，《通鉴》中包含了中国历史中秦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三个非常重要的段落，可以说是我们今天历史知识中的骨干部分。一个对于汉朝或唐朝历史所知甚少的人，总不能自称是够格的知识分子吧。当然，你可以说，不错，今天任何一个中国的读书人，都应该知道汉朝和唐朝的历史，但那不一定要念《资治通鉴》啊！我们可以念现代历史学家写的汉代史或唐代史，甚至我们在中学的历史以及大学的中国通史课都已经读过了，都知道得不少了，可是不要念这部古文写的、难念的《通鉴》了。我们的回答是，中国历史课本里的汉代与唐代，不是内容太少而且又很刻板，就是背得很熟也不能说是对这两个时代有什么了解，大学里的通史老师也许介绍过一些现代历史学者写的，有关汉、唐的文章，那固然是可以对于这两个时代有点了解，不过你还是可以读点《资治通鉴》，因为读《通鉴》的了解和读现代学者的文章的了解很不相同，这是两种不同的阅读经验。 读现代学者写的文章，主要是接受，接受学者的论旨和分析，其间也可以欣赏十分细密严谨的考证和推论过程，但读者可以想象的空间就十分有限了。读《通鉴》，或者说读传统的历史著作就很不一样，书中只是一些叙述，叙述事情的经过，人物的表现以及各种的意见，撰者有时也会发表一点议论，但总是很小的一部分，读这种叙述的文字，要靠读者自己去归纳出一些看法，读者不能只是接受，同时还得下点功夫，驰情地去想象一番。梁任公就很强调这种读中国古书的好处。他是这样说的： 中国书没有整理过，十分难读，这是人人公认的。但会做学问的人，觉得趣味就在这一点，吃现成饭，是最没有意思的事，是最没有出息的人缠喜欢的。一种问题，被别人做完了，四平八正地编成教科书样子给我读，读去自然是毫不费力，但从这不费力上头结果，便令我的心思不细致、不刻入。喜欢读这类书的人，久而久之，会把自己创作的才能汩没哩。在纽约芝加哥笔直的马路、崭新的洋房里舒舒服服混一世，这个人一定是过的毫无意味的平庸生活。若要过有意味的生活，须是哥伦布初到美洲时。 中国学问界，是千年未开的矿穴，矿苗异常丰富，但非我们亲自绞脑筋绞汗水，却开不出来。翻过来看，只要你绞一分脑筋一分汗水，当然还你一分成绩，所以有趣。（〈治国学杂志〉，《饮冰室专集》（五），台湾中华书局） 读《通鉴》就可以得到梁任公说的好处与趣味。 《资治通鉴》是一部两百九十四卷的煌煌巨著，放在书架上也是常常的一排。我们应该怎么读才能得到梁任公所说的好处与趣味呢？以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供各位参考。 第一是虚心。我觉得每一个读书人再面对历经千百年时间严峻考验而存留下来的古典经籍的时候，总应该抱持一颗虔诚敬仰的心，承认自己是刚刚起步的小学生，愿意努力地学习，以追求自己的长进。我们不只是面对两司马的《史记》、《通鉴》是如此，面对庄子、杜甫，甚至面对柏拉图、莎士比亚也应该如此。目前，有些人以为现在是有史以来政治最进步，经济最繁荣的时代，一提到古代的著作就摆出一副不屑的样子，左一句专制，右一句父权，好像一文不值似的。我觉得这种态度很不好，如果它只是显露个人的浅薄那还是小事；流传开来，被社会的青年学生普遍接受就是大事了，因为这种态度必然会阻绝了文化的承续，造成了一些断裂，致使今天的文化成为无源之水，无法进一步的开展，遑论发扬光大了。 但是，我说的虚心不只是一种尊敬的态度，并且还是一种方法，一种读书的方法。读书首须虚心，是朱子一再强调的。钱宾四先生有一篇文章〈朱子读书法〉（《学篇》，三民书局）对朱子谈到的读书方法作了很精辟的阐释，我就根据这篇文章的论点作些说明。第一条选在文章中的朱子的话是： 或曰：读书须是有精力，至之日，亦须是聪明。 曰：虽是聪明，亦须是静，方运得精神。盖静则心虚，道理方看得出。 钱先生的按语是： 读书须精力，又须聪明，此义尽人皆知。朱子特别提出一个读书的精神条件来，即是如何善为运用我之聪明与精力之条件。此一精神条件便是静，静则心虚，便吃紧的是在心虚上。 