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新自由主义的走向
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通过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的变革强化了资本的力量，新自由主义“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政策理念对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产生了重大影响，2008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改变了这种局面。
在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中，不论是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都遭到重创，新自由主义遭遇重大挑战。几乎所有施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失业率都在上升，收入和财产分配更加不公，社会制度、政治稳定性和自然环境都受到了消极影响[1]。总体上来说，新自由主义是有利于资本、不利于劳动的。由于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新自由主义必然使资本主义体系发生危机。然而，在21世纪初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是否会获得“重生”而走向后新自由主义，还是就此解体并引发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这取决于新自由主义是否还符合资本的需要，其生存环境是否发生了变化以及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否可以得到推延或化解。
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力获得极大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分工深化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加强了劳动对于资本的依附。因此，资本获得了榨取更多剩余价值的能力。资本要求减少各种形式的束缚，以利于自由地剥削劳动，这种要求不仅体现在一国范围内，还体现在国际经济领域。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系列的经济、政治、社会因素也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契机。
1.资本的本性
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增值的资本归资本家所有，资本家也必然要求资本增值。资本逐利的本性，贯穿资本主义整个发展史，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也得到集中体现。
资本在逐利的过程中有一种脱离束缚的内在要求，厌恶剩余价值生产、流通环节的任何障碍。削弱或消除这些障碍和限制正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其本性必然追求自由逐利，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自由主义。然而，资本必须与劳动相结合才可以实现资本的增值，获取剩余价值。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使得资本在与劳动的谈判中处于优势地位。
2.劳动与资本不对称的谈判地位
资本相对于劳动必须有优势的谈判地位，这是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基本前提。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生产领域有相对减少劳动力需求的客观趋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则满足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前提下，相对过剩人口增加是一个长期趋势，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与劳动之间是一种对抗性的关系，只要有利于实现利润最大化，资本取代劳动是必然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而导致的一场新产业革命，正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新产业革命一方面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严重的结构性失业现象，资本代替劳动的趋势更是让劳动处于被支配地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产业升级的同时，不断进行产业转移，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及部分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处于劣势的谈判地位。同时，发展中国家资本的稀缺性，迫切需要发达国家的资本转移，这进一步使得全球劳动力都面临同样的结局，这就为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兴起和发展扫除了人力基础方面的障碍。
3.主流经济学的困境
20世纪70年代，在当时生产要素并不完全过剩的条件下，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不但不能解决“滞胀”问题，反而会使其恶化。这种宏观目标和微观基础之间存在的矛盾使得凯恩斯主义逐步失去了主流经济学的地位。
尽管新自由主义同样无法解决“滞胀”问题，但凯恩斯主义的衰落为新自由主义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提供了重要的契机。最终，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开始抬头，出现地位和作用上升的趋势。这种支配地位，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经济秩序产生了重大影响。[2]
4.经济全球化
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期间，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及各种形态的资本运动超出了国界，其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流动，有利于科技全球性传播，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经济全球化也是新自由主义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的催化剂。
垄断资本借助经济全球化全速进行国际扩张。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处于优势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资金和技术以发展本国经济，而发达国家也需要输出资本、技术和进行国际产业转移以获得国际剩余价值。在这种表面上看起来具有互补性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地位实际上是不对称的。全球化的历史背景扩大了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影响，同时主导全球化的国际垄断资本也迫切需要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与政策支撑，因为“以市场为基础的、高度生产性的公司无限制的活动，要求两个领域的政策自由化：其一，这些公司要求一个更加广阔的市场和消除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其二，要求国家采取非干预性的政策。多国公司总是变为推行自由化政策的媒介。”[3]于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新自由主义就成为这些经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展开活动的现实要求与呼唤。
5.薄弱的世界左翼力量
