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德国当代哲学入门——顾彬

（注：此录音整理中，将里德的名字写错了，应该是Joachim Ritter，而不是Urahem Ritter。）
德国当代哲学入门——顾彬
2012年4月5日 同济大学 综合楼10楼报告厅
Wolfgang Kubin, 顾彬，德国当代汉学家，因翻译众多鲁迅作品被称为“德国鲁迅”。
主要介绍了以下当代德国哲学家：
Robert Spämann， Odo Marquard，Josef Pieper，Otto Bollnow，Popper，Adorno，Sloterdijik
顾彬，著有《碎片》，波鸿大学毕业，波恩大学教授。
我本人从14岁开始学习哲学书籍，至今仍保持，在大学里学过至少5年哲学，波鸿大学当时有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很好的哲学家，他专门研究黑格尔——德国的理想主义Ideallismus，跟他学了最少三年。对我来说，哲学是非常重要的，我经常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文学的问题，不管是中国的文学还是德国的文学。另外你们大概都会知道，海德格尔他用什么方法来发展他的哲学思想呢，他从文学作品来开始，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荷尔德林》，他在《荷尔德林》是个那里找到了一些哲学思想，所以从《荷尔德林》出发，海德格尔作为一个德国20世纪非常重要的哲学家。另外你们大概也可能知道，这样做现在在欧洲哲学非常时髦，比方说法国的法国的德里达（哲学家），他经常从卡卡夫卡小说而提出哲学提的问题来。
今年三月份我有机会在汕头大学上一个月的课，专门给那里的学生介绍德国当代哲学，一共上了8次，上的是6个小时（每次）的课，今天我想概括一下我的观点，我不能介绍所有当时上课的内容，因为太多了，但是我希望能介绍一些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人的思想，希望能够对你们有一些帮助，了解欧洲，特别是德国89年以后的情况。
到了我们的1989年以后，而不是你们的（6*4）1989年（内含笑……），在德国，也可以说在欧洲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现在不谈什么政治，我们谈哲学。1989年之前，德国左派还是比较强，那时候最重要的哲学家还包括Adorno，但是1989年以后，Adorno下台了，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还会谈什么法兰克福学派。Adorno最讨厌的、最批判的两个哲学家，他们都上台了，一个是Popper,他到了九十年代开始非常红，另外一个是Otto Bollnow, 他现在比Adorno 红的多。另外有两个现在在德国非常红的、也是非常有影响的老头子，一个是Robert Spämann，一个是Odo Marquard，他们批评、批判哈贝马斯，等等等等。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你们知道Popper、Bollnow、Spämann、Marquard的话，怎么突然会上来非常保守的思想家呢？先应该告诉你们，保守的意思不是反动的意思，保守不是右派的意思，保守的意思也可能是好的意思。
现在我要在提醒你们，你们可能不一定都知道，在德国1968年以后也发生了一个规模小的“文化大革命”，基本上到了80年代末，它结束了，那个时候所有左派的代表都下台了，他们现在的影响在德国是非常小的，也可以说是不存在的。Spämann、Marquard、Bollnow这些人原来是没有什么人知道他们，还是专家才会知道它，因为他们是保守的，另外呢，Adorno 到处都说过，这批保守派他们都是落后的、过时的，别说他们。
那先说Robert Spämann。我刚刚跟两个上海记者访问过，我希望我还有声音，希望我不太累，另外呢，我中午跟华师大的领导们一块儿（儿化音非常地道）吃饭去，包括喝不少白酒——茅台酒，非常贵的茅台酒（众哄笑），但是到现在我还没有感觉到（酒劲？还是累？）。
Robert Spämann,他的爸爸是一个非残有意思的、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人（欧洲文化界都是高富帅，从哈耶克、维特根斯坦到凯恩斯），他原来在20年代是天主教的，然后他变成一个绝对的无神论家，跟一个？？？结婚，生了Robert Spämann。但是他的妻子死了以后，他开始在Münster Universität——明斯特大学开始学天主教，1942年他开始做神父。另外跟那个Kladina von Garllen（不是太确定）一起——是非常重要的、公开反对希特勒的人物。
