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7-20)五月天阿信：几乎每天都困在“文字狱”里
有旋律配合，那就是歌词；那旋律抽掉，还能是诗。五月天的阿信，在追求这样一种境界：他写下的文字，不仅可以用来歌唱，还可以用来朗读。
写歌词有时就像在坐牢
《音乐周刊》：怎么想到要做这本书，把六年来所有的歌词结集？
阿信：我们在前不久做了自己的精选集，我就也想整理出这些文字。另外还希望通过这个机会，在抽掉了编曲和旋律之后，我相信我的文字还是经得起阅读的，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文字去感受歌词里面的一些东西。其实歌手做书的话，投资报酬率是非常低的，而且在出版的过程中发现在内地出简体版原来也有那么多的困难。
《音乐周刊》：用一本书的方式把所有的歌词放在一起，再加上一些图片，这样出书，不会觉得有点太水了吗？
阿信：我之前也担心会不会太水，但是公司同事和朋友多觉得不错，他们认为，如果你再回头去思考的话，这东西花了我六年的时间，只要是五月天不做宣传的日子，我几乎都是困在一种“文字狱”里面。所谓的“文字狱”，我想做创作的人都了解，就是为了一首歌的一段，一举，有时就像在坐牢一样，一天不完成这个作品，你的头脑都没办法休息，总是在不断地琢磨，不断地找灵感。出这本书，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重新的肯定，在自己整理的过程中，我非常相信自己的创作是有价值的。我在前面做了一万字的序言，还包括了我个人的第一张单曲，所以买这本书还是很值得的，我们不会辜负那么多歌迷口袋里的零用钱。
《音乐周刊》：在作曲的过程中总是会感觉到困难吗？就像你刚才说的“文字狱”一样痛苦？
阿信：有时候，有些歌曲做起来是行云流水的，但是这种状况大概只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多不那么顺利。就像人们有时问我们有没有遇到过瓶颈，我会说我们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都是在瓶颈中，因为所有的创作都是“炼金术”，你要把生活中所接触的讯息，产生的喜怒哀乐，你的理想，你的呐喊，你的怒吼，你的开心和狂叫统统变成歌词那样的文字，我觉得这个精炼的过程其实是挺难的。
《音乐周刊》：是不是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一瞬间的灵感来了，产生了几句非常好的歌词，但是很难把它继续下来，成为完整的歌词？
阿信：其实大部分时候，如果要写歌的话，那种状况我是非要把自己关起来不可的。有一首歌是我在大学里写的，那时我住在大学的学生宿舍里，是顶楼，没有冷气，还是铁皮屋，夏天的时候可以到45度，我关在里面三天三夜写出那首歌。现在没有那么多大块的时间，所以就慢慢训练自己在人群里自闭的功力。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可以把自己关在当年那个45度的铁皮屋，去投到自己的世界里创作。这也算是一种怪癖吧，有点自虐的倾向，但这又是一个通并快乐着的事情。(这个就是“爱情万岁”）
我们都需要棍子与胡萝卜
《音乐周刊》：每次都要这样逼着自己创作吗？
阿信：我有一种好胜的性格，当看到其他顶尖的词作家能够写出很棒的歌词，我就会像，为什么？我想要超过他，我想写得比他更好，想要流传得更远更久。
《音乐周刊》：曾经想要超过谁？
阿信：只要你说得出来的，我都想超过。
《音乐周刊》：比如说方文山？
阿信：方文山是华人词作这里能一直激起我创作的野心的人，但我们应该是路线不同的。