在过去几十年中，很多国家的左翼政党缺乏统一的纲领、强有力的组织和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同时，工联主义盛行，不论是处于资本主义繁荣阶段还是危机阶段，工人阶级相对于资本都处于下风，国际团结也受到严峻挑战。20世纪末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更是风行世界。这一因素促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也影响着新自由主义未来的走向。
当然，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也离不开其他诱发因素，如资本主义竞争结构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推行以及美国社会思潮的嬗变等因素。这些诸多因素共同决定着新自由主义的兴亡。
二、新自由主义与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认为，只要市场主体根据市场信号自由地决策，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可以不产生关联和相互影响，分别实现各自的均衡，失业的存在是源于劳动的无效分配或不合理的工资水平。这种观点显然不同于凯恩斯与马克思，劳动市场必然会受到商品市场投资决策的影响，而后者不可能与产品的价格及资本市场的利率等因素无关。21世纪初的美国金融危机根源在于实体经济，金融危机也对实体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对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相互作用机理的解答，需要到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中去找。
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发生具体原因的解释是多元的，在《资本论》中从不同角度或层面提出过群众有限的消费、比例失调和利润率趋于下降等理论。按比例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要求，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体制可以解决比例失调问题，新自由主义是否会加剧比例失调而引发经济危机，没有得到理论上的证明，也没有得到现实的验证。新自由主义通过打击工会、降低劳动者的谈判地位等手段，提高了利润率，因此新自由主义也没有导致利润率下降，进而引发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引发或恶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通过提高剩余价值率、恶化分配关系实现的。
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4]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资本主义企业一方面不断增加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尽可能压低工人的工资。这样就形成了生产的无限扩大和普通劳动者购买力相对不足的矛盾，需求增长经常赶不上生产增长，从而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资本与劳动之间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与实现这种目的的手段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马克思对此明确指出：“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5]正是在这个层面上，马克思才把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归结为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相对的消费能力）。
因此，这种资本与劳动之间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必然导致资本积累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最典型的特征是资本盈余（以商品、货币或生产能力的形式），资本正常循环必须以存在吸收这种盈余的渠道为前提。这种盈余可以通过所谓的“时间修复”和“空间修复”的方式得到吸收[6]。实际上，“投资修复”和“消费修复”是更为常见的选择，尤其是在无法通过内在的“时间修复”和外在的开拓市场进行“空间修复”来解决资本盈余问题的时候。“投资修复”即马克思所指的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扩大，这是生产性的投资，与“时间修复”有所不同。“消费修复”是指资本所有者在其收入远大于主观需求、劳动者收入远小于主观需求的情况下，把收入暂时借贷给劳动者以提高其消费能力，从而扩大社会总需求、解决商品过剩问题。
各种形式的修复可以使资本盈余得到暂时性的吸收，资本的循环和周转得以顺利进行。然而，如果资本没有或不能转移，那么盈余必然通过通货紧缩产生衰退、萧条，甚至危机。因此，劳动与资本之间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在短期内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危机，这取决于盈余是否能被吸收。
20世纪70年代“滞胀”以来，新自由主义的盛行直接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进而极大地降低了吸收资本盈余的能力，这是20世纪初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新自由主义关于劳动力市场政策建议的理论基础是货币主义，反对国家调节失业率，倡导诸如减少金融控制、私有化、削弱工会、降低税率和减少劳动保护等政策措施，这使得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大都经历了弱化劳动力市场制度、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过程，结果造成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加剧，资本盈余不断扩大。
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无疑加大了资本盈余。在新自由主义盛行时期，“时空修复”、“投资修复”和“消费修复”被广泛使用，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被推延或削弱。但在21世纪初，“消费修复”手段的非理性运用使得金融资本循环发生中断，进而导致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从表面上看，此次经济危机由金融危机产生，实际上其根源仍是资本盈余无法被充分吸收，即马克思所说的“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
三、新自由主义之后：后新自由主义
在经历了21世纪初的经济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受到广泛的质疑与批判。新自由主义究竟是向后新自由主义转变，还是引发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这取决于滋生新自由主义生长的环境是否还存在，新自由主义目前是否还有利于维护资本的利益，以及其内在的冲突与矛盾是否可以得到化解或缓和。
1.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对抗性的，这种对抗性不断逼迫着资本主义在运行过程中寻找合适的统一形式。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它可以通过自我调节，改良基本制度，顺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实现社会进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经济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极大变化，生产关系的调整令人瞩目。资本主义通过调节、改善具体制度和政策，有激化和缓解其基本矛盾的两面性，这已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所证明。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是新自由主义生存下去的基本前提与重要保障。
2.阶级力量平衡