再引一条钱先生选入文章中的朱子的话： 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捱来捱去，自己却未要先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 很明显地，朱子所说的「虚心」或「心虚」，就是「自己为要先立意见，只管看。」的意思。也就是钱先生所说：「朱子教人读书，说来说去，只是戒人不要把自己意见当作书中意见而已。一语道破，实已再无其它深义也。」 读《通鉴》首要的事是知道这部史书的内容，他记载了哪些事，是用什么方式记载的，与这部书密切相关，阅读的时候必须兼顾的文字有哪些等等。至于方法，不妨就遵从朱子的吩咐，打开书本，心中一无杂念，一字一字，一行一行，一页一页，一卷一卷地念下去。既不印证自己对历史的看法，也不要求在书中得到什么足以经世济民或升官发财的大道理。我们只要相信这一部不为时间淘汰的经典著作一定含有前人丰富的智慧，必定可以启发我们的聪明，增长我们的识见，那我们就安排好时间，打开书本，很悠闲地一页一页地念下去，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我觉得，只要感到想多念一点历史，感到《资治通鉴》或许能满足自己对历史的向往，想要开始读这部大书，而且又能够排出时间；那么，打开书本，悠哉游哉地读下去就好了。不必做什么准备工作，不必去图书馆找一些关于《通鉴》的书或文章来念。坊间有一些介绍《通鉴》以及有关读法的书，看看没什么不好，不看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不是历史系的学生，不必对这部史学名著有多么完整的了解。如果是历史系的学生，在读《通鉴》之前，我总会建议他们去念张须的《通鉴学》（开明书店），但对于只是为了从阅读古典著作以提升文化修养的读者来说，张须的这本书也是可以不读的。 第二是耐心。《通鉴》是一部大书，要读它，一定要有周全的计划，更要有切实执行计划的决心与毅力，这就是我所说的「耐心」。计划拟定的时候，不要贪多贪快，不要想每天读一卷。十个月读完。计划定的太紧，执行过于吃力，自然无法持久。相对来说，计划定的不妨宽松一些，但却要严格执行，只能超前，不可落后，由于定的比较松，也就不难做到，这也是朱子所说：「宽着线，紧着课程」的意思。我们甚至可以定「每天有空的时候读一小时《通鉴》」这样的计划，只要有空，抽出一小时，很轻松地、很悠闲地进入《通鉴》的世界，去看看古人的作为，听听他们的议论。我觉得轻松、悠闲的心情是作为一个快乐读书人所不可少的。不要把读《通鉴》或读其它任何古典名著都当作严肃的工作，因为这种心情会替自己带来沉重的压力和负担，不久就会感到疲累不堪，就会设法找个借口快快摆脱。不然，一直在某种程度的压力下阅读大部头的书，也不会有什么乐趣可言。 轻松，悠闲是指读书的心情，也就是把读书当作出门旅游，欣赏风景一样让人高兴的事。但是，一旦把书本打开，一行一行的字映入眼帘，我们的精神就应该高度集中，把这一行行文字的意思弄个明白。我们要心无旁骛，全神贯注在书本上，把每个字、每句话都读懂，至少认为自己懂得，而不是含含糊糊、马马虎虎就算读过，这也是朱子讲的，「读书不可贪多，且要精选」的意思。我想这也是一种做事的态度，接下事情的时候，心情不必紧张，一旦进入状况开始处理，就必须全力以赴，半点也松懈不得。在读书时就掌握这种方法，养成这种习惯，也许会影响到做事的态度，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尽善尽美。 读《通鉴》尤其要有耐心。《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史书。编年体比起纪传体的本纪、列传部分，阅读时候的趣味减少了很多。因为本纪、列传自成单元，一般来说字数也不会很多，况且对于人物的出身、相貌、特性等的描述最能引起读者兴味的地方，在编年体中往往删去不载。编年体的史事大都按时序排列，某一时期好几件事情同时进行，这件事写了几行，又跳到另外的事，形成头绪纷杂的现象，自然带给读者阅读时的某种困扰。但是，依时间次序撰写的编年体的好处，不是其它如纪传体或纪事本末体所能取代。一方面编年体交代了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势，另一方面它也呈现出一个时代的各个事件、各种力量之间的交互关系。