《音乐周刊》：你们五个里不是玛莎文笔最好吗？
阿信：应该说我这本书要这么努力的出版，就是怕玛莎出书之后被他盖过。他的文笔非常好，但它是需要经纪人的棍子与胡萝卜的。你养过驴子就知道，胡萝卜在前面引诱，棍子在后面打他。我们就要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不过我猜他不会喜欢胡萝卜。看过他写的东西，你才会真的发现原来自己跟一个天才在一起，而他却始终是装成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音乐周刊》：如果玛莎是天才，那你是什么？
阿信：我是一个拥有天才团员的乐队的主唱。我觉得Beatles之所以那么杰出，就是因为他们始终有两个天才，保罗·麦卡尼和约翰·列侬，我相信这两个天才如果分属于两个团体，他们肯定不会那么精彩。
《音乐周刊》：那你们五月天内部呢，谁是保罗·麦卡尼，谁是约翰·列侬？
摇滚是一个剥离理智的过程
《音乐周刊》：这本书中，方文山说你的歌词是摇滚诗，可是当歌词脱离摇滚的旋律之后，又如何让人感受到摇滚的气质呢？
阿信：对我来说，摇滚是一个剥离理智的过程。我觉得我们长大成人所受的教育，很大的一块就是要把你的纯真，天真从身上活生生的连血带肉的给剥下来。那些东西对我，对每个人来讲都是很珍贵的。所谓的长大就是你变得世故，冷漠，圆滑，就像脚上长的茧子，穿了新鞋都不会痛。我自己的创作是一直在搜集那些被剥离下来的血肉，要逼着自己看那些心中原来是属于你但是现在已经残破的部分，其中也包括了很多要逼视自己的弱点的部分。除了迎合市场的那些情歌之外，你还会在我的书里看到很多无法实现的梦想，人生中遭遇的生离死别，甚至于青少年暴力的问题。我自己觉得我的作品内容是很真实的，即使是不真实的想象，都还是可以找到人生中应对的部分。
《音乐周刊》：那你有没有逼视到自己的弱点？
阿信：有啊，我整个身上都是弱点。有人问我为什么总是可以写出“咸鱼”这样孤立人生的作品，其实这种励志的歌很多人都在写。但是很容易写成口号的串联，写着写着自己都不知道在写什么，那种歌词是很空的。我希望写出更扎实的句子，如果我们受到诋毁，甚至承受了很多不该承受的烙印在身上，你要相信，“被火烧过的地方，才能成为凤凰。”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悲观很懒惰的人，我就是因为太懒惰了，总是要找借口，弱点一大堆，所以自己最知道怎么说服自己，所以可以写出“我的手越肮脏。眼生越是发光”这样的励志的句子。在出道之前，我曾经在室内设计的公司打工，盖房子，磨水泥我都做过，手虽然很脏，心里却沉甸甸的。很多事情都是要自己做过，才能够写出真实的东西。
喜欢岩井俊二，甜美的影响+有力的控诉
《音乐周刊》：这本书里还有你自己拍的照片，你平时很喜欢摄影？
阿信：我觉得数码相机出现后，每个人都可以使摄影时，对摄影师的定义就像诗人，你必须把你看到的东西精炼过。不过我用的都是随手拍的宝丽来。
《音乐周刊》：你的书除了自己的摄影之外，还特意请了岩井俊二的御用摄影师ivy chen，是你自己特别喜欢她所以邀请她吗？
阿信：应该说也是一种巧合，我们一直在选摄影师，同时也拿到了她的摄影作品集，我又是非常喜欢岩井俊二的电影，它的影响都很甜美，但是里面又有非常有力的控诉，是很真实的力量。我希望我这本书作出来，看起来干干净净，但内里是有些力量的。
《音乐周刊》：你最喜欢岩井俊二的哪部作品？
阿信：《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其实莉莉周的原型就是王菲，她本来是想在中国拍摄的，最后还是在日本拍。