Robert Spämann1927年出生在柏林，他在 Münster上大学。Münster 对这一批保守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学，他在这里学了哲学、神学、历史和罗马文学。1952年他从明斯特毕业，1962年在此考取教授资格，他是一个你们不一定知道、但是在德语国家非常重要的哲学家的学生、学徒——Urahem Ritter。Urahem Ritter他没有发表过很多，但是，因为他是非常（思想）开放的一个人，所以无论你有什么观点，你都可以来跟他谈一谈，所以明斯特大学50、60年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学派，这个学派的名字叫做Ritter Schule, 也包括左派在内，也包括马列主义的哲学家们在内，因为Ritter关心政治，所以Spämann、Marquard等人的哲学观点离不开政治。从Ritter来看，政治跟哲学有关系，我们可以从哲学看政治，我们应该从政治看哲学。
原来Spämann 在1945年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呢，当他发现在苏联1945年以前发生了什么，他开始不再搞马列主义。他不光对苏联有观点和看法，他也对当时的西德——联邦德国，表示一种批评性的态度，比方说50年代阿德纳瓦总理，他要求当时的德国应该重新武装Wiederverwarhnung，Spämann批判当时的政策和政治，所以有人说他是一个很左的天主教徒。
Spämann原来在Stuttgard、Heidelberg、Münschen做教授，1992年他退休了。但是跟其他德国教授一样，退休在德国的意思不是你不再上课，而是你不再公开的表示你的观点，相反地，他退休以后，在德国到处跑、到处介绍他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对他来说，上帝就是他在思考问题的中心，他说：“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我们都能够找到上帝的痕迹，无论我们去到什么地方，我们在他给我们留下来的痕迹中，会发现我们生活的意义在哪里。” 他老在批评批判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这是一个在德国到了Späman开始的新的倾向，不光是Spämann他一个人这样做，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屌丝快速成功法之一嘛？——从批判牛人或者大师开始，如果社会上正好有人buy his shit, then he succeed,方舟子同志就是一个典型。但是大师Späman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也许四把也未尝可知，完全不是方舟子之流可比)。
对Spämann来说，启蒙（运动）Enlightment因为成功，所以这就是它的结束。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Spämann的意思就是说启蒙运动是失败的。比方说，他对尼采的一种批评是这样的：尼采他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尼采说过很多有名的话，对我们这些业余选手来说，最熟悉的莫过于“到女人那里去，不要忘记带上你的鞭子！”——Zur Fraunen gehen, vergiss dein Peitsche nicht!），“我们应该学不要道理/真理过日子”，所以Späman 把他这句话颠覆了，说“那我们靠什么谎言过日子呢？”
到1989年以前，因为Späman 他的出发点基本上是神学还有宗教，所以不少当时走红的哲学家们都说，他（Späman）已经过时了。另外他的哲学是反理性的，对Späman来说，我们问上帝的问题，我们同时会问哲学的问题，所以相信上帝这就是一种不朽的传闻（本人表示没有理解什么意思）。
因为现在他在德国现在影响这么大，所以在2006年罗马教皇请他到罗马（Pope，确实叫“罗马教皇”，天主教罗马主教，当时的是本笃十六世Joseph Alois Ratzinger，会十门语言的德国教宗。教皇是耶稣第一个门徒伯多禄Petrum的继承人，这个词是希腊语，英语Peter由它衍变而来，香港的翻译里面都把圣彼得大教堂翻译成圣伯多禄大教堂，人家翻译的是对的，有底蕴和内涵）跟他谈一谈哲学、宗教还有自然科学的问题去。另外我们的绿党（Grüne Partei）要求他们应该跟他谈一谈，因为Späman他代表一种哲学性的生态学，等等。
他提出来的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人，这是什么呢？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是我们可以说他是人？人，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说不再是人？比方说，一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她肚子里的孩子，它一定是人吗？——还是可以堕胎？另外，一个人，他老了，没有力气，太痛苦，他要求死，我们真的能够帮他们的忙吗？另外澳大利亚有一个哲学家，他主张我们可以杀人，没问题，特别是当一个人他到了某一个状态以后，没办法再帮他的忙，如果他的能力比不上一个动物的能力，我们有权利杀他。——这个澳大利亚哲学家他不能来德国，德国不允许他来（众人哄笑）。
