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更的转行

之前看过毛姆的几个短篇，对于他波澜不惊讲故事的方式印象很深。他的小说很适合做bedtime story，并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悬念，让人随时可以放下，却又不舍得放弃。最近看了他的《月亮和六便士》。看的时候，从弃商从画和大溪地两个标签就可以断定这小说的原型应该是高更。后来听说，确实有这种说法。本来我也想写一篇书评，但是看了几篇，书中一些母题诸如爱情啊，理想啊等等都已经被写的流于庸俗，又因为我本身是高更的脑残粉，因此就写一遍只讲高更的文章吧。
我不记得第一次看高更的画是在哪里，估计是巴黎的某个博物馆。我坚信我一定看过，只是对他实在没有印象，忘记了而已。大概一年之前，我在巴塞罗那的一个书店闲逛，突然间看到一本书眼前一亮，抓起来就不肯放手。那本书吸引我眼球的，不是封面上大大的“gauguin”，也不是那幅惊世骇俗的La vision après le sermon（晚祷），而是那一摞书旁边大大的“一折甩卖”。原价60欧元的书，打折下来不到10欧元。鸡贼如我，尽管前面的介绍是艰涩难懂的西班牙语，我也一定不会错过。就这样，我阴差阳错的捧回了一本将近四百页的优质铜版纸高更画册。前面废话铺垫了这么多，其实只是为了下一段话营造一种惊雷般的效果。
那本高更的画册在我的书架上呆了有将近小半年的时间，直到有一天我写论文的间隙，眼睛在房间里随意游荡，重新发现了这本书。当时出于好奇，将它取了下来。随手一翻，正好翻到他的那幅dans les vagues（跳浪），画里面是一个裸体的女人，背着身子伏在绿色的海面上。绿色的水卷起白色的浪花，映衬着女人的红色头发。我盯着她看了好久，尽管那身体有失协调，但却不能掩盖画面透出来的涌动的闷骚。尽管这只是一个女人裸露的背影，但那暗红的屁股和艳红的头发，加上她扶在浪花上的巨大的左手，让人觉得这幅画色情到不行。高更在作画的时候，站在画布前面构思的，一定是加在这跳浪女身上贪婪而淫荡的生活，那生活简单，快乐却同时异常痛苦。因为分明的，我能看出高更作画的时候的挣扎。他在极力的反抗印象派，要通过对它的打击将它推向新的高潮，而他用的武器，却恰巧都是印象派交给他的。他是一个创作者，又是一个叛徒：他背叛着门派，背叛着时代，背叛着生活，而且马上，也许就在画完画之后，即将背叛画中的这个红头发的女子。要背叛，就要尽力的泯灭自己的善，但他终究还是一个人，因为他默默的将名字签在了画下面泛起的一小朵白浪上，而不是女子雪白的脊背上。
                
                
从此以后，我便成了高更的脑残粉。而合上画册之后，永远再也抹不去的，是那女人头发上的红色。高更每幅画上，或多或少都有些红色，而那红色，如出一辙。纵使有一万种红色放在一起，我也能一眼就找出哪一个是高更的。艺术对于一个人来说，有时候就像姑娘。没有缘分怎么也对不上眼，有了缘分便死心塌地。我原来以为我喜欢梵高，但后来看过高更之后才明白为什么梵高会像基佬一样为其割掉自己的耳朵。
很多人说，高更是一个奇迹。尽管我是他的拥护者，却不认为他是咔嚓一声震天响给从石头缝里劈出来的。艺术史上有一些人是被这样劈出来的，比如马萨乔和达芬奇。他们不属于他们的时代，他们是奇迹。但这种人毕竟少之又少。法国大批评家和史学家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里说的很明白，一件艺术品从属于它作者的全部作品，而它的作者又从属于一个时代。尽管看起来莎士比亚和鲁本斯是奇迹一般的人，但他们却都脱胎于所处的时代中一批与他们风格相仿的同类艺术家。这个脱胎过程不需要上帝的恩赐，而只需要他们比其他人相对更高的才华即可。而高更便是在他的时代中的这样一个人。
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欧洲的小国寡民与诸侯纷争就造就了成为所谓贵族的门槛并不高，而贵族之间对艺术品位的相互影响，也让视觉艺术，尤其是绘画在相对和平的时期有很大的市场。绘画在当时欧洲的那种繁荣是我们现在所不能想象的：十七世纪的时候，欧洲从贵族，到商人，再到农民，无不热衷于找画室为自己画肖像。因此，画家，在那个年代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优越的职业。绘画，在照相机发明之前，还是客观的载体。十九世纪一开始，工业革命，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大跃进以及殖民所带来的欧洲人世界观的转变，让画家有了记录外界的新的冲动。与此同时，不断发展的宗教理念也让画家们的记录方式悄然的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的结果，是产生了“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的画家们说，“他们从来不画天使，因为没见过”。他们的这种态度，正好迎合了当时人们的世界观，宗教观以及对绘画艺术的需求，因此大有市场。在普法战争结束之后那一段相对平稳的社会氛围中，绘画迎来了又一次开花的春天。艺术史上管这个春天叫做“la Belle Epoque”（美丽年代）。正是这时，我们可怜的高更同学决定弃商从画，入了这条不归路。不过这个春天却不那么温暖。套用现在的话说，那时现实主义的繁荣可以说是绘画产业的泡沫。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现实主义是短命的。这个泡沫的破碎与照相机的发明有很大的关系。