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是否可以持续下去，关键取决于广义上的工人阶级是否能够从下至上地改变阶级力量的平衡[7]。美国阶级力量的变化通过工会的发展状况得到充分的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自1955年以来美国工会会员的绝对数有所增加，但这掩盖了会员率持续下降的趋势。1955年，工会会员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达到39%的顶峰，1995年为15%，2006年更降至12.97%的低谷。这一平均数还掩盖了公有和私有两个经济部门之间会员率（分别为36.4%和7.9%）的巨大差距[8]。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工会力量并没有在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中重新崛起。在2010年，美国工薪阶层中仍仅有12%的雇员是工会成员[9]。美国的工会运动同许多国家一样，面临全球化、私有化以及日益大量雇用临时工、短工、替补工等带来的问题和挑战。
在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人对自由资本主义及自由雇佣制度深信不疑或无可奈何。工联主义的盛行让人看不到工人阶级谈判地位提升的希望。目前从国际领域来看，产业转移继续在其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国际经济秩序难以改变，这一不利形势很难使美国国内外的阶级力量平衡在短期内被打破。
3.理论环境
新自由主义生存与发展的理论环境也基本没有改变。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催生了试图为凯恩斯主义建立微观基础的新凯恩斯主义。然而，新凯恩斯主义发展至今还存在很多问题，如缺乏经验证据支撑和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甚至在某些微观分析方面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存在趋同的倾向。因此，近期内新凯恩斯主义不可能取代新自由主义而成为政策制定中的主导力量。或许在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中，新凯恩斯主义会短暂登场，但是当经济形势转好、其生存基础发生变化时，新凯恩斯主义即会退出历史舞台。
以批判资本主义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独特的分析视角、科学的分析方法，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具体原因及其主要特征，同时指明了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方向和办法。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目前还无法担当取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任，其原因当然不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而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受到排挤的发展现状。少数研究也日益脱离马克思经济学的“硬核”，新古典化倾向非常明显甚至形成了所谓“没有经济学的马克思、没有马克思的经济学”的局面[10]。因此，目前可以取代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还没有出现，新自由主义的继续发展还存在稳固的理论支撑。
4.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21世纪初的美国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遭受重创，但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改变。首先，作为经济全球化基本推动力的科技创新还在不断发展，而且依旧掌握在历次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手里；其次，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的主要是金融机构，大部分跨国公司依然在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全球化载体的贸易和投资活动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另外，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全球化的实质，而此次金融危机并没有改变国际经济中的市场、劳动力和技术要素结构，国际经济秩序不会发生重大改变。因此，新自由主义生存与发展的国际经济背景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经济全球化还将持续作为新自由主义在国内外扩张的催化剂。
5.世界左翼未来的发展
21世纪初的美国金融危机打击了新自由主义进程，世界左翼出现了回潮现象，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及美国的左翼力量有所发展。但是总体上来看，理论探讨多于实际行动。
当前的少数左翼不再像以前那样主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目标，而是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而且，世界左翼主要局限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活动，通过政策调整以实现其所谓的社会民主和福利目标，推翻资本主义已不再是其主要任务。在经济危机时，左翼的政策主张才可以得到宣扬，部分措施和替代方案才可以被采纳。
新自由主义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如何应对经济危机的冲击，在可以选择的政策组合中，固定资本更新与扩大及长期投资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较少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因此，“时间修复”和“投资修复”是可以随时选用的对抗经济危机的工具。“消费修复”也是如此，但它离不开政府的有效监管，否则往往是经济危机的导火索，21世纪初美国的金融危机便是由此而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空间修复”就一直是资本主义克服自身危机的一个重要手段。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结构均存在极大的互补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结构不但存在互补性，还有明显的不对称性。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空间修复”仍然是有效的应对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
四、结 论
21世纪初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动摇了新自由主义的信念，已经威胁到资本主义的稳定，即使是极端新自由主义者也要求更多的政府干预。新自由主义仍然鼓吹资本是自由的，但同时也相信自由市场已经终结，开始寻求政府和央行的支持，要求政府扩大支出，对陷入困境的企业伸出援手，对金融领域加强监管，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都打了折扣。然而，新自由主义只是采取一些急救措施来纠正原有的过度非理性。由于新自由主义生存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国际垄断资本继续控制着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领域，国家和国际垄断资本实力及其政党力量没有被削弱，因而并非会导致以超越资本主义制度为改革目标的后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只是预示着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开始。新自由主义这种被动的改革反而是对其自身的强化。