那么这个澳大利亚哲学家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我们杀动物，我们杀有能力的动物，我们杀能够帮它们自己的忙的动物，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力，连他自己的忙偶读不能帮，什么都不能够做，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杀他呢？
Späman他自己怎么做呢？查一下Mordernity—现代性（德国另一个批判现代性的是马尔库塞）有什么错的地方，哪里会有人他的思想是有问题的，对Späman来说，古代和现代没有发生什么决裂Bruch,英文的break,所以我们的哲学家们他们完全反对“所有的现代、现代性的的东西都是好的，所有的传统、旧的东西都是恶的”，另外他反对这么一个思想“新时代是好的，旧时代是不好的”，另外他根本不相信所有的发展是好的，所谓的退步是坏的。对Späman来说，所有的哲学是我们的回忆，我们回忆什么呢？我们回忆一种开头、人的开始，创造的开始，德文说Schaffung的开始等等。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回忆必反说哲学的开始的话，那我们能够知道，所有的现代性的所有的起点原来在古代、在过去那里。这就是一个原因我们回忆古代、我们的开始，古代希腊文说Archsen的话，我们能够把道理说出来，我们不会迷路。
现在由于时间的原因，我只能把他最重要的思想介绍一下。哈贝马斯曾经说——我个人不太喜欢哈贝马斯，因为我们的哲学家太多了，有好多好多哲学家比他好得多、还是重要得多、还是红的多（众人窃笑）。但是哈贝马斯他有一些话我们应该思考，他说过一句话是“我们搞哲学的时候，我们只能够绝望，哲学不给我们带来什么。”那么为什么在德国还会有人在搞哲学呢？这个Späman做出了回答，你们应该注意，哈贝马斯自己不认为他是哲学家，他说“我是社会科学家”，他是波恩大学毕业的，但是他读完博士学位，发现他的导师是原来的纳粹分子，所以他离开伯恩大学，不想在那里留下来，去法兰克福参加那里的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的一个Späman的思想是这样的：所有的学术、科学，也包括哲学在内，是论证的，应该是论证的，如果有什么科学、学术不是论证的的话，那它肯定不是哲学，不是科学、不是学术。
如果我们搞哲学的时候，我们只能够绝望，那么哲学干什么呢？对Späman来说，哲学允许我们进行一种有继续性的话语，话语的对象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最后几个问题，那么这些最后的问题真的能够解决吗？他说，不！所有的最后的问题我们没办法解决。那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通过以前的话语，谈论某一个最后的问题，得不到什么结果，所有的问题还会是open,没有解决的话，我们为什么还要搞哲学呢？
首先应该告诉你们，最后的问题是什么呢？比方说，什么是好的生活，什么是好的死，什么是我们需要的、要的，等等等等。你们应该知道，德国和美国是两个世界，如果美国是西方，我们根本不是西方，如果美国批评批判我们是老欧洲，那么我们是老欧洲，我最讨厌的哲学是analytic philosophy 分析哲学，因为分析哲学根本不允许最后的问题，因为分析哲学很明白，Späman提出的问题根本没办法回答，所以一个哲学家他问“什么是生活的意义”，开玩笑，我们不知道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生活”、什么是“意义”，所以这么一个问题无解，美国最有名的一个哲学家，如果我记得对的话Rorty（Richard Rorty, 我旦老师对其吹捧有加，王新生称其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良心”，刘放桐称其为“自由知识分子”。中国的学者做学术搞研究有个毛病，凡是跟自己能扯上半毛钱关系的老外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牛大师的时候，马上昏头，大加赞扬，不加区分辨别，而且能把这半毛钱关系说成是6亿8千万——乘以德国1923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通货膨胀率）说过一句非常笨的话：我们哲学家们，——意思是说我们美国哲学家们（讽刺地），我们只能够提出我们能够回答的问题来。对一个德国人来说，开玩笑，如果我只能提出我只能够回答的问题来，这个问题我不提，为什么要提呢？
