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信件和对话
一、（信）2012年8月
（……）年初为采访NGO的事情回了一次贵州。朋友G对我说起一件事，使我印象深刻。一次，他们陪同也一样从事公益工作的S，去安顺地区的一个苗族村庄。S沉浸在一种不能被怀疑的对善的感受中。
以下是G的叙述：
“在去学校途中，S遇到一个两年前认识的村民，S向她热情地打招呼。这个村民也认出了S，邀请我们去她家看看。S说晚点再去。我们从寨子里回来时是晚上，正要去校长家吃饭，一个小伙子拉着村支书让我们去他家。我在旁边看到他好像哭了。我们去他家，没进门就看到屋子外搭的一个窝棚，村支书说这也是睡觉的地方。进了房间我才知道，那个哭泣的小伙子，是中午S见到的那个女人的儿子。女人还有一个残疾的女儿在家里。屋里只有一张睡觉的地方，如果儿子睡在窝棚里，这个睡觉的地方就是女儿和妈妈睡的。风很大，属于楼穿壁漏型，一个电视机摆在堆满东西的桌上。看到这样的贫瘠，我有点不知所措起来，不知道怎样描述这样的贫瘠。我看到，有个人在黑暗里宰鸡。看来他们希望留我们吃饭，可是，怎么能在她家吃饭呢？这么多人……我不知所措，在想，是不是悄悄的给100元钱。
S在和那个残疾的女儿聊天。这个女儿应该有30岁左右，她绣了几张明星脸谱的绣片，说她很喜欢这个明星，可她绣的是谁，我没有看出来。就是那种概念中的美女。老实说，绣得也不好。她说，有些港澳人会买她的绣片。这是帮助她的一种方式，也让她开心。S说想送她礼物，她说：她不需要礼物，也不需要钱，她需要真心——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她只需要真心。在各种话语纠结中，在校长催促下我们离开了她家。后来我们又知道了一些她家的情况，女人的丈夫离家出走，80后的儿子出去打过工又回来，残疾的女儿一直在家里。S对女人说，为她家买一点篷布，把房子围遮一下，不让风吹进来。女人说，不，要等丈夫回来才做这些事，这是男人干的事。
S又对我们说她了解到的情况。当中午看到我们在村里以后，那个女人就回家，叫来邻居，宰杀了四只鸡。她看见我们有4个外来人，就每人宰杀了一只鸡，等着我们去她家吃、或让我们带走。看见她家如此贫瘠，看见有个人在黑暗里剁鸡，我就心有不安。听说是连杀了四只鸡，我真是感觉要崩溃。怎么可以让这样一个家庭如此破费？我简直觉得有罪恶感。S和Y在想着怎样弥补。晚上我没有再去女人家。S因为有承诺，和Y又去了她家。回来时，他们用塑料口袋带了一大袋鸡肉回来，是让我们带回去吃的，在S的劝说下，四只鸡变成了两只，没有拿走全部。
S和Y决定给她家买一个电视机。第二天村支书同我们到紫云县城的时候，办了这件事，电视机让村支书带回去。
这件事给我的刺激是如此的大。
首先是贫瘠，如此的贫瘠。我不知道一个家庭怎么可以这样。儿子是个80后的小伙，看上去很高大。当他哭泣着希望我们去他家的时候，我只是远远看到他。我甚至没有看清他长什么模样。但是，哭泣让人难受。我想起村支书讲的一个故事：曾有一伙外来人到村子里，村里有个最穷的人请他们到家里吃饭。因为他家太穷了，大家都善意的没有去。可是这个人觉得受到羞辱，自杀了。
这个故事只是一个故事。我不能了解它的真实性，可是，是如此的惊心！我想起石门坎关于大花苗的传说。若干年前的大花苗在赶集的时候，嘴里含着马粪，不说话，如果有谁羞辱他们，他们回去以后就会自杀。····”
——G的朋友L的解释是，这是那家人的一次“赌博”，而这也是S不懂得的。四只鸡——以及贫困的力量、陌生却要求“真心”，这一切——L说，换来了一台电视。L认为，这恰好可以称为“人民智慧”，虽然不那么光彩，但仍然是“人民智慧”。尽管G同意L的看法，但是四只拔光毛的鸡的形象——从此代表“人民智慧”——却在她记忆中挥之不去。