后新自由主义则继续充当指导国内经济政策的理论和服务于国际经济霸权的工具，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文化将得到进一步发展。新自由主义一旦失去效力，资本主义无力通过各种修复手段推延或化解经济危机，国内外对抗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势力不断发展壮大，后资本主义才会出现，新自由主义才能真正地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在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中，不论是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都遭到重创，新自由主义遭遇重大挑战。几乎所有施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失业率都在上升，收入和财产分配更加不公，社会制度、政治稳定性和自然环境都受到了消极影响[1]。总体上来说，新自由主义是有利于资本、不利于劳动的。由于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新自由主义必然使资本主义体系发生危机。然而，在21世纪初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是否会获得“重生”而走向后新自由主义，还是就此解体并引发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这取决于新自由主义是否还符合资本的需要，其生存环境是否发生了变化以及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否可以得到推延或化解。
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力获得极大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分工深化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加强了劳动对于资本的依附。因此，资本获得了榨取更多剩余价值的能力。资本要求减少各种形式的束缚，以利于自由地剥削劳动，这种要求不仅体现在一国范围内，还体现在国际经济领域。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系列的经济、政治、社会因素也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契机。
1.资本的本性
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增值的资本归资本家所有，资本家也必然要求资本增值。资本逐利的本性，贯穿资本主义整个发展史，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也得到集中体现。
资本在逐利的过程中有一种脱离束缚的内在要求，厌恶剩余价值生产、流通环节的任何障碍。削弱或消除这些障碍和限制正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其本性必然追求自由逐利，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自由主义。然而，资本必须与劳动相结合才可以实现资本的增值，获取剩余价值。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使得资本在与劳动的谈判中处于优势地位。
2.劳动与资本不对称的谈判地位
资本相对于劳动必须有优势的谈判地位，这是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基本前提。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生产领域有相对减少劳动力需求的客观趋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则满足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前提下，相对过剩人口增加是一个长期趋势，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与劳动之间是一种对抗性的关系，只要有利于实现利润最大化，资本取代劳动是必然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而导致的一场新产业革命，正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新产业革命一方面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严重的结构性失业现象，资本代替劳动的趋势更是让劳动处于被支配地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产业升级的同时，不断进行产业转移，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及部分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处于劣势的谈判地位。同时，发展中国家资本的稀缺性，迫切需要发达国家的资本转移，这进一步使得全球劳动力都面临同样的结局，这就为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兴起和发展扫除了人力基础方面的障碍。
3.主流经济学的困境
20世纪70年代，在当时生产要素并不完全过剩的条件下，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不但不能解决“滞胀”问题，反而会使其恶化。这种宏观目标和微观基础之间存在的矛盾使得凯恩斯主义逐步失去了主流经济学的地位。
尽管新自由主义同样无法解决“滞胀”问题，但凯恩斯主义的衰落为新自由主义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提供了重要的契机。最终，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开始抬头，出现地位和作用上升的趋势。这种支配地位，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经济秩序产生了重大影响。[2]
4.经济全球化
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期间，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及各种形态的资本运动超出了国界，其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流动，有利于科技全球性传播，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经济全球化也是新自由主义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的催化剂。
垄断资本借助经济全球化全速进行国际扩张。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处于优势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资金和技术以发展本国经济，而发达国家也需要输出资本、技术和进行国际产业转移以获得国际剩余价值。在这种表面上看起来具有互补性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地位实际上是不对称的。全球化的历史背景扩大了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影响，同时主导全球化的国际垄断资本也迫切需要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与政策支撑，因为“以市场为基础的、高度生产性的公司无限制的活动，要求两个领域的政策自由化：其一，这些公司要求一个更加广阔的市场和消除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其二，要求国家采取非干预性的政策。多国公司总是变为推行自由化政策的媒介。”[3]于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新自由主义就成为这些经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展开活动的现实要求与呼唤。
5.薄弱的世界左翼力量
在过去几十年中，很多国家的左翼政党缺乏统一的纲领、强有力的组织和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同时，工联主义盛行，不论是处于资本主义繁荣阶段还是危机阶段，工人阶级相对于资本都处于下风，国际团结也受到严峻挑战。20世纪末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更是风行世界。这一因素促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也影响着新自由主义未来的走向。