当然了，所有的哲学家都希望通过哲学能够避免、取消所有的冲突，特别是如果我们的观点不一样（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观点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会开始互相打，等等。是这样的，所有的德国哲学家有但是比较少创造自己的System体系，比方说鲁曼，鲁曼是目前德语国家唯一一个哲学家创造了自己的system,因为其他的哲学家，他们想这样做，但是他们创造不出来。那么你们可以问，哲学不是寻找真理、道理吗？Späman会说，虽然哲学史去找真理、道理，但是它自己不是真理道理。那为什么，是怎么论证的呢？我们提出所有的问题来，离不开我们的语言，另外我们给出我们的回答的基础都在语言，我们会谈我们觉得完全了解的东西，但是，只能够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如果我们能够问“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最少互用两个非常重要的词，一个是生活，一个是意义，所以如果我们要谈一谈生活的意义，我们首先要问，生活是什么、意义是什么，但是为了揭示生活是什么，我们只能用其他的没有用过的词来揭示它，所以我们继续继续提问题，最后怎么办呢？我们可以一辈子这样继续，所以我们应该停止我们的话语，我们应该决定，大概知道生活是什么、意义是什么，然后我们应该开始动，我们应该动作，我们不能在一个屋子里头，一生老谈生活是什么呢、意义是什么呢，老用不同的词来回答提出来的问题。对Späman来说，论证不是一种怀疑的态度，德文、英文说Skepsis（哈哈，其实这还是个德文单词，老头太可爱啦），因为他觉得Skepsis跟论证不一样，Skepsis怀疑的态度它会脱离真理。
另外从Späman来看，跟哈贝马斯不一样，哲学不一定让我们绝望。我们为什么要搞哲学呢？他会回答，通过哲学，我们会知道我们提出什么问题来，因为每一个词、每一个字有自己几百年的历史，我们提问题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我们在问什么，哲学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问的是什么，无论是德文还是中文，到了新世纪以后，越来越复杂，所以有的时候，你这样说，你可能表达的不是这样的意思，比方说，德文你说“好”的时候，可能你根本不是好的意思，也可能是“不好”的意思，德文好多次有不同样的、不清楚的意思，从康德(Immanuel Kant) 来看，哲学就是悲剧性的，因为我们的理性不允许我们回答我们最后提出来的问题。
因为我学过哲学，所以我的汉学也会有很多形而上学的方式和思想，也是为什么有好多人不断批评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态度，也会批评我研究中国的时候提出来的问题，用我的方式、态度、表达的方式、态度等等。
对Späman、Marquard来说，形而上学是对的，对美国人来说，是讨厌的；对保守教授的超然论，完全是对的；对美国哲学家们，是讨厌的。但是呢，无论是欧洲保守的、还是美国进步的那些哲学家们，他们都还会同意，语言哲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以为出了语言以外，我们搞哲学的时候，没有什么别的。哲学允许我们思考自己，我们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思考、我们的自我，也会有他自己的历史，它自己的思想历史。这就是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应该重新再揭示别人已经思考过的思想。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因为Späman不是第一个哲学家说过，哲学是一种重复、是一种断裂。海德格尔他说过，他自己所想的才是一个重复，一个例子就是《荷尔德林》，《荷尔德林》就是一个对他人思想的重复；海德格尔还受到很多老子、庄子的影响，《存在与时间》这本书里就有好多老子、庄子的引文，但是他根本不告诉读者是从哪里来的（有木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有木有一股亲切感油然而生？哈哈——话说回来，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自卑，传统文化还是很强大的），那他把老子和庄子的思想偷走了吗？从他的思路来看，根本不是，因为他说过，我只能够重复别人说过的话，无论他们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
