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缺少政治哲学大家
刘 伟 2007 0329 1112 中国学术论坛
http://www.snzg.cn/article/show.php?itemid-5297/page-1.html[/center]
一位学生在阅读西方政治学说方面的著作时，向我提出一个疑问：绝大部分的西方政治哲学家都出身于优裕的环境，中国也有太多这样的人，却很少出现相应的“大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这个问题自然非常复杂，下面我试图对此加以初步的回答。
至于说“大家”，特别是学问大家，政治哲学方面，在西方，也有处境不那么好的，比如我曾经作过初步探讨的卢梭(但卢梭本人也是被一个叫华伦的贵妇人养着，就像马克思有恩格斯这个小资本家支持一样)，但大部分都是出生优裕。这其中原因可能有三：一，作学问特别是精深思考，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不必为生存压迫而分散精力。在这个意义上讲，学问是有闲阶级的玩意，他们一般的问题都解决了，作学问也比较有趣更能赢得社会尊重，何乐而不为？当然，这是对那些有天赋且有关怀的人而言的；二，西方社会有贵族传统。出生贵族，交往的圈子是社会上层，容易对社会生出更多的责任，姿态也比较理性──这一点非常重要；三，政治问题，更多的是一个专业性的由精英从事的领域，出生上层，对政治会有更多的感受和了解途径，对政治才有更好的把握，也有关怀和影响它的愿望。下层的人更容易产生革命式或批判性的政治思想。但西方大部分主流政治哲学家都是建设性的，特别是对良好政治生活和优良政体的探讨。
当然，也有例外，斯宾诺沙在磨眼镜片的同时也可以思考哲学问题，包括政治神学。
我认为，从大的视野来分析，政治哲学家的产生一是需要其所处的文化传统，特别是知识传统和理论传统，不能中断；二是需要时代的风云际会，社会发生实质性的政治变革，而有大智慧的人能够先于常人一步感受到并加以阐发；三是需要哲学家自己超凡的思想能力和表达能力；四是政治哲学家对政治历史的把握和对政治现实的深刻关怀，包括对人性的深刻体查和对社会的深刻认知。
对比之下，中国的情况，也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简单。先不看1949年以后。中国古代也有出生优裕环境的学问大家，包括一些政治思想非常深刻的人。没有认真读过中国学者的作品，我们是不能冒然说中国没有大家的。因为，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就像以中国的标准衡量西方一样是比较牵强的。中西“大家”的概念和特征不同，适用的标准可能也要不同。中国的政治现实和话语特征从来都是中国式的，之所以出现自卑只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其实，明代晚期一些政治思想家的思考已经非常深入，但中国的政治现实没有出现大的转型，政治思想也不可能超越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更难以突破中国思想中经传注疏的强大传统。
但也的确不能否认的是，中国文化早熟，过早地在秦朝就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并过早地在汉朝就确立了儒家学说的至尊地位。中央集权制度使先秦封建诸国的贵族传统过早式微，独尊儒家使思想争鸣受到来自权力和全社会的局限。这两点或许是中国过去难以产生思想大家包括政治哲学家的真正原因。因为在先秦时期也就是“百家争鸣”的时期，正是西方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人类“轴心时代”，当时中国诸多伟大的思想家以与西方不同的表达方式表达了人类终极的共同问题，他们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令人叹服。但从此以后就江河日下。
民国时期照例也有出生于优裕家庭的学问家和哲学家，特别是非常优秀的学者，比如萧公权，王世杰，钱端升。他们有良好的西学训练，又有中学的功底，在当时中国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情况下，他们的思想贡献足称“大家”。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若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思想或者属于民间姿态，批判现实政治；或者依附权力，缺乏独立性；或者成为学院派，解释经典作品却不能原创经典作品。反倒是中国有政治家成为学问家的传统，政治家直接介入政治思想的再生产。孙中山就是这样，后来的毛泽东也是这样。也就是说，中国政治思想者们的超越性和理性不能很好地配合：他们的政治独立性缺乏，整个社会又不能形成自由理性地探讨政治生活的氛围。更多的情况是，思想观点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争来争去的都是话语权，而不是话语自身的真理性。文人式的议政自然是慷慨激昂，却缺乏对政治本身的深刻把握；入朝为官的或者去一味图解领导人的“思想”或者三缄其口；学院里的专家只知道掉书袋，对政治的把握通常是无能为力。但所有这一切，都比不过中国政治本身的发展道路没有理顺，中国政治背后的文化精神依然紊乱这一根本原因。近代以后，中国在学西方和激活传统方面几经周折，学来自西方的制度，却学不来西方制度背后的精神传统和文化传统，特别是西方的西腊民主传统和希伯莱宗教传统；想在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里找现代政治的因子，却发现社会本身又变了，人也变了。实际上，孙中山本人就是在做中西的结合，原创了一些可贵的政治思想，但也有其内在的局限；后来马列的东西占主导，一味图解经典作家，却一直不能产生中国式的政治思想，除了毛泽东。毕竟马克思也是西方传统的产物。直到今天，我们又有谁能够说，中国公众真正接受并认同了马克思主义呢？
