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谑与狂欢之外

给阿jiu看:) 零八年-零九年之间的。 戏谑与狂欢之外 ——《萨蒂利孔》略谈 “因为我在古米亲眼看见西比尔吊在笼子里。孩子们问她：你要什么，西比尔？她回答道：我要死。” 以上这段文字，是T. S. 艾略特《荒原》一诗的引言，久已为人熟知。而这段文字所本的《萨蒂利孔》一书，在中文读者中，可能知名度不算太高。这是一部很有意思的作品。《萨蒂利孔》创作于罗马帝国时期，却在之后的一千多年中长期湮没无闻，直到十五和十七世纪间，才重现于世，并引起人们的注意。经过漫长岁月中的破坏和删毁，全书存世的内容，已不足原文的十分之一，全部来自原书第十四卷至第十六卷；然而就是这不到十分之一的残本，也对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近当代的英语文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有人认为，《萨蒂利孔》的主人公没有固定的职位和收入，四处游荡，作品的视角也随之不断转换，开流浪汉小说之先河。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据说深受《萨蒂利孔》的影响，而菲兹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最先就是以《萨蒂利孔》中的一个人物命名为《西卵的特里马尔基奥（Trimalchio in West Egg）》。此外，劳伦斯和赫胥黎曾也受到此书的影响。那么，《萨蒂利孔》是怎样一部作品呢？ 《萨蒂利孔》的中世纪抄本上，作者署名佩特洛尼乌斯•阿尔比特尔（Petronius Arbitor）。我们没有任何直接材料，可供考证写作此书的佩特洛尼乌斯其人。不过，塔西佗在《编年史》十六卷中提到了这样一位佩特洛尼乌斯： 他这个人白天睡觉，夜里处理公务和享受人生之乐。别人的声名是通过勤勉取得的，但佩特洛尼乌斯却是因懒散的生活而闻名于世。而且不同于普通纨袴子弟的是，他并不被人们看作放荡哥儿和花花公子，而被认成是一个精于享乐之道的人物。他的言论和行动不拘细节、放荡不羁，而表现这些特征的那种天真质朴使得他的言行反而特别引起人们的好感。虽然如此，在他担任比提尼亚的总督，后来又担任执政官的时候，他却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刚毅果断和有处理事务能力的人。但后来由于他沾染上了做坏事的习惯，或是向那些类似坏事的东西学样，他钻进了尼禄的小圈子，成了尼禄的风雅顾问。对各种玩乐都已腻透了的皇帝，只能在佩特洛尼乌斯所赞许的东西里发现诱人的和优雅的东西。（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十八章，第579页） 学者们大多认为，《萨蒂利孔》确是出自这位尼禄的风雅顾问之手。塔西佗笔下的这位盖乌斯•佩特洛尼乌斯，无论在处世态度还是生活作风上，都很符合我们对《萨蒂利孔》作者所能作的想象。此外，本书的时代特色、语言特点和文学背景，也反映了尼禄统治时期（公元54～68年）的特点。举例来说，书中描述了一位颇有财势的释放奴特里马尔基奥（Trimalchio），而尼禄统治时期，确有“释放奴的时代”之称，这一时期，释放奴作为接受皇帝私人恩惠的群体，大受罗马皇帝的信任和倚重，一时间，敛财夸富，产生了很多像特里马尔基奥那样的暴发户。 