当然，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也离不开其他诱发因素，如资本主义竞争结构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推行以及美国社会思潮的嬗变等因素。这些诸多因素共同决定着新自由主义的兴亡。
二、新自由主义与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认为，只要市场主体根据市场信号自由地决策，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可以不产生关联和相互影响，分别实现各自的均衡，失业的存在是源于劳动的无效分配或不合理的工资水平。这种观点显然不同于凯恩斯与马克思，劳动市场必然会受到商品市场投资决策的影响，而后者不可能与产品的价格及资本市场的利率等因素无关。21世纪初的美国金融危机根源在于实体经济，金融危机也对实体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对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相互作用机理的解答，需要到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中去找。
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发生具体原因的解释是多元的，在《资本论》中从不同角度或层面提出过群众有限的消费、比例失调和利润率趋于下降等理论。按比例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要求，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体制可以解决比例失调问题，新自由主义是否会加剧比例失调而引发经济危机，没有得到理论上的证明，也没有得到现实的验证。新自由主义通过打击工会、降低劳动者的谈判地位等手段，提高了利润率，因此新自由主义也没有导致利润率下降，进而引发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引发或恶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通过提高剩余价值率、恶化分配关系实现的。
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4]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资本主义企业一方面不断增加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尽可能压低工人的工资。这样就形成了生产的无限扩大和普通劳动者购买力相对不足的矛盾，需求增长经常赶不上生产增长，从而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资本与劳动之间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与实现这种目的的手段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马克思对此明确指出：“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5]正是在这个层面上，马克思才把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归结为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相对的消费能力）。
因此，这种资本与劳动之间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必然导致资本积累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最典型的特征是资本盈余（以商品、货币或生产能力的形式），资本正常循环必须以存在吸收这种盈余的渠道为前提。这种盈余可以通过所谓的“时间修复”和“空间修复”的方式得到吸收[6]。实际上，“投资修复”和“消费修复”是更为常见的选择，尤其是在无法通过内在的“时间修复”和外在的开拓市场进行“空间修复”来解决资本盈余问题的时候。“投资修复”即马克思所指的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扩大，这是生产性的投资，与“时间修复”有所不同。“消费修复”是指资本所有者在其收入远大于主观需求、劳动者收入远小于主观需求的情况下，把收入暂时借贷给劳动者以提高其消费能力，从而扩大社会总需求、解决商品过剩问题。
各种形式的修复可以使资本盈余得到暂时性的吸收，资本的循环和周转得以顺利进行。然而，如果资本没有或不能转移，那么盈余必然通过通货紧缩产生衰退、萧条，甚至危机。因此，劳动与资本之间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在短期内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危机，这取决于盈余是否能被吸收。
20世纪70年代“滞胀”以来，新自由主义的盛行直接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进而极大地降低了吸收资本盈余的能力，这是20世纪初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新自由主义关于劳动力市场政策建议的理论基础是货币主义，反对国家调节失业率，倡导诸如减少金融控制、私有化、削弱工会、降低税率和减少劳动保护等政策措施，这使得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大都经历了弱化劳动力市场制度、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过程，结果造成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加剧，资本盈余不断扩大。
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无疑加大了资本盈余。在新自由主义盛行时期，“时空修复”、“投资修复”和“消费修复”被广泛使用，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被推延或削弱。但在21世纪初，“消费修复”手段的非理性运用使得金融资本循环发生中断，进而导致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从表面上看，此次经济危机由金融危机产生，实际上其根源仍是资本盈余无法被充分吸收，即马克思所说的“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
三、新自由主义之后：后新自由主义
在经历了21世纪初的经济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受到广泛的质疑与批判。新自由主义究竟是向后新自由主义转变，还是引发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这取决于滋生新自由主义生长的环境是否还存在，新自由主义目前是否还有利于维护资本的利益，以及其内在的冲突与矛盾是否可以得到化解或缓和。
1.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对抗性的，这种对抗性不断逼迫着资本主义在运行过程中寻找合适的统一形式。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它可以通过自我调节，改良基本制度，顺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实现社会进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经济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极大变化，生产关系的调整令人瞩目。资本主义通过调节、改善具体制度和政策，有激化和缓解其基本矛盾的两面性，这已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所证明。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是新自由主义生存下去的基本前提与重要保障。
2.阶级力量平衡
