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方法开启学术研究之门
在经过了多年的背诵、模仿的学习过程之后,一路摇摇晃晃走到了博士学习的阶段。师长们教诲,博士,尤其是文科博士是需要书本堆积出来的,初初的理解便是阅读大量书籍和撰写读书报告的意思。然而书中纷繁复杂的素材和高深莫测的概念却时不时让我这样初阶的阅读者感到丧气,似乎被“专业素养的缺乏”挡在了学术的门外。进而思考之,实在是受累于长年来的填鸭式教育,本以为脑容量的无限开发可以勉强应付,却忽略了“学术研究方法”这把金钥匙的作用。
季羡林先生曾说,不要小看德国人,德国人的执着和他们似乎天然的理论思维方式为全世界贡献了如此多的大哲学家、理论家。我在近期艰难的阅读中渐渐体会到,并非所有的阅读都是停留在愉悦身心和增长知识这样的层面上,经典著作中艰涩的长句,于著者而言恰是其集半生功力而留存的最闪耀的金子,人类社会虽自发地按照一定的规律发展和变化,但其中能以思考为己任,以拨乱为目标的思想者少之又少。且不说有无资格来评判是非对错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如同我这般的晚辈,应当有勇气去面对人类在批判中得以成长的现实,甚至于有勇气做一个不盲目的批判者和建言者。
近期于仓促中读的几册书,如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林惠祥的《文化人类学》和王青的《中国神话研究》,虽以截然不同的实体作为研究对象,却都在分析过程中显露出了创新于时世的学术思维。我大致思考如下几个方面:
一、 对于垄断性的学术思想和既定事实,亦有批判的空间。
在百家争鸣的西方哲学界,马克斯•韦伯对于文化科学性质的观点渊源于两位新康德主
义大家——狄泰尔和李凯尔特。与此同时,西方自然科学主义的大行其道使有教养的人们言必称科学,韦伯在这个阶段提出了他的理想类型,以此对抗自然主义偏见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影响的手段。他同时指出,神入地理解文化现象是历史学科的特殊标志,是主观化的科学。时至今日,这样的理论划分似乎尚无法在我国得到完全的印证,尤其是韦伯对当时如日中天的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批判,批评他们的任何历史现象的因果关系都脱离不了经济原因,这是我们在教科书中不可能见到的争议。
同样,我国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对古史的辨伪,即是对信史的推翻。这股风潮源于清末,非顾先生首创,但这样的学术思想和见地需基于相对自由的思想土壤才能播种和繁殖。他在儿时所受家人之影响,懂得的则是一个使他受益终生的道理:凡是眼前所见的东西都是慢慢儿积累起来的,不是在古代已经有,也不是到了现在刚有。我在阅读古史辨的过程中,实在是因历史知识的贫乏而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但对顾颉刚用“层累的造成中国古史观”的方法去层层击碎那些几千年的美丽玻璃,竟也有了深深的共鸣。
二、 必须注意某种学术思想的形成和时代价值观的关联。
历史是胜利者写就的!当我们需要“讲政治”的时候,这是一条必须牢记的真理。当我
们是将客观事实置于首位的严谨学者时,一定要警惕书页上的陷阱。马克斯•韦伯的价值无涉理论使我的心灵有了极大的震荡。即使在最日常的话语中,人们也习惯性地加入了主观色彩,并以有意无意的说服手段进行观念的传播。从政治人物的激情演讲,到大学教师的讲坛授课,无一能够完全脱离个人经验和阶级利益。在韦伯看来,当个人将这些世界观和他的“阶级利益”结合起来的亲和力程度确实是以相当的分量起着决定作用的。在此,韦伯学术思想中最可贵的亮点出现了:科学所要求的基本态度,是解决实际出现的问题,而不是单纯地捍卫某种信念。
历史的骗局在统治阶级的庇护下会放大为真理,顾颉刚的《三皇考》有力地撕下了几千年来遮盖在统治阶级脸上的黄金面具。现代人大多认同三皇五帝是以神话面貌“存在”于上古时期的,但在千年皇权集中制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忠实地发挥了足以震慑百姓的神力。他们既是中国神话历史中的灿烂奇葩,也是统治者和御用史学家的虚伪通行证。若我们只是通读史书,缺乏比较和思考,自然会信史书之真理,也就不知不觉地牢记了信史的观念。
三、 善于吸收多元学科的背景,坚持客观地理解文化现象。
一个学科得以完整的建立,应当得益于多元学科的齐心参与,尤其是人文科学,以人类
社会这个宏大的命题吸引了与之相关的众多有识之士的见解。在《中国神话研究》中,王青将神话学研究归纳为三大学术传统:文学界的、历史学界的和文化人类学界的。林惠祥先生的《文化人类学》在开篇就对人类学的不同分科及其演进作了解释,涵盖了民族学、人体学、考古学等的方方面面。各学科从多个切口打开研究的领域,虽在不同体系下开展,但它们绝不会是永不交合的平行线,而是能够互相印证或辨伪,互相补充或争议的合作伙伴。它们突破了狭隘的理解范畴,同时赋予了学科全新的生命,这种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生命力,强化了人类对于文化现象的认识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代代做学问的人士投身这份事业的热忱造就了流于后世的文明遗珠。
至此,我们断不可自满于被冠以“学术”名义的高尚工作,更无需将个体对任何一个实在的理解强加于他人或后人之上。