我觉得这些都是读历史的时候应该注意到的，也只有在编年体史书中才能看到最好的素材的。所以，尽管趣味性不是很高，段落又很不分明，只要你觉得很想知道《资治通鉴》为什么是一部经典名著，你就必须要有耐心， 一句句、一行行地念下去。 一位读书人，他有耐心阅读依照年月次序编写的史书，但他一定能看得懂写成于九百多年前的《资治通鉴》吗？如果看不懂的话，耐心自然就会消失。我觉得，只要高中毕业，对于高中国文课本中选载的古文都能读懂，就可以读得懂《通鉴》，我不是说司马光的文字比较浅白，而是司马光在编撰过程中确实把一些较为艰难繁冗的词句改写得简要明白，只要有耐心，大概都可以看得懂。况且《通鉴》还有一部很好的注释，与《通鉴》已紧密地结成一体，是阅读《通鉴》时必不可少的部分，它就是胡三省的《通鉴注》。胡三省说，他注《通鉴》宁失之于详，不失之于简。于是，《胡注》的份量颇为可观，固然提供了我们理解上的很大帮助，同时也考验了读者是否有足够的耐心。胡三省的注，一部分是援引前人的史书注是，例如在东汉以前他大量采用《史记》三家注，《汉书》严师古注和《后汉书》李贤注；在隋唐部分，司马光的《通鉴考异》占了注释中的主要篇幅。但是，胡三省对于前人的业绩并不尽然满意，往往也会提出自己的看法。另外一部分则是他自己的注释，从三国到随初以及五代十国部分，胡三省提出许多自己的说法与论断，非但有助于对《通鉴》文字的理解，就是对于历史发展的认识也可以得到很多的启发。 胡三省的《通鉴注》，从内容的性质上看，可以粗略分成几类。一、追溯来源，对于《通鉴》记载的史事，记述其在三家分晋以前的渊源，特别在《通鉴》前面部份为多，越至后面越少；二、解释词义，对于《通鉴》中较为生僻的字，交代其读者，简述其含义，较为特殊的词亦加以说明，大量的地理严格与官制演变亦可归于此类；三、简述文义，对于《通鉴》中一些意思略为隐晦，却有一定重要性的文句，解释其意义，说明其要点。四、简述名物礼俗，对于《通鉴》中所提及的各种名物，从动、植、矿物到车马舆服、祭礼风俗等都尽可能地详予记述。另外，胡三省在注释时的所思所感也都写了下来，着墨不多，意味深长，最能体现他的史学思想。 既然读《通鉴》不可不读《胡注》，读《胡注》首需耐心。但我并不认为《胡注》是非读不可，不一定要一字一句，仔细阅读。因为在《胡注》之中，一条注释往往长达七、八百字，甚至一千多字，而其内容则多为地理、官制、名物、礼俗方面。阅读之时，就可以有所斟酌。例如，卷一百二十九，注释南朝刘宋境内有州二十二，郡二百七十四，就是详列州、郡的名字。阅读至此，大概看一眼也就可以，实在没有详读的必要。但再卷一百三十一，有一条谈九江的注，征引「九江」一地在历代书籍上的记载，说明其位置的变迁，若有耐心仔细读读，非但对沿革地理有所了解，对于胡三省再历史地理方面的造诣也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大段《胡注》，我觉得可以选择阅读。如果对于天文有兴趣，卷五十一有关浑天的一条注可以一读；如果对传统医学有兴趣，卷三十八的一条长长的胡注，也可以读得趣味盎然。相对来说，读天文方面的《胡注》见到许多完全不懂的名词，读来读去还是不知所云，那就可以浏览一过，接读《通鉴》正文。传统医学以及各种制度、名物、礼俗的胡注长文，都可以用这样态度来读。选择阅读并不是偷懒，而是一方面要保持阅读时的整体感，不要因为一条与主题无关的长文破坏了好不容易勾勒出来的历史图像，阻碍了对时代气氛的理解与体会。而《胡注》之中相当枯燥的内容，往往会降低读《通鉴》的兴趣，对一般读者而言，也是可以略过不读的。 第三是细心。我们心中一无成见，又很有耐心，只是做好了读《通鉴》的准备功夫。真正要读出《通鉴》的滋味与乐趣，得读到《通鉴》的好处，还得要加上「细心」，就是很用心地去想、去思考、去体会、去感受书中的史事、人物、情景、精神等等，而不只是知道书上写些什么而已。我在这里所说的「细心」，应该就是朱子论读书时谈到的「心情」，朱子说：「心精便会熟」，钱先生解释到：「心精了，书自熟。所谓看来看去，自然晓得也。」前面提到梁任公说读中国书要绞脑筋、绞汗水，我想如果说绞汗水指的是耐心的话，绞脑筋就是「细心」或「心精」的意思了。