另一个故事是5年前冬天，我与同伴在那曲草原工作。晚上下着大雪，我们各自裹着睡袋喝酒聊天。上世纪80和90年代，同伴参加过一连串的民间科考漂流活动。他说，他过去“被自然界强烈地触及过身体”，这使他“一直不能适应现实”。“生命短暂，我也就快老了”——他接下来的话使我一直记得这次聊天，他说：“生命并不能长久到有我可以调整过来的时间。”
你也会同意，我们自己坚持的怀疑或认识，别人已经经历过了。也许，他们并没有做出更好的成就。但是，我们认为是自己形成的一些怀疑或认识，可能恰好是通向他们已经深陷其中的惯性的第一步。
20年前在贵州，朋友送给我两册《美国现代诗选》。朋友还在扉页上抄写了弗罗斯特那并不能代表他的诗句：“还有多少里才能安睡？\还有多少里才能安睡？”。可是，在真实中，并没有休息和睡眠。即使有休息时间，内心也处在一种失眠状态，而且是一种更漫长的状态。人们眼睁睁地注视着一片不带来安宁的，不确定而又现实的灯火。上面提到的这些人，以及我自己——我们已经成了一种不会有任何音乐可以使之入睡的怪物吗？所以，怪物需要自己创造一种音乐？
二、（信）2012年9月
上个月我刚结束在东北和内蒙的旅行。我们从辽东半岛出发，沿着朝、俄、蒙边境，经过一系列赝品城市。离开黄海以后，满洲国遗留的顺民意识逐渐稀薄，去年我在这个地区工作时感到它阴魂不散。然后，俄风赝品（器物、服饰和建筑），同仇俄教育并陈在瑷珲等黑龙江沿岸的城镇，这些城市的博物馆有完好的猛犸象化石，也有被居委会文化活动同化了的萨满。我们的原计划是，从旅顺口开始，到乌兰浩特成吉思汗庙就算是结束。但之后我们又折道去了阜新，去看海天煤矿的大矿坑。
回来后我在南戴河住了一段时间。毛时代以来，渤海无可挽回地成了一个有病的海，一个弱海。它也许是地球上最平庸的海洋，一如将它作为渡假会议地点的dang，是这个dang的影响在海洋领域的后果。离这里不远，渤海湾手掌的虎口，沿海岸线依次是南、北戴河。这儿的人传言，bo正在北戴河受审。人们还传说，这位小毛泽东曾使一架客机从大连起飞不久便坠落渤海，因为飞机上有人携带证据。在南戴河海岸的沙滩广场上，有一尊蹩脚的飞马雕塑，马头张望着北戴河方向。在雕塑上题字的，正是薄的父亲老薄。这匹势若腾举的飞马显然不能飞去拯救那个插翅难飞的儿子。我刚住到这里的第一晚，遭遇今夏最剧烈的一次暴雨，飓风使房子整夜都在震颤，使我觉得整栋楼会顷刻碎裂。而我也想这样写完手上的东西。
此外，如一个朋友所说，海总是好看的。
我住在这里时没有丝毫想回北京的想法。但同时，我也处在一种奇怪的停滞不前的状态中。说奇怪，是因为并非完全无所事事，我读了很多斯特林堡的作品，重读了莱蒙托夫一系列关于内亚山地民族与俄罗斯政府军之间的战争的叙事诗。重读了艾略特《四个四重奏》并深受感动。此外，我读了两本关于东北亚历史地理的书。我还潦草地写了几页诗剧《罗曼-冯-恩琴》里的内容。你应知道这一题材对于我，是自然的发展。我就像面对这样一个地方：这里遍布着吸引人的矿石，只有我知道它们的存在、它们的价值，只有我知道怎样提炼它们，使之成形和赋予秩序。我每天都感受着它的磁力和辐射，可是却有一种顽固的疲倦感，一种压倒一切的虚无，觉得这一切都毫无意义，使我迟迟不能振作起来写完它，就像写《韩非与李斯》那样。遑论“一举而让什么都有了交待”。
《罗曼-冯-恩琴》关于不成立的、随随便便地对空间的确立。关于不成立的自由。关于不成立的，野蛮的对空间和群体的划分。以及，敌意的一些样式。
它像一种“V”字型的东西扎在我脑子里，我只有像电影里的医生一样——在那个电影里，战船上惟一的军医腹部嵌入了一块弹片，在没人可以帮助的情况下，他必须自己为自己做取出弹片的手术。一个写作者只有自己帮助自己——这是我们在少年时就明白的道理——取出作品。而且那个医生的情形比我更好一些，他还有个紧张但听话的笨蛋为他端着镜子，因为他需要从镜子里看到腹部的伤口。不过，我也是我自己的笨蛋。