本书的原题早已不得而知，现在通用的《萨蒂利孔（Satyricon）》一名，可能来自希腊文的拉丁文转写，词根来自拉丁文satyrus和satura。在希腊罗马传统里，satyrus（半羊人）往往和过盛的性欲相联系，而《萨蒂利孔》很大程度上确实体现了色情文学的传统，书中有不少对同性和异性之间种种淫行的描述—-这大概也是此书在中世纪被大段删毁的一个重要原因。satura一词则有“杂烩拼盘”之意。王焕生在其所著《古罗马文学史》中，认为《萨蒂利孔》的字面意思是“杂体书卷”，意即是用多种体裁、风格和格律的诗文写成的内容自由、不受拘束的驳杂作品（人民文学2006年版，338页）。 就现有残本来看，对多种文体的滑稽模仿与讽刺，的确是《萨蒂利孔》一书的主要特点。全书的整体构架模仿荷马史诗《奥德赛》。史诗中，奥德修斯在特洛伊城破后启程返家，不久触怒了海神波塞冬，因此一路灾难重重，花了十年功夫才回到家乡；在《萨蒂利孔》中，主人公恩科尔皮乌斯（Encolpius）则是得罪了爱欲与淫乐之神普里阿普斯（Priapus），只好离开家乡，四处游历冒险。不过，史诗中描述的是俯视人间的诸神、常人难及的英雄、光怪陆离的异域，而《萨蒂利孔》描述的则是罗马中下层社会的世态风情，书中罕有什么正面人物，却多鸡鸣狗盗之徒、追名逐利之辈。 从文体上来说，《萨蒂利孔》虽常被称做罗马文学史上第一部小说，其实却很不同于近代兴起的小说文体。仅就阅读对象来说，近代小说是一个大众的文体，它兴起的前提之一是教育的普及、市民阶层的发展；而在公元一世纪的罗马，文学创作和阅读都仅限于少数贵族、精英，也只有那些极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能辨别《萨蒂利孔》中的种种模仿和讽刺、欣赏作者的幽默和慧心。 全书可谓对尼禄之前多种文体的一个大杂烩：在仿照史诗《奥德赛》的框架下，故事主体和穿插的轶闻故事皆以散文行文，又有书中人物所创作的大段诗行穿插其间，而不少场景又极富戏剧因素。故事围绕着恩科尔皮乌斯的踪迹展开。根据现有残稿和其他作品对此书的引用，我们了解到些许佚稿中的故事：恩科尔皮乌斯在家乡原有未婚妻，却因得罪爱欲女神，不得不远走他方，游走于各色人物之间。他诱过人家娇妻、拐得漂亮男仆，也没少了顺手牵羊、盗人财物的行径。存稿部分保存最完整的，是特里马尔基奥的家宴，我们下文还会谈到。除开篇一小部分批评当世修辞学的空洞虚浮外，存稿的主线是众人对美童吉托（Giton）的争夺，兼写主人公在各处的见闻经历。原来，恩科尔皮乌斯拐来的这个男孩，十分的美貌，十二分的惹眼，恩氏一路上不断遭遇情敌，本来就东躲西藏的生活，又添二分醋意，三分妒火。后来，恩氏一行人乘船来到意大利的克罗托（Croton）。克罗托人追逐遗产成风，于是三人巧设骗局，大得当地人追捧。存稿在他们骗局将被揭穿时中断。 对尼禄之前的文学有所了解的人，大都不会错过书中对古典作品模仿的痕迹，只是这模仿恰到好处，一面让读者想起那些巍峨庄严的史诗悲剧、思辨求智的哲学著作，一面却打破了所有的庄严和虔敬，展示出一个低俗、放荡却也真实的世界。比如，欧摩尔波斯讲过一个寡妇的故事：以弗所有一妇人，不仅生的好，更是忠顺丈夫，远近闻名。及夫死，哀哀随至墓室，欲殉葬。不料妇人在墓中绝粒至第五天，恰逢本地的老爷处死了几个贼人，尸体就悬在这墓旁示众，着一个兵士日夜守着。这兵士听见女子日夜号哭，心里好奇，走下墓室，窥得艳色，遂起不良之念—故事说到这里，听众无不期待这忠贞女子誓死抵抗吧。然而引诱的过程却出乎寻常的简单：那兵士取了饭食走进墓中，先劝那未亡人和守陵的丫头吃饭。等她们终于吃了东西，他继而劝妇人行那风流之事，于是吃饱了肚子的寡妇也就满足起身体的欲望来。