我们在前面说读编年体史书可以清楚了解到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势以及一个时代中各种事情的互相关连，可是这也得用一番心思，才能有所了解。我们说，每天读《通鉴》的时刻心情要闲适愉快，一打开书本，却要全神贯注，全力以赴，主要就是指用心去分析事情的道理，去感受时代的气氛，去体会人物的精神。当然，我们必须先读懂文字的意思，这需要耐心；读懂了之后，细心地咀嚼一番，回味一番，体会出其中甘美的滋味，反过来又可以加强我们的耐心。 只要细心地读，用心地读就能得到史书的乐趣，这虽然是一般的道理，但施之于《通鉴》效果尤其明显。我们读历史，最忌讳强记，记得很多，不过如程子所说的「玩物丧志」，必无好处；一面读一面提出一些没有依据的胡乱批评，也不会让自己有所长进。最好的方法就是充分发挥想象力，设身处地去观察、去了解、去体会。也就是说，读史书的人，最好能「神入」（empathy）到历史的情景，去感受社会的风气与人物的心情。从这一方面看，编年体的《通鉴》提供了非常适切的素材，可以激发出读者的历史想象力：让读者足以神游故国，上友古人。 举例来说，战争的描述完整而精采的是《通鉴》特色之一，有人认为这是上承《左传》而加以发扬光大。我们读到战争的部分，不论是战前的讨论分析，各种有关准备不至，出发时的军容声势，两军接战时的战术运用，将帅们的特殊表现，战场上的风云变幻，以及战争结束之后所造成的影响，都做了很清楚生动的描述，只要用心去读，同时也运用一点想象力，整个一场战争的经过，也就历历如在眼前，胜负的主要原因固然可以清楚理解，人物发扬蹈厉与坚忍卓绝的表现也能留下深刻的印象。读一场《通鉴》中描述战争的经过，既好像看一场精采的战争电影，又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那不是视觉的享受，而是想象的模拟。读者要组织素材，勾勒场景，同时还要深入古人的内心世界去体会去感受。比起看一场战争电影，要绞脑筋、要绞汗水，要下一番功夫，就是因为下了这番功夫，得到的收获更是丰硕，感觉更是甘美。 战争之外，《通鉴》记载了许多历史事件，也都完整而又精采。我们在读的时候也是要发挥想象力。而《通鉴》的好处之一，就是在描述这些事件的时候使用的篇幅并不多，但对于事情的发展，高潮的出现，善后的处理，交代得清清楚楚，读者只要细心体会，「神入」其境，一定可以感受到一股特有的气氛，对于事件的性质与影响自然也会有一番深刻的理解。举例来说，汉武帝末年有「巫蛊之狱」，太子举兵谋反事件，在《通鉴》二十二卷中，前因后果，事情经过，描述清楚之外，阅读的时候如果「神入」其境，必能感到一股诡异、荒诞、恐怖的气氛，也能体会出当事诸人，如太子、太傅、丞相、御史大夫，十分惶恐不安，无所适从的心情，就连汉武帝，这位雄才大略，不可一世的大皇帝，也陷入了矛盾彷徨，处置失当的境地。这件事使得汉武帝追悔一生的作为而有「罢轮台召」的颁布。这是武帝一生功业的结束，也是汉初以来历史发展的一大转折，我们细读《通鉴》就能清楚了解。我们可以特别强调，对于「巫蛊之狱」，《通鉴》的记载最为深刻，交代最为完整，因为只有《通鉴》把汉武帝与太子之间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为政理念等的矛盾，以及武帝护持太子的一番心意作了清楚的说明。《通鉴》记述了一段武帝对卫青所说的话： 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 接着又写道： 大将顿首谢。皇后闻之，脱簪请罪。太子每谏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有所评决，还，白其最，上亦无异，有时不省也。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皇后恐之获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上闻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卫青薨，臣下无复外家为据，竞欲构太子。 