在德国当代哲学是非常红的，书卖得非常好，特别是Sloterdijik(听起来像鳄鱼的发音)，但是这个人，我今天不给你们介绍了。这个Sloterdijik是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他的影响非常大，他的书卖得非常好，比方说，他出版的一本书《时间和怒》，卖了四万本，他另外一本书卖了一百五十万，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另外他有自己在电视台的项目，他在电视（节目）跟其他哲学家们会谈一谈社会的问题。
1989年以前很多政治家他们都觉得，我们不再需要哲学，哲学已经死了，但是我们的1989年以后，我们开始思考我们的过去，也包括社会主义在内（Sociallismus,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们中国建国之初的社会主义一个意思），如果我们不请哲学家们的话，我们没办法把我们过去的乌托邦弄清除。所以这是一个原因，为什么在德国，突然哲学家们他们都回来了。
Späman自己说的很好，如果有一天哲学真的能够结束的话，就是说明，自由的人也结束了。
这是Späman，他有一个好处，跟Marquard，跟Bollnow一模一样，这三个人，他们的德文的语言非常非常的美，另外非常清楚，无论他们写什么书，他们用用最清楚地语言来说明他们的道理，所以看他们的书非常舒服。
二、Odo Marquard
他是在原来的德国中部出生的，他出生的地方现在属于波兰，他是1928年出生的，他时1947年到1954年在明斯特大学学习的，他的博士论文写康德，1955年到1963年，他作为Ritter教授的助手，1963年他的论文发表，专门谈超然论的问题，1965年到1993年他在Essen，一个德国中部的小城市做过教授。Marquard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基本上不写书，他写文章，另外他有幽默感，让你笑，让你快乐，另外他很有办法说，他喜欢进行论战，他喜欢提出什么论点来，另外他喜欢告诉他的听众、读者他是谁，为什么这了不起呢？因为在欧洲、在美国进行的学术是非常冷的，特别是男人，他们进行的学术让我发冷（女权主义？），他们不说“我”，他们的现在那里，你根本不知道。所以这是一个原因为什么从80年代末开始，女权主义老批判男人，老批判教授，否定男人他们的学术，他们没有心，他们没有自我、没有我，他们怕自己的感情、情绪等等。这是一个原因我为什么到了80年代初开始写我自己，受到了好多批评和批判，因为人不应该这样做。我的一个学生，他是维也纳大学的教授，告诉我，他听了一个报告以后，你还是不如做为神父还是牧师（众哄笑），——因为他知道我学过神学，所以我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多谦虚……），——你别再来。
上个12月份，在香港城市大学，我做了一个有关林语堂的报告，做完以后，一个美国年轻人——30岁可能，他第一句话“What are we doing here?(嬉皮无赖的腔调)”（众哄笑），干嘛呢！？他的意思很清楚，完全否定我，不允许我说“我”。但是Marquard的理论是什么呢？Marquard的理论是，每个人都有他们的Geschicht，意思是历史和故事，我们每个人离不开我们的历史和故事，所以我们应该告诉我们的读者。
所以Marquard发言的时候，他后告诉我们，他的妻子是谁，怎么认识的，他刚从哪里来，等等等等。但是最后，他的思想非常非常深。Marquard他代表一种怀疑论哲学，德文说Philosophie der Skepsis，为什么呢，这样他反对哈贝马斯。他说，我们的存在是有限制的，我们的存在是短的，所以我们来不及什么都检查检查，才决定我们同意不同意（是不是又很熟悉？有点老毛讲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意思？）；我们是有缺点的，所以我们只能够找办法取消我们的缺点。他跟法兰克福学派根本不一样。法兰克福学派最有名的一句话是，“在错的生活之中，不可能会有一个正确的存在”——Im falsch Leben, keine Richtiges geben。意思是说——Ardono的这个说法真是可怕的说法（大概前面这句话是Ardono说的），在整个世界得到拯救以前，我们不能够高兴，不能够说我们的生活是正确的、是真的。
Marquard说的很对，我们只能够活60、70、80年的，我们来不及把整个世界拯救一下，那么我们最后一天快要死（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好好过日子吗？——我们来不及。所以我们应该承认这个世界是对的，这个社会是对的，我们应该相信传统，我们不应当跟哈贝马斯一模一样说“如果我对传统有一点点怀疑，我不要它；如果传统不能够给我提供百分之百的证明的话，我不要它；”。Marquard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我们来不及证明所有的东西，我们应该相信。