三、（信）2012年9月
当一个诗人谈论他的写作，他可能失去朋友。并且，我无法认为一个诗人是理由充分的，因此这带来了一种很深的消极，使我失去言说该事的信心。我们在一件事情上耗费的时光已经如此长久，结出的果实却又如此苦涩。
我更喜欢谈论读过的东西。半年来我一直在读海涅，读全集里的八卷超级杂文，《卢苔齐亚》、《伯尔纳：回忆录》等。我是从毕希纳读海涅的。
在处理浮士德这一题材方面，海涅对歌德不满的理由是后者违背“传说精神”。海涅认为歌德的处理是一个怀疑者（海涅称之为“18世纪怀疑派”）的处理，违背了传说“内在的虔信”。 海涅认为“虔信”更符合人之意识——或者说，人之简化。海涅自己的选择，是沿用古代传说的结局：浮士德被魔鬼带走，而不是歌德式的拯救。歌德以“世俗之人”为主体的“怀疑派长诗”（海涅语），因为拯救的设置而与海涅的现实感相冲突。海涅认为古代传说的虔信意识与混乱哄闹——或者、古代传说的简化——更加现实。浮士德总是要被魔鬼带走的，而且是在彻底的恐怖、毁灭和嘲笑中。这一古老的也是简化的结局，也许可以说明海涅对“人民”的、也是对“作者与人民”的关系的看法。“人民为什么把两个人看成一个人呢？”——在整理几种不同的浮士德形象时海涅说。“人民”的倾向或惯性是：把不同的、所有的人都看成同一个人。而且，这也同人民有“定义不知道之事”的特性有关。简化是“人民”的根深蒂固的冲动。在海涅版浮士德结尾，民众在魔鬼的恐吓中当即扔下浮士德，全体躲进教堂。教堂抑或“虔信”在这时（又一次）成为“人民”的归宿。当浮士德也想躲进教堂，举步欲走时，他却被一只从地下伸出的手紧紧拽住。随即，浮士德被女版梅菲斯特变成的巨蛇当场缠死，地狱中的历代掌权者们也从地下冒出来，围着他，大肆嘲笑，跳起圆舞。
海涅在陷入病痛折磨的生命晚期写了许多关于青春状态的诗作。世界的青春时代并非一种往昔存在，而是随着人类变化重复产生的需要，是一支反复出现的催眠曲。在终其一生独特的诗艺创造之后，惟一的挽歌，是这支关于重返青春状态的催眠曲。这些诗促使读者观察：在对青春的看法上，作者的贡献是什么。这也许可以帮助理解：在今天，怎样看待青春问题。怎样理解作为劳动力资源和反抗资源的青春，以及，制度对青春的管理。
四、一些对话，2012年4月
据说，今天你们这些写诗的人写的东西，是一种“杂种的变革”。
——我（以下略）：好像很有道理。
诗人在好些中文小说里的形象好像都不太好？总之都很极品和傻逼，比如在好些八十年代先锋小说家的小说里。
——这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无知。
好吧，那么，什么是诗人？还有，靠，写诗的必须要看那么多书吗？
——人们理解的“诗人”经常是彼此冲突的，所谓“他之生即我之死”。这是继续生活的一个理由：一个诗人可以单独去经历世界和世界文学，形成自己的精神系谱，他应该是一种个人复兴。对于我，一半的他在接近失败，另一半的他在接近新事物。他可以尝试种种事务和职业，可以不断变动生活与关系的见识，可以有点钱，但是他必须创造一颗罕为人知的星球。
有对你影响比较大的活人吗？
——我这一代（1970年代）许多人基本上是些自学者，在想写的东西、在思想和想象力什么的方面，接触到的基本上没有一个人能产生可以称之为影响的影响。当然，生活中其他方面的影响也很多，会因为朋友而喜欢吃某些食物，喜欢某个地方，得到某些影响自己的想法的信息，或者喜欢某些种类的酒。
你怎么理解乔布斯和普金这样的人物？
——我知道乔伊斯和普希金。
唔，你就装吧。你也相信所谓诗人的作用吗？