政治学本来就是西方的学问，与西方的民主政治和逻各斯传统密切相联，而中国更多的是大一统，只能是老祖宗的几本经典被解释来解释去，更何况中国人的思考和表达方式不重逻辑演绎和客观分析，不能形成深厚的知识传统，而到了近代这一传统又断了。中国虽有政治思想，却少能上升到政治哲学层面，还有一个原因，政治思想者们过于关注现实的政策性问题，却很少将政治深入到合法性和制度理性上去。而这一领域的长期空白，最终导致政治哲学被官方意识形态侵蚀，官方话语独尊天下。
至于说，1949年后，中国虽也有出生优裕的知识分子，他们少有成为大家，特别是政治哲学大家。主要是因为政治体系限制了思想的交流和传播；二是知识分子本身对政治缺乏批判深度，他们大都先是激情式地拥抱新体制，后是病态地逃避和恐惧政治；三是，中国政治学的成长需要时间。中国学习政治学才一百多年，但西方的政治哲学传统已经有几千年，吃透他们的理念和逻辑需要时间，结合这些现代理论进行符合中国传统和现实的创造需要更漫长的时间，估计还要好几代人。但，若面临绝境，也有个别人的思想深度达到相当的高度，比如文革期间的顾准，还有伟大的女性林昭。但成为“大家”还需要其他条件，比如良好的教育，深刻的思想力，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综合来讲，如果说现在这些条件都不缺乏，还产生不了大家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一，现实政治体系的非民主宪政安排，政治学与非民主政治不能很好的契合，包括政治哲学；二，学者过于受到现实力量的牵制，不能专心思考，构筑思想体系，比如现在的学者过于看重现实的各种头衔、地位和利益，对政治哲学的探讨需要宁静的心态和超然的姿态，他们现在很难拥有；三，我们的政治精神还没有理顺，既不像西方也不像东方；四，政治转型还没有清晰的路向，政治哲学探讨的问题不能纯粹是西方的政治实践和语言游戏，中国的政治哲学必须与中国自身的政治状况有密切关联；五，出身优裕的人有其他的出路，他们不愿意在政治哲学探讨上费神。毕竟，在政治哲学上能作出大成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天才，可能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出一个。中国的社会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中国的政治学积累也远没有到这一步，中国还不是一个产生伟大政治哲学家的国家。但慢慢积累，可能最终会产生。
http://www.snzg.cn/article/show.php?itemid-5297/page-1.html[/center]
一位学生在阅读西方政治学说方面的著作时，向我提出一个疑问：绝大部分的西方政治哲学家都出身于优裕的环境，中国也有太多这样的人，却很少出现相应的“大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这个问题自然非常复杂，下面我试图对此加以初步的回答。
至于说“大家”，特别是学问大家，政治哲学方面，在西方，也有处境不那么好的，比如我曾经作过初步探讨的卢梭(但卢梭本人也是被一个叫华伦的贵妇人养着，就像马克思有恩格斯这个小资本家支持一样)，但大部分都是出生优裕。这其中原因可能有三：一，作学问特别是精深思考，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不必为生存压迫而分散精力。在这个意义上讲，学问是有闲阶级的玩意，他们一般的问题都解决了，作学问也比较有趣更能赢得社会尊重，何乐而不为？当然，这是对那些有天赋且有关怀的人而言的；二，西方社会有贵族传统。出生贵族，交往的圈子是社会上层，容易对社会生出更多的责任，姿态也比较理性──这一点非常重要；三，政治问题，更多的是一个专业性的由精英从事的领域，出生上层，对政治会有更多的感受和了解途径，对政治才有更好的把握，也有关怀和影响它的愿望。下层的人更容易产生革命式或批判性的政治思想。但西方大部分主流政治哲学家都是建设性的，特别是对良好政治生活和优良政体的探讨。
当然，也有例外，斯宾诺沙在磨眼镜片的同时也可以思考哲学问题，包括政治神学。
我认为，从大的视野来分析，政治哲学家的产生一是需要其所处的文化传统，特别是知识传统和理论传统，不能中断；二是需要时代的风云际会，社会发生实质性的政治变革，而有大智慧的人能够先于常人一步感受到并加以阐发；三是需要哲学家自己超凡的思想能力和表达能力；四是政治哲学家对政治历史的把握和对政治现实的深刻关怀，包括对人性的深刻体查和对社会的深刻认知。
对比之下，中国的情况，也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简单。先不看1949年以后。中国古代也有出生优裕环境的学问大家，包括一些政治思想非常深刻的人。没有认真读过中国学者的作品，我们是不能冒然说中国没有大家的。因为，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就像以中国的标准衡量西方一样是比较牵强的。中西“大家”的概念和特征不同，适用的标准可能也要不同。中国的政治现实和话语特征从来都是中国式的，之所以出现自卑只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其实，明代晚期一些政治思想家的思考已经非常深入，但中国的政治现实没有出现大的转型，政治思想也不可能超越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更难以突破中国思想中经传注疏的强大传统。