《音乐周刊》：其实你的这本书也有点那部电影的感觉，很多明快的影像，中间夹杂着文字，是断断续续却又彼此连接。
阿信：你说我的书像他的电影那可真是太抬举我了。
五月天是在17岁那年被做成的果冻
《音乐周刊》：你们五个总是一起出现，现在一个人出来，会不习惯？
阿信：平时联访的时候，我是负责将场面话的，要不就是打游击，比如冠佑有漏洞的时候我就攻击他。
《音乐周刊》：五月天里已经有两个结婚了，算是从男孩成长到男人了，有没有想过今后的音乐道路？
阿信：首先，只要五月天理由怪兽和玛莎这两个家伙，就不可能从男孩变成男人。他们永远都是17岁，也许现在是17岁零两百多个月吧。我觉得五月天很有趣，我们从高中认识之后，就没有跟其他人组过乐团，也没有真正出过社会，没有在社会上和别人工作过，感觉就是17岁的时候被人做成了果冻，凝在里面。好处是不会烂掉，坏处是也很难变得更熟了。
《音乐周刊》：很多人说五月天的音乐是泡泡糖音乐？
阿信：泡泡糖就泡泡糖吧，至少年轻人愿意把它放在嘴里嚼。
《音乐周刊》：可是嚼完之后不久没味道了吗？
阿信：我相信五月天的音乐是不会变味的泡泡糖。我们总希望五月天的音乐能让人少长大一点，少世故一点，心脏外面少长一层茧子，感觉更容易对应该感动的事情感动，对应该难过的事情难过。即使未来在不同的岗位上，我都希望那些不长茧的心能够创造出让我们觉得更温暖的世界。我相信他们能把五月天的歌听进心里去，那是我们所谓的摇滚。至于我们会不会更摇滚，更长大成熟，也许会，也许不会。昨天看到怪兽看足球的样子，我觉得也许离变成真正的大人，还有一定的时间。
阿信：其他四个都有这样的潜力，基于这种情况，我把录音室里的纸和笔都藏起来了。
《音乐周刊》：你给别人写歌都有什么要求？
阿信：有些人找我写歌是随缘的态度，有些人就是抱着志在必得的态度，给我他们的棍子和胡萝卜，经常电话我打听今天我做了什么，我就不好意思说我今天跟朋友出去逛街，我会说我在写歌词，这样子就一定得及时写完交给人家。
希望可以戴上“作家”头衔
《音乐周刊》：有人说，诗不一定都可以作为歌词，但是每一首歌词都是诗，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阿信：我觉得不一定，歌曲比较好定义，但是你看最近经常在电视里的“美好时光海苔”那首广告歌，那是不是诗就会比较有争议了。
《音乐周刊》：你觉得你的歌词都是诗？
阿信的经纪人（插话）：不是他觉得，我记得1999年李宗盛第一次看到阿信的歌词时，他就觉得像一首诗，他说阿信的歌词完全不一样，有特殊的人文气息。
阿信（猛地回头）：他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
《音乐周刊》：你觉得你本人有没有诗人的气质？
阿信：什么是诗人的气质？所谓诗，应该是有文字上的美感，有想象力以及词句的跳跃等等。像我1999年写的《拥抱》这首歌，“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月光怎么能晒干眼泪呢？其实是说你这辈子都看不到我的好，这同时包含了控诉，包含了期望，包含了画面的感觉——月光下痴情的人，眼泪在不停的流着。我们写一首伤感的歌，不见得都要用控诉的文字，不是每个人都那么苦，好像“我对你那么好，你却跟着别人跑。我对你那么忠心，你却那么无情”这种的，应该会使用更美更有想象力的方式。其实我很感谢发明造纸术的蔡伦，很早以前我们都是写在羊皮或树皮上，每写下一个字都非常珍贵，所以一路发展下来，华语的文字拥有了组合上的美感。华人的方块字像积木，展开来是无意义的方块，但不同的组合有不同的含义。
《音乐周刊》：你平时写歌用电脑还是用纸？
阿信：我用竹片……哈哈，假的，我用电脑。
《音乐周刊》：你也说以后还会继续出书，那么下一本书也是这种方式吗?