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是否可以持续下去，关键取决于广义上的工人阶级是否能够从下至上地改变阶级力量的平衡[7]。美国阶级力量的变化通过工会的发展状况得到充分的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自1955年以来美国工会会员的绝对数有所增加，但这掩盖了会员率持续下降的趋势。1955年，工会会员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达到39%的顶峰，1995年为15%，2006年更降至12.97%的低谷。这一平均数还掩盖了公有和私有两个经济部门之间会员率（分别为36.4%和7.9%）的巨大差距[8]。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工会力量并没有在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中重新崛起。在2010年，美国工薪阶层中仍仅有12%的雇员是工会成员[9]。美国的工会运动同许多国家一样，面临全球化、私有化以及日益大量雇用临时工、短工、替补工等带来的问题和挑战。
在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人对自由资本主义及自由雇佣制度深信不疑或无可奈何。工联主义的盛行让人看不到工人阶级谈判地位提升的希望。目前从国际领域来看，产业转移继续在其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国际经济秩序难以改变，这一不利形势很难使美国国内外的阶级力量平衡在短期内被打破。
3.理论环境
新自由主义生存与发展的理论环境也基本没有改变。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催生了试图为凯恩斯主义建立微观基础的新凯恩斯主义。然而，新凯恩斯主义发展至今还存在很多问题，如缺乏经验证据支撑和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甚至在某些微观分析方面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存在趋同的倾向。因此，近期内新凯恩斯主义不可能取代新自由主义而成为政策制定中的主导力量。或许在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中，新凯恩斯主义会短暂登场，但是当经济形势转好、其生存基础发生变化时，新凯恩斯主义即会退出历史舞台。
以批判资本主义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独特的分析视角、科学的分析方法，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具体原因及其主要特征，同时指明了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方向和办法。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目前还无法担当取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任，其原因当然不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而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受到排挤的发展现状。少数研究也日益脱离马克思经济学的“硬核”，新古典化倾向非常明显甚至形成了所谓“没有经济学的马克思、没有马克思的经济学”的局面[10]。因此，目前可以取代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还没有出现，新自由主义的继续发展还存在稳固的理论支撑。
4.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21世纪初的美国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遭受重创，但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改变。首先，作为经济全球化基本推动力的科技创新还在不断发展，而且依旧掌握在历次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手里；其次，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的主要是金融机构，大部分跨国公司依然在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全球化载体的贸易和投资活动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另外，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全球化的实质，而此次金融危机并没有改变国际经济中的市场、劳动力和技术要素结构，国际经济秩序不会发生重大改变。因此，新自由主义生存与发展的国际经济背景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经济全球化还将持续作为新自由主义在国内外扩张的催化剂。
5.世界左翼未来的发展
21世纪初的美国金融危机打击了新自由主义进程，世界左翼出现了回潮现象，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及美国的左翼力量有所发展。但是总体上来看，理论探讨多于实际行动。
当前的少数左翼不再像以前那样主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目标，而是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而且，世界左翼主要局限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活动，通过政策调整以实现其所谓的社会民主和福利目标，推翻资本主义已不再是其主要任务。在经济危机时，左翼的政策主张才可以得到宣扬，部分措施和替代方案才可以被采纳。
新自由主义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如何应对经济危机的冲击，在可以选择的政策组合中，固定资本更新与扩大及长期投资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较少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因此，“时间修复”和“投资修复”是可以随时选用的对抗经济危机的工具。“消费修复”也是如此，但它离不开政府的有效监管，否则往往是经济危机的导火索，21世纪初美国的金融危机便是由此而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空间修复”就一直是资本主义克服自身危机的一个重要手段。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结构均存在极大的互补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结构不但存在互补性，还有明显的不对称性。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空间修复”仍然是有效的应对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
四、结 论
21世纪初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动摇了新自由主义的信念，已经威胁到资本主义的稳定，即使是极端新自由主义者也要求更多的政府干预。新自由主义仍然鼓吹资本是自由的，但同时也相信自由市场已经终结，开始寻求政府和央行的支持，要求政府扩大支出，对陷入困境的企业伸出援手，对金融领域加强监管，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都打了折扣。然而，新自由主义只是采取一些急救措施来纠正原有的过度非理性。由于新自由主义生存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国际垄断资本继续控制着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领域，国家和国际垄断资本实力及其政党力量没有被削弱，因而并非会导致以超越资本主义制度为改革目标的后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只是预示着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开始。新自由主义这种被动的改革反而是对其自身的强化。
后新自由主义则继续充当指导国内经济政策的理论和服务于国际经济霸权的工具，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文化将得到进一步发展。新自由主义一旦失去效力，资本主义无力通过各种修复手段推延或化解经济危机，国内外对抗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势力不断发展壮大，后资本主义才会出现，新自由主义才能真正地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