他们这乐子行了好几天，结果乐极生悲，墓外少了一具贼人的尸体。兵士见难逃失职的罪过，就要自尽；妇人却道：与其让活人受死，不如把那死人吊起来罢。于是兵士就把那死去丈夫的尸体吊在外面，权充做贼人的尸首。（《萨蒂利孔》111-112） 这段故事，难免让人想起《埃涅阿斯纪》中迦太基女王狄多的故事来。在埃涅阿斯到来之前，狄多也曾为死去的丈夫矢志不嫁；然而在天后赫拉和爱神维纳斯的设计、安排之下，狄多心中被播下爱欲的种子，对神子样貌的埃涅阿斯一见倾心。她破了誓言，炙烈的爱火最后焚烧了自己。《萨蒂利孔》中小丫头劝主母和兵士欢好的一句：“既已有意，奈何拒之？”（112：placitone etiam pugnabis amori?）正是原封不动的挪用了《埃涅阿斯纪》卷四中，安娜劝说狄多女王大胆追求埃涅阿斯的一句。当然，史诗中的狄多不同于市井寻常的伤心女子，她的爱可称回肠荡气，热烈决绝，更因其命运遭到诸神的无情拨弄，牵系着罗马和迦太基两个民族的恩怨征伐，格外引人慨叹；而佩特洛尼乌斯笔下的妇人，我们只看到她作为芸芸众生最原始的需要：譬如饥饿，譬如爱欲。 《萨蒂利孔》中还有很多这样颠覆式的模仿，占存世篇章将近一半的特里马尔基奥家宴，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夜宴会饮，本是古希腊文学中常见的题材。在这一传统中，众人相聚，却并非仅为饕餮欢饮，物质的要求尚处次位，而最重要的目的，是探讨严肃的哲学话题。佩特洛尼乌斯在描述这场家宴时，似乎是有意、反复提醒读者，不要忘记色诺芬和柏拉图笔下的《会饮篇》。阳春白雪的字眼也出现在这次家宴上：佩氏笔下，主人特里马尔基奥宣布“宴饮之间，毋忘哲学”（39：Oportet etiam inter cenandum philologiam nosse.）。他不仅带头谈论荷马、西塞罗等人的作品，还临场赋诗。不过，特里马尔基奥每每张口，都是谬误百出、张冠李戴，令人窃笑不已。这场家宴，实在与古希腊的会饮传统大相径庭。席间的谈话附庸风雅，粗俗不堪，物质享受却穷尽奢华。只见酒食丰盛，层出不穷，后来，早已酒足饭饱的食客一见新菜上桌，“宁欲饿死”（69 fame perire mallemus）。流水价上来的新奇菜式令人目瞪口呆。其中一道菜是一头巨大的母猪，侍者割开它的侧腹，却有画眉鸟飞出来，盘旋于客厅之内（40）；另有状似肥鹅、实为猪肉的一道菜：特里马尔基奥得意的宣布，自己的厨师能“把猪肚做成鱼，把熏肉做成鸽子，把火腿做成龟，把猪脚做成鸡”（70）。表象与实质的落差，伪装与真实的对比，不仅限于对食物的描述中，也是《萨蒂利孔》中反复出现、令人玩味的一个主题。好像怕这些还不足以让读者想起柏拉图，作者又安排了一位不速之客哈宾纳斯（Habbinas）；然而，《会饮篇》中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的到来，引来了对智慧的赞颂，将全篇推向高潮，而哈宾纳斯的来访却只让这场家宴变得更加庸俗。读者们一边不断联想起哲学会饮中的高雅对谈，一边又不得不面对佩特洛尼乌斯笔下近乎病态的放纵奢靡。 这奢靡物欲的气息，也弥漫到了书中的其它部份。我们记得在柏拉图《会饮篇》中，阿尔喀比亚德坦诚自己数次引诱苏格拉底，然而哲人心系灵魂的美，并不为少年的身体之美所动。最后，阿尔喀比亚德与之一夜同眠，“就像跟父亲或哥哥睡了一夜”（217b9-219d2）。 这里展示的正是古希腊同性关系传统中最理想化的形式：年长的男性在智识上引领少年，如父兄相处，使其在人格见识上有所进益，却不一定发生身体的亲密关系—甚至会像《会饮篇》中的苏格拉底一样，特别强调避免肉体的纠缠。