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电影学术论坛”听会小记
文/caesarphoenix
据说是建国以来关于中国早期电影（1949年前）最大规模的学术研讨会（2012.10.18—19），与会者无论是郦苏元、陈山、陈犀禾、李道新、周星还是石川都盛赞会议的学术性（深度、广度、史料扎实）、平等性和青年学者的踊跃，虽然陈墨老师说警惕场面话，但就两天听会的感受来说，确实是非常高质量的会议。当然也有遗憾，比如十组中进行充分交流讨论的不多，但鉴于时间（议程安排已相当之满）亦只能是必须之遗憾。
虽然是关于1949年前电影的学术会议，但十个分组还是几乎囊括了以电影为主体的研究的所有方面：电影类型与类型电影、电影理论、电影史料与档案、电影产业、电影出版物研究、中外电影互动、港粤电影、个案分析、明星与都市文化等等（因为时间关系，十组是并行展开，只参与到三组的听会，总结会后立刻被拉去爬金沙岭长城，又因实际分类和会前提交的论文集分类有异，所以有遗漏）。
听会完后基本感受是对中国早期电影所知几乎可约等于零，大量电影史“史实”被新的证据和扎实的考据所推翻，大量因意识形态、社会动乱、复杂时局所湮没的人物、影片、公司及它们背后更广大的历史逻辑浮出水面，当然有写的很深的也有概括式的，这些内容在以后重写电影史中都将呈现，七八百页的论文我也概括不来。
稍微说点总的东西，谈下在中国研究电影的几种选择。在中国研究电影的人其实不独电影学界，大量其他学科（人文社科）也把电影作为一种介体来探讨其他的现象，阐释某一种理论。这些研究处于电影学研究的边缘（灰色地带），有很多人往来于这一界限，这些研究本身也隶属于各种更大的学术圈子。
而至于以电影为主体的研究，可以有很多种分法，比如宏观、微观、中层。
但从听会的感觉来说，可以分为集中于文本（影片本身）的辨析、集中于文化生态（城市空间、政治格局、消费文化等）的影响、集中于当代理论（突出表现为现代性问题）的适用，可喜的是这三种都空前（和以往的教科书比）重视史料、都对规范性和第一手资料的运用比较上心。
这三种角度相互对峙，陈犀禾总结理论研究中关于现代性的种种（陈墨老师将其总结为现代性与革命性的某种结构关系），陈山老师说“两个人望着庙里的一块牌子，一个人说是隶书、一个人说是楷书，进了庙问老和尚，老和尚说什么也没有，那个现代性、革命性，也是什么都没有”（大意），郦苏元老师说“这些年来我越来越重视微观研究，回到文本，回到影片，脱离了影片的研究就不再是电影研究”（大意），但另一组恰恰是要“打破过去的文本中心”。
当然这种对峙也远非绝对，总结会主持人陈墨老师说“傅斯年以前说历史学就是史料学，我不赞同这种观点，但研究历史确实要多动手多动脚”（大意）。
大量的微观研究本身也带有宏观视野，宏观研究也必须在微观上扎实，因为后辈学人始终在检验和甄别。
另外可能是中国早期电影散佚严重的原因，基本没有看到专门的电影语言（发展脉络）研究，虽然也有一些中韩比较、个案研究等略有提及，不过基本为章节性的。
通过对如此多种类的研究的梳理，实际上使我们更加具体的知道了我们还有哪些不知道的东西（包括指出大量研究空白），知道了我们以前知道的有哪些错误（会议论文中有很多相互订正的例子，所引述的既定事实被新的考证分析推翻）。一个真实丰富有趣的电影史或将成为可能。
PS：十八日晚与会者一起观看了四部早期电影，到第四部《王先生吃饭难》时已是晚上十点多，全场笑声不断兼有叹息，一部七十多年前的电影依然能够让人感动如斯。让我想起上海世博会时在法国馆看到《通往绞刑架的电梯》时的惊艳。