阿信：目前还保密，不过希望下本书出来的时候，可以当之无愧的戴上“作家”的名号。我衷心希望脱掉五月天主唱的名号之后，你可以不喜欢五月天，但是还会喜欢阿信。
《音乐周刊》：你很喜欢“作家”这个名号？
阿信：每天晚上都付出那么多努力，当然希望面对大众的时候有更多的自信。每天晚上电视只能开着画面，不能听声音，像这样的夜晚我过了六年。
我对整个世界都好奇
《音乐周刊》：你都有哪些爱好呢？
阿信：我好像喜欢的东西蛮多的，却又好像什么都不喜欢。如果真的要讲，应该是看书吧。我觉得我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只要是书就看，不过不看电话薄。比如前阵子看科幻小说，倪匡的《太平天国》，倪匡说太平天国的人都是外星人，真的吗？那我就去找来太平天国的传记来看，看完之后才知道倪匡瞎扯。然后看历史之后就看到人类的起源，就跑去看人类的演化，发现人类都是基因生成的，就去看基因的书，看到分子，就想到要去看分子，结果这又有关宇宙的形成，有很好奇。
《音乐周刊》：平时也读诗吗？
阿信：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心里有个考大学的动力，所以就努力离那个目标进一点。那个动力就是，在大学里，手里推着一部单车，旁边有个女孩，单车的篮子里放着一本诗集，那时我想象的大学生活。结果后来真的上了大学之后，找一些诗来看，才发现我离所谓的诗还挺远的，有点看不懂。后来慢慢队时产生兴趣，因为看了台湾一些有名的诗人的作品，还有西洋的一些诗人的作品。我觉得人都是可以读诗的，只要是那诗够简单又不会失去内涵的话。我自己是一直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音乐周刊》：最近也看世界杯吗？
阿信：我也是从上一届世界杯才开始看足球的。这段时间有机会的话就会跟怪兽一起看，没机会的话就把电视开着，完全脱离世界杯就没有朋友了。
《音乐周刊》：那你比较喜欢哪个队呢？
阿信：我希望中国队能赢。前几天看到一个笑话：韩国人问上帝，什么时候可以拿到世界冠军，上帝说五十年之后，韩国人说那我这辈子看不到了，就哭了。日本人问上帝什么时候可以拿冠军，上帝说一百年之后，日本人说我这辈子看不到了，就哭了。中国人问上帝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冠军，上帝哭了，说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其实我觉得应该不会，就算失望不能绝望，中国一定可以有那一天的。
写歌词有时就像在坐牢
《音乐周刊》：怎么想到要做这本书，把六年来所有的歌词结集？
阿信：我们在前不久做了自己的精选集，我就也想整理出这些文字。另外还希望通过这个机会，在抽掉了编曲和旋律之后，我相信我的文字还是经得起阅读的，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文字去感受歌词里面的一些东西。其实歌手做书的话，投资报酬率是非常低的，而且在出版的过程中发现在内地出简体版原来也有那么多的困难。
《音乐周刊》：用一本书的方式把所有的歌词放在一起，再加上一些图片，这样出书，不会觉得有点太水了吗？
阿信：我之前也担心会不会太水，但是公司同事和朋友多觉得不错，他们认为，如果你再回头去思考的话，这东西花了我六年的时间，只要是五月天不做宣传的日子，我几乎都是困在一种“文字狱”里面。所谓的“文字狱”，我想做创作的人都了解，就是为了一首歌的一段，一举，有时就像在坐牢一样，一天不完成这个作品，你的头脑都没办法休息，总是在不断地琢磨，不断地找灵感。出这本书，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重新的肯定，在自己整理的过程中，我非常相信自己的创作是有价值的。我在前面做了一万字的序言，还包括了我个人的第一张单曲，所以买这本书还是很值得的，我们不会辜负那么多歌迷口袋里的零用钱。