——我相信诗和诗人会被遗忘。
（……）年初为采访NGO的事情回了一次贵州。朋友G对我说起一件事，使我印象深刻。一次，他们陪同也一样从事公益工作的S，去安顺地区的一个苗族村庄。S沉浸在一种不能被怀疑的对善的感受中。
以下是G的叙述：
“在去学校途中，S遇到一个两年前认识的村民，S向她热情地打招呼。这个村民也认出了S，邀请我们去她家看看。S说晚点再去。我们从寨子里回来时是晚上，正要去校长家吃饭，一个小伙子拉着村支书让我们去他家。我在旁边看到他好像哭了。我们去他家，没进门就看到屋子外搭的一个窝棚，村支书说这也是睡觉的地方。进了房间我才知道，那个哭泣的小伙子，是中午S见到的那个女人的儿子。女人还有一个残疾的女儿在家里。屋里只有一张睡觉的地方，如果儿子睡在窝棚里，这个睡觉的地方就是女儿和妈妈睡的。风很大，属于楼穿壁漏型，一个电视机摆在堆满东西的桌上。看到这样的贫瘠，我有点不知所措起来，不知道怎样描述这样的贫瘠。我看到，有个人在黑暗里宰鸡。看来他们希望留我们吃饭，可是，怎么能在她家吃饭呢？这么多人……我不知所措，在想，是不是悄悄的给100元钱。
S在和那个残疾的女儿聊天。这个女儿应该有30岁左右，她绣了几张明星脸谱的绣片，说她很喜欢这个明星，可她绣的是谁，我没有看出来。就是那种概念中的美女。老实说，绣得也不好。她说，有些港澳人会买她的绣片。这是帮助她的一种方式，也让她开心。S说想送她礼物，她说：她不需要礼物，也不需要钱，她需要真心——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她只需要真心。在各种话语纠结中，在校长催促下我们离开了她家。后来我们又知道了一些她家的情况，女人的丈夫离家出走，80后的儿子出去打过工又回来，残疾的女儿一直在家里。S对女人说，为她家买一点篷布，把房子围遮一下，不让风吹进来。女人说，不，要等丈夫回来才做这些事，这是男人干的事。
S又对我们说她了解到的情况。当中午看到我们在村里以后，那个女人就回家，叫来邻居，宰杀了四只鸡。她看见我们有4个外来人，就每人宰杀了一只鸡，等着我们去她家吃、或让我们带走。看见她家如此贫瘠，看见有个人在黑暗里剁鸡，我就心有不安。听说是连杀了四只鸡，我真是感觉要崩溃。怎么可以让这样一个家庭如此破费？我简直觉得有罪恶感。S和Y在想着怎样弥补。晚上我没有再去女人家。S因为有承诺，和Y又去了她家。回来时，他们用塑料口袋带了一大袋鸡肉回来，是让我们带回去吃的，在S的劝说下，四只鸡变成了两只，没有拿走全部。
S和Y决定给她家买一个电视机。第二天村支书同我们到紫云县城的时候，办了这件事，电视机让村支书带回去。
这件事给我的刺激是如此的大。
首先是贫瘠，如此的贫瘠。我不知道一个家庭怎么可以这样。儿子是个80后的小伙，看上去很高大。当他哭泣着希望我们去他家的时候，我只是远远看到他。我甚至没有看清他长什么模样。但是，哭泣让人难受。我想起村支书讲的一个故事：曾有一伙外来人到村子里，村里有个最穷的人请他们到家里吃饭。因为他家太穷了，大家都善意的没有去。可是这个人觉得受到羞辱，自杀了。
这个故事只是一个故事。我不能了解它的真实性，可是，是如此的惊心！我想起石门坎关于大花苗的传说。若干年前的大花苗在赶集的时候，嘴里含着马粪，不说话，如果有谁羞辱他们，他们回去以后就会自杀。····”
——G的朋友L的解释是，这是那家人的一次“赌博”，而这也是S不懂得的。四只鸡——以及贫困的力量、陌生却要求“真心”，这一切——L说，换来了一台电视。L认为，这恰好可以称为“人民智慧”，虽然不那么光彩，但仍然是“人民智慧”。尽管G同意L的看法，但是四只拔光毛的鸡的形象——从此代表“人民智慧”——却在她记忆中挥之不去。
