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镁光灯总是习惯于在大明星眼前闪烁，但生活的神奇和精彩，属于每个人。
人类既会毁于对过去的彻底遗忘，也会死于对未来的无端想象（或者恐惧）
社会学家托马斯夫妇在《美国的儿童》一书谈到一句富有哲理且被广泛引用的话：“如果人们将情境定义为真实的，它们在结果上就是真实的。”基于这句话，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将其概括为所谓的“托马斯定理”, 并据此提出了“自我实现的预言( the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一说。关于这个理论，中国有不少老话更容易理解。比如算命先生说的“心诚则灵”——这个花招使算命者的责任完全转移到被算命者身上；又比如“怕鬼鬼上身”，如果一个人整天提心吊胆，怀疑周围有鬼，那么他迟早就会被存在于心里的鬼活活吓死。
预言如何自我实现？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比如一家银行，尽管它的资产流动相对畅通、经营状况良好，但是一旦有足够多的储户相信了它已无力偿还存款的谣言，就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储户疯狂挤兑，并最终导致该银行破产。同样的道理，假如某个地方的报纸电台说当地明天要闹油荒，而且大家信以为真，今晚都去加油站排队加满油，那明天当地就真的要闹油荒了。这时候你不得不相信，恐惧不仅是人类的精神导师，而且为人类指导着具体入微的生活。
事实上，那些具有概括性的理论，在“综述”世界的过程中通常都会犯简单化的错误。一个著名的说法是，如果你手里只有一把锤子，那么你看到所有的问题都是钉子。
在过去的文章中，我曾提到罗兰夫人与狗的故事。法国大革命期间，雄心勃勃的雅各宾派四处捕杀贵族与政敌，罗兰夫人因此被推上了断头台。对大革命的残酷，罗兰夫人临刑前的一句话今已广为传布——“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以行”。而且，伴随着时光的流逝，它早已经成为一种经典句式。比如在今日中国，当某件莫须有的“诽谤案”或者将上访者抓到精神病院里去的丑行曝光，转天的媒体上便立即会有“诽谤，多少罪恶假汝以行”、“精神病，多少罪恶假汝以行”等直指要害的相关评论出来。
“失乐园”也许就是“失田园”吧，有动植物与人类共同栖息的世界才是美好的。只是，爱凑更大热闹的本性以及更多机会与便利的诱惑让许多人宁愿在城市生活中忍气吞声。在那钢筋水泥筑就的森林里，你分不清四季，看不到流星，听不到虫鸣，闻不到泥土的芳香，处处是流动的欲望，碌碌无为的繁忙，有钱人抱怨自家液晶电视不如墙壁宽，没钱的也不忘每个周末到“超市教堂”里做购物弥撒，大龄女青年们为了并不重要或者并不存在的事业荒废大好青春和生育年龄……然而当你走进乡村，那里不仅空气清新，而且迎面而来的都是生命的气息，所有生命都自由自然，应季孕育与生长。
童年时没有放过牛的人生是不圆满的。在我记忆中，放牛更是许多乡下孩子人生的开始。从爬上牛背的那一刻起，这些孩子便成了家里的半个劳力，也因此有了点同父母大人叫板的“话语权”。当然，更重要的是，从今往后他不仅可以骑牛走出鸡鸣狗叫的村庄，了解故乡广袤的疆土、曲折的道路、起伏的山峦、茂密的丛林，还可以自食其力采摘各种野果并知道它们稀奇古怪的名字。他们牛人合一做骑士，当牛仔，连鼻涕也流得意气风发，一切只是因为这些牛背上的孩子早早学会了如何用一根牛绳控制住胯下的庞然大物，而且他们不怕被颠覆，他们把对牛的声声吆喝当作自己“在野”人生的首次演讲。
多年以后，当我在世界名曲《友谊地久天长》中听到“我们曾经终日游荡在故乡的青山上，我们也曾历尽苦辛到处奔波流浪”这般诗意的歌词时，首先回想起的却是像我这样的“乡村牛仔”在童年放牛与寻牛时的情景——只可惜那时的中国没有阿巴斯这样的电影天才，没有人拍一部善良的“何处是我朋友的牛”，以至于我们在童年时的纯朴生活无人记录，无人升华。
和许多走出乡村的人一样，也许是因为早年在乡下放过牛的缘故，我对城里人养宠物的风尚一直提不起兴趣。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曾经沧海，在乡下养过牛，见过大世面；另一方面，你想在城里养头牛也没条件。更何况，即使允许养牛这牛也不安全。毕竟中国不是印度，印度的牛可以在闹市区里像哲学家一样闲逛，像城管一样胡作非为。
如果你真想放牛，在中国城市里唯一与放牛沾点边的地方是股票交易所。只可惜，许多人受了交易所前面立的假牛的骗，跑到那里把自己的真牛也给放丢了。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交易所里的放牛娃，个个目光空洞、面如菜色，丢了牛的他们都不愿回家，怕回家没法向家长交待。而那些偷了牛的做庄者因为练到“千里之外，取人贞操”的化境，早已经一股作气，全身而退。当然，如果你对在股市里放牛不感兴趣，现在你还可以到网上去游牧。看着“钱烈宪”们将ID从一个论坛搬到另一个论坛，将博客从一个地方拯救到另一个地方，你会发现网络的确是个都市放牛的好去处。
这世界，没有谁不是凡人，不同的是，有些懂事早，很小时便打心眼里相信自己是“牛的传人”。为了有朝一日能够以某种最牛的方式在社会上呼风唤雨，他们立志一生都要做一个徘徊在牛A和牛C之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