这段相当长的文字无疑是了解「巫蛊之狱」以及武帝后来罢轮台召的重要背景，然而却不见于《史记》、《汉书》以及今存北宋以前其它有关史籍。如果我们读《汉书．戾太子传》，告诉我们的只是「武帝末，卫皇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岁有巫蛊之狱导致卫皇后与太子的死等等。两相比较，可以看得出《通鉴》深刻得多，可以给我们全面的、深入的历史了解。 由于《通鉴》编写的原则是无征不信，有异则考明之，温公的态度是严谨而不苟且。所以，这段资料必有可靠的根据，而不是司马光自行撰写或虚构臆造的，这也可以看出《通鉴》编写过程非常谨慎而且极为用心，所作的描述也就呈现出比较高的历史叙述水平，这也是读者只要发挥出想象力，「神入」其中，就能很快进入历史情景的重要因素。关于「巫蛊之狱」这个例子，我是引用北京大学历史系田余庆教授所作的研究，田教授的〈论轮台召〉一文（载于《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三）对于《通鉴》的有关叙述作了相当精辟的说明，不妨也抄录于下： 《通鉴．汉纪》出于刘邠之手，刘邠述巫蛊问题，取材和编排最具匠心。刘邠用大段文 字，以「史终言之」的笔法，集中 写了卫太子始末，武帝与卫太子关系以汉武帝告诫后世等内容。他的目的，显然是突出「亡秦之迹」可鉴，突出改变统治政策的必要，并把他与卫太子的升降生死结合在一起。卫太子与汉武帝既有血属关系，又有政治关系，情况错综复杂，其发展高潮是卫太子迫蹙致死。但高潮之后还有高潮，这就是紧接而来的为卫太子昭雪，并且由卫太子曾经谏阻过的征伐四夷问题导致轮太召的颁布，而卫太子问题也终于同转变统治政策的问题一起解决。刘邠于叙事中把握历史脉络，把许多看起来是孤立无关的问题排比在一起，探索他们的关系，从中揭示出重大的历史意义。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此后霍光之辅佐昭帝，霍光与桑弘羊的矛盾在盐铁会议中之揭开，桑弘羊牵连而死于谋反大狱等事，也都可以联系起来观察，都可以视为卫太子问题的余波。刘邠在这个问题上所取史料大大超过了《史》、《汉》范围，这些史料由于刘邠的引用和司马光的认可，才得以流传至今。 田教授所写的刘邠的叙事是一个例子。其实，刘邠如此，负责撰写魏晋南北朝的刘恕以及隋唐五代的范祖禹亦莫不如此。例如，北魏末年，六镇之乱后尔朱荣被杀的这一幕，《通鉴》的叙述呈现出一股非常紧张的气氛，阅读的时候自然而然神经就会紧绷起来，有一种喘不过气的感觉。再如读玄武门事变之前李世民与李建成、元吉之间的斗争，也会有同样的经验，也可以说明他们在选取数据，编织撰写过程中展现出颇为高明的叙事手法。 《胡注》之外，阅读《通鉴》的时候最好也能一并阅读的书，就是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王夫之是一位哲学家，他阅读《通鉴》，提出许多深刻精辟的论断，虽然不是从史学的角度着手，不谈史料与考证的事，但往往极有见地，很受到史学界的重视。我们读船山此书也要极其用心，但同读《通鉴》时候不同，不是发挥想象力，「神入」其境，去体会感受，而是要注意王船山在讨论什么问题，提出怎样的看法以及他细密严谨的论证过程。也就是说，要特别留意船山论辨历史问题的方法，留意他是怎么思考问题，如何分析，如何推证。我们尽可以不同意他的最后论断，总应该好好学学他的司便功夫，当然，这是非得细心研读不可的。 最后，我们应该谈谈《柏杨版资治通鉴》是不是值得一读的问题。无可讳言，今天不少自认为是读书人的知识分子对古文都有一种恐惧症，还没有念就假定自己念不懂，念不下来，就竖白旗投降，这时见到一本白话文的译本，二、三百页的篇幅，除去地图、年表，需要读的文字并不很多，轻轻松松读完一本，成就感油然而生。于是，接着第二本、第三本，不知不觉就读了很多。我想，或许这就是《柏杨版资治通鉴》在海峡两岸大事受欢迎，印数极为可观的重要原因。我觉得，我们应该分两方面来看问题。