而《萨蒂利孔》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蹩脚诗人兼老混混欧摩尔波斯（Eumolpus）引诱借宿主人家的男孩子，一开始，未识情欲的男孩拒绝道：“快睡觉吧，否则我要喊爹爹了。”老光棍没费太大心思，男孩就上了钩；可后来，却渐渐是男孩子欲求不满，体力不支的欧摩尔波斯只好用同样的话来吓唬他：“快睡觉吧，否则我就要喊你爹爹了。”（85-87）这个故事，恰与古希腊社会所认同的同性关系大相径庭。多佛（K. J. Dover）在其1978年出版的《希腊同性恋（Greek Homosexuality）》一书中，把古代雅典的男子同性关系，比作十九世纪英国社会中绅士和淑女间的关系：追求的一方要展示足够的美德、谦卑的耐心，而被追求的一方则要有适度的矜持和较好的判断力（第88页）。一见好言厚礼就委身对方的做法，轻则被嘲作不够持重，重则有娼妓之行的嫌疑。更重要的是，在古希腊同性关系中，情欲（eros）是年长的爱者（erastes）的专属，而年纪较小的被爱者（eromenos），只应当心怀爱欲（philia），即区别于身体欲望、由钦慕和感激而生的爱（第53页）。佩特洛尼乌斯笔下的男孩，不仅一经诱惑就欣然就范，还渐渐享受起这样的身体关系，主动求索，这就完全颠覆了柏拉图笔下同性关系的理想状态。 情欲取代爱欲，外表取代精神，表象取代实质，成为被关注的焦点，这正是《萨蒂利孔》全篇反复出现的情景。我们不禁要问，作者本人的态度到底是怎样的？是对任何异性或同性之爱的质疑和嘲讽？是想用实际生活之中活生生的庸俗，把高雅的文学和哲学扯下云端？还是在纯粹地描写可笑的人事，荒诞的轶闻，用以取乐？美国学者弗洛玛•塞特琳（Froma Zeitlin）认为，此书混乱的结构，正映射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也有不少学者支持最后一种解释，他们认为，此书带来的笑声和嘲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对古典知识的熟悉和了解，所以，佩特洛尼乌斯写作此书，并无任何严肃的目的，只是面对某个小圈子读者，聊博一笑。还有人认为，这位公元一世纪的作者，可能是刻意以此书向读者指出古典作家的辉煌，尤其当此之时的罗马，早已失去了共和国早期的美德和帝国初创时的豪情，唯有对古典的回忆，虽遥不可追，却是唯一的亮色。 那么，我们可以把《萨蒂利孔》看作一部纯粹的讽刺喜剧吗？德国古典学者奥尔巴赫（Auerbach）似乎支持这种观点。在他的著作《模仿论》第二章里，奥尔巴赫从对特里马尔基奥的妻子福尔图娜塔（Fortunata）的描述入手，展开讨论。奥尔巴赫一方面认为佩特洛尼乌斯代表着“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所达到的最高极限”，一方面又认为这部作品“有所不为、有所不能为”（普利斯顿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31页）。在奥尔巴赫看来，较之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品，古典的现实主义只有对人物的漫画式描绘，却无严肃、质疑和悲剧的概念，故此，所有现实的描写都只能停留在喜剧的层面，而难有任何严肃的文学处理。 确实，古典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大多是讽刺和喜剧作品，这也是古典文体的分工、衍变、发展的结果。