《音乐周刊》：在作曲的过程中总是会感觉到困难吗？就像你刚才说的“文字狱”一样痛苦？
阿信：有时候，有些歌曲做起来是行云流水的，但是这种状况大概只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多不那么顺利。就像人们有时问我们有没有遇到过瓶颈，我会说我们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都是在瓶颈中，因为所有的创作都是“炼金术”，你要把生活中所接触的讯息，产生的喜怒哀乐，你的理想，你的呐喊，你的怒吼，你的开心和狂叫统统变成歌词那样的文字，我觉得这个精炼的过程其实是挺难的。
《音乐周刊》：是不是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一瞬间的灵感来了，产生了几句非常好的歌词，但是很难把它继续下来，成为完整的歌词？
阿信：其实大部分时候，如果要写歌的话，那种状况我是非要把自己关起来不可的。有一首歌是我在大学里写的，那时我住在大学的学生宿舍里，是顶楼，没有冷气，还是铁皮屋，夏天的时候可以到45度，我关在里面三天三夜写出那首歌。现在没有那么多大块的时间，所以就慢慢训练自己在人群里自闭的功力。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可以把自己关在当年那个45度的铁皮屋，去投到自己的世界里创作。这也算是一种怪癖吧，有点自虐的倾向，但这又是一个通并快乐着的事情。(这个就是“爱情万岁”）
我们都需要棍子与胡萝卜
《音乐周刊》：每次都要这样逼着自己创作吗？
阿信：我有一种好胜的性格，当看到其他顶尖的词作家能够写出很棒的歌词，我就会像，为什么？我想要超过他，我想写得比他更好，想要流传得更远更久。
《音乐周刊》：曾经想要超过谁？
阿信：只要你说得出来的，我都想超过。
《音乐周刊》：比如说方文山？
阿信：方文山是华人词作这里能一直激起我创作的野心的人，但我们应该是路线不同的。
《音乐周刊》：你们五个里不是玛莎文笔最好吗？
阿信：应该说我这本书要这么努力的出版，就是怕玛莎出书之后被他盖过。他的文笔非常好，但它是需要经纪人的棍子与胡萝卜的。你养过驴子就知道，胡萝卜在前面引诱，棍子在后面打他。我们就要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不过我猜他不会喜欢胡萝卜。看过他写的东西，你才会真的发现原来自己跟一个天才在一起，而他却始终是装成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音乐周刊》：如果玛莎是天才，那你是什么？
阿信：我是一个拥有天才团员的乐队的主唱。我觉得Beatles之所以那么杰出，就是因为他们始终有两个天才，保罗·麦卡尼和约翰·列侬，我相信这两个天才如果分属于两个团体，他们肯定不会那么精彩。
《音乐周刊》：那你们五月天内部呢，谁是保罗·麦卡尼，谁是约翰·列侬？
摇滚是一个剥离理智的过程
《音乐周刊》：这本书中，方文山说你的歌词是摇滚诗，可是当歌词脱离摇滚的旋律之后，又如何让人感受到摇滚的气质呢？
阿信：对我来说，摇滚是一个剥离理智的过程。我觉得我们长大成人所受的教育，很大的一块就是要把你的纯真，天真从身上活生生的连血带肉的给剥下来。那些东西对我，对每个人来讲都是很珍贵的。所谓的长大就是你变得世故，冷漠，圆滑，就像脚上长的茧子，穿了新鞋都不会痛。我自己的创作是一直在搜集那些被剥离下来的血肉，要逼着自己看那些心中原来是属于你但是现在已经残破的部分，其中也包括了很多要逼视自己的弱点的部分。除了迎合市场的那些情歌之外，你还会在我的书里看到很多无法实现的梦想，人生中遭遇的生离死别，甚至于青少年暴力的问题。我自己觉得我的作品内容是很真实的，即使是不真实的想象，都还是可以找到人生中应对的部分。
《音乐周刊》：那你有没有逼视到自己的弱点？