第一，目前一般人不习惯或者不喜欢读古文，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于是，把经典著作译成大家习惯的当今文字，使经典中的智慧得以普及，是一件值得赞扬的好事。柏杨花了很长的时间，很大的功夫。把《资治通鉴》译成白话文，对于社会文化的提升与进步，绝对有其贡献。第二、由于柏杨不是历史学家，历史学的素养十分浅薄，他的《资治通鉴》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实在有着不小的距离。阅读《柏杨版资治通鉴》的收获与阅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得收获必然很不相同。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读了柏扬的这部书就等于读过《资治通鉴》。 柏杨把这整部《资治通鉴》译成白话文，我们能说他的历史学的素养十分浅薄吗？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见到他做过历史学的工作，我怀疑他是否知道历史工作的基本规矩，至少在他开始翻译的时候他是完全不懂的，而他译完了整部《通鉴》之后，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并无改变，可知他还是不懂。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儿童开始学历史，老师教的第一个观念就是分开现在与过去，不要把过去与现在混在一起，不要认为过去的人和现在一样，也不能要求古人具有现代的想法。柏杨在他译的白话通鉴中一再用没有「民主」，没有「人权」来批评过去的政治，实际上就是对于现在与过去的划分欠缺理解。 我觉得，柏杨对于《通鉴》的记载，也就是这部书的文字的含义不能清楚掌握。记得柏杨通鉴刚刚出版，香港中文大学一位退休的教授，也是新亚早期毕业的前门高弟孙国栋先生就写过一篇文章，详述柏杨翻译上的错误，我印象是相当的多，而且并不是很难的地方也译错了。这篇文章似乎是登载在创刊未久的《历史月刊》上。我再举两个例子也来谈谈柏杨的程度。《通鉴》起于三家分晋，司马光接着写了一篇很长的《臣光白》，强调名分的重要，其中讲到君臣之际的时候说道： 《春秋》抑诸侯，尊王世，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也。非有桀、纣之虐，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 司马光的这段话是宋儒的一般观念，君臣犹如天地，人世社会必不可无，但君与臣却各有本分，君若不君则臣可不臣，桀、纣，汤、武就是显例。柏杨未能理解，他在〈柏杨曰〉里这样写： 司马光先生这位儒家学派大师，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中，没有民主观念，更没有人权观念，只有强烈的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奴性。他要求的是，人民必须安于被统治的现状。盖官位不可改变，名份不可改变；君王永远是君王，人民永远是人民，夹在当中的司马光先生所属的士大夫阶层，永远是士大夫。 柏杨说司马光没有民主观念，更没有人权观念，并没有错，但是，生活在十一世纪的司马光没有二十世纪人们的观念，也是极其正常的事。至于说他「只有强烈维护既得利益阶层的奴性」，认为「君王永远是君王，人民永远是人民」，这绝不是司马光的观念，是柏杨强加在他身上的说辞。 还有一个小例子。三国时代，孙权认命顾雍为丞相，《通鉴》卷七十记述顾雍的为人： 雍为人寡言，举动时当，吴王常叹曰：「顾君不言，言必有中。」至宴饮欢乐之际，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见之，是以不敢肆情。吴王亦曰：「顾公在座，使人不乐。」其见惮如此。……时访逮民问及政职所宜，辄密以闻，若见纳用，则归之于上；不用，终不宣泄；吴王以此重之。然于公朝有所陈及，辞色虽顺而所执者正；军国得失，自非面见，口未尝言。 