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艷芳、奧巴馬、混雜的力量

    
                
                        九七之後，香港的流行文化為何光環褪色？曾經雄霸四方的港產片，為何今天連本地市場都失守？曾經征服八方的香港歌星，為何今天一走出珠三角就沒人認識？在梅艷芳辭世五周年之時，我們或許可以用梅艷芳的例子、從文化的角度去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
    香港時事評論人洪清田早前談到奧巴馬的成功時，也提到梅艷芳。他說，奧巴馬作為一個混血兒，有多元的文化背景，他曾在不同國家生活，曾有身份的迷惑；這種混雜性令他能夠＂跨越黑白、社會階層、美非亞洲、政治哲學的意識形態，更多幾重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香港—中國的奧巴馬式＂第三種文化＂＞，《信報》 2008年11月13日　）。奧巴馬是＂第三種文化＂的產物，因此他有改變社會的能力；而洪清田認為，梅艷芳同樣是第三種文化的代表。這種文化，身處邊緣與夾縫之地，卻是融合與交流的中心，因此，也成了一種有改變傳統與不斷創新的力量。
    如何定義梅艷芳？
    ＂第三種文化＂在這裡的意思，是超越＂非此即彼＂的新文化；有美國學者指出，一些隨父母到不同國家工作而在異文化中長大的孩子，混合了祖國與異國文化的多元特質，他們代表了有能力創新與改變的第三種文化。至於梅艷芳，雖然在香港土生土長，然而，定義梅艷芳卻又是困難的：在文化歸屬方面，她不是屬於中國傳統的，她也不是完全西化的，她有日本味，又混合了香港味；在性別特質方面，台上的她大膽挑戰性別傳統，銀幕上的她是巾幗英雄，台下的她卻有個相夫教子的夢想。要把梅艷芳歸類，談何容易？
    這種難以歸類的特質，一度是香港流行文化的最傲人之處。有人認為舞台上的梅艷芳是＂東方麥當娜＂，但梅艷芳也有非常東洋味的時候，她翻唱了不少日文歌，她的造型也曾受日本殿堂巨星澤田研二的影響，再者，梅艷芳穿起旗袍唱《似是故人來》時，也有濃濃的中國味。然而，儘管梅艷芳的舞台風格有著別人的影子，但結果卻創出了只此一家的＂梅艷芳風格＂。當年香港在政治與文化上的邊陲感與無根性，對於梅艷芳來說是優勢而非缺陷──既然沒多少傳統可尋，既然本土文化的根不深，就不如來一招吸星大法，美國的、日本的、中國的，甚至是阿拉伯的（妖女造型）、拉打美洲的（巴西女郎造型），都是借鏡對象，都可以據為己有，而最後激出無窮創意。
    梅艷芳最當紅的八十年代，香港歌星大唱改編歌。日文歌、台灣歌、美國歌，甚至是泰文歌、法文歌、粵曲，只要好聽馬上改成廣東話。從創作的角度，＂口水歌＂是股歪風，但過了二十多年回頭去看，這種拾人牙慧的風氣其實有一種多元混亂的可貴，也因此，大家都說那年代是百花齊放的、活力充沛的。看看梅艷芳的金曲：《似水流年》是日本喜多郎的作品，《夕陽之歌》及《夢伴》原唱者是近藤真彥，《將冰山劈開》及《夢幻的擁抱》原曲都是英文歌，《似是故人來》及《女人心》是台灣的羅大佑所寫，當然還有本地創作如《烈焰紅唇》及《情歸何處》。如果沒有這些風格紛雜的各種歌曲，梅艷芳要發揮百變形象恐怕會事倍功半，因為，當時在香港掌舵的仍是顧家輝、黃霑、黎小田等老一派的音樂人，他們未必有能耐在音樂上配合一個妖女形象。