另一个故事是5年前冬天，我与同伴在那曲草原工作。晚上下着大雪，我们各自裹着睡袋喝酒聊天。上世纪80和90年代，同伴参加过一连串的民间科考漂流活动。他说，他过去“被自然界强烈地触及过身体”，这使他“一直不能适应现实”。“生命短暂，我也就快老了”——他接下来的话使我一直记得这次聊天，他说：“生命并不能长久到有我可以调整过来的时间。”
你也会同意，我们自己坚持的怀疑或认识，别人已经经历过了。也许，他们并没有做出更好的成就。但是，我们认为是自己形成的一些怀疑或认识，可能恰好是通向他们已经深陷其中的惯性的第一步。
20年前在贵州，朋友送给我两册《美国现代诗选》。朋友还在扉页上抄写了弗罗斯特那并不能代表他的诗句：“还有多少里才能安睡？\还有多少里才能安睡？”。可是，在真实中，并没有休息和睡眠。即使有休息时间，内心也处在一种失眠状态，而且是一种更漫长的状态。人们眼睁睁地注视着一片不带来安宁的，不确定而又现实的灯火。上面提到的这些人，以及我自己——我们已经成了一种不会有任何音乐可以使之入睡的怪物吗？所以，怪物需要自己创造一种音乐？
二、（信）2012年9月
上个月我刚结束在东北和内蒙的旅行。我们从辽东半岛出发，沿着朝、俄、蒙边境，经过一系列赝品城市。离开黄海以后，满洲国遗留的顺民意识逐渐稀薄，去年我在这个地区工作时感到它阴魂不散。然后，俄风赝品（器物、服饰和建筑），同仇俄教育并陈在瑷珲等黑龙江沿岸的城镇，这些城市的博物馆有完好的猛犸象化石，也有被居委会文化活动同化了的萨满。我们的原计划是，从旅顺口开始，到乌兰浩特成吉思汗庙就算是结束。但之后我们又折道去了阜新，去看海天煤矿的大矿坑。
回来后我在南戴河住了一段时间。毛时代以来，渤海无可挽回地成了一个有病的海，一个弱海。它也许是地球上最平庸的海洋，一如将它作为渡假会议地点的dang，是这个dang的影响在海洋领域的后果。离这里不远，渤海湾手掌的虎口，沿海岸线依次是南、北戴河。这儿的人传言，bo正在北戴河受审。人们还传说，这位小毛泽东曾使一架客机从大连起飞不久便坠落渤海，因为飞机上有人携带证据。在南戴河海岸的沙滩广场上，有一尊蹩脚的飞马雕塑，马头张望着北戴河方向。在雕塑上题字的，正是薄的父亲老薄。这匹势若腾举的飞马显然不能飞去拯救那个插翅难飞的儿子。我刚住到这里的第一晚，遭遇今夏最剧烈的一次暴雨，飓风使房子整夜都在震颤，使我觉得整栋楼会顷刻碎裂。而我也想这样写完手上的东西。
此外，如一个朋友所说，海总是好看的。
我住在这里时没有丝毫想回北京的想法。但同时，我也处在一种奇怪的停滞不前的状态中。说奇怪，是因为并非完全无所事事，我读了很多斯特林堡的作品，重读了莱蒙托夫一系列关于内亚山地民族与俄罗斯政府军之间的战争的叙事诗。重读了艾略特《四个四重奏》并深受感动。此外，我读了两本关于东北亚历史地理的书。我还潦草地写了几页诗剧《罗曼-冯-恩琴》里的内容。你应知道这一题材对于我，是自然的发展。我就像面对这样一个地方：这里遍布着吸引人的矿石，只有我知道它们的存在、它们的价值，只有我知道怎样提炼它们，使之成形和赋予秩序。我每天都感受着它的磁力和辐射，可是却有一种顽固的疲倦感，一种压倒一切的虚无，觉得这一切都毫无意义，使我迟迟不能振作起来写完它，就像写《韩非与李斯》那样。遑论“一举而让什么都有了交待”。
《罗曼-冯-恩琴》关于不成立的、随随便便地对空间的确立。关于不成立的自由。关于不成立的，野蛮的对空间和群体的划分。以及，敌意的一些样式。
它像一种“V”字型的东西扎在我脑子里，我只有像电影里的医生一样——在那个电影里，战船上惟一的军医腹部嵌入了一块弹片，在没人可以帮助的情况下，他必须自己为自己做取出弹片的手术。一个写作者只有自己帮助自己——这是我们在少年时就明白的道理——取出作品。而且那个医生的情形比我更好一些，他还有个紧张但听话的笨蛋为他端着镜子，因为他需要从镜子里看到腹部的伤口。不过，我也是我自己的笨蛋。