但也的确不能否认的是，中国文化早熟，过早地在秦朝就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并过早地在汉朝就确立了儒家学说的至尊地位。中央集权制度使先秦封建诸国的贵族传统过早式微，独尊儒家使思想争鸣受到来自权力和全社会的局限。这两点或许是中国过去难以产生思想大家包括政治哲学家的真正原因。因为在先秦时期也就是“百家争鸣”的时期，正是西方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人类“轴心时代”，当时中国诸多伟大的思想家以与西方不同的表达方式表达了人类终极的共同问题，他们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令人叹服。但从此以后就江河日下。
民国时期照例也有出生于优裕家庭的学问家和哲学家，特别是非常优秀的学者，比如萧公权，王世杰，钱端升。他们有良好的西学训练，又有中学的功底，在当时中国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情况下，他们的思想贡献足称“大家”。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若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思想或者属于民间姿态，批判现实政治；或者依附权力，缺乏独立性；或者成为学院派，解释经典作品却不能原创经典作品。反倒是中国有政治家成为学问家的传统，政治家直接介入政治思想的再生产。孙中山就是这样，后来的毛泽东也是这样。也就是说，中国政治思想者们的超越性和理性不能很好地配合：他们的政治独立性缺乏，整个社会又不能形成自由理性地探讨政治生活的氛围。更多的情况是，思想观点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争来争去的都是话语权，而不是话语自身的真理性。文人式的议政自然是慷慨激昂，却缺乏对政治本身的深刻把握；入朝为官的或者去一味图解领导人的“思想”或者三缄其口；学院里的专家只知道掉书袋，对政治的把握通常是无能为力。但所有这一切，都比不过中国政治本身的发展道路没有理顺，中国政治背后的文化精神依然紊乱这一根本原因。近代以后，中国在学西方和激活传统方面几经周折，学来自西方的制度，却学不来西方制度背后的精神传统和文化传统，特别是西方的西腊民主传统和希伯莱宗教传统；想在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里找现代政治的因子，却发现社会本身又变了，人也变了。实际上，孙中山本人就是在做中西的结合，原创了一些可贵的政治思想，但也有其内在的局限；后来马列的东西占主导，一味图解经典作家，却一直不能产生中国式的政治思想，除了毛泽东。毕竟马克思也是西方传统的产物。直到今天，我们又有谁能够说，中国公众真正接受并认同了马克思主义呢？
政治学本来就是西方的学问，与西方的民主政治和逻各斯传统密切相联，而中国更多的是大一统，只能是老祖宗的几本经典被解释来解释去，更何况中国人的思考和表达方式不重逻辑演绎和客观分析，不能形成深厚的知识传统，而到了近代这一传统又断了。中国虽有政治思想，却少能上升到政治哲学层面，还有一个原因，政治思想者们过于关注现实的政策性问题，却很少将政治深入到合法性和制度理性上去。而这一领域的长期空白，最终导致政治哲学被官方意识形态侵蚀，官方话语独尊天下。
至于说，1949年后，中国虽也有出生优裕的知识分子，他们少有成为大家，特别是政治哲学大家。主要是因为政治体系限制了思想的交流和传播；二是知识分子本身对政治缺乏批判深度，他们大都先是激情式地拥抱新体制，后是病态地逃避和恐惧政治；三是，中国政治学的成长需要时间。中国学习政治学才一百多年，但西方的政治哲学传统已经有几千年，吃透他们的理念和逻辑需要时间，结合这些现代理论进行符合中国传统和现实的创造需要更漫长的时间，估计还要好几代人。但，若面临绝境，也有个别人的思想深度达到相当的高度，比如文革期间的顾准，还有伟大的女性林昭。但成为“大家”还需要其他条件，比如良好的教育，深刻的思想力，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综合来讲，如果说现在这些条件都不缺乏，还产生不了大家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一，现实政治体系的非民主宪政安排，政治学与非民主政治不能很好的契合，包括政治哲学；二，学者过于受到现实力量的牵制，不能专心思考，构筑思想体系，比如现在的学者过于看重现实的各种头衔、地位和利益，对政治哲学的探讨需要宁静的心态和超然的姿态，他们现在很难拥有；三，我们的政治精神还没有理顺，既不像西方也不像东方；四，政治转型还没有清晰的路向，政治哲学探讨的问题不能纯粹是西方的政治实践和语言游戏，中国的政治哲学必须与中国自身的政治状况有密切关联；五，出身优裕的人有其他的出路，他们不愿意在政治哲学探讨上费神。毕竟，在政治哲学上能作出大成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天才，可能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出一个。中国的社会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中国的政治学积累也远没有到这一步，中国还不是一个产生伟大政治哲学家的国家。但慢慢积累，可能最终会产生。
还没人赞这篇日记