阿信：有啊，我整个身上都是弱点。有人问我为什么总是可以写出“咸鱼”这样孤立人生的作品，其实这种励志的歌很多人都在写。但是很容易写成口号的串联，写着写着自己都不知道在写什么，那种歌词是很空的。我希望写出更扎实的句子，如果我们受到诋毁，甚至承受了很多不该承受的烙印在身上，你要相信，“被火烧过的地方，才能成为凤凰。”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悲观很懒惰的人，我就是因为太懒惰了，总是要找借口，弱点一大堆，所以自己最知道怎么说服自己，所以可以写出“我的手越肮脏。眼生越是发光”这样的励志的句子。在出道之前，我曾经在室内设计的公司打工，盖房子，磨水泥我都做过，手虽然很脏，心里却沉甸甸的。很多事情都是要自己做过，才能够写出真实的东西。
喜欢岩井俊二，甜美的影响+有力的控诉
《音乐周刊》：这本书里还有你自己拍的照片，你平时很喜欢摄影？
阿信：我觉得数码相机出现后，每个人都可以使摄影时，对摄影师的定义就像诗人，你必须把你看到的东西精炼过。不过我用的都是随手拍的宝丽来。
《音乐周刊》：你的书除了自己的摄影之外，还特意请了岩井俊二的御用摄影师ivy chen，是你自己特别喜欢她所以邀请她吗？
阿信：应该说也是一种巧合，我们一直在选摄影师，同时也拿到了她的摄影作品集，我又是非常喜欢岩井俊二的电影，它的影响都很甜美，但是里面又有非常有力的控诉，是很真实的力量。我希望我这本书作出来，看起来干干净净，但内里是有些力量的。
《音乐周刊》：你最喜欢岩井俊二的哪部作品？
阿信：《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其实莉莉周的原型就是王菲，她本来是想在中国拍摄的，最后还是在日本拍。
《音乐周刊》：其实你的这本书也有点那部电影的感觉，很多明快的影像，中间夹杂着文字，是断断续续却又彼此连接。
阿信：你说我的书像他的电影那可真是太抬举我了。
五月天是在17岁那年被做成的果冻
《音乐周刊》：你们五个总是一起出现，现在一个人出来，会不习惯？
阿信：平时联访的时候，我是负责将场面话的，要不就是打游击，比如冠佑有漏洞的时候我就攻击他。
《音乐周刊》：五月天里已经有两个结婚了，算是从男孩成长到男人了，有没有想过今后的音乐道路？
阿信：首先，只要五月天理由怪兽和玛莎这两个家伙，就不可能从男孩变成男人。他们永远都是17岁，也许现在是17岁零两百多个月吧。我觉得五月天很有趣，我们从高中认识之后，就没有跟其他人组过乐团，也没有真正出过社会，没有在社会上和别人工作过，感觉就是17岁的时候被人做成了果冻，凝在里面。好处是不会烂掉，坏处是也很难变得更熟了。
《音乐周刊》：很多人说五月天的音乐是泡泡糖音乐？
阿信：泡泡糖就泡泡糖吧，至少年轻人愿意把它放在嘴里嚼。
《音乐周刊》：可是嚼完之后不久没味道了吗？
阿信：我相信五月天的音乐是不会变味的泡泡糖。我们总希望五月天的音乐能让人少长大一点，少世故一点，心脏外面少长一层茧子，感觉更容易对应该感动的事情感动，对应该难过的事情难过。即使未来在不同的岗位上，我都希望那些不长茧的心能够创造出让我们觉得更温暖的世界。我相信他们能把五月天的歌听进心里去，那是我们所谓的摇滚。至于我们会不会更摇滚，更长大成熟，也许会，也许不会。昨天看到怪兽看足球的样子，我觉得也许离变成真正的大人，还有一定的时间。
阿信：其他四个都有这样的潜力，基于这种情况，我把录音室里的纸和笔都藏起来了。
《音乐周刊》：你给别人写歌都有什么要求？
阿信：有些人找我写歌是随缘的态度，有些人就是抱着志在必得的态度，给我他们的棍子和胡萝卜，经常电话我打听今天我做了什么，我就不好意思说我今天跟朋友出去逛街，我会说我在写歌词，这样子就一定得及时写完交给人家。
希望可以戴上“作家”头衔
《音乐周刊》：有人说，诗不一定都可以作为歌词，但是每一首歌词都是诗，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阿信：我觉得不一定，歌曲比较好定义，但是你看最近经常在电视里的“美好时光海苔”那首广告歌，那是不是诗就会比较有争议了。
《音乐周刊》：你觉得你的歌词都是诗？
阿信的经纪人（插话）：不是他觉得，我记得1999年李宗盛第一次看到阿信的歌词时，他就觉得像一首诗，他说阿信的歌词完全不一样，有特殊的人文气息。
