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检审：再谈《红楼》（续篇之一）
红楼本旨： 【曹雪芹自云：“大旨谈情。”
鲁迅题曰：“清代人情小说。”
鲁迅先生之题品，是正解“大旨谈情”一语的原创名言。
本书又解鲁迅之名言而作如是宣说——
“人情”者何？人是以感情而相互交际的“万物之灵”。故人之情，贵在有情，情即“通灵”的灵性，所谓“灵心慧性”，是为人的精神方面的精华表现。
有情，则我与人、物与我，皆为一体，相互体贴，慰藉。此“情”博大，乃雪芹所重所惜，而他将今日所谓之男女“爱情”名之曰“儿女私情”，以示分别。
是故，鲁迅才是20世纪之初最懂得《红楼梦》的大师。
情在《红楼》，是最博大的真情。情到至极处，痴心一片，百折不回，忘我为人，不知自私为何“物”，不知名利有何益——如一“不慧”“无智”之人，是谓之“情痴”。
书中主人公，以此为他人生品格。
故宝玉为“千红一哭（窟）”，与“万艳同悲（杯）”。】
《红楼》中存在一个根本性悖论：作者通过主要人物（即如周汝昌所说的“大旨谈情”），但这种“情”最终被佛道精神所消解了，归于空幻。然而“终究意难平”---信仰佛道的“解脱”精神最终仍是心有不甘，有解不开的情结。
那么这种悖论的根源是甚么呢？个人认为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超验维度的缺失，导致作者笔下的人物最终只得退回佛道的“虚无”之境。
宝玉对黛玉的恋情，虽然是一种“意淫”，始终不带有肉体的渴慕，但又完全不同于西方人所谓“柏拉图式的爱情”（理性的抽象），而仍然是心灵情感的直接相通（从中可以看出儒家“仁”的影响）。
颇有意味的是：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在其中，钱先生对于王国维所称红楼梦为“悲剧之悲剧”提出了异议：他征引了叔本华哲学中阐发的的“快乐出于欲愿，欲愿者欠缺而有所求也 ”，若意愿满足则不久就会产生无聊与倦怠，来说明如果“木石因缘，侥幸成就”，则二人很快就会相互厌倦，“好事徒成虚话，含饴还同嚼蜡”，佳偶终会变为怨偶。为进一步说明，钱先生又征引了卢克莱修、约翰逊、黑格尔以及佛经中的经典段落，可谓慧眼独具。（谈艺录第三则“论王静安诗”）宝、黛的爱情注定是没有归宿的---因为他们是精神上的“洁癖”患者，拒绝一切人生中的污点。最终只落得“质本洁来还洁去”，情到自然便是无情。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人的灵魂赤裸裸地解剖开来，在极度的罪恶与忏悔之中揭露人性的复杂性---鲁迅曾评价说“从纯洁之中拷问出罪恶，从罪恶之中拷问出纯洁”。相比之下，《红》则充满了“小资情调”----《红》中充斥的日常琐事、衣食住行毫无人性的深刻剖析与震撼灵魂的深度（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对于灵魂的拷问）。将《红楼》与《卡拉马佐夫兄弟》对照起来读是很有意味的，从中亦可窥见中西文化的根本性差异。
那么，中国文学的真正出路是什么呢？就是要吸收全人类文学的精华，特别要理解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的“异质性”因素，在全球视野上对中国的传统进行一次“价值重估”---这样方可有真正的创造。鲁迅的一些作品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但可惜后人很少能够达到这种深度。
鲁迅题曰：“清代人情小说。”
鲁迅先生之题品，是正解“大旨谈情”一语的原创名言。
本书又解鲁迅之名言而作如是宣说——
“人情”者何？人是以感情而相互交际的“万物之灵”。故人之情，贵在有情，情即“通灵”的灵性，所谓“灵心慧性”，是为人的精神方面的精华表现。
有情，则我与人、物与我，皆为一体，相互体贴，慰藉。此“情”博大，乃雪芹所重所惜，而他将今日所谓之男女“爱情”名之曰“儿女私情”，以示分别。
是故，鲁迅才是20世纪之初最懂得《红楼梦》的大师。
情在《红楼》，是最博大的真情。情到至极处，痴心一片，百折不回，忘我为人，不知自私为何“物”，不知名利有何益——如一“不慧”“无智”之人，是谓之“情痴”。
书中主人公，以此为他人生品格。
故宝玉为“千红一哭（窟）”，与“万艳同悲（杯）”。】
《红楼》中存在一个根本性悖论：作者通过主要人物（即如周汝昌所说的“大旨谈情”），但这种“情”最终被佛道精神所消解了，归于空幻。然而“终究意难平”---信仰佛道的“解脱”精神最终仍是心有不甘，有解不开的情结。
那么这种悖论的根源是甚么呢？个人认为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超验维度的缺失，导致作者笔下的人物最终只得退回佛道的“虚无”之境。
宝玉对黛玉的恋情，虽然是一种“意淫”，始终不带有肉体的渴慕，但又完全不同于西方人所谓“柏拉图式的爱情”（理性的抽象），而仍然是心灵情感的直接相通（从中可以看出儒家“仁”的影响）。
颇有意味的是：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在其中，钱先生对于王国维所称红楼梦为“悲剧之悲剧”提出了异议：他征引了叔本华哲学中阐发的的“快乐出于欲愿，欲愿者欠缺而有所求也 ”，若意愿满足则不久就会产生无聊与倦怠，来说明如果“木石因缘，侥幸成就”，则二人很快就会相互厌倦，“好事徒成虚话，含饴还同嚼蜡”，佳偶终会变为怨偶。为进一步说明，钱先生又征引了卢克莱修、约翰逊、黑格尔以及佛经中的经典段落，可谓慧眼独具。（谈艺录第三则“论王静安诗”）宝、黛的爱情注定是没有归宿的---因为他们是精神上的“洁癖”患者，拒绝一切人生中的污点。最终只落得“质本洁来还洁去”，情到自然便是无情。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人的灵魂赤裸裸地解剖开来，在极度的罪恶与忏悔之中揭露人性的复杂性---鲁迅曾评价说“从纯洁之中拷问出罪恶，从罪恶之中拷问出纯洁”。相比之下，《红》则充满了“小资情调”----《红》中充斥的日常琐事、衣食住行毫无人性的深刻剖析与震撼灵魂的深度（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对于灵魂的拷问）。将《红楼》与《卡拉马佐夫兄弟》对照起来读是很有意味的，从中亦可窥见中西文化的根本性差异。
那么，中国文学的真正出路是什么呢？就是要吸收全人类文学的精华，特别要理解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的“异质性”因素，在全球视野上对中国的传统进行一次“价值重估”---这样方可有真正的创造。鲁迅的一些作品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但可惜后人很少能够达到这种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