在古典时期，文学创作和欣赏还仅仅局限在少数精英贵族之间，对于古典作家来说，史诗和悲剧是高雅的文学体裁，适合庄严肃穆的题材，只能用来写高于现实的诸神、英雄和王族，只有在喜剧和讽刺作品这种所谓低俗文体中，才好玩玩票，把低俗的现世人生加以讽刺、用作笑料。刻画现实并藉以引起人们的反思或悲悯，并不是这些精英贵族的关怀，所以我们也不能用近代小说的出发点去审视这部古典作品。 笔者更倾向认为，在《萨蒂利孔》中，悲与喜、轻浮与严肃并存交织，不同的观察角度，也许能展示出不同的风景。沃什（P. G. Walsh）在他1990年出版的的《萨蒂利孔》英译本序言中谈到，《萨蒂利孔》现有残本中，存在着“内部情节（internal episodes）”和“外部情节（external episodes）”之间的转换。沃什认为前者是对恩科尔皮乌斯个人行为的描述，代表着“萨蒂利孔”一词中荒唐浪荡（satyr）的方面；后者则指作品中对其他同时代人物的描述，代表讽刺（satura）的方面。如何看待《萨蒂利孔》这部作品，沃什的观点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在笔者看来，全书虽然是以主人公恩科尔皮乌斯第一人称叙述的，但是这个作为叙述主体的“我”却是跳跃变化，有着双重作用的。有时候，他作为剧中人物出现，参与到种种荒唐不经之中；有时他又是冷静的叙述人和旁观者，听别人讲述各式故事，看身边人的放荡和庸俗。恩科尔皮乌斯四处流浪，跟人争夺美少年吉托，在娼家窥淫，参与行骗，这些时候，叙述的主体，作为剧中人行动着。恩科尔皮乌斯在宴会上观察主人的陈设、倾听来客的对谈，在画廊看画，在船上听故事的时候，叙述主体则脱离了那些荒诞的行为，成了一个不做评判的无声的摄影机，读者通过他的看和听，感知着这个世界。是不是可以说，作者的态度，似乎也在参与者和旁观者之间摇摆不定，有些置身其中的放纵和迷狂，也有些冷眼旁观的超然、戏谑和评判？ 不妨让我们再重温一下塔西佗笔下的佩特洛尼乌斯之死吧： 他不愿意再在恐惧或希望中拖延时日，又不想匆忙地自杀，因此他就突发奇想，把他那已经切断的脉管包扎起来，随后又把它们打开，并开始同他的朋友轻松地交谈，看来他无意取得坚定地迎接死亡的声誉。他听他们背诵的并不是有关灵魂不朽的对话或是有关哲学学说的对话，而是轻快的抒情歌曲和轻薄的诗篇。他赏赐一些奴隶，又责打一些奴隶。他吃晚饭，又打了个盹，这样就使他这一死虽然是为人所迫，至少看起来象是寿终正寝。 甚至他的遗嘱同一般自杀者对尼禄或提盖里努斯等庞然大物进行谄媚的调子也有所不同。他在遗嘱里详细列举了皇帝的放荡行为和他的每种淫行的新花样——首先是把各式各样的娈童和女人的名字标示出来——然后把这一文件签押之后送交尼禄。（第十六卷第十九章，《编年史》下卷，第580-581页） 选择这样死法的人，也许在生前感到了太多的空虚。就像特里马尔基奥在宴会接近终了时说的：人皆有死，何不乐生？（72：cum sciamus nos morituros esse, quare non vivamus?）狂欢中的人有意无意的提起死亡的威胁，特里马尔基奥在欢宴中令人模拟自己的葬礼，大声诵读自己的墓志铭，主人夫妇和全体家奴一同大放悲声，初看滑稽，仔细想来，却是一片欢愉和享乐中，悄悄袭来的死亡的味道。四处是不真实的欢乐，没有爱的性欲，身体欲望的餍足而无灵魂的充盈；一切一切，都在极不稳定的空虚中摇摇欲坠，或许这正是佩特洛尼乌斯写作本书时的复杂感受，也是为什么艾略特为《荒原》一诗选择了这样的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