对不起，原来我要谈的是他的另外一个最终的观点，他对偶然的辩解 Apologie des Zufällig，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偶然的话，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我们从马克思、从黑格尔来看偶然的话，是不存在的，无论是什么历史，它都会有它的必要的过程。Marquard说，从哲学家们来看，偶然性格不符合人的尊严，不符合人的自由等等，但是呢，他说我们应该接受我们存在的偶然性格，偶然性是我们是我们生活重要的一部分，他说的对，因为好多好多事情我们没办法解释，因为Große Royker博士（会议主持人，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德方院长，会议主持人）刚刚提到了顾城（顾城是顾彬的好朋友），就拿顾城举个例子，顾城有一天去北京火车站，看到了一个姑娘，说“就是她”——这是谢烨，就是他后来的妻子，我们现在可以这么问，这个偶然性好吗？如果当时顾城没有跟谢烨见过面，也可能现在他还会在，也可能到现在他还没有死。
但是我们也会有同样的经历和经验，一般的来说，我们的对象（没错，就是中国人说的“对象”）我们一般都是偶然认识的，然后我们有可能会爱上他，别问我们为什么会爱上这个人，不爱上那个人，我们没办法接受，好像我们里面有什么声音能够反映到某一个现象说，“好，我要你，你跟着我吧。”（众窃笑）。对黑格尔Hegel来说，所有的哲学唯一的目的是，我们不要偶然性格。Marquard说，如果我们承认偶然性格的话，那么我们才允许人成为真正的人，如果我们不允许偶然性格的话，那么我满帮助人自大，觉得他自己是生活、宇宙、世界唯一的标准。
那么对哲学家来说，偶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德文说Kontingens，如果偶然和必然是对立的话，那么偶然是从哪里来的？偶然是不是必然的基础？偶然的东西不一定是我们要的，如果有必然的，为什么还会有偶然的东西呢？如果有上帝的话，为什么还会有有限制的，德文说das Empliche，是不是偶然性格只是一种是不完整的必然性格？如果有偶然，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必然呢？经常世界上、社会上会发生什么我们根本不要的、我们也没有选择的。
Marquard非常反对法国50、60、70年代的哲学家萨特，萨特说，我们人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这样说，人好像即使他自己目的的结果，好像他的选择就是绝对的。Marquard说，人不是绝对的，人要死，所以我们应该从死而来谈人是什么。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绝对的选择，那么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生活太短，死会来快一点（人生太短太快），因为我们的生活太短，所以我们不能等到最后一天才知道最后一个道理。
从哈贝马斯、从笛卡尔（？好像不是这个），好像所有的哲学家他们的思想都是一致的，如果我们不能够百分之百的知道传统是什么呢，我们不能够开始活。Marquard说，好吧，你们试试看，你们的生活结束了以后，你们还能够过日子吗？所以人还没有死以前需要一种方向、需要一种哲学（好像在中国表面上看起来这不是个问题，但是实际上，那种“去他妈的，老子要活下来”的理念背后隐藏着深深的恐惧和过完今天没有明天的醉生梦死），人需要的哲学是一种eine Philosophie der Üblicherkeiten;一种具有通常性的哲学，包括我们的传统、我们的风俗，等等等等。我们作为人，通常不是自己的选择，我们才是通常（通常性的）人。
有什么偶然性呢？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偶然现象，比方说，吃饭的时候我吃干酪不吃香肠，但是我原来想吃香肠，却吃了干酪，等等，这个偶然性不一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为什么是一个德国人不是一个中国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例如，我为什么不是高富帅？出生决定命运，出生决定起点？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你为什么是一个中国人不是一个德国人，但是他这样问。说，我们都有我们的历史，有一个固定的历史，同时也是一个偶然的历史，是文艺和宗教帮助我们对付我们生活的偶然性格（叔本华也说，在我们终其一生无以为尽苦逼旅程中，宗教和艺术是我们的止疼片），人基本上是偶然的，不是选择的，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发生的偶然的现象是正常的，这是一个原因——我们为什么应该宽容，我们为什么应该同情别人（老先生的语句顺序都是德语的二格，完全不照汉语套路走，所以有些时候，句子看着有点奇怪）。
三、Bollnow
Bollnow也允许我们把《论语》从德国来看，明天在理工大学，我要谈谈从当代德国哲学来谈论语。