1839年，法国人路易达盖尔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照相机。当时，这个大木头盒子并没能让现实主义画家们产生足够的危机意识。但就像其他的科学发明一样，照相机的发展可以说日新月异。到了1888年，柯达公司已经开始生产可以搭载胶卷的便携式照相机。而这一年，高更画出了那幅惊世骇俗的《晚祷》。这是多麽伟大的一点，后面会细说。当照相机慢慢普及之后，竟与现实主义画家形成了一种竞争关系，因而直接将传统现实主义绘画逼成了夕阳产业。让这种情况雪上加霜的是，当时和高更同样想当画家的人不在少数。当人们纷纷转而使用照相机这种更忠实的成像工具时，造成了绘画产业大规模的画家失业。从业人员供过于求，使得画家的生活变得饥寒交迫起来。从一些描述当时情况的文学作品中（比如《北回归线》和《月亮和六便士》）我们对巴黎的画家们有一个大体的感知：他们成天混迹于社会底层，与乞丐和妓女为伍，吃了上顿没下顿，沾染恶习与重病。他们的这些形象当然和画家本身放荡不羁的性格有关，但更大层面上，是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绘画这一行业整体凋零的写照。
因此可以说，高更转行做了画家也许并不是什么好的选择，因为他赶上了这个行业的阶段性大萧条。我们都知道，高更和毛姆笔下的斯特里克兰德一样，改行之前是证劵交易人。那么在十九世纪中后期，高更的老本行情况又如何呢？
十九世纪欧洲是一个天堂与地狱交替并存的时代。纺织业的机械化使手工慢慢退出了历史，蒸汽机的使用提高了长途海运的速度，电报的发明加快了人们之间的交流，关税壁垒的打通和自由贸易思想的蔓延，加上殖民地的丰厚物质资源使得那个时代欧洲的企业赚的脑满肠肥，有着不可思议的丰厚利润。实业的繁荣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银行大幅增加，信贷业务繁忙，同时投机也变得蠢蠢欲动起来。但，十九世纪的社会并没有想象中的稳定。列强为了利益相互挤兑，使得投资环境极其不稳定。从1850年到1883年这段不长的时间里，欧美共经历了四次规模不小的金融危机。这使得金融业成为最不稳定的行业之一。
1873年，在高更同学进入证券市场两年之后，欧洲经历了由德国主导的第三次金融危机。这次危机堪称恐怖，导致了欧美多家证券交易公司和银行破产。我不知道高更在这段时间是如何在股市中乘风破浪的，但是很有可能高更投机成功并大赚了一笔。这次成功使得他能够满足自己生活过上中产阶级的日子，同时满足自己对于艺术的追求。也是在这段时间，高更开始接触巴黎的一些印象派画家。
伴随着大量新科技发明的出现，金融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九世纪对于金融业影响深远的发明包括木浆造纸，复写纸和打印机。这几样发明使得金融业的运转速度开始呈指数的速度增长。高更从业那会，火车参与到邮政系统，信件被送上火车，人们在火车行驶的过程中将邮件分类，这些邮件之后随着十九世纪的互联网——铁路——迅速的传到欧洲各地。这种效率上的提高，从客观上为金融业的从业人员施加了无形的压力。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高更那具有艺术气息的生活也不会过的很安生。
1882年，美国的德国相继调高关税，打算用强大的内需来保护本国的实业。曾是投资人炙手可热的美国铁路股在这一年因为恶性竞争而遭遇大跌，导致整个欧洲市场再次经历金融风暴。根据我的推测，高更很可能没有逃脱这一轮的厄运，并因此产生了一种“蚍蜉撼树”和“无力回天”的感觉。他看清了投机市场的残酷，也下定决心离开这么一个贪婪与罪恶并存的地狱。
一年以后，高更认识了当时的印象派画家毕沙罗。老毕在历史上并不出名，但在当时绝对是一根不小的葱——他的粉丝团包括了保罗塞尚。毕沙罗的老师是现实主义中大名鼎鼎的古斯塔夫库尔贝以及和现实主义走的很近的巴比松派大佬让巴卡罗。库尔贝二十岁的时候还是个法律系的大学生，后来在父亲的鼓励下才转行画画。而让巴卡罗更是在二十六岁的时候弃商从画。因此，高更的转行并不是孤独的。我仿佛看到在面对高更想转行时苦闷而不知所从的那张脸的时候，毕沙罗对他滔滔不绝的讲述自己的两位恩师是如何半路出家之后走上艺术之巅的励志故事。这对高更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个启示。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高更走上了画家的道路。他开始频繁的作画，参加印象派的聚会，甚至将自己的画作参展。但他此时并没有看到他新的事业即将面临的危机。