据说是建国以来关于中国早期电影（1949年前）最大规模的学术研讨会（2012.10.18—19），与会者无论是郦苏元、陈山、陈犀禾、李道新、周星还是石川都盛赞会议的学术性（深度、广度、史料扎实）、平等性和青年学者的踊跃，虽然陈墨老师说警惕场面话，但就两天听会的感受来说，确实是非常高质量的会议。当然也有遗憾，比如十组中进行充分交流讨论的不多，但鉴于时间（议程安排已相当之满）亦只能是必须之遗憾。
虽然是关于1949年前电影的学术会议，但十个分组还是几乎囊括了以电影为主体的研究的所有方面：电影类型与类型电影、电影理论、电影史料与档案、电影产业、电影出版物研究、中外电影互动、港粤电影、个案分析、明星与都市文化等等（因为时间关系，十组是并行展开，只参与到三组的听会，总结会后立刻被拉去爬金沙岭长城，又因实际分类和会前提交的论文集分类有异，所以有遗漏）。
听会完后基本感受是对中国早期电影所知几乎可约等于零，大量电影史“史实”被新的证据和扎实的考据所推翻，大量因意识形态、社会动乱、复杂时局所湮没的人物、影片、公司及它们背后更广大的历史逻辑浮出水面，当然有写的很深的也有概括式的，这些内容在以后重写电影史中都将呈现，七八百页的论文我也概括不来。
稍微说点总的东西，谈下在中国研究电影的几种选择。在中国研究电影的人其实不独电影学界，大量其他学科（人文社科）也把电影作为一种介体来探讨其他的现象，阐释某一种理论。这些研究处于电影学研究的边缘（灰色地带），有很多人往来于这一界限，这些研究本身也隶属于各种更大的学术圈子。
而至于以电影为主体的研究，可以有很多种分法，比如宏观、微观、中层。
但从听会的感觉来说，可以分为集中于文本（影片本身）的辨析、集中于文化生态（城市空间、政治格局、消费文化等）的影响、集中于当代理论（突出表现为现代性问题）的适用，可喜的是这三种都空前（和以往的教科书比）重视史料、都对规范性和第一手资料的运用比较上心。
这三种角度相互对峙，陈犀禾总结理论研究中关于现代性的种种（陈墨老师将其总结为现代性与革命性的某种结构关系），陈山老师说“两个人望着庙里的一块牌子，一个人说是隶书、一个人说是楷书，进了庙问老和尚，老和尚说什么也没有，那个现代性、革命性，也是什么都没有”（大意），郦苏元老师说“这些年来我越来越重视微观研究，回到文本，回到影片，脱离了影片的研究就不再是电影研究”（大意），但另一组恰恰是要“打破过去的文本中心”。
当然这种对峙也远非绝对，总结会主持人陈墨老师说“傅斯年以前说历史学就是史料学，我不赞同这种观点，但研究历史确实要多动手多动脚”（大意）。
大量的微观研究本身也带有宏观视野，宏观研究也必须在微观上扎实，因为后辈学人始终在检验和甄别。
另外可能是中国早期电影散佚严重的原因，基本没有看到专门的电影语言（发展脉络）研究，虽然也有一些中韩比较、个案研究等略有提及，不过基本为章节性的。
通过对如此多种类的研究的梳理，实际上使我们更加具体的知道了我们还有哪些不知道的东西（包括指出大量研究空白），知道了我们以前知道的有哪些错误（会议论文中有很多相互订正的例子，所引述的既定事实被新的考证分析推翻）。一个真实丰富有趣的电影史或将成为可能。
PS：十八日晚与会者一起观看了四部早期电影，到第四部《王先生吃饭难》时已是晚上十点多，全场笑声不断兼有叹息，一部七十多年前的电影依然能够让人感动如斯。让我想起上海世博会时在法国馆看到《通往绞刑架的电梯》时的惊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