Bollnow也是在原来德国出生的，1903年，今天属于现在波兰，1921年他开始在哥廷根Görtingen学习，但是别人为他是学习哲学，他学习数学和物理学，1925年他跟获得诺贝尔奖的Marx Bonn读完博士学位（小伙22就拿到博士学位了！），他的博士论文专门写物理的问题，1927年以后他开始专门学习哲学和教育学，他的老师也包括海德格尔在内，他在Magdeburg（马格德堡）、Freiburg（弗莱堡）跟海德格尔学过哲学，1937年他通过教授考试，1952年，他能够留在Türbingen图宾根。
1970年他退休了以后，经常去日本和韩国，他在日本和韩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通过日本和韩国，他也了解到了中国哲学，所以他的作品你可以发现，中国哲学的成分是不少的，如果我们看他研究的题目，我们都觉得非常非常保守，比方说，他介绍一种Ardono非常非常讨厌的安全哲学、安全性的哲学，因为他反对法国的存在哲学，另外他要求人应该重新学敬畏。这也是为什么两年以前我在韩国开课讲孔子和Bollnow有关敬畏的问题的一个原因。
另外呢，Bollnow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专门写过一本关于锻炼的书，孔子不是说“学而时习之”嘛，那么这个“习”是什么意思呢，那他就专门写了一本书，说什么呢，人通过锻炼才能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另外Bollnow非常有意思的是能够把敬畏、锻炼、冷静还有心结合起来，都有关系。Bollnow跟Spämann、Marquard一个样，会提出非常保守的问题来：我们能够相信吗？德文说vertrauen。神圣存在吗？Das Heilig。另外他要求人对存在应该有一个相信的态度。
Bollnow，无论你怎么看他，他给我最大的贡献是，给我们提供一种跨文化哲学的方式，他要求搞哲学的人，他们应该用别民族、别人的眼睛来看自己的地位和观点，因为他的思路离亚洲、东亚洲，特别是日本、韩国非常近，所以他希望通过他的哲学克服欧洲原来有的、现在不一定还有的它的以老构思为主的思想方式。另外他也批评批判欧洲的哲学家们他们太主张情调、理性。所以他跟Spämann、Marquard一个样，他的方式是一种open question。意思是说，我们的原则应该允许我们得不到一种解决，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来，可能我们发现最后我们没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的问题应该是英文说open,对Bollnow来说，真理是双面的，他反对现代、现代性——Modernity，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可以通过理性，什么都解释。
Bollnow说，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根本没办法了解到他最后一部分，我们的思想、理性都是有限制的，所以我们不能够什么都知道，同时，我们不一定同时能够什么都知道，所以我们也不一定应该什么都做——这是一个当代哲学非常重要的思想，人能够做的，他不一定都要做。要不然我们的世界很快倒霉了。他反对现代性什么都想掌握的特点，他反对现代性主张的利益，等等等等。他认为，我们的存在还会允许我们得到什么拯救，我们的存在还会给我们提供什么神圣的东西。
Bollnow跟好多哲学家不一样，他不光是从年轻、全盛时期（的角度）来搞哲学，他也会从老人、从危机、从死亡来思考问题，我个人认为德国当代哲学家的思想可以多用来了解中国20世纪的思想史和中国现代当代文学，这也是一个原因我为什么把中国当代文学史从法国革命开始写的，专门谈一谈中国20世纪的不少问题，也谈一谈欧洲20世纪的很多问题， 但是出版社把我的书都删掉了20%，特别是我的理论，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缺少理论，如果看我的书的德文版，他们会发现我很有理论（众哄笑，在讲座开始的时候，歌德学院的院长提到，他有一篇文章《碎片》，专门讲顾城的文学，可能提到一些敏感问题或者和主旋律有不同想法，这篇文章在中国国内是不允许发表的）。
巴金的《家》是一部非常可怕的书，因为《家》的内容是从年轻人（的视角）来看（世界、问题），否定年纪大的，否定传统，所以老人只能够死、还是该死，年轻人他们想做什么就能够做什么，文革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年轻人对他们的老师就是打、（逼）死他们的老师都可以，他们是对的——从这个理论来看。
Bollnow从死来看哲学的时候，他跟苏格拉底是不一样的，当然搞哲学就是看我们怎么死。Bollnow我们都得不到什么阿基米德定律来解决什么问题，所以他得到这么一个认识，这就是欧洲主义的结束。Bollnow和Marquard一样说，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了解、理解和我们的价值分开，因为我们不可能站在非常客观、100%客观的角度/地位来分析什么，所以我们也应该允许我们的评价、我们的道德进入我们的哲学中去。