阿信（猛地回头）：他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
《音乐周刊》：你觉得你本人有没有诗人的气质？
阿信：什么是诗人的气质？所谓诗，应该是有文字上的美感，有想象力以及词句的跳跃等等。像我1999年写的《拥抱》这首歌，“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月光怎么能晒干眼泪呢？其实是说你这辈子都看不到我的好，这同时包含了控诉，包含了期望，包含了画面的感觉——月光下痴情的人，眼泪在不停的流着。我们写一首伤感的歌，不见得都要用控诉的文字，不是每个人都那么苦，好像“我对你那么好，你却跟着别人跑。我对你那么忠心，你却那么无情”这种的，应该会使用更美更有想象力的方式。其实我很感谢发明造纸术的蔡伦，很早以前我们都是写在羊皮或树皮上，每写下一个字都非常珍贵，所以一路发展下来，华语的文字拥有了组合上的美感。华人的方块字像积木，展开来是无意义的方块，但不同的组合有不同的含义。
《音乐周刊》：你平时写歌用电脑还是用纸？
阿信：我用竹片……哈哈，假的，我用电脑。
《音乐周刊》：你也说以后还会继续出书，那么下一本书也是这种方式吗?
阿信：目前还保密，不过希望下本书出来的时候，可以当之无愧的戴上“作家”的名号。我衷心希望脱掉五月天主唱的名号之后，你可以不喜欢五月天，但是还会喜欢阿信。
《音乐周刊》：你很喜欢“作家”这个名号？
阿信：每天晚上都付出那么多努力，当然希望面对大众的时候有更多的自信。每天晚上电视只能开着画面，不能听声音，像这样的夜晚我过了六年。
我对整个世界都好奇
《音乐周刊》：你都有哪些爱好呢？
阿信：我好像喜欢的东西蛮多的，却又好像什么都不喜欢。如果真的要讲，应该是看书吧。我觉得我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只要是书就看，不过不看电话薄。比如前阵子看科幻小说，倪匡的《太平天国》，倪匡说太平天国的人都是外星人，真的吗？那我就去找来太平天国的传记来看，看完之后才知道倪匡瞎扯。然后看历史之后就看到人类的起源，就跑去看人类的演化，发现人类都是基因生成的，就去看基因的书，看到分子，就想到要去看分子，结果这又有关宇宙的形成，有很好奇。
《音乐周刊》：平时也读诗吗？
阿信：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心里有个考大学的动力，所以就努力离那个目标进一点。那个动力就是，在大学里，手里推着一部单车，旁边有个女孩，单车的篮子里放着一本诗集，那时我想象的大学生活。结果后来真的上了大学之后，找一些诗来看，才发现我离所谓的诗还挺远的，有点看不懂。后来慢慢队时产生兴趣，因为看了台湾一些有名的诗人的作品，还有西洋的一些诗人的作品。我觉得人都是可以读诗的，只要是那诗够简单又不会失去内涵的话。我自己是一直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音乐周刊》：最近也看世界杯吗？
阿信：我也是从上一届世界杯才开始看足球的。这段时间有机会的话就会跟怪兽一起看，没机会的话就把电视开着，完全脱离世界杯就没有朋友了。
《音乐周刊》：那你比较喜欢哪个队呢？
阿信：我希望中国队能赢。前几天看到一个笑话：韩国人问上帝，什么时候可以拿到世界冠军，上帝说五十年之后，韩国人说那我这辈子看不到了，就哭了。日本人问上帝什么时候可以拿冠军，上帝说一百年之后，日本人说我这辈子看不到了，就哭了。中国人问上帝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冠军，上帝哭了，说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其实我觉得应该不会，就算失望不能绝望，中国一定可以有那一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