季羡林先生曾说,不要小看德国人,德国人的执着和他们似乎天然的理论思维方式为全世界贡献了如此多的大哲学家、理论家。我在近期艰难的阅读中渐渐体会到,并非所有的阅读都是停留在愉悦身心和增长知识这样的层面上,经典著作中艰涩的长句,于著者而言恰是其集半生功力而留存的最闪耀的金子,人类社会虽自发地按照一定的规律发展和变化,但其中能以思考为己任,以拨乱为目标的思想者少之又少。且不说有无资格来评判是非对错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如同我这般的晚辈,应当有勇气去面对人类在批判中得以成长的现实,甚至于有勇气做一个不盲目的批判者和建言者。
近期于仓促中读的几册书,如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林惠祥的《文化人类学》和王青的《中国神话研究》,虽以截然不同的实体作为研究对象,却都在分析过程中显露出了创新于时世的学术思维。我大致思考如下几个方面:
一、 对于垄断性的学术思想和既定事实,亦有批判的空间。
在百家争鸣的西方哲学界,马克斯•韦伯对于文化科学性质的观点渊源于两位新康德主
义大家——狄泰尔和李凯尔特。与此同时,西方自然科学主义的大行其道使有教养的人们言必称科学,韦伯在这个阶段提出了他的理想类型,以此对抗自然主义偏见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影响的手段。他同时指出,神入地理解文化现象是历史学科的特殊标志,是主观化的科学。时至今日,这样的理论划分似乎尚无法在我国得到完全的印证,尤其是韦伯对当时如日中天的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批判,批评他们的任何历史现象的因果关系都脱离不了经济原因,这是我们在教科书中不可能见到的争议。
同样,我国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对古史的辨伪,即是对信史的推翻。这股风潮源于清末,非顾先生首创,但这样的学术思想和见地需基于相对自由的思想土壤才能播种和繁殖。他在儿时所受家人之影响,懂得的则是一个使他受益终生的道理:凡是眼前所见的东西都是慢慢儿积累起来的,不是在古代已经有,也不是到了现在刚有。我在阅读古史辨的过程中,实在是因历史知识的贫乏而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但对顾颉刚用“层累的造成中国古史观”的方法去层层击碎那些几千年的美丽玻璃,竟也有了深深的共鸣。
二、 必须注意某种学术思想的形成和时代价值观的关联。
历史是胜利者写就的!当我们需要“讲政治”的时候,这是一条必须牢记的真理。当我
们是将客观事实置于首位的严谨学者时,一定要警惕书页上的陷阱。马克斯•韦伯的价值无涉理论使我的心灵有了极大的震荡。即使在最日常的话语中,人们也习惯性地加入了主观色彩,并以有意无意的说服手段进行观念的传播。从政治人物的激情演讲,到大学教师的讲坛授课,无一能够完全脱离个人经验和阶级利益。在韦伯看来,当个人将这些世界观和他的“阶级利益”结合起来的亲和力程度确实是以相当的分量起着决定作用的。在此,韦伯学术思想中最可贵的亮点出现了:科学所要求的基本态度,是解决实际出现的问题,而不是单纯地捍卫某种信念。
历史的骗局在统治阶级的庇护下会放大为真理,顾颉刚的《三皇考》有力地撕下了几千年来遮盖在统治阶级脸上的黄金面具。现代人大多认同三皇五帝是以神话面貌“存在”于上古时期的,但在千年皇权集中制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忠实地发挥了足以震慑百姓的神力。他们既是中国神话历史中的灿烂奇葩,也是统治者和御用史学家的虚伪通行证。若我们只是通读史书,缺乏比较和思考,自然会信史书之真理,也就不知不觉地牢记了信史的观念。
三、 善于吸收多元学科的背景,坚持客观地理解文化现象。
一个学科得以完整的建立,应当得益于多元学科的齐心参与,尤其是人文科学,以人类
社会这个宏大的命题吸引了与之相关的众多有识之士的见解。在《中国神话研究》中,王青将神话学研究归纳为三大学术传统:文学界的、历史学界的和文化人类学界的。林惠祥先生的《文化人类学》在开篇就对人类学的不同分科及其演进作了解释,涵盖了民族学、人体学、考古学等的方方面面。各学科从多个切口打开研究的领域,虽在不同体系下开展,但它们绝不会是永不交合的平行线,而是能够互相印证或辨伪,互相补充或争议的合作伙伴。它们突破了狭隘的理解范畴,同时赋予了学科全新的生命,这种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生命力,强化了人类对于文化现象的认识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代代做学问的人士投身这份事业的热忱造就了流于后世的文明遗珠。
至此,我们断不可自满于被冠以“学术”名义的高尚工作,更无需将个体对任何一个实在的理解强加于他人或后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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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 赞了这篇日记 2019-11-27 03:0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