另外我们搞哲学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独白，我们应该跟别人在一起进行对话，这个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可能这就是一个原因为什么他在日本、韩国这么成功，他的孔的学生都是从日本来的，他们老请他去日本，我估计在那里他跟他们进行过不少对话。
另外一个在当代德国哲学非常普遍的思想：虽然我们觉得我们的哲学是对的，但是有可能我们的对手是对的，也有可能我们是错的，所以我们应该开放open，我们应该想想，对面从中国、日本、韩国来的哲学家他们有可能比我还要了解我所研究的问题，这种开放也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不能有什么中立的立场，所以我们搞研究的时候，我们老应该思考我们的背景。
差不多到这里就快结束了，我发现我的力气基本上快（用）完了，这些天我一直在路上跑来跑去，明天还要做报告。 那么我的背景是什么呢？原来在高中我学的最喜欢的一门课就是古代希腊文（这个基本是世界上现存最最最难学习的东西了，什么阿拉伯语跟它一比，都弱爆了），因为我学古代希腊文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学习哲学的内容，另外在从14岁能够在Rheine地区的高中学习的时候，我也学习了哲学，这是我第二门最喜欢的课。我离不开古代哲学，我研究古代哲学的时候经常从中国哲学来研究，人家可以反对，说中国没有什么哲学，刘小枫——人民大学的教授说，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但是Spämann很有意思，他说“我们哲学家没有办法爱给哲学下一个定义，我们不知道哲学是什么”，那么这样的话，中国古代也有哲学。感谢Spämann，应该批评刘小枫（众哄笑）。
另外我还学过神学，我经常从宗教来看中国思想史，一而包括《论语》在内，我在德国出版了一本专门介绍孔子的书，专门较介绍孔子和他的信仰、孔子和他的宗教——孔子有宗教信仰的。
另外，我在来华以前，我还去过日本，我（那时）能够说日文，还不能够说中文，1969年以前，我在日本去找唐朝（文化），我找到了。另外我在日本学好了美学，日本的美学是非常发达的，我很喜欢。我的毛病呢——虽然我收到了宗白华的影响，但是我还是经常从日本美学来看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画、中国的诗歌，等等等等。
四、Sloterdijik
Sloterdijik跟Spämann，Marquard,Bollnow一个样，（认为）我们都有我们的历史，（我介绍的）最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的思想者。
Sloterdijik说，我们这个时代——也包括我在内，都离不开我们爸爸妈妈的历史，我们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的孩子，所以我们应该从第二场戏世界大战看问题。另外我们的对象（应该是counterpart的意思，但是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这种关系，即既是他们的同类哲学家、又是他们的对手，对立面的观点）老要求我们这样做，所以这是一个原因——为什么Ardono离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你在他的哲学里面找不到什么快乐，他的哲学折磨你，不允许你好好过日子，因为你是德国人，你爸爸杀了这么多人，你先把德国搞好，搞好了以后试试看，我允许不允许你过比较好的、比较舒服的生活，所以Sloterdijik也完全否定Ardono，我跟我在波鸿大学的教授学过Ardono，学过他所有的作品，但是我越来越多离他远，另外他的语言非常可怕，他的论文可怕，看不懂，看不懂。
最后一个思想家因为跟Ardono有关系，所以在此提起Ardono。我还记得什么（德语etwas，有什么和大约两个意思，此处意思害是大约）十年以前，以色列来了一批犹太人教授，我们都是好朋友，一个三十岁的美国人，他问我第一句话——他根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你能不能够从死而来搞哲学嘛？我知道他什么意思：你有罪，你爸爸妈妈有罪。但是我们都是二战以后出生的，我希望我的孩子知道，他们没有罪。我的妻子现在是德国人，她原来是中国人，她有罪吗？这个Ardono有点过分（众哄笑）。
好吧，其他的下次再讲一下。
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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