这一段记述相当生动精采，文字难度不高，柏杨译的白话文本就有两处值得商榷。他译「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见之，是以不敢肆情」为： 左右唯恐孙权酒后有什么失礼的举动，可是顾雍却坚持非晋见不可，是以孙权不敢特别纵情肆意。 按：恐怕喝多了酒，举止言行失态而不敢开怀畅饮，尽情欢乐的是朝中大臣，即左右之人，而不是孙权。柏杨所译不妥。又：「军国得失，自非面见，口未尝言」柏杨的译文是： 军国大事的得失，除非亲眼看见，绝不批评。 　　也是明显有误。「面见」指顾雍当孙权的面，只有在孙权的面前才讨论军国大事的利弊得失，其它场合他绝口不提，国家机密也就不会外泄。我曾经把柏杨白话文的《通鉴》和古文《通鉴》对读过几个地方，像上述的错误或不妥几乎拈手即来，也就没兴趣再对读下去。总的印象是前面错得很多，到后面颇见改进。为什么并不深奥的古文，柏杨译的白话文可以错得那么多，那么离谱呢？鼻杨没有受过正规的史学训练，平时自己在史学方面下的功夫也不多，所以，开口便错。不信的话，请您一读第一篇「柏杨曰」的第一句话，就可以看出他对司马光与北宋政治的基本情势全无理解。另外，他在序言中说：「文言文最大的特征是，前言不照后语，前言在东，后语忽然在西，难以连贯。古典堆砌，意义混淆。」我想，稍稍理解文言文的人都不会同意他的批评，这两句话也充分反映柏杨的文言文能力，要将《通鉴》译成白话文，并不能让人放心。 我觉得，读《资治通鉴》，从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是一种高雅的、丰厚的、和温润的感觉，一如宋人的学风与文风。读柏杨译的《通鉴》，则处处可以感到一种激情、锋利但又轻浮的味道，就像读柏杨杂文时的那种感觉。我认为，柏杨的白话文版没有把《资治通鉴》的「神髓」传达出来。何以如此呢？我的解释是，柏杨读《通鉴》的方法不正确。第一，他不虚心。整部书中，他攻击君主制度、儒家学者可谓不遗余力，专制、腐败、浅陋、奴性等等字眼不断出现，可见他的心中早已有了定见。他译《通鉴》，除了要把现代读者难懂的古文译成容易阅读的白话文之外，同时也要藉翻译之便来宣扬他自己的一贯主张。第二，他没耐心。翻译不只是阅读，一些基本功夫还是要下，先要把每个时代的主要发展，重要制度等等弄清楚，要大量阅读现代人的著作，也要翻查一下正史，找出温公取材的出处。这些，柏杨都没有做，他在翻译的过程中，是不是很有耐心，好好地读读胡三省的注，我都怀疑。第三，他太粗心。胡三省的注柏杨大概不会不读，但有的地方胡注写的很清楚，怎么他的译文弄错了呢？我想主要是柏杨不够用心，没有仔细用心地阅读。柏杨文中错误的主要缘由就是他在阅读的时候，没有设身处地，神入其境，没有把《通鉴》中的记载在心中再现一遍，勾勒它的图像，感受它的情势。他大概受到定期出书的压力，在有限时间的催促下，只能急急忙忙地把字面的意思用白话改写，错误与不妥也就在所难免了。 讲到这里，让我想起傅雷谈翻译的几句话。他说：「事先先熟读原著，不厌求详，由为要着。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绝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第一要求将原著（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侈译。」（〈论翻译书〉，《读书》第三期，一九七九年六月，页一二零）尽管傅雷谈的是从外文译为中文，不是从文言文译成白话文，但翻译的道理应该是一致的。。这个道理在柏杨所译白话《通鉴》中似乎未被严格遵守，否则也不会出现为数可观的错误与十分不妥的评论。 既然《柏杨版资治通鉴》有不少缺点，我们该不该读呢？我认为应该读，读它总比不读好。只要不要以为读了柏杨版就等于读过《资治通鉴》，我特别希望读过柏杨版的朋友一定要读一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尝一尝读《通鉴》的真正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