    不是東拼西湊，而是個人風格
    從形象到音樂，梅艷芳兼容並蓄，結果，她不只沒有成為東拼西湊的、沒有靈魂的＂翻版貨＂，更建立強烈的個人風格。這種混雜性，有人稱為＂雜ｏ麥文化＂，有人稱為＂半唐番文化＂，也就是一種可以用梅艷芳為代表的香港文化，這種活力曾令香港流行文化征服全球華人、征服亞洲觀眾，甚至征服西方──港產動作作就是結合中國武術、日本武士片風格，再加上香港技術與港式幽默的另一種混合體。這種文化，在七十年代已經萌芽：許冠傑一時輕唱有如古詩的＂曳搖共對輕舟飄＂，一時又大唱英文歌。這種混雜的特質，由梅艷芳透過其百變形象發揚光大。
    在性別特質方面亦然。如果香港的歌影史有張國榮作為顛覆性別的男性代表，那麼女性代表就自然是梅艷芳。《飛躍舞台》時期的短髮造型只是小試牛刀，《蔓珠莎華》的西裝加寬邊帽則是大膽而成功的中性形象。值得留意的是，梅艷芳的中性是仍然帶著女人味的，《蔓珠莎華》一曲就有它的嫵媚憂怨。電影中的梅艷芳也如是，她在《東方三俠》等電影中的女俠形象入型入格，但她又不像楊紫瓊般的硬崩崩打女，她縱化身女俠仍然是俠骨柔腸。是的，中性的梅艷芳不是扮男人，她表現的仍然是真女人，只是，這女人的形象是現代的、有別於傳統的。另外，她的壞女孩及妖女形象也從新定義了女性特質，以及探索了女性情慾自主的可能，開拓了廣東歌的題材，從此情慾也可以入歌。
    不過，除了深入民心的革命性形象外，梅艷芳也可以是傳統女性，《胭脂扣》中的她，還有台下那個始終視婚姻為女性歸宿的她，都非常傳統。雖然以壞女孩形象走紅，但梅艷芳沒有走進任何一個單一的性別框架，她的種種特質說明的是：性別就是可以有如此多不同的面貌，並不是簡單的男與女、陰與陽可以劃分。梅艷芳這種性別角色，在中國大陸在台灣都找不到，可見這也是獨特的香港製造；在八十年代的華人社會，只有充滿混雜性的香港有能耐創造一個這樣的女性形象。
    梅艷芳的消失，香港文化的沒落
近十年的香港流行文化為何沒落？原因當然有很多。然而，很多人忽略了這文化因素：以前的香港，曾經有海納百川的包容性；在殖民統治下，香港與中國大陸在政治上文化上疏離了，但香港又始終沒有培植深入民間的英國文化，處在這樣的夾縫中，最懂得適者生存之道的香港人吸納了不同文化，最沒有政治包袱的香港人創造了迷人的混雜性。最後，政治的邊陲反而成了流行文化的中心。就如梅艷芳，處在中國與英國的夾縫，卻建立鮮明性格；雖然她某一兩個造型很像麥當娜，雖然她唱了很多日文改編歌，但誰也不否認，梅艷芳是獨一的、是香港的。
　　
　　九七之後的香港，在經濟上有著祖國的堅強後盾，事事必北望神州，這當然有好的一面。然而在今天，當香港電影總要遷就大陸市場，當藝人最怕得罪大陸網民，香港的整個文化性格亦隨之改變：當年，香港面向的是世界，今天，香港面向的是大陸。於是，香港也就好像一隻曾經狂放曾經迷惘的小鳥終於著地；在文化上，香港失去了當年那種來自邊緣來自無根的混雜性──這一方面好像很可憐很無依，但另一方面卻潛藏無限的可能性、革命性與創造力。這樣的＂第三種文化＂力量，很可能由奧巴馬帶給美國，但是，隨著梅艷芳的離世，這種充滿活力的混雜性已經在香港消亡了。
   
    (作者：PAN LEI 文章刊於12月25日《澳門日報》演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