虽然现在看，高更同学在那时苦逼的从一个不靠谱的行业跳到了一个行将就木的行业。但是命运却对他打开了另一扇门。而高更也正是凭借着自己天才的才华，抓住了这个机会，踏入了那扇门。
这扇门，便是象征主义的大门。
象征主义是一项起源于十九世纪晚期的艺术运动。在文学中，象征主义的鼻祖被认为是法国诗人波多莱尔以及他创作的《恶之花》。象征主义广义上反对现实主义。它不赞同现实主义那种力求完美的展示事物本身的面貌而忽略了事物的任何形而上或形而下的意义的绘画方法。象征主义者们认为，艺术应当用于表现事物的绝对真实的面貌，而这种表现必须是间接的。Jean Mareas是“象征主义”这个词的创造者。他在一篇发表于1886年费加罗日报上的文章中指出，象征主义是对“直抒胸臆，实事求是，雄辩以及虚伪的多愁伤感”的宣战。他讲明，“象征主义”是将不可见的想法披上一层可见的外衣，而这层可见的外衣并非艺术本身的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全然服务于那个不可见的终极想法。由此看来，象征主义是形而上的。它在乎事物的绝对本真，而不管它如何流于形式。象征主义的出现将被现实主义陷入深渊的艺术拉了出来，并将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对于象征主义不流于形式的表达手法，维基百科上给出了一个波多莱尔的例子。这是他的诗《对位》中的两节：
Il est des parfums frais comme des chairs d'enfants,
Doux comme les hautbois, verts comme les prairies,
— Et d'autres, corrompus, riches et triomphants,
Ayant l'expansion des choses infinies,
Comme l'ambre, le musc, le benjoin et l'encens,
Qui chantent les transports de l'esprit et des sens.
这香气如同小孩子的嫩肉，
甜美如双簧管，嫩绿像青草地，
—其他的，亦如那腐臭的，浓郁的和胜利的滋味，
无尽扩散的东西，
好似琥珀，麝，钓樟和乳香
谁来为心灵与肉体的传到而歌唱。（楼主自译）
可以想象，当年高更在和他的那些画家朋友们混在一起的时候，一定会谈到波多莱尔，谈到爱伦坡，谈到当下流行的象征主义，那神秘的，想象力丰富的，以及如梦一般的象征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性和禁忌的癫狂的追捧。于是很反常的，在写实绘画艺术走投无路的时候，文学的发展领先了视觉艺术，改变了画家们描述世界的方式，也将一面大旗交到了高更的手中。
                
                
                
                
现在已经无从知晓到底那幅画是高更的第一幅画了。但是如果现在看他在1884年画的早期的几幅法国鲁昂的街道，仍能品味出那种浓重的现实主义味道。而如果把这几幅画，和他在1888年画的那幅《晚祷》放在一起，可以明显的看到不同。泰森-波奈米撒博物馆是一家位于马德里城西的私人博物馆。这家博物馆的馆长托马斯劳伦说，从艺术的运动发展的角度来说，这种变化是从印象派中的现实主义到象征主义的一个变化。高更这几年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局限于高更自身的发展轨道，甚至不局限于绘画艺术本身。绘画经高更之手，从现实主义慢慢转向了象征主义。而这场由文学引起的革命，又在绘画的传到下，影响到整个那个时代的人们看问题的态度以及思考方式。前面之所以说《晚祷》有伟大的意义，正是因为它的出现，让绘画和摄影彻底分开，并且让摄影从此以后在艺术感上相对于绘画来说永远玩儿蛋去了。
你固然可以和毛姆站在一起，认为高更的转行和人心中内在的梦想，自我实现以及人生的意义有某种冥冥之间的关系。但我想找出的，是高更这么做的理性存在。高更不是奇迹，而是天才。当历史的机遇将金融业的起伏，现实主义的行将就木以及象征主义的悄然兴起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高更抓住了这个机遇，用他的天才调出了一抹独特的红，改变了绘画艺术本身，同时深深的影响着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