三、（信）2012年9月
当一个诗人谈论他的写作，他可能失去朋友。并且，我无法认为一个诗人是理由充分的，因此这带来了一种很深的消极，使我失去言说该事的信心。我们在一件事情上耗费的时光已经如此长久，结出的果实却又如此苦涩。
我更喜欢谈论读过的东西。半年来我一直在读海涅，读全集里的八卷超级杂文，《卢苔齐亚》、《伯尔纳：回忆录》等。我是从毕希纳读海涅的。
在处理浮士德这一题材方面，海涅对歌德不满的理由是后者违背“传说精神”。海涅认为歌德的处理是一个怀疑者（海涅称之为“18世纪怀疑派”）的处理，违背了传说“内在的虔信”。 海涅认为“虔信”更符合人之意识——或者说，人之简化。海涅自己的选择，是沿用古代传说的结局：浮士德被魔鬼带走，而不是歌德式的拯救。歌德以“世俗之人”为主体的“怀疑派长诗”（海涅语），因为拯救的设置而与海涅的现实感相冲突。海涅认为古代传说的虔信意识与混乱哄闹——或者、古代传说的简化——更加现实。浮士德总是要被魔鬼带走的，而且是在彻底的恐怖、毁灭和嘲笑中。这一古老的也是简化的结局，也许可以说明海涅对“人民”的、也是对“作者与人民”的关系的看法。“人民为什么把两个人看成一个人呢？”——在整理几种不同的浮士德形象时海涅说。“人民”的倾向或惯性是：把不同的、所有的人都看成同一个人。而且，这也同人民有“定义不知道之事”的特性有关。简化是“人民”的根深蒂固的冲动。在海涅版浮士德结尾，民众在魔鬼的恐吓中当即扔下浮士德，全体躲进教堂。教堂抑或“虔信”在这时（又一次）成为“人民”的归宿。当浮士德也想躲进教堂，举步欲走时，他却被一只从地下伸出的手紧紧拽住。随即，浮士德被女版梅菲斯特变成的巨蛇当场缠死，地狱中的历代掌权者们也从地下冒出来，围着他，大肆嘲笑，跳起圆舞。
海涅在陷入病痛折磨的生命晚期写了许多关于青春状态的诗作。世界的青春时代并非一种往昔存在，而是随着人类变化重复产生的需要，是一支反复出现的催眠曲。在终其一生独特的诗艺创造之后，惟一的挽歌，是这支关于重返青春状态的催眠曲。这些诗促使读者观察：在对青春的看法上，作者的贡献是什么。这也许可以帮助理解：在今天，怎样看待青春问题。怎样理解作为劳动力资源和反抗资源的青春，以及，制度对青春的管理。
四、一些对话，2012年4月
据说，今天你们这些写诗的人写的东西，是一种“杂种的变革”。
——我（以下略）：好像很有道理。
诗人在好些中文小说里的形象好像都不太好？总之都很极品和傻逼，比如在好些八十年代先锋小说家的小说里。
——这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无知。
好吧，那么，什么是诗人？还有，靠，写诗的必须要看那么多书吗？
——人们理解的“诗人”经常是彼此冲突的，所谓“他之生即我之死”。这是继续生活的一个理由：一个诗人可以单独去经历世界和世界文学，形成自己的精神系谱，他应该是一种个人复兴。对于我，一半的他在接近失败，另一半的他在接近新事物。他可以尝试种种事务和职业，可以不断变动生活与关系的见识，可以有点钱，但是他必须创造一颗罕为人知的星球。
有对你影响比较大的活人吗？
——我这一代（1970年代）许多人基本上是些自学者，在想写的东西、在思想和想象力什么的方面，接触到的基本上没有一个人能产生可以称之为影响的影响。当然，生活中其他方面的影响也很多，会因为朋友而喜欢吃某些食物，喜欢某个地方，得到某些影响自己的想法的信息，或者喜欢某些种类的酒。
你怎么理解乔布斯和普金这样的人物？
——我知道乔伊斯和普希金。
唔，你就装吧。你也相信所谓诗人的作用吗？
——我相信诗和诗人会被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