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见欢

上次和秃鹰当面说话，是傍晚在复旦门口，秃鹰和物理学家为我送行之后。他问我上海出租车的起步价，我说不晓得。“你不是打车过来的吗？”——再次见面就是七年之后了，在华盛顿。在地铁站碰头，本打算去他家取车，去乔治城的一家印度餐馆晚饭，结果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先把地铁坐反了方向，然后又做错了线路。他讪讪地解释说，“看到西瓜太激动了”。
大一时我是二辩秃鹰是三辩，关于应该先有家庭还是先有事业，对方说：我们知道，每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秃鹰立刻回应：我们也知道，每个贪污腐败的男人身后，都有一个虚荣贪婪的女人。我当场笑得直不起腰来。辩论时他总是低着脑袋，不停地挥舞右手，有时还挥舞得高出头顶，像个兀自陶醉的乐队指挥。
秃鹰是兰州人，后来搬家去了天津。他天天斜挎个雷锋包，墨绿色早就磨得发白，站在桂园食堂旁边的报刊橱窗里看报纸，手上还拎个玻璃水杯，包在深蓝色的毛线织套里。他每天尝一种冰淇淋，尝多了自己也分不清哪种是没尝过的。
刚上大学开始，秃鹰就目标明确：要成功。豹子觉得秃鹰把生活过成了苦行僧。有天在校门口宵夜，大家围攻秃鹰，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做任何事都只想着未来，现在也很重要。他坐在那，若有所思地点头，但并不真的信服。
我说，成功还不是为了生活得幸福。但你把快乐全都牺牲掉了，成功又有什么意义。豹子倒也替秃鹰解释，他要的就是成功本身，而不是成功为他来带的。比如他的英文名字叫乔治，被豹子一眼看穿，“就是因为乔治华盛顿叫‘乔治’嘛。”
那时我们经常聚会。狼永远在讲黄缎子，甚至豹子和蚂蚁都听不下去了，“狼你能不能不要再讲了，好歹有女生在场。”他们经常嘲笑外院辩论队的人聚餐时喝酸奶。搞得我每次看到吃饭喝饮料的聚会就觉得很好笑。以至于有次秃鹰向蚂蚁——风花雪月双鱼男——请教追女生的经验，蚂蚁建议他去问个相熟的女生，看女生需要什么。“我去问西瓜怎么样？”蚂蚁说，别，你还是问别人吧。
其实看上秃鹰的女生还不少。比如俄文系有个腿很短的女生到处打听他，想与之交往；还有个计算机系的牛女，热烈追求他。蚂蚁一口咬定：秃鹰标准太高了。有次秃鹰很坦诚的说，他就是喜欢美女。话虽这么说，但他前后喜欢过的女生他也不觉得是美女，比如他高中的同桌，以及大学毕业之前的一个师妹。
后来他去浙大读研，有个大一小女孩看上他了，这小女孩和男友处于远距离恋爱中。秃鹰让我给她打个电话，劝她好好跟她男友恋爱。他的逻辑是：你们都是女生，你的话她应该听——简直让人哭笑不得，想起爱玲写苏青，起初索稿信一上来就说：“叨在同性”，她看到总要笑。
大三之后的实验课分小组。我当时看上了美学，而秃鹰正好喜欢独自做实验，于是我俩正好一组，他做他的实验，我看我的书，看到有意思的地方就跟他讲一讲，他顾得过来就跟我讨论，顾不过来就说“别吵”。等他写完了实验报告我就拿来抄一份。
秃鹰认为不能直接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学科都是无用的，没有意义的。每次实验课之后我们都会为这个问题争论一路，到头来我说：你就是个墨子。秃鹰抗议：你看不起我！“我怎么看不起你了？明明是你看不起墨子！”
秃鹰的生日是愚人节。大家觉得他很像阿甘。物理学家常说，秃鹰真是太地道、太地道的一个人了。而且，秃鹰自己也觉得自己像阿甘。
记得通讯原理的考试，老师明明说了某部分不考，考试前夜在教室里，秃鹰还在那看那个章节的书。我提醒他，老师说了不考。秃鹰坚定地说，但我自己也要学。我就无语了，你要学平时或以后啥时候学不行，干嘛非得考试前夜学？结果考试成绩出来，平时不上课、考前突击的豹子比他考得还好，他又心里不爽。
毕业前夕，我们在上岛咖啡里，秃鹰批评豹子和我不该在大四上学期的考试时抄袭他人。我们抗议学院的课程安排不合理，正是考研的学期，竟有七门专业课，而大二下学期只有两门。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因为制度的不合理而牺牲自己的前途。但秃鹰认为如果现实如此，你们就应该等一年再考。我们高声辩论——那天上岛里的其它客人真可怜——豹子作为未来的法学家，大谈生存权包括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之类。
最后，一如既往地，谁也不能说服谁。不过当时秃鹰也没有因为自己的理念就不帮助豹子和我。他谈论正义和崇高的时候，无论结论多么荒诞，从不会有人联想到虚伪。他就是那样一个人，看到纪念碑、堂皇的大厅、战车与荣耀时，他的神情会让你觉得他有了一种恒久的获得。
也是毕业之前，我看到一句话，非常感动，希尔伯特的博士宣誓仪式上，柏林大学的校长说：“我庄严地要求你回答，宣誓是否能使你用真诚的良心承担如下的许诺和保证：你将勇敢的去捍卫真正的科学，将其开拓，为之添彩；既不为厚禄所驱，也不为虚名所赶，只求上帝真理的神辉普照大地，发扬光大。”
引在了博上。秃鹰看到了，也很激动。我觉得他也是会激动的。那是并没有消逝的美好时代，里面有伪善、欺诈，得过且过，但也有虔诚和真挚，有纯粹的热爱和纯粹的人。
这次在华盛顿见到秃鹰，我觉得他没啥变化，可能就是没以前那么瘦了。据说成熟了很多，但也不尽然，比如兴冲冲地买了音乐会的票，却发现弄错了日期和时间，等等。他仍然没有女友，有几个潜在人选，但彼此似乎没啥兴致。周末开两个小时的车去宾州滑雪，定了套票听音乐会，喜欢的曲目回家之后刻成唱片，在车里继续听。
我难得郑重地问他：你有没有想过，你会不会喜欢男人？他说不会不会，这个他还是清楚的。
他也难得郑重地，说能不能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从来都只是听你说起妈妈，但从没听你说起过爸爸——天，这个疑问看来被他憋了至少十年。
临走那天一起吃早饭，站在柜台前点三明治时，我从袋子里掏薯片，几个小碎渣掉了出来，看不清掉在哪儿了。我自言自语地念叨，哦，掉了，那就算了，掉了。秃鹰笑了好一阵，“西瓜你真是一点都没变，还是这么迷迷糊糊的”——竟有八年已经过去，一个抗日战争都打完了。
说来，截止这次去华盛顿，我和秃鹰已经有三年没任何联系了，也没什么原因，大概彼此都适应了新的生活，也懒得通电话了，旧友没什么新闻，彼此的关注点也没什么交集。前些天秃鹰的生日，我琢磨着要不要不打个电话过去——刚从华盛顿回来——结果也不知是忘了还是算了。于是想起介子在推荐一篇文章时说的，“大部分朋友都会走散的。不